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规前后,记者笔下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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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舞翩跹个人博客 2008年03月25日

主席台上的李大伦
一、以下是湖南郴州巨贪、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位时,人民日报社《大地》月刊记者王美茹笔下的李大伦(节选)。该文发表在《大地》2003年第10期——
标题:诗书情怀李大伦
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李大伦同志的文学作品集《岁月如诗》。捧读此书,犹如趟入一条空明澄澈、两岸葱茏苍翠、风光旖旎的河流。这岁月的河流时而缓缓流淌、时而碧波翻滚,浸润着读者的心田。作者以我笔写我心,真情流露、爱憎分明,抒发出对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表现出对祖国强盛的喜悦之情,表达出源自内心强烈的亲民情结,流露出对亲人的脉脉温情。。。
李大伦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偏僻乡村,桃源县因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闻名于世。记忆中儿时的故乡和自己的大家庭却是贫穷的,常常因为粮食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要吃一些用稻草磨出来的粉做的粑粑。然而,母亲浓浓的爱,却给童年的大伦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是母亲给大伦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爱的种子。在《母亲的回忆》的结尾,李大伦这样写道:“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生活中不能没有爱,但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真正的爱,首先要懂得怎样去爱别人。我常想,我拿什么来纪念和感谢母亲呢?惟有像她那样生活,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无怨无悔。”
母亲对儿女们的挚爱里,还包含了很深的思想教育。大伦说母亲常常会借着某一件事因势利导。记得有一次大伦帮母亲做饭,把灶膛的柴禾塞得满满的,弄得整个房间乌烟瘴气。母亲教大伦先放进四五根木柴空架着,再放些干枝和茅草,结果火势很旺。母亲便借题发挥道:烧火火心要空,做人人心要公。在生产队做工,母亲常常教育大伦兄妹们,不要偷工减料,不可偷懒耍滑,只有多付出,才能多收获。多年以后,即使李大伦已经当上了县长,重病缠身的母亲还叮嘱大伦要做好人当好官,不可收取别人的财礼。母亲教会了大伦为人处事要有公心。
幼时的李大伦还常常跟随父母上山下田、开荒种地打柴。当亲手种下的禾苗结出果实时,当砍来的山柴卖了钱交上了寄宿学校的费用时,大伦初尝了汗水换来丰收的喜悦。劳动不仅使他强健了体魄,也使他感悟出唯有付出、才有回报的真谛,这使他日后受益无穷。
母亲给了大伦幸福的童年,这童年便也使他对故乡有了深深的爱。参加工作后,随着世界观的不断改造和升华,今天,他已将这种眷爱迁延至他工作过的更为广大的农村。1990年,他在临澧深入农村访问时写下了《鹧鸪天·访农家》这首词:“鱼跃池塘谷满仓,鸡鸭成群遍地欢。松排山岭千重翠,良田万亩稻花香。品新茗,话农桑,弟兄情意暖心房。佳酿美酒人欲醉,多少人情似故乡”。流露出他对农民、对农村至真至诚的情愫。
走进大伦的办公室,使人最感突兀的便是迎面那排装得满满的书架。
学生时期,大伦就十分喜好读书,犹以古文学为甚。时至今日,许多名家名篇仍能一字不差、信口吟来。书读得好,文章也写得美,常被老师拿来做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回想起来,大伦至今仍感自豪。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便和文学悄悄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大伦早晚勤奋,笔耕不辍。及至《岁月如诗》出版,如他所言:近日翻箱倒柜,旧作新篇竟堆了一书桌,敝帚自珍难自弃,拿来结集。
说来奇怪,大伦却从没有想到过要做专业的文学工作者,而是走上了从政之路。依他的才气和殷实的生活底子,倘于笔墨生涯途中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恐怕也不是没有可能。读过《岁月如诗》,平心而论,大伦的散文写得好过诗词,诗词中又以词填得较律诗为好,但无论是诗词还是散文,都以文字质朴无华、情感真实细腻见长。不管是感悟人生,还是咏物言志,抑或是叙事状物,无不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有五言绝句一首《小儿恬睡》为证:“夜半松涛声,云过月色明,轻手拂蚊去,恐惊睡梦人。”活脱脱一案牍劳形于夜半却不忘间或给沉睡中的娇儿轻轻拂蚊的慈父像刻在纸上,读来让人恻隐之心油然顿生。
