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抗战的文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0/07/07 17:43:47
一、抗战前期的基本形势
自1931年东北沦陷以来,虽然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备战,并与纳粹德国达成军事合作协议,用钨矿等物资换军备,但在内主要是以压制、亲日为主,大量放弃华北地区的主权,导致华北以“自治”为名已事实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蒋介石政府如果在1931至1935年间努力坚持抵抗或认真整肃军备,对财政极度紧张而内部并不团结的日本(当时日本陆海军分歧严重,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间也无良好沟通,东北尚未消化,大本营并无战争准备)而言,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然而十年所谓黄金时期,国家并未认真面对工业建设,全国的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有退无进,全国工业仅集中在纺织等行业中,精力大部用在内部清洗、建立独裁政权力量上,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干脆退出了华北。军队进行的现代化强差人意,德式枪械固然好用,但是要用钱买或用物资去换的,而且国军何尝真正德化,大部分部队只是用了德制的轻武器而已,部队素质、军队建设仍是老一套,与正规职业军队相差很远。
1937年战事开启时,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战事并不关注。美国境内的孤立主义甚嚣尘上,而英法的绥靖政策能连欧洲都不管,指望外人来帮忙实在不切实际,此时军备仍然是依靠德国。由于轴心国间的约定,如果中国对日本宣战,则三国要同时对中国宣战。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一压力是不可忍受的,尤其是当时在和德国做军火生意。当时中国对德重要的出口物资是钨,因为钨的材质硬,是制作穿甲弹弹头的重要材料。这些钨后来装备在德国装甲师和反坦克炮的炮弹里,成为其进攻绥靖政策的英法的利器。
不能宣战,却又不得不战,中国当时只好选择“抗战”的说法,即你打我就抗,你不打我就不抗。国力衰弱、工业不能自主时无论十里洋场多么繁华,都只能是这种下场,何况十里洋场的繁华中,很少一部分是中国自已的资金。当时的“焦土抗战”其实是基于这一种考虑,即日本的国力弱小,进攻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能获得局部胜利,但其国力无法支撑全面长期的战争,如果在占领的地方不能以战养战,而是不断地消耗资源,则最终会有打不下去的时候。这种战略对大而弱的国家而言或许是比较能见效的选择,但它是以放弃领土时毁掉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为代价的,而且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国民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性来支持政府的作战而非资敌,焦土抗战实施得彻底的地方,往往当地百姓要受的牺牲也是最大。尽管当时国民以高昂的士气支持过了1937、1938年日军进攻最为凌厉的时期,但是指望它能支撑八年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有可持续的凝聚力。
二、抗战凝聚力与伪军起源
在持续凝聚力这一点上,国民政府没有很好地尽到职责。尽管全国民众都在民族存亡的呼声中支持,国民政府在改变自身腐朽的政治体制与没落的军事状况上仍是步履蹒跚。中国国内的土地兼并与民生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政府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改善,从而使基层民众在最初的支持激情过后,仍然面对着各级压榨与落后的政治。抗战各级军事组织不仅派系林立,除了蒋介石谁也不能指挥国民政府的军队(有时蒋介石也指挥不动地方系军队),最高军事委员会被人为设得错综复杂、政出多门又无人负责,而且中央军内也分派系,各部队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绝大部分情况下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清楚军队是自已的身家,一旦拚完自已也就一文不名,因此在作战时都瞻前顾后,不到刺刀架到脖子上不用心。而蒋介石的手腕也做得极绝,象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所部,大捷后反而失掉了42军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倍至;打到后来,地方系有南昌会战的云南第1集团军,中央系有常德会战的方先觉,有中条山战役的一触及溃,这些都是军事政治上失掉凝聚力的体现。事实上基层官兵的凝聚力本来也很脆弱,全靠上级的号召与督导,例如南京保卫战前期同日军血战的官兵,在主帅遁走后立即士气全失,数千数千地任日本兵屠杀。
