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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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上)- -

反 清 抗 暴
助组织,名叫“孝义会”。这年中秋节,他以“孝义会”为基础,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成立了“中秋会”, 自任领袖。中秋会有个简单朴素的政治纲领,即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陕西省爆发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杨虎城带领中秋会的部分成员,毅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队伍,隶属于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杨目睹辛亥革命后,我国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依然如故,广大农民的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感到十分失望,便于1913年退伍回乡。此后,他凭着原来中秋会的力量,组织起当地的农民,开展抗暴抵捐的斗争。次年夏收的一天,杨虎城因事去姑母家,碰上蒲城东南乡的恶霸秀才李桢带领流氓打手来向农民逼债。李桢一伙刚进村,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惶恐不安。有人找杨商讨对付的办法,他即召集一些贫苦农民,将李打死。杨虎城为民除害,名声大振,受到当地农民的爱戴。但是,县府派差役四处缉捕他。杨不敢家居,被迫私中秋会的部分成员过着流浪生活。在这期间,他们乘黑夜劫夺了澄城县解往西安的一批税款,并买了一支“曼利夏”步枪,然后转到同州(今大荔县)、朝邑、邰阳(今合阳)一带进行武装抗暴斗争。
效命“护法”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是杨虎城在1917年参加靖国军后写下的。
早在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时,杨率领数百人,参加了驱逐袁在陕的爪牙陆建章的义军。杨部在陕东朝邑、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遂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1916年,陕西整编军队,杨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是年,他在同州和罗培兰结婚。
讨袁胜利后,陈树藩窃取了陕西军权成为省督军,隶属于北洋军阀段祺瑞系统。陈奉段命,通缉在陕的同盟会会员李岐山、杨仁天、曹毓生等。李岐山等人逃到杨虎城营中,陈树藩勒令杨将李等人交出,他拒不接收命令。陈威胁杨没有效果,又改用利诱的办法,答应把杨部扩充为一个团,也被他所拒绝。因此,陈树藩和杨虎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立护法旗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陕西省以中华革命党人于右任、井勿幕为首,建立靖国军,总司令部设在三原县,同陈树藩对抗。杨虎城顺应历史的潮流,参加了靖国军,初任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旋改为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驻军临潼栎杨镇。这时,杨就比较注意对部属进行教育。他吸收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其中有留日学生韩望尘、张瑞卿等,组成一个“广益社”,每周召集部队讲演中国政治形势以及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为了加强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地位,陈树藩于1918年4月纠集刘镇华的镇嵩军,由渭南县固市镇向西进攻,企图冲破临潼县的关山、相桥一线,直插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及高陵等中心地区。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发动所谓“八省援陕”,企图利用晋军商震、直军王鸿恩、甘军陆洪涛、川军刘存厚、奉军许兰洲、绥远军李际春、鄂军王安澜等部,一举围歼靖国军。杨虎城率领不满六千人的部队,在关山东北的界方,与陈部万余之众激战了六昼夜。虽然伤亡过半,终于以少胜多,挫败了陈部的猛烈攻击。在整个抗击北洋军阀围攻时期,杨部在关中地区东挡西杀,作战最多。1919年,杨虎城和张惠兰结婚。张一向随侍杨母。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取代了皖系段祺瑞。为了对奉系备战,直系军阀变换手法,对靖国军采取分化和收编的政策。不久,靖国军大部分接受了改编,唯有杨虎城不为所动。曹锟的参议武斌叔找他谈判,答应将杨部编为一独立旅,他一口拒绝。原靖国军将领曹世英,胡景翼等人也先后派童蒲生、王子中劝杨受编,他以“保全革命人格”、“人各有志,各行其是”为辞,不予理睬。靖国军大部分被直系拉过去后,总司令部不再存在,于右任被迫离开了三原。杨虎城乃迎于到武功驻地,重建总司令部。于右任委任杨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部队改编为四个团。这时,甘军陆洪涛从北京西运三十三马车军械,途经扶风县法门寺,杨部将其全部截获,计有步枪一千多支,子弹六十万发,使部队的装备得到充实。
1922年5月,直系为了最后消灭靖国军杨虎城部,派阎治堂、郭金榜,及镇嵩军柴云升部共三万多人,进犯武功。在武功以东大王店,杨部同十倍于己的敌军奋战了二十多天,终因众寡悬殊,孤军无援,被迫西退凤翔。于右任和杨虎城商定“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于是,杨率部向陕北转移,打算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保存实力,以待后命。
从凤翔到陕北北部,路途一千数百里。杨部经过数十次苦战,击败了北洋军阀的尾追和堵截,进入了井岳秀的势力范围延安。他派蒙发源到榆林与井岳秀联系。通过商量决定:(一)杨本人目标过大,井不便对外,暂时脱离部队,住在榆林; (二)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副,下编三个营, (三)部队分驻定边、靖边、横山、延安、延川等地。
