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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放分类:革命、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海瑞罢官 开放分类:文化大革命、京剧、明朝、吴晗
目录 •事件简介 •1江青发难 •2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3姚文出笼之后 •京剧传统剧目
事件简介 [编辑本段]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江青发难 [编辑本段]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2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编辑本段]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3姚文出笼之后 [编辑本段]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京剧传统剧目 [编辑本段]
京剧传统剧目,剧情:明朝首相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 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赴县控告。县令王明友受贿, 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海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新巡抚戴风翔亲来摘印。海瑞于交印前,斩了徐瑛及县令王明友。
1961年吴晗根据《明史·海瑞本传》及李卓吾《海瑞传》等编写,由北京京剧团演出。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首演,在表演艺术上均有新的尝试。
三家村 开放分类:文学、俗语、政治、文化大革命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红卫兵 开放分类:中国历史、政治、学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
目录 •定义 •红卫兵 •历史 •主要派别
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背景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定义 [编辑本段]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红卫兵 [编辑本段]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八·一八”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於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历史 [编辑本段]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1000万红卫兵分不开。毛泽东当时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
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
主要派别 [编辑本段]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保守派,老红卫兵的效仿者,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成分复杂,主张造反,进入革委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怀仁堂会议
开放分类: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历史事件
1967年2月前后,在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
二月逆流 开放分类:文化大革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党我军部分高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此后,江青一伙违反毛泽东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恶风,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和迫害。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并初步为“二月逆流”平反。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开放分类:政治、文化大革命、历史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这一材料是5月13日姚文元呈交毛泽东的。
姚文元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18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回结;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尽管在运动开始,中共中央已强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尽管在运动中仍不断指示“注意政策,打击面要斜,但这场运动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五七干校 开放分类:解释、文化大革命、历史、世界历史、简介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下乡知青 开放分类:中国、人文、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山下乡
    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开始了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教育的运动,这批参加上山下乡的人群,就是世称的下乡知青。
从广义上讲,下乡知青始于1955年,当时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进入高潮,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中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1973 年12月8日,全国有8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 。这些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实际上,这场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的知识青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下乡知青远离父母、远离城市到农村去,荒废了学业,在艰苦的环境下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麻。从另一个角度讲,上山下乡使他们更早地投身了社会,受到了磨炼,增长才干,体验了民间的疾苦。由于有这段经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社会的精英。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等优秀素质。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回城返乡知青最终沉淀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但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时代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人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一代知青!
九一三事件 开放分类:文化大革命、事件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企图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最终失败。篡权失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始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纪要》指责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是当代暴君;并阴谋策动武装政变。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召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联系、配合和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1971年9月,林彪察觉其密谋夺权之事即将败露,决定谋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他们企图乘毛泽东专列停留上海之际动手杀害毛泽东,后又密谋炸毁苏州附近的铁路桥谋害毛泽东,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慌忙中作出决定,13日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布置南逃。
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于9月12日晚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与刘沛丰等驾车由北戴河向山海关机场急驶。零时32分,飞机强行起飞,企图外逃。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劫、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其后江腾蛟等“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一一被捕。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
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林彪反革命集团 开放分类:政治、文化大革命、历史
由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等组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进行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被揭露后,又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企图杀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集团宣告覆灭。林彪等人被永远开除党籍,其主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刑。

四人帮 开放分类: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软件工程、帮派、反党集团
目录 •“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事件简介 •四人帮人员介绍 •软件工程界中之GoF
“四人帮” [编辑本段]
“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粉碎“四人帮”事件简介 [编辑本段]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人民网)
四人帮人员介绍 [编辑本段]
江青(1914~1991.5.14.)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榘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居。
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自杀身亡。
姚文元(1931~2005.12.23.)浙江诸暨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他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又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起,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6年10月6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王洪文(1935~1992 .8.3.) 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周恩来组阁、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暴乱。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张春桥(1917~2005 .4.21.) 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不变。2005年4月21日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