得到别人对自己文字的夸奖,或者谈起初始为何没有选择笔墨生涯?大伦尝言:“平生别无所好,闲暇读点书,写点小文章,乃两大乐事。”又言:“读书是为了增长见识,写文章则是自娱自乐。”愚以为大伦此言半真,自娱自乐其实自谦了。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同志这样评价:“《岁月如诗》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读者的高度责任感,无论是现在写的还是过去写的,无论是写现在的还是写过去的,都是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都是对假恶丑的无情抨击,能够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大伦有两篇写茶和酒的散文,一篇叫做《茶话》,另一篇是《酒的随想》,或许可以拿来诠释文选德同志的评价,似乎也能佐证大伦读书为文之好并非如他所言尽在自娱自乐,他将平日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行诸笔端,诚以为既是自娱又足以娱人。
大伦爱茶,爱得宁可三月不知肉味,不可一日不闻茶香。无论是慷慨陈词的讲台,还是舟车劳顿的旅途;无论是苦思冥想的夜晚,还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始终不离左右的,就是这清茶一杯了。品茗日久,竟也品出一番道理,在他看来茶即人生。“一个仲夏之夜,我与几位长沙友人第一次进了郴州闹市区的一家茶馆,但见座无虚席,熙熙攘攘,人气颇旺。座中或三五成群,天南地北,高谈阔论;或二人相对而坐,呢喃私语,情意缠绵;或孤身安坐一隅,表情安详,自斟自酌。我忽然感到,在有茶的世界里,人们相处是多么宽容、平等;在茶的调和下,气氛才能如此和谐、融洽。尽管我已记不起这间茶馆的名字,但那份美好的感觉,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底。
做人,应多一份淡泊宁静,少一份乖戾张狂;为官,应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这,或许是茶给我的人生启迪吧。”
关于酒,大伦称它实在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朋从远方来,无酒不足见款款厚意;友到他乡去,无酒不足见依依深情;良辰佳节,无酒不足显其乐;丧葬忌日,无酒不足致其哀;困顿蹉跎,无酒不足消其忧;春风得意,无酒不足畅其怀。它和欢乐者结为良友,被悲伤者视为知己;让失意者超脱,让得意者放达;给寂寞者以安慰,给孤独者以温暖;给壮士增添豪情,为才子带来灵感……酒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构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酒又实在是一种复杂的东西。爱它的人,可以道出成千爱它的理由。恨它的人,也可以举出上万恨它的依据。从小处说,纵酒伤身败事。往大里讲,酒能乱政误国。有的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有的人一桌饭一头牛,一杯酒一壶油,弃党性原则于不顾,置党风廉政若罔闻。酒,是福是祸,是敌是友,是爱是恨?的确让人一言难尽,莫衷一是。但,酒由人酿,理当为人所用,造福于人。只是当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时,必须谨记着——人,应当是酒的主人,而不要沦为酒的奴隶。”
读到这样的文字,谁能说不会从中悟出些什么呢?
其实,坚持读书写作对于大伦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讲自感底子薄,博览群书、不废笔墨,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丰富思想,可以有助于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为打破美苏的核垄断,毛泽东提出中国要造自己的原子弹。为此召集了一大批科学家来商讨此事。科学家们对主席大讲夸克(基本粒子)的原理,主席插话:你们所说的夸克,不就是《庄子》里的“一尺之杆,日取其半,万日不竭?”此言一出,令那些原以为主席并不十分了解自然科学的专家们啧啧称奇。主席以他渊博的知识、丰厚的学养与科学家们进行了精彩的对话和沟通,把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深入浅出地解释得明明白白。李大伦说这个故事对他启发很大,因而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十分注重从多方面吸取养料,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多角度思考问题,往往事半功倍。
李大伦有一副健硕的体魄,走近他,你会被他那爽朗的笑声、率真的性格感染。他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对农民对农村的情结,这在《下乡纪行》这组散文里有生动的记载。
《过田庄·下乡纪行之一》,“在葱茏茏、葳蕤蕤的山坳平地上,田园诗般地填放着数十栋青砖碧瓦房,这便是汝城县田庄村。也许是生在农村的缘故,下乡于我而言,既是一种工作的调研,又是一次精神的回归。”
田庄之行主要是考察蔬菜生产,看到田畴里菜苗长势旺盛,听说农民因种植反季节蔬菜收入大幅增加,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听到有些部门还在向菜农乱摊派,立即正色责令有关部门查处纠正。菜农们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点歌·下乡纪行之二》,“……高码乡文昌阁村是我的建整工作联系点。我第一次到文昌阁是8月6日。那天,在交谈中,我了解到文昌阁村民心中有几盼:一盼修通进村水泥公路;二盼安装程控电话;三盼通过农网改造降低电费;四盼兴办集体企业。我把这些问题一一记下,并叮嘱随行的计划、交通、电信等部门负责人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
时间一晃过去一个多月,那些项目进展如何?我决定前往文昌阁看一看”。
听村支书汇报说进村的公路通了、电话大部分装了、村办碎石工厂快要开工了、电网改造也已经落实了,心中倍感欣慰。村民们提出要去电视台点几首歌以表达对上级各部门和领导的感激之情,再三婉言相拒。