靖国军虽然失败了,但是杨虎城一直忠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说:“革命的旗帜不能倒。”在向陕北转移的途中,获悉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赶出广州的消息,杨义愤填膺,即发出声讨陈的通电。1922年冬,他派姚丹峰去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请示。孙中山指示他,要保存革命武装,以待后命,并邀杨到上海晤谈。杨因患伤寒症之后不能长途旅行,加之部队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因而作罢。1924年1月,杨虎城又派姚丹峰为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姚,并为杨办理了正式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卷入“漩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冯玉祥于这年6月与蒋合流,下令国民联军各部实行“清党”。但是,杨虎城没有执行冯的这个命令,坚持和共产党合作。当时,在陕的共产党都先后来到杨部。他常和原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原东路军总部代表南汉宸及原国民军联军总部《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蒋听松等共产党人一起讨论研究国内外的大事。杨在太和县调整人事时,在所部重要位置上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他委任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长。杨还创办了一所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这时,杨部的共产党员约有二百余人。魏、南、蒋等为领导人,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的皖北;特委,以杨虎城部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作。
中共皖北特委的活动,引起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年冬,南京政府派反共大同盟系统的韩振声,携带两万元,以劳军为名,到皖北侦察情况。韩和南汉宸、寇子严曾一起随同冯玉祥去过苏联。韩到杨部后,要杨虎城把南汉宸逮捕起来,押往南京见蒋介石,以便立功。韩向杨保证,如能这样办,则军队的编制经费都可以解决。然而,杨不为利诱所动,他对韩说:“你我都和汉宸是朋友,而你和他的关系还比我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照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
1928年春,中共皖北特秀发动刘集(在太和阜阳之间)暴动失败,魏野畴也光荣牺牲。由于叛徒告密,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因而共产党员在杨部不能再呆下去了。杨就委托军参谋长孙蔚如,将暴露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他对孙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他日见面的余地。”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思想非常苦闷。他哀痛刘集暴动时挚友的惨死,又无意参加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也不愿参与陕西将领反对冯玉祥的活动。此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佳。他接受别人提出的去日本“休养”的建议,于4月中旬经上海出国。
同年秋天,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出现裂痕,杨虎城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蒋、冯都电促杨回国。冯将杨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调往鲁南。11月6日,杨从日本回到上海,转往南京,首先去见冯玉祥。冯即令他前往胶东,准备围剿刘桂堂、顾震等匪部。这时,何应钦也送来一份请柬,约杨虎城吃饭。何特送杨一份密电本,要杨以后多联络。之后,杨由南京到泰安,面见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着赴临沂,就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杨虎城率部围剿刘桂堂、顾震等匪部,连战皆捷,使胶东地区暂时得到安定。
1929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关系濒于破裂,冯以“时局不靖,集结兵力,缩短防线”为借口,令杨虎城向河南撤退。这时,何应钦也打来电报,要杨“应即驻防原地,维持秩序”,并称“所有部队经费番号中央当负责解决,诸希来京面谈”。杨部的大多数中上层干部认为,冯对该部的态度和对其他杂牌军一样,随同撤退,势必成为冯的牺牲品;胶东的绅士和商人,以张宗昌所属部队和刘、顾残匪仍有活动为由,再三挽留杨部;再说,杨部如撤退,就必须和由徐州北进的蒋系陈调元部作战,而冯的指令却说:“战端绝不要从我而启”。杨虎城揆度局势,权衡利害,便到南京见何应钦,然后见蒋介石。杨部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他任师长。同年9月,杨奉令率部由胶东开往河南南阳,阻击由陕西商、雒出淅川、内乡一路的冯玉祥部刘汝明军。
杨虎成(下)- -

团 结 抗 日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是国民党中首先提出抗日主张的高级将领之一。1933年3月,正当日寇向热河进犯的时候,他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然而,遭到蒋的冷遇。
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不仅在言论上遥为声援,而且予以物资援助。同年,他在家乡蒲城县由自己出资创办了一所尧山中学,用“教育报国”四字作校训,向学生宣传抗日自由原则。后来,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奔赴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1935年初,杨部奉蒋介石的严令,阻截、“围剿”由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地区转移的红二十五军,遭到红军沉重的打击。元月,在蔡玉窑和菖牌镇两地被歼灭六个营,3月,在佛平、华阳地区,警二旅两个团被歼,4月,警三旅五个营在柞水九间房地区被歼;7月,警一旅又被歼于秦岭山区袁家沟口。杨虎城从惨痛的教训中,逐步觉悟到“剿共”是没有前途的。现实逼着他寻找新的出路。
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使杨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认识到,“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并觅取停止打内战的办法。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他气愤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正在这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到南京,建议杨虎城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杨即表示赞同。
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西安面见杨虎城。汪转交了毛泽东给杨的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对杨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因而,杨更坚定了不打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汉宸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藏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西 安 兵 诛