当时中国国内亟需解决土地问题,而国民政府显然不可能象共产党政权那样以没收土地的方式彻底解决,但是较为平和的缓和手法都没有采取,整个政权阶层就是由既得利益阶层构成,从而使广大乡村基层民众对政府难有更多认同。这一点,日本非常清楚且比中国意识得更早。在日本看来,在中国使用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来统治和控制占领区,从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可行的。因此伪军在这个时候便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所谓伪军,在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便已存在,那是在东北的伪满州国军,主要是由原东北军组成,也包括当地招募的土匪等。在七七事变以前,由于这支部队与抗联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反游击经验,并且日军在基层都有派驻顾问或指挥,伪满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比后来的伪军要强一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当时的伪军主要是两类:伪满州国军和华北伪军。华东也开始出现伪军,但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二者相比。1938年时,中国东北以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平心而论,此时的伪军现象尚不十分严重,也不在对华作战中占据太重要的地位。但1938年后,正面战场开始出现相持情况,抗日军队间相互矛盾严重,不仅国共两党出现兵戎相见,国军内部派系问题也大为突出,靠一时的激情已难以维系高昂的士气。而国民政府更是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结果伪军数量急剧攀升。作战时战局不利,在上级许可下投降是职业军人的选择,二战时除苏联和日本外各国都认可这种做法,并尽力保护已方战俘的安全,但公开许可作战部队这样做的后果则是严重的,尤其是许可这些部队去协助敌人作战。
从汪伪政府建立并获轴心国“外交承认”起,中国当时就在国号上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一个南京政权,一个重庆政权,各有一边的“外交认可”并保持高层的相互接触,而且居然使用一样的旗帜(一开始汪伪的青天白日旗还有一条黄带区别,后来去掉了)、一样的国号、一样的口号,双方都号称正统,而且都是国民党的高层人物,都拥有大批高层官员的支持,这样造成的混乱不仅是纸面上的,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于重庆政府而言,这样的混乱有利于政治上的多边博弈:一面是共产党人,虽然弱小但是潜力很大;一面是日本人,由于对华作战消耗巨大,日本当时希望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结束战事,一片一片地消化吞来的领土资源;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汪伪政权的存在一方面是一个危胁,但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的一个外交缓冲,坐视部队投降日本,协助其与共产党军队相争,对已方并非无益。而日本人十分清楚伪军与国民党军的渊源,也尽量避免让伪军对国民党军作战,以防这些人又逃回去。日本人的意图是不断地发动攻势敲击国民党政府,迫其投降或在日本要求的条件内讲和;汪伪是希望有实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获得对中国的统治,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一面不承认汪伪政权、对日抗战,一面坐视军纪溃散、默许部分部队投敌钳共并派要员与汪伪接洽,以图与日本达成某些共识,同时对日本的攻势作战,也经常积极防御,不让日本轻易得手,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极有信心能拖到日本垮掉,不肯答应日本停战。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准备“大反攻”,一直在说反攻的兵力准备都不足,只是包围边区的兵力一定足,投降的兵力一定足,形成的反差实在太明显。让人心酸的是当时外交上获得大国认可的“中国政府”同时有重庆和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汪伪政权则向英美苏宣战,无论二战是盟国还是轴心国胜,中国都会是“战胜国”,也注定了都享受不到战胜国的待遇。