离开文昌阁时,“雨还在下,村民们仍站在村口,目送吉普车渐行渐远。隔着车窗,看着乡亲们的身影在雨中渐渐模糊,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奖那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是啊,老百姓的性情是最淳朴的,眼睛也是最明亮的。不管你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心里装着他们,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就能赢得天地中最闪光的丰碑,捧上人世间最珍贵的奖牌。”
《夜宿农家·下乡纪行之三》记述的是2000年7月23日下到资兴市州门司镇,当晚就在黄旗洞村一个叫李华平的村民家住下了。小山村消息传得快,村民们知道市委书记来到了村里,一下子把李家挤得满满的。那一晚就农民关心的许许多多问题和村民进行了促膝长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谈论的话题一个接一个。当我答复完村民提出的问题时,不觉已是晚上11点了。辛劳了一天的村民陆续离去。我却意犹未尽,走出屋外。此时,清风徐来,繁星满天,山村的夜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凉爽。”
从政卅载,李大伦始终把心和农民贴得紧紧的。无论是早在临澧县当县长,还是后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担任州委书记,以及现在在郴州主持工作,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修水坝、架桥梁、筑公路、引铁路、建学校、办工厂……足迹踏遍了工作过的广大农村,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意。组织上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三次邀请他进京座谈汇报工作。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也对他作过专题报道。面对荣誉,李大伦平静而又坦然,他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党员的职责所在。”
1999年以后,尽管“三农”问题在李大伦紧凑的日程中仍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他已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几年来,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据郴州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思路,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学习·实践·思考》,对郴州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最近几年,郴州的城市化建设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小城镇建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
“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李大伦的这首七律《感怀》是他从政卅载的真实写照!

站在被审席的李大伦
二、以下是李大伦被双规后,人民日报社人民网2007年04月12日报道的李大伦——
湖南省首次公布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情况
今日上午,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纪委副书记张卫平公开通报全省2006年以来查办的大案要案,其中首次公布了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情况。经省纪委和检察机关调查和侦查,已基本查实李大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1999年至2006年,李大伦利用其担任郴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拔升迁等方面为他人或其他单位谋取利益,涉嫌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陈立华、儿子李宏瑞等人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4001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272万元,伙同其妻子陈立华、儿子李宏瑞等人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34.1281万元;除去正常收入和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2958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三、以下是李大伦在位时,《郴州日报》社长袁在学笔下的李大伦。该文发表在《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04期,似乎属“学术论文”,可惜搜索不到全文——
标题:诗文肺腑出——读李大伦《岁月如诗》有感