1936年夏,两广“六·一”事变解决后,蒋介石调动重兵准备大规模地“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举消灭红军。10月20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向杨虎城和张学良宣布不准抗日,实行“剿共”的计划。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呵责。12月4日,蒋再次到西安,提出两个方案,逼杨、张作最后的决定。这两个方案是:(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二)杨、张如不愿意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到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因此,张、杨决定发动“兵谏”。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巳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0日晚上,险些出了大乱子。那天晚上,杨的宪兵营长宋文梅应约去找张的宪兵营长孙铭九,宋突然发现孙正指挥几辆坐满士兵的卡车,向临潼(当时蒋介石的住处)进发。宋以为有紧急情况,立即报告了正在易俗社陪蒋介石的高级将领看戏的杨虎城。杨见张学良没有来看戏,也以为张背着自己抓蒋介石去了,立即命令调部队包围易俗社。直到深夜十一点,张学良从临潼返回,才知是一场误会。当时有人发现剧院被包围,质问杨虎城,他以保卫安全作解释。
11日,杨、张商定于次日凌晨六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当晚九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同时,杨与师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东南一隅归东北军),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张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回答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月12日凌晨五时左右,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部在临潼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杨虎城部于八时左右完成了计划的任务。
张、杨逮捕蒋介石以后,立即通电全国,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还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15日,杨虎城向全国发表广播词,强调指出:“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向同一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他说:“只要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
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后,周恩来会见了杨虎城。杨开始不同意释放蒋介石,说:“你们过去都是讲反蒋抗日,为什么现在又讲联蒋?”又说,“蒋介石气量小,又极阴险,放了他,将来他一定会大肆报复。”周恩来反复向他阐述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使杨消除了顾虑,终于赞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感概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25日,张学良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杨虎城再三劝阻张不要陪蒋前往,可是张不听。
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杨虎城即发电质问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蒋背信弃义的行径表示极端的不满。1937年1月5日,杨又领衔通电南京政府,再次抗议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称:“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内战再起,“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就在这天,他被蒋介石撤职留任。
3月初,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地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感情”。杨于该月28日到溪口和蒋见面。蒋介石大骂张学良一顿后,对杨说:“虎城竟跟着他走,其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第二天,蒋又约杨单独谈话。蒋问杨:“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蒋接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这样,杨虎城被迫以“考察军事”名义出国。
6月26日,杨乘胡佛总统轮离开上海。7月9日,在旅途中听到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消息,他即给宋子文发电报,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他曾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都遭到蒋的拒绝。于是他利用到欧美一些国家参观的机会,进行抗日的宣传。了月14日,他抵达美国旧金山,在书面谈话中,慷慨激昂地说:“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于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当时,—有的人从杨的个人安全设想,对他回国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然而杨虎城的答复是:“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10月29日,他终于乘法轮“哲利波”号离开法国马塞,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一路上,他受到爱国华侨和进步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可是,当杨一踏上香港码头,就被戴笠派的军统特务监视起来了。11月30日,杨离港飞往武汉,拜访于右任。此时,蒋介石打来电报,假称到南昌见他。12月2日,杨虎城到南昌,没有见到蒋,却被戴笠囚禁起来。从此,杨与世隔绝,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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