倘使这是在智力游戏里,可以说几方都是政治高手。但在血淋淋的战争与民族存亡关头出现这样的游戏,对普通士兵来说,未免太高深了些。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想精忠报国,有的是想混饭吃,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就是被强拉来的。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自已的指导思想,连自已的作战任务也不清楚,是用于抗日还是降日反共都只在政客股掌间的玩弄,则在最初全民支持抗战的高潮过后,凝聚力便可想而知了。
三、伪军发展原因与其生存方式
1938年后中日在正面对抗战场上开始沉寂下来。战前日本对中国的企图是:陆军要求得到中国华北做为对苏作战的基地,海军要求得到中国华东华南一带做为对东南亚进攻的基地,瓜分掉有用地区后,战略价值不大的中国西南腹地则靠轰炸等手段迫使其承认这种侵略并采取亲日政策。到了1938年时,中国首都南京已占领,华北也成立了日本扶持的政权,日本此时的政策也随之成为迫降国民党、巩固已有领地。日军并非不希望吃掉全中国乃至亚洲,但以其人数相对之少、力量难以兼顾,其战略是一步步吞食。这样,正面战场虽然还有大的战役,但整体上进入了相持阶段。
两军相持不是比爆发力,而是比坚韧。国民党政府可以在民族感情上做文章,中高层军官、士兵可以靠血性拼博,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凝聚,这样的情形不可能普遍且持久。当与同一阵线间的共产党人开始出现磨擦,而同一旗号下又有不同的军队投敌时,它对军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国民党一面在战场后方滞留了大量战败不及撤回的部队,另一方面也在正面对峙战场的敌人后方派出过大量挺进纵队,构成了国民党军的游击作战,这些游击作战一度有过战果。然而,游击作战是没有后方基地和友军侧援的战斗,所有的基地和援助只有当地老百姓,对军纪、政治松驰且没有精神主骨的国民党军来说,这样的要求超出其能力范围。这也是国军游击作战在战区有国军正规军协助时常常有一定效果,但一旦承担起主要抗敌力量的任务便难以胜任的原因。大量的所谓“游击队”不是占地为王,便是在日本人进攻时“曲线救国”,直接送到共产党根据地打共产党人。国民党一直讳言这一段历史并不肯检讨这么多国军投降资敌的原因,与其当时在背后的政治考虑有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非常明白日本不可能战胜,因此只要保存实力不投降,就一定能迎来胜利的那一天。国府的考虑当时已经“高瞻远曙”到了胜利的时候自已能有多少兵马的地步,部队是成为伪军还是国军,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伪军都会成为“国军”,连旗帜都不用换。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伪满洲国军外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有不同版本的说法,认为实际数量可能超过200万人。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之所以日军要使用这么多伪军,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因此在华北、华南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只派驻顾问一类监控,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前进时的炮灰。投敌伪军以军统的投敌部队较为有名,军统的部队虽然野战能力弱,但是其出身就是情报特工,在后方充当夜袭队一类汉奸武装攻击抗日游击队、斩断地下组织非常专业。
伪军在被派驻某地后,军饷给养是不由日军负责的,一切任其在当地“自筹”,说白了就是交足给日本人的,剩下刮的就是自已的。大中城市里有日本兵驻扎控制,小县城里一切都是自已说了算,四处搜刮勒索。一支连国家民族都失掉了的军队,在做这些事情上不可能对同胞还有什么余地,何况随时会被拉去和共产党人作战当炮灰,大部分人都是多活一天是一天,谁给钱就拥护谁。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就曾在一份呈上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而没有汪精卫“主席”惠顾的伪军“发财”的手段则是千恣百态,很重要的一点是跟抗日武装做生意,走私违禁物资,盗卖军火弹药。很多时候八路军的弹药也要靠他们“接济”。由于参与作战时日军要给他们发弹药,日本人也很恼火伪军两头通吃的行为,在冀中一度不得不按子弹壳来给伪军核发弹药。
“国军”向日本人走私,伪军向“共军”走私,这也是抗战时的一大奇景。
而日本人对伪军很明显不会信任。这种信任不仅表现在高层的顾虑,而且伪军每每被怀疑通敌,或成为战斗损失的替罪羊。例如43年“华北战地参观团”的覆灭,日军便怀疑是伪军内线通报,大量撤换伪军。伪军只要被怀疑,随时会被处死或拉到矿山做苦力。可以说,伪军是一支被国民党和日本配合玩政治手段下边缘化的畸形军队。没有国民党重庆、南京两派同日本的三方政治博弈(这种博弈从政治角度看是很有手腕和技巧的,但从道德上看是十分下作),就没有这支打着青天白日旗向同胞开枪的军队。
而这种博弈的牺牲品,不仅是伪军自身和沦陷区的民众,还有抗日武装。不去打抗日武装,日本人要这支军队做什么?