马年岁末,我收到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亲笔题赠的新作《岁月如诗》。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精美的、散发着浓浓书香的诗文集,心中顿时有了一种要写点什么的冲动。在我眼里,大伦书记不仅是一位可敬的领导,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不只是看了他这本书,平常听他作报告、讲话,在许多场合,都见他出口成诗,才情飞扬,信手拈来,淋漓尽致。他身居地方要职,工作是很忙的。因此,他的诗文,大多只能酝酿于旅途之中,下笔于工作之余。如此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我总在想,除了才情与兴趣,是什么使得他笔耕不辍,将写诗作文进行到底?。。。
四、以下是李大伦被双规后,《郴州日报》2006年6月某期报道的李大伦——
2006年6月19日上午,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在郴州召开全市县处级干部通报会。省纪委和检察院公布李大伦案四个特别:1、涉案金额特别巨大,2、作案手段特别狡猾,3、社会影响特别恶劣,4、案件性质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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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官场良心孙湘隆:长期和李大伦曾锦春抗争

孙湘隆(左):“我做什么事都是求良心的安稳,尽做人的本分而已,不管是对李大伦(右一)、曾锦春(右二)他们,还是对天湖爆炸案。”
□本报记者 傅剑锋 鞠 靖
“你在这里算是个钉子”
“天湖爆炸案将来是要翻盘的!”一年前,湖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孙湘隆说。
一年后,这个案子果然翻了过来:今年2月17日,被湖南郴州市检察院以存疑不起诉放掉的爆炸杀人嫌疑人周龙斌成了公安部A级通缉犯,涉嫌贪污受贿、枉法放人的郴州市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陈瑶云潜逃后于3月中旬被捕。2月16日,另一副检察长徐望实被捕,在此案中涉嫌介绍贿赂的郴州“大牌”律师黑子林同日被捕。
由于这起命案受到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操控,2004年9月被抓获的大矿主周龙斌,在2005年11月又被郴州市检察院以不起诉的方式释放。但随着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先后被抓(详见本报去年9月21日头版报道:《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尤其是去年底两案全面进入司法程序,这起被称为天湖爆炸案的命案盖子也终被掀开了:
今年1月底,湖南省委高层对天湖爆炸案作出复查批示。2月2日,湖南省检察院向郴州市检察院发出《纠正案件错误通知书》,认为周龙斌等人涉嫌以爆炸方式故意杀人,基本犯罪事实存在。
在李大伦、曾锦春联手遮天的时日,郴州百余官员被牵涉其中,或为保位,或为升官,或者同流合污。
曾在天湖爆炸案中坚定反对曾锦春等人操纵的一位郴州市公安局老局长,也开始被郴州人屡屡提及。他和李大伦、曾锦春的长期抗争,在李、曾联手遮天的郴州官场里被看成是奇迹。“洁身自好就已经不容易,他还能坚持做人做官的原则,真算得上郴州官场的良心了。”郴州市政府一位官员感叹。
这位公安局长,就是现任湖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的孙湘隆。
本报记者向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怀贤证实了这一说法。孙湘隆由于多次抗击李大伦、曾锦春的腐败行为而遭打压,2003年递交辞职报告欲离开郴州,后湖南省公安厅将他调至省厅。离郴之际,部下何怀贤曾对他说:“你在这里算是个钉子,是李大伦和曾锦春的对立面。你在,他们还会收敛一点,你一走,制约他们的人就更少了。”
挑战腐败上司李大伦
孙湘隆1997年从邵阳调任郴州市公安局局长,两年后李大伦才从湖南省农委调任郴州市委书记。
在何怀贤的记忆里,李大伦和孙湘隆刚从外地调来时,家属都没来,所以逢年过节两人还在一起吃饭。但随着后来李大伦插手城建和地产的腐败后,孙湘隆就与他分道扬镳了。
“我得罪李大伦,就是从调查他情妇的地产项目开始的。”孙湘隆告诉本报记者。
李大伦的这名情妇,通过李大伦之手把郴州的一块公共性质用地转为商业用地,建造商品房。她计划通过转手这个房地产审批项目获利500万元。她和几个人虚假注资了一家名叫盛行地产的开发公司,欲以地块作抵押向银行融资,进行空手套白狼式的房产开发。但这个项目在运作不久后就资金链断裂,这家公司的数名股东潜逃。
郴州警方刚抓了这几名商人,李大伦就打电话给孙湘隆:“把人放了,事情摆平就行了。”孙湘隆回忆:“我很快知道原来这个案子和他的情妇有关。但我不想枉法,所以在电话里答复他这几个嫌疑人检察院已经批捕,不好随便放人。”
这挑战了李大伦在郴州独断的权威,也触犯了他的腐败利益。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知,案发后李大伦被查封的家庭存款达3200万元。这些款项主要来源于工程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审批、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三个方面。尤其是房地产方面,其常德同乡邢立新与李大伦的家属合作,开办了多家房地产公司,积累了数千万元资产。
放人的要求被顶回来后,李大伦就提议市委组织部把孙湘隆提拔为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但又把他从公安局党组书记降为党组副书记,另提一名副局长担任党组书记,以此架空孙的权力。闻讯后,孙湘隆直接跑到李大伦的办公室,“大伦同志,你这个做法是要不得的。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政法委的副书记到了公安局里反而变成党组副书记,做老子的怎么反而做成了儿子?”
