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组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4/21 03: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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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满意姚文元文章的强词夺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宣传部长李琪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会商后,向上海《文汇报》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邓拓等人没有获得多少“背景”情况,遂将情况报告了彭真,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这个情况,吴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认为要予以转载。这其中包括新任副总编辑李庄,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是3个人:康生、周扬、吴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任务就是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样,从1964年7月以后,从文艺领域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开始,批判的风潮逐渐扩大到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彭真和吴冷西本来都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员,如今又有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关系,相互往来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为上海发表此文而恼火,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就要求不予转载。但在这个时候,吴冷西没有像以往那样另辟蹊径,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本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吴冷西想同时请示邓小平和彭真,但这时邓小平去了西南三线视察。这样,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来。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后的3周时间里,华东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显出了几分热闹。可在北方,尤其是在报纸最集中的北京,却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南热北冷,一时形成对照。
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严重不满,通知转载。
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邓拓、周扬、许立群、姚臻等人开会,决定转载姚文元文章。邓拓汇报说:吴晗很紧张。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决定由吴冷西通知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吴冷西还说,转载姚文元文章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接下来,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范围内,提出“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吴冷西将这个按语报请周恩来和彭真审阅后,置于姚文元文章之前,刊登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学术研究”专栏。《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除华东地区省报外,各地省(区)党报纷纷转载了姚文元文章,都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按语。
吴冷西没有想到,《解放军报》并没有按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11月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元文章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径直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就为《海瑞罢官》定了性。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前的按语是大相径庭的。
《二月提纲》起风波
对姚文元的文章,最反感的当属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转载了姚文元文章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以《北京日报》编者按为准,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
12月3日,XX部召开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学术讨论”的意见。吴冷西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讨论,要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吴冷西强调,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可以发。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虽然将赞同姚文元文章的意见排在前面,与反对意见的比例却近乎一半对一半。阅读起来,反对意见更理性,更有说服力。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长篇检讨,即要《人民日报》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要报纸刊登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结果,这篇大半版长文于12月29日发表时临时加上了一个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这显然是为将来留一个后路,为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栏(第5版)转载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
谁能料想,这又是吴冷西布下的一着险棋。主持起草和最后修改定稿“方求”文章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大祸临头的XX部副部长周扬。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方求”文章的论点显然存在问题,文中的批判是偏颇的。但是,文章仍然将“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将文章发表在“学术研究”版上,仍然暗含着对姚文元“上纲”做法的抵制。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继续刊登对姚文元文章的辩论文章。主要编辑事务工作由报社的理论宣传部进行,部主任是何匡,副主任有沙英、王泽民。理论组组长是王若水,主要负责对有关“海瑞罢官”来稿的处理。他们都盼望着得到来自中央的信息。
1月2日,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由胡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1日的讲话。随后彭真讲话,他说,《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军报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
彭真检讨自己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住话头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XX部长陆定一说,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陆定一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都是针对姚文元文章的,暗含着反对姚文元文章无限上纲,将《海瑞罢官》政治化的做法。这也是对毛泽东支持《海瑞罢官》的抵制。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彭真、陆定一的讲话都会给自身带来危险。
康生发言了,他说,日前(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在这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人。他们各抒己见,未见有针锋相对的交锋。
吴冷西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浚也与会了,没有发言。但是,对彭真、陆定一、周扬那些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话,他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毛泽东反映。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事后回忆:这次的会议是重要的,参加人数众多,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将评论姚文元文章和《海瑞罢官》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这就与毛泽东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读者来信,前3篇赞成姚文元文章,后两篇反对姚文元文章。反对的文章为《〈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评姚文元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有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更是直率地说:“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 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吧。”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反对者意见虽然少些,版面位置也不那么突出,但文章的说服力却更强。
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对姚文元文章的众多批评意见,而且是切中姚文元文章要害的文章。此前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来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峰和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9时持续到12时。毛泽东谈到了前些天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这段谈话没有像以前那样很快传到吴冷西那里。《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除“五人小组”外,还吸收王力、胡绳、姚溱、许立群和邓拓参加。会议认为要把当前的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定由姚溱和许立群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姚溱和许立群在钓鱼台起草汇报提纲。吴冷西没有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但是他参加了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这个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因此,对这个提纲,吴冷西甚为知情。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果然,2月8日,吴冷西作为成员之一来到武昌,从机场直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听了这个汇报后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的话柔中有刚,和毛泽东的话顶牛。说话时吴冷西在场。
按说,以吴冷西的敏锐,他完全应该察觉,毛泽东已经挑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政治性文章而不是学术性论文,姚文元文章弹响了大风暴的前奏曲。
可是吴冷西又觉得,毛泽东没有对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还是同意由彭真代表书记处于2月12日向全党发出这个提纲,这就是《二月提纲》的由来。
从武昌归来,在吴冷西主持下,《人民日报》继续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编辑部内,许多人觉得《人民日报》正在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按吴冷西本人的话则是:“《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被删改或不发。”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的意图。
在如何看待姚文元文章的立场上,吴冷西和彭真完全合拍。相反,吴冷西与江青却是不合拍的。1966年初的两三个月中,吴冷西来往于北京和南方毛泽东暂住处,曾在火车上与江青同行,说起过要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何不找《人民日报》社的写手?江青即“口气严厉”地表示对《人民日报》社青年文艺评论家“思想状态”的不满。吴冷西没有继续与她谈下去。
1966年2月就这样过去了,吴冷西继续主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负领导首都各报的宣传任务(虽然他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已经管不住了)。他严格遵照刘少奇、彭真等一线领导的指示,亦步亦趋地控制着对姚文元文章的宣传,终于使毛泽东感到,他当年选中的“政治家办报”的好手,现在不那么听话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吴冷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到会的常委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过半数。会议议题中有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等。本来,在京常委会议已经议定,中央应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是毛泽东否定了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措辞严厉地说:“去年9、10 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西湖边刘庄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列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顿时感到心情沉重。约在10年前,正是毛泽东派他到《人民日报》,去接替犯了错误的邓拓的。现在邓拓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而邓拓的继任者也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的这顿批评不仅前后有矛盾的地方,若是和他以前多次表扬《人民日报》和吴冷西的讲话相联系,更是彼此抵触。
但是此时的吴冷西不敢分辩。从会议厅里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回到下榻的西泠饭店,吴冷西把自己的想法对彭真说了。彭真也对他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时的吴冷西心中一激,“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