四、伪军的作战方式
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共产党抗日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从军事角度上看,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不象是很有战斗力的对手。火力既弱,没有象样一点的军事工业,后勤根本就没有一点保障,所有的外援都没有给过他们(看看国军收到的外援及战果,可以对比一下),而且中央政府只发过极少的饷。部队缺迫击炮、掷弹筒,山炮和步兵炮就不用提了,连吃饭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部队营养不良、火力薄弱是怎样也无法摆脱的问题。国军可以一场鄂西会战用掉一千万发枪弹,这支部队有的人一场战斗只打五发子弹,有的连枪都没有,而且装备也是五花八门,口径不一。
任何有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部队不能跟日军打阵地仗,打阵地仗的结果只要在兵棋上推演五分钟就能得出结论来,更无论一贯打游击运动战的共产党军。游击战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没有后方供给粮弹被服的作战,需要的是宽广的战场、密度较低的敌人与当地居民的配合掩护,这些在敌后全都具备。而游击战首先要碰到的,便是伪军。
游击队在发展初期往往只有土枪土炮和从地方搜罗来的杂牌武器,八路军正规部队有时尚做不到步枪人手一支,机枪是极宝贵的奢侈品,此时向日本正规军下手无异于自杀,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伪军就成了首选对象。驻守伪军此时便成为一种介于日军和抗日军的缓冲,倾向日本的会在地方上与抗日军队发生激烈冲突,而更多的伪军选择了一条“共存”的方法,即一方面默许当地抗日政权的存在并适当通融(有时也能靠卖军火弄点好处),一方面保证日本人在当地的表面施政,尽力保证自已处在“中立”的地位,使游击队把注意力放到日军身上。但是这样的均衡不是长久的,当抗日力量强时,伪军会向抗日力量妥协,当日军力量强时,伪军便会倾向日军向抗日力量大开杀戒。毕竟日军能给伪军的是钱、地盘和枪炮,远较抗日力量的钳制和危胁要有吸引力得多。
籍着国府睁只眼闭只眼、高级将领群起效仿,大量国军加入到这场叛变运动中来,广大的伪军队伍保障了在华日军有充足的人手巩固占领区的政权,原本在敌后极方便游击的“真空区”为日军基干控制下的伪军所填充,并极大地吸收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发展力量。没有后勤而又限制重重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条件上只能以运动、游击的方式作战,小规模作战注定了毙敌高级军官的可能性极小。而且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投入的作战部队越来越少,抗战中期围剿敌后根据地的部队数量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的部队,所谓“扫荡”“治安强化”与大规模会战是同一个含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日军每次投入的部队不亚于与国民党军的大会战,而且对共产党部队而言,比国军严酷的军事现实是还有比日军数量更多的打着青天白日旗、手持“中正式”步枪的伪军,这种考验是加倍的。
由于当时新四军、八路军内部没有军衔制的原因,相当多的干部牺牲时没有军衔,因而也就没有一张名单与国军将领相对照。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总结两张名单,一张是双方少将级人员投敌的名单,一张是少将级人员殉国名单,且后者不包括死后追绶,然后从比例上看历史,也还众伪军一个真相。或有人因对政治某些观点意见不同而对国军抗战推崇倍至,国军在某些时段也确实打得光彩四射,然而从战略层面上拨开军事与政治的迷雾,国军抗战贡献之外留下来的还有不堪回首的痛惜。
五、日本侵华理论与伪军结局
形成这样庞大的伪军,日本不是单从军事上进行控制,还有它对中华历史的研究及由之制造出来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中忠的色彩极为浓厚,历朝历代都强调忠文化(清时更强调孝,有它维系统治的原因),这种忠君思想除了神秘色彩外,为士大夫和儒家所接受和理论化的,是认定所忠的是中华文化正统性,而反对外来政权对中华道统的破坏。所以在儒学深厚的一些大家看来,五代时的冯道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为官持身并无劣迹,而且在几个不同的异族政权间保持了文化的继承与社会的相对安定。也正是因为忠是针对文化道统,忠君都是因为这个君主代表文化道统,当下一朝君主也开始维系文化道统的时候,新一代士大夫便开始忠于新君以维系文化。最为痛苦而背谬的是清时士大夫的转变,因为象征正统文化的明在实质上腐朽不堪,随之而来的异族在站稳脚跟后马上转而宣布维系道统并尊儒重孝,从而使黄宗曦这样的士大夫也失掉最后抵抗的底线。中华文化中始终没有强势的“个人”因素,不尊重个人对社会的思考与独立人格,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更多地强调服从与屈从。