“李大伦根本没想到一个小公安局长敢这样跟他说话。”孙湘隆回忆起这段笑了,“我当时告诉他,你可以免掉我的局长职位,但我知道他免不掉,因为任免一个地级市公安局局长必须要经过省公安厅。我还说,你有市委书记的权力,我有一个党员向省级机关反映你问题的权利。他可能害怕这一点。”
孙湘隆说完后,李大伦出乎意料地当面给市委组织部打电话:“孙湘隆的人事安排就撤销算了。”
李大伦对孙湘隆作了妥协后,也希望能获得回报。2003年,李大伦的一个常德老乡拿着李的批条,要求郴州市公安局买下1000件防弹衣,总额要380万元。孙湘隆查证后发现,这批防弹衣居然是常德一家农机厂生产的,根本没在公安部备案。“穿上这样的防弹衣如果死了人,那就是坐牢的罪。”孙湘隆坚决不同意。但李大伦的常德老乡不管不顾地把货运进了公安局仓库。
孙湘隆不愿为强卖行为埋单:“警力远大于郴州的长沙市公安局,60件防弹衣就够用了。我们怎么能把钱浪费在这里?”
李大伦作了退让,要求孙湘隆写个报告,他再以其他名目从市财政里直接拨钱即行,但孙湘隆仍没有答应。后来专案组查明,李大伦之所以急于要公安局买下这批防弹衣,是因为他从中收了几十万元的贿赂。
李大伦专案组的成员在查证此事时,不由对孙湘隆感叹:“敢这样对一个市委书记坚持原则,你的身上真是没有一点媚骨。”
此事使李大伦必欲除孙湘隆而后快。他和当时郴州市人大常委会一负责人联手,准备通过人大评议的“合法程序”评议掉孙湘隆的局长之职。这次评议调查了100多名各级干部。结果出乎李大伦意料,32位人大常委,有31位对孙湘隆投了优秀票。
对此事印象颇深的何怀贤回忆,当时人大的那位负责人很不高兴:“你们怎么光讲好的?他就没有问题吗?他是个神仙吗?”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就反驳:“我们得凭良心讲话,这样的好干部要保护!”
反击纪委书记曾锦春
孙湘隆的这种性格也很快得罪了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
曾锦春通过滥用“双规”手段,威慑不听他意旨的矿老板和政府干部,插手人事安排,分肥矿山利益,纵容黑社会,引起广泛民怨,以致他在去年9月19日被“双规”后,郴州市民举城狂欢。据新华社报道,在他11年的纪委书记生涯里,敛聚了8000余万元财产,其情妇邝莉娥名下被查封1600万元。另外,曾锦春的女婿、郴州市宜章县公安局原局长雷军也是曾的得力干将,其家产逾1000万元,涉嫌贿赂金额约700万元。郴州坊间认为曾锦春够得上“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本报记者查证资料也发现,在纪检系统的涉案官员里,确实无人能望其项背。
孙湘隆开罪曾锦春就始于不同意曾锦春提拔他的女婿雷军。早先雷军只是一名售票员,后曾锦春把雷军安排进了郴州市苏仙派出所。孙湘隆赴任后,曾锦春要求他提拔雷军。“雷军这人德性很差,我认为提拔这样的人会打击其他干部的积极性。”孙湘隆拒绝了曾的要求。
曾锦春就“曲线救国”,他先把雷军调到郴州下属的资兴市任公安局副局长,然后又把他调到宜章县公安局任政委,过了一阵子就把他提拔为局长。“他在提拔雷军方面完全避开了我。”孙湘隆说。
但他们还是很快正面交上了火。郴州市公安局下属的经税支队接到举报,有矿主偷税40余万,一查是曾锦春亲戚开的矿。曾锦春致电孙湘隆要求放人,孙不同意。孙湘隆回忆,曾的亲戚想塞他2万元钱,他当面拒绝了,“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划算啊,我拿了你的钱,你的人出来了我却要进去了。”
拒贿后,孙湘隆特意告诫此案办案干警小心“糖衣炮弹”,办成“铁案”。但握在纪委书记曾锦春手中的“双规”大权更不可小觑。此前曾有不少干部由于不听曾的招呼而被其报复性“双规”。如宜章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邝茂盛被“双规”59天,原宜章县法院院长文道值被“双规”50余天,郴州下属的桂阳县更有11名科局级干部被报复性“双规”,以致有官员获悉曾锦春被抓后在郴州市委门口大哭。
孙湘隆自认不贪不色,根本没把柄可让曾锦春抓。但办这起税案的副支队长陈正民却被曾锦春“双规”了20多天。孙湘隆找到时任市委书记的李大伦说:“这是曾锦春对公安干警明目张胆的报复。如果陈正民不放出来,我这个公安局局长哪怕不当了也要和曾锦春干到底。”李大伦担心事情闹大,就催促曾锦春第二天放人。
这一次尽管又胜了,但孙湘隆对李大伦、曾锦春已忍到极点。回忆这段日子,孙湘隆很感慨:“那时我非常苦闷和彷徨,作为公安局长,会看到很多他们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情报。但是郴州的网太密了,我的职权有限,我不是监察,不是纪委,我无能为力啊。”
2003年6月26日,他决定以辞职来表达愤怒和不合作。这份辞呈写道,“各种因素所致,我不宜再担任郴州市公安局局长。这是我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而作出的抉择,请予批准。”
出乎孙湘隆意料,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的公安厅厅长周本顺(现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赏识孙的正直,把他调到省公安厅任助理巡视员。
