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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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6-12-31 16:23:13]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演变
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自延安整风后成为了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旗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一九五十年代初起,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上逐渐有了不同观点,特别是对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互助组问题、东北富农党员问题、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有些“右”,对资产阶级态度暧昧。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一次提醒。不过,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还是信任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貌合神离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后,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将彭德怀批倒。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言词比彭德怀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某种意义上讲极大的伤害了当时全国蓬勃发展的高昂干劲。令毛泽东不可理解的是,刘少奇竟然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保留意见,说什么要“过几年再看”,这不可避免地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问题,这与大会的反“左”基调极为不协调。毛泽东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令与会众人走向深思。实际上,毛泽东此话是深有所指的。在196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党内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国家。”可见,毛泽东矛头是有所指的。
当然,毛泽东在1967年时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带有事后评价的味道,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出了一线领导位置,刘少奇正式上台。而对刘少奇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是看得清楚的,某种不满因素不断累加,终于在1966年来了一个总爆发。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以说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
一.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上层建筑是高集权的政治体制。
二.实行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
四.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向来是强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问题,人类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模式,确是不了解的。所以,毛泽东只能多多引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于斯大林的这种经济模式,毛泽东却是欣赏非常,全面照搬。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搞了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行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挺身悍卫斯大林,一方面又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主张。当刘少奇在国内提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并逢会便讲“形势严峻”,把毛泽东的相信党、相信群众大多数的“指头论”抛在一边时,毛泽东的反应可想而知。或许就在这时,赫鲁晓夫的影子就和刘少奇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使刘少奇调整经济的脚步暂缓。而在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在这两次会议上,刘少奇响应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时也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由于贯彻过程中的种种失误原因,刘少奇做的一切基本上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
在其后二年的经济调整中,刘少奇大刀阔斧,措施行之有效,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刘少奇个人的威望也空前提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主席像开始并排出现在报纸头排及公共活动中。在干部下去蹲点的问题上,毛泽东讲了多次,可应者廖廖。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便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事后,毛泽东幽幽地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不管用。他一发话,就全下去了。”
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成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导火索。基于毛泽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刘少奇被委任为领导“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开始对全国的基层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从刘少奇的举动看来,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意图贯彻是积极的,再加上他确实对当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运动表现出了比毛泽东还要“左”的态度。刘少奇组织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完全抛开一线基层组织,依靠贫雇农,搞秘密扎根串连,进行了大面积的打击。结果,人人要过关,政策的错误加上农村中平日矛盾的积累形成爆发,打人、体罚及自杀、逃跑事件屡屡发生,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
从事后看来,所谓“四清”运动正是毛泽东要藉此观察形势,分清敌我,从而下定最后的决心很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毛泽东认识在于:党已经从高层上烂了,而总的根子很可能就是刘少奇。对于刘少奇对运动的指导,毛泽东可以说是越来越不信任了。他更加确信刘少奇是要有意转移斗争方向,欲盖迷彰,从而保住自己所控制的中高层党务集团。此时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打击面过大,搞得过“左”,不得人心。而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认为不能只搞“地富反坏”,根子在上面,要整党,要搞“当权派”。毛泽东不断提出新的提法,从党内的“官僚主义阶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干部”,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步步紧逼,不断升级。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无法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刘少奇认为不论搞什么运动,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说他们中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不通。刘少奇没有看出来,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正是刘少奇本人。而刘少奇越加抵触,越使毛泽东相信他的判断。
在对于“四清”的态度上,毛泽东是以反“左”的面目出现的,名为纠正刘少奇的“左”。但实际上,毛泽东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指导思想上,又是极“左”的。本来运动中的“人海战术”和“桃园经验”都是毛泽东赞扬并支持过的。但是,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毛泽东开始反思并批评刘少奇,以《二十三条》取代了刘少奇的《十七条》,纠正了许多具体的“左”的偏差,可能就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在1964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终于发生了公开冲突。毛泽东在会上大讲“走资派”问题。刘少奇为了缓解毛泽东讲话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泽东就坚持强调要首先抓住敌我矛盾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两人频频插话,气氛越来越紧张。本来中央领导人在开会时互相插话是习已为常的事,但此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毛泽东的几次讲话被刘少奇打断,不由满面怒容。加上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会议,曾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的话,毛泽东更认为是要对他封锁消息。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来到会场,手持两本小册子,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当庭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弄得气氛极为紧张。当叶剑英说“我们有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以说,此刻,毛泽东彻底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从而动了打倒他的念头。
此后,党内一些老同志找刘少奇谈了话,并召开中央生活会,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泽东做了检讨。毛泽东此时说了几句意蕴深长的气话安抚了刘少奇。此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失去了兴趣,认为刘少奇的势力已成,再通过正常的党务程序解决问题已不大可能。因此他另辟蹊径,转而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