而日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深入而凶狠的。除去大力宣扬“满蒙非中国论”、将中国东北划成“满州国”成为其殖民地外,在侵华战争中大力打文化牌,拼命宣扬各种理论以证明“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除去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东亚共荣一类外,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民国政府的高层要员成为侵略与“共荣”融合理论家,从而使民族救亡的激情退潮后,道统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当没有坚定的信念与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时,处在这种激烈社会变革生死乱世间的人极容易迷失自我,随即而来的就是“委员长来了我也是过,日本人来了我也是过”的心态,因为即便是对一个曾经慷慨激愤的人,当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或者反对和赞成已经不再有界线和意义时,首先想到的,只会是自已和家人的利益。
数量庞大的伪军最终随着日本的投降而结束了它灰色的边缘日子,随后便是新一轮的战争。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党军。国民党从不曾认真检讨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青天白日遍地红的军队跑到日本人那里打自已的同胞,更不曾记念过牺牲的共产党军人,抗战胜利时关在日本人监狱里的中国共产党人,胜利后同样还是关在监里,只是狱守换了青天白日帽而已。而在若干年后,伪军留给昔日根据地的将士们的痛楚是这样深,而吸收了大量伪军的国军又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尊重?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迷失该留给我们怎样的反思,我无法总结也无力总结,只能以自已并不全面的眼光,看过那一段岁月,并告诉愿意与自已一同看的人们。
四、伪军的作战方式
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共产党抗日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从军事角度上看,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不象是很有战斗力的对手。火力既弱,没有象样一点的军事工业,后勤根本就没有一点保障,所有的外援都没有给过他们(看看国军收到的外援及战果,可以对比一下),而且中央政府只发过极少的饷。部队缺迫击炮、掷弹筒,山炮和步兵炮就不用提了,连吃饭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部队营养不良、火力薄弱是怎样也无法摆脱的问题。国军可以一场鄂西会战用掉一千万发枪弹,这支部队有的人一场战斗只打五发子弹,有的连枪都没有,而且装备也是五花八门,口径不一。
任何有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部队不能跟日军打阵地仗,打阵地仗的结果只要在兵棋上推演五分钟就能得出结论来,更无论一贯打游击运动战的共产党军。游击战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没有后方供给粮弹被服的作战,需要的是宽广的战场、密度较低的敌人与当地居民的配合掩护,这些在敌后全都具备。而游击战首先要碰到的,便是伪军。
游击队在发展初期往往只有土枪土炮和从地方搜罗来的杂牌武器,八路军正规部队有时尚做不到步枪人手一支,机枪是极宝贵的奢侈品,此时向日本正规军下手无异于自杀,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伪军就成了首选对象。驻守伪军此时便成为一种介于日军和抗日军的缓冲,倾向日本的会在地方上与抗日军队发生激烈冲突,而更多的伪军选择了一条“共存”的方法,即一方面默许当地抗日政权的存在并适当通融(有时也能靠卖军火弄点好处),一方面保证日本人在当地的表面施政,尽力保证自已处在“中立”的地位,使游击队把注意力放到日军身上。但是这样的均衡不是长久的,当抗日力量强时,伪军会向抗日力量妥协,当日军力量强时,伪军便会倾向日军向抗日力量大开杀戒。毕竟日军能给伪军的是钱、地盘和枪炮,远较抗日力量的钳制和危胁要有吸引力得多。
籍着国府睁只眼闭只眼、高级将领群起效仿,大量国军加入到这场叛变运动中来,广大的伪军队伍保障了在华日军有充足的人手巩固占领区的政权,原本在敌后极方便游击的“真空区”为日军基干控制下的伪军所填充,并极大地吸收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发展力量。没有后勤而又限制重重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条件上只能以运动、游击的方式作战,小规模作战注定了毙敌高级军官的可能性极小。而且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投入的作战部队越来越少,抗战中期围剿敌后根据地的部队数量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的部队,所谓“扫荡”“治安强化”与大规模会战是同一个含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日军每次投入的部队不亚于与国民党军的大会战,而且对共产党部队而言,比国军严酷的军事现实是还有比日军数量更多的打着青天白日旗、手持“中正式”步枪的伪军,这种考验是加倍的。