没有人想到,他在临走之际还要卷入与曾锦春集团更凶险的一场斗争,甚至差点丢命。
天湖爆炸案的幕后
把孙湘隆卷进来的就是天湖爆炸案。
本案发生于2003年12月23日上午,此前数月公安厅已决定把他调任到省厅。但由于正式辞去局长尚需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所以他还要履行局长的职责。
案发9个月后的破案结果表明,此案其实是由郴州市政协委员、三十六湾的大矿主周龙斌策划的爆炸杀人案。
受害者周兵元为周龙斌的同村人、临武县政协委员,也是三十六湾的大矿主。本报记者调查得知,这两家在三十六湾是最有势力的矿主,也是争夺矿山利益最相互仇视的矿主。从死者周兵元的兄长周华元处获知,早在1996年,两家就为争夺一个铅锌硒矿发生激烈斗殴。周龙斌雇佣的打手把周兵元的弟弟周康元打成重伤,把周林元打成轻伤。
随着有色金属价格的不断上涨,他们之间的利益争斗也日趋激烈。尤其是周龙斌的238矿,年赢利近亿元,曾引发两家之间的明争暗夺。这种争夺与积怨越来越激化成人身伤害。2000年,周华元被两个不明身份者砍伤,身上八九个刀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周华元告诉本报记者:“我认为只有周龙斌才会雇凶砍我。”2001年,周华元、周兵元兄弟家门被炸烂,后屋顶又被炸烂。本报记者去周家,发现至今还残存数年前被炸碎的玻璃。
案件知情者透露,2003年天湖爆炸案案发前,周龙斌抓到了想在他车下安装炸药包的周继平。周继平声称是自己想炸死周龙斌,与他人无涉,他因故意杀人未遂被判了刑。但周龙斌认为,周继平和周华元、周兵元兄弟关系亲密,是受了他们指使。所以周龙斌也要对周兵元、周华元兄弟痛下杀手。
这两家的争斗,其实是三十六湾混乱的矿山秩序的缩影。
本报记者赴三十六湾调查得知,三十六湾山腰以下的矿山多数有采矿证,山腰以上的矿山多数是没有采矿证的黑矿。记者直接查数,至少有数十家在把尾砂废水直排入河。这些黑矿各有权力背景,曾锦春就曾是三十六湾最重要的权力背景。郴州人皆称曾锦春为“曾矿长”,其8000余万元的赃款中最主要部分即来自于他对矿山的分肥。
三十六湾的大矿主周龙斌就是靠矿山结交上了曾锦春,两人关系之好令临武县当地官员对周龙斌怀有敬畏。郴州坊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周龙斌曾在一个晚上与几名矿老板打赌10万元,如果他不能在10分钟内打电话叫曾锦春来吃夜宵就算输。结果曾锦春果真在10分钟内赶到。
这就是孙湘隆要调查的周龙斌,曾锦春利益集团里的重要盟友。
“其实再过两天,我的辞职申请就要在郴州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孙湘隆回忆。但他还是准备去临武县公安局布署调查破案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在车过宜章县和临武县交界时,这辆性能很好的 奥迪车方向盘忽然打滑”,具体原因至今未明。曾多次到医院看望他的何怀贤记得,孙湘隆的肺部伤得也严重,高烧不退,伤势略好就后就匆匆出院。另有一位知情者解释,孙湘隆之所以要匆匆离开郴州,是因为他担心一些与他斗争过的腐败集团会对他下黑手。这在郴州早有先例,天湖爆炸案发生的几天后,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同城的宾馆被杀害。
由于孙湘隆匆忙出院,2004年他赴任公安厅后旧伤复发,抽掉脑伤溢血后才保住一命。
此后他暂时离开了此案。
2004年9月11日,周龙斌归案。周兵元家属提供给本报记者的资料显示,周龙斌很快动用起曾锦春的关系,他被转押到宜章看守所。这是由曾锦春的女婿、时任宜章公安局局长的雷军控制的地方。湖南省检察院日前的通报揭开了这次运作的轮廓:周龙斌被抓后,周龙斌的弟弟周龙学一次性支付周龙斌的法律顾问黑子林700万元现金,要求律师摆平此事。两名副检察长共收300万元,打通其他关系花了300万元。黑子林自己留下了100万元。事后,周龙斌又通过律师给了两名副检察长数额不等的好处费。目前,专案组从郴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望实及常务副检察长陈瑶云家搜出价值千万元的现金及财物。
熟悉其间关系的郴州政法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没有曾锦春从中操控与施压,这两名副检察长收受巨额黑金枉法放人的可能性极小。周龙斌和曾锦春有太深的利益勾连,周兵元的家属在其申诉里认为曾锦春等人收受了共约3000万元的贿赂。
孙湘隆早在曾锦春被抓前就认为是“曾锦春从中做了手脚”。2006年上半年,他发现周龙斌被蹊跷释放后,就到郴州检察院复查案卷,并把对曾锦春的怀疑汇报给了有关司法机构。
现在,曾锦春专案组的部分工作人员已参与到天湖爆炸案的调查中。曾锦春和几名检察官操纵司法的幕布已被揭开,对逃犯的追缉四处撒网。出于工作纪律,孙湘隆对目前案情的进展没有透露一言。他只是告诉本报记者:“我已经是58岁的人了,不可能升官了,做什么事都是求良心的安稳,尽做人的本分而已,不管是对李大伦曾锦春他们,还是对天湖爆炸案。”
前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点评
“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也不现实”
□本报记者 鞠 靖 整理
杨敏之,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纪委书记,1988年到1998年主政湖南反腐工作。因胆识过人,在全国纪委系统具有极高知名度。本报特邀请杨敏之点评孙湘隆的作为。
湘隆的事情我听说了,包括他下面的陈正民被曾锦春“双规”的事我也听说了。
我曾经说过,在一个地方,一般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在当时的体制下,对李大伦是没办法监督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官大的人?谁敢监督管自己的人?谁又敢坚持原则不唯上?很多腐败案的当事人都是一把手,李大伦在郴州可以称王,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孙湘隆真的凭自己的原则性和一身正气顶住了压力,那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话说回来,在现在的制度下,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这样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仅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腐败、抵御腐败,那肯定是不行的。旧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我认为这里至少有四个结:
第一个是权力越位。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反腐败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没有边界是最大的祸害,而我们的权力之间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必然给寻租活动提供土壤和空间。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主体错位。除了必须依靠党的自律以外,还应该让人民也成为反腐败的主体,也就是党要唤醒人民反腐败。温家宝总理说,反腐败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第三个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从表面上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制,但是从结果上看,往往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
第四个是教育失灵。从这几年的事实大家可以看到,教育不可谓不多,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却并没得到遏制。这说明,反腐败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人们的选择,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时,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等等。但是有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
谁扳倒了纪委书记曾锦春
纪委、检察等反腐机关的力量固然极为关键,但民间举报、老干部舆论和媒体监督也起到了很好的造势作用
□本报记者 傅剑锋 鞠 靖
孙湘隆是在2004年初离开郴州的。但事实上,郴州反腐的“钉子”并没有因此减少,投诉者、本地老干部,还有国内各大媒体,对以李大伦、曾锦春为首的腐败行为群起而攻之。2004年之后的两年,民间对“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投诉信访达到了高峰。
湖南省纪委了解此案的一位工作人员认同这一说法:“李大伦发案有偶然性,是贿赂他的一个老板把他招供出来的。但曾锦春案发是必然的,对他的信访件长年不断。曾的倒台,完全是群众坚持不懈地上访和媒体始终盯住不放的结果。”
“不把自己当活人”的举报者
看起来矮小、憨厚的农民黄元勋,就是举报曾锦春的马前卒,他曾因此被关了半个月。
他拎着袋子来见本报记者时,袋里的举报材料把他的腰都压弯了。他说家里的举报材料加起来,任何一个壮汉都挑不动,“从我举报曾锦春那天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
他拿出一册册举报曾锦春和其同党的材料,都厚比砖块。尽管只有初中学历,但前后5年200余次的上访,已经使他的材料“连专案组的办案人员都夸我做得专业”。