由于当时新四军、八路军内部没有军衔制的原因,相当多的干部牺牲时没有军衔,因而也就没有一张名单与国军将领相对照。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总结两张名单,一张是双方少将级人员投敌的名单,一张是少将级人员殉国名单,且后者不包括死后追绶,然后从比例上看历史,也还众伪军一个真相。或有人因对政治某些观点意见不同而对国军抗战推崇倍至,国军在某些时段也确实打得光彩四射,然而从战略层面上拨开军事与政治的迷雾,国军抗战贡献之外留下来的还有不堪回首的痛惜。
五、日本侵华理论与伪军结局
形成这样庞大的伪军,日本不是单从军事上进行控制,还有它对中华历史的研究及由之制造出来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中忠的色彩极为浓厚,历朝历代都强调忠文化(清时更强调孝,有它维系统治的原因),这种忠君思想除了神秘色彩外,为士大夫和儒家所接受和理论化的,是认定所忠的是中华文化正统性,而反对外来政权对中华道统的破坏。所以在儒学深厚的一些大家看来,五代时的冯道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为官持身并无劣迹,而且在几个不同的异族政权间保持了文化的继承与社会的相对安定。也正是因为忠是针对文化道统,忠君都是因为这个君主代表文化道统,当下一朝君主也开始维系文化道统的时候,新一代士大夫便开始忠于新君以维系文化。最为痛苦而背谬的是清时士大夫的转变,因为象征正统文化的明在实质上腐朽不堪,随之而来的异族在站稳脚跟后马上转而宣布维系道统并尊儒重孝,从而使黄宗曦这样的士大夫也失掉最后抵抗的底线。中华文化中始终没有强势的“个人”因素,不尊重个人对社会的思考与独立人格,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更多地强调服从与屈从。
而日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深入而凶狠的。除去大力宣扬“满蒙非中国论”、将中国东北划成“满州国”成为其殖民地外,在侵华战争中大力打文化牌,拼命宣扬各种理论以证明“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除去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东亚共荣一类外,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民国政府的高层要员成为侵略与“共荣”融合理论家,从而使民族救亡的激情退潮后,道统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当没有坚定的信念与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时,处在这种激烈社会变革生死乱世间的人极容易迷失自我,随即而来的就是“委员长来了我也是过,日本人来了我也是过”的心态,因为即便是对一个曾经慷慨激愤的人,当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或者反对和赞成已经不再有界线和意义时,首先想到的,只会是自已和家人的利益。
数量庞大的伪军最终随着日本的投降而结束了它灰色的边缘日子,随后便是新一轮的战争。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党军。国民党从不曾认真检讨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青天白日遍地红的军队跑到日本人那里打自已的同胞,更不曾记念过牺牲的共产党军人,抗战胜利时关在日本人监狱里的中国共产党人,胜利后同样还是关在监里,只是狱守换了青天白日帽而已。而在若干年后,伪军留给昔日根据地的将士们的痛楚是这样深,而吸收了大量伪军的国军又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尊重?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迷失该留给我们怎样的反思,我无法总结也无力总结,只能以自已并不全面的眼光,看过那一段岁月,并告诉愿意与自已一同看的人们。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鉴于部队大多在溃退中,原本依靠沪宁之间“永备”工事进行梯次防御的战略部署难以实现,蒋介石本欲将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后顾及国际影响,加上唐生智的“军令状”,国府决定政府内迁,成立南京卫戍军,“死守”南京。
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因战力保存最完整,所以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此为第一次临阵脱逃)。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竟然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一青楼中。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
不知道躲在城中的飞将军,有无脸面去见九泉之下惨死的袍泽。
后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飞将军躲藏的佐证: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拉贝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经盛鸿教授称,侵华日军屠城时,拉贝不仅救下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许多抗日勇士和抗日将领也得到拉贝先生的保护。今日的拉贝故居,当年曾是许多中国受伤军人的养伤之处。