这些“专业”的举报材料不只是黄元勋一个人做的,他们有一个举报的团队。
在这个团队中,黄元勋是冲锋陷阵的前锋,3个被曾锦春逼得倾家荡产的商人彭北京、王文汉、李民主是财力、人脉和举报方略的后援。“我们4个人不能都一下子出头,不能都牺牲了。要牺牲就先牺牲我,反正我没多少家产,我的后顾之忧最少。”黄元勋甘做这个反腐组合的马前卒,他们从一开始为自己申冤,到后来变成为所有受曾锦春滥权所害的人申冤。“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和曾锦春对抗。”幕后的智囊李民主解释。
是相似的际遇让他们走到了一起。黄元勋是因为曾锦春庇护的矿老板黄生福破坏农民们的田产和房屋,甚至雇凶欺压残害乡众;李民主是为了反抗民营收费站被曾锦春强行霸占,王文汉和彭北京是因为曾锦春操纵司法,指使他人借机掠夺他们的巨额财产。彭北京在举报曾锦春后,有一次曾被曾锦春派去的手下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的记者恰好在场,我可能就会以拒捕给崩了”。他们都被曾锦春逼得有家难回,李民主更是在一年多时间里被曾锦春制造成“逃犯”。
这4人的首次合作是在2004年编了本综合反映曾锦春问题的检举材料。王文汉像私家侦探一样偷录曾锦春的各种受贿证据,并辑入他们的举报材料里。王文汉成了他们这个反腐组合里出色的证据收集高手。后来专案组的人表扬王文汉,“你对曾锦春的事一打就准,只有具体数额的误差,没有基本事实的失真”。
这本举报材料很快引起中纪委关注,湖南省纪委在2004年8月28日开始调查,但几年来数次都没有查出曾锦春的问题。
这一度让举报者绝望。有几次李民主和王文汉都想抱上炸药包和曾锦春同归于尽,彭北京劝住了他们:“要看到希望,要想想你的家,好死不如赖活!”
2006年初,再次发恼的曾锦春的爪牙扬言要以10万元买黄元勋的人头。黄元勋告诉本报记者,“当时我一点都不怕,他们要搞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从举报曾锦春开始,我就没再把自己当活人了。你要搞就搞吧,我这条命豁出去了。”
“但是,死要死个明白”,2006年3月17日,遭遇生命威胁的黄元勋给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写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称,“是非分明的案子在权力的操纵下由黑变白,没有什么比法律被人践踏更让人痛心了”,“命运是如此的具有戏剧性,欢笑、泪水、荣辱并行,穿越生死,穿越时空”。
“曾锦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媒体”
在持续的举报中,黄元勋们还发现,“曾锦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媒体”。
三十多家国内媒体与内参对李民主收费站被抢的事进行了报道,李民主、黄元勋等人也从举报自己的事转为媒体的义务报料人。“报的料越多,来的记者就越多,腐败的盖子就越捂不住,曾锦春就越没有好日子过。”这是李民主的反腐逻辑。
事实上,郴州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李树彪挪用亿元公积金案被媒体曝光,吸引了全国媒体的注意力。
李树彪案的最早报道者是郴州的新闻爱好者——城管执法大队干部胡桂生。2004年2月11日,胡桂生在和一个银行职员聊天时得知: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拿公积金在澳门豪赌被抓。他把这一情况写成消息向新华社和湖南本地媒体报料,第二天长沙各大媒体即作报道。
此事引起李大伦与曾锦春的震怒,因为李树彪在滥用公积金方面牵涉到多方官员,媒体报道之后就再也盖不住了。李大伦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会议高度保密,会场几百米外全部由武警把守。会上的消息还是很快被传出,“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会后,他们通过关系迫使长沙多家媒体在2004年2月13日公开道歉,称涉及李树彪的案子报道失实。
曾锦春还放言,要“双规”胡桂生。
李大伦让宣传部起草了“郴宣联(2004)1号”文,决意封杀类似胡桂生的民间报料人。但李树彪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已不在曾、李控制的范围内。此后的几个月,嘉和拆迁案引发的郴州舆论监督风潮再次让李大伦等人坐立不安。为了不给记者们留下封杀新闻的口实,“郴宣联(2004)1号”被悄悄收回。
2005年4月,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终于被李树彪案牵出。2006年5月24日,就在李大伦被“双规”一周后,时任宣传部长的樊甲生对郴州媒体下发了一个“三不准”的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陪同外来媒体记者采访。但过后不久,樊也被李大伦案牵出而落马。
2006年,各大媒体齐聚郴州追踪腐败案,媒体对曾锦春的批评也由过去的转弯抹角变