经盛鸿介绍说,当年日军得知国民党陆军某野战救护军官金诵盘藏身南京某难民营时,特下达了通缉令。拉贝获悉后,抢在日军之前将金安排到美国大使馆暂住,然后再转移到金陵大学教授宿舍,最终使金逃过日军的屠刀;而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不会是去青楼找的吧,应是孙主动现身地),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参考资料:
郭汝槐、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光亭,铁血虎贲德式师,《突击》第8、9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网络资料:飞将军孙元良二三事
军魁、黄益、瑞锴,当年中国军民救护所 南京拉贝故居破败不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19日第二版
在南京抛弃部属的国军将领竟然还不止孙元良!!
12日17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部署撤退行动,下发撤退命令及计划。其计划基本设想是各部均从正面突围,只有少部随卫戍司令部从下关渡江。但是书面命令下达后,唐生智又以口头形式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可用轮渡过江,向滁州集结。
唐生智这一口头命令本意是为了能更多保存战斗力最强的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也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代。但是这样一来却使本来就已混乱的撤退更为混乱,上述各部自然不会向正面突围而选择从相对比较安全的下关渡江,而其友邻则不明就里,也跟着撤退。还有一些部队根本不按照规定时间开始撤退,有的会议刚一结束便开始撤退,有的甚至还未接到命令就已经自行开始撤退。
在此之中,一些高级将领只是向所属部队打电话通知撤退,便不顾部队自己先行渡江,其中不乏德式师的指挥官,如原87师师长现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现任师长沈发藻会议结束后就没有回指挥部直接奔下关,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指挥部将撤退事宜告之参谋长邱清泉后就脱离部队先行赶往下关,而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就以先去下关与36师联系为由只用电话通知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自己先去了下关。
以上诸将皆从下关乘坐小火轮渡过长江。
而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大部没能渡过长江(困在城里多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冤魂),只有极少数官兵历经辗转渡江归队。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9卷“军政人物”(上)中有一篇题为“我所知道的孙元良”的文章(成文于1962年5月)。作者葛天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此人从1938年11月开始,先后任第31集团军总部副官处处长、驻渝办事处处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务处处长等职。
此文说明了,为什么后来在武汉蒋介石曾经要杀孙元良的原因。
起因是凇沪战役中孙元良的种种劣迹。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姿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从报纸上发表孙元良到汉口的消息后,就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愤怒。…有上海南京一带逃难到武汉的人民控诉孙在上海抢劫棉纱书籍,在苏州无锡等地抢劫商店的物资,以及强奸上海学生代表等等;第二,有88师264旅旅长廖龄奇为首的以全体官兵名义电请蒋介石枪毙孙元良,指出他在平时克扣军饷…;第三,有宋子文、陈诚等,他们过去同孙有矛盾,也利用这个机会控告孙在京沪一带抢劫棉纱汽油机器的等等罪行。”
在对比孙元良的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
孙元良在回忆录中对此也是有些影子可查的。“到武汉后,我第一次谒见介石师,他首先表示慰劳的意思,并说:“你不要灰心,我马上给部队你带。”第二次见面,他虽然仍是和颜悦色,却说:“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听到这些话,我气极了!于是我于4月3日自动进了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监狱。”
这就说明,孙在淞沪会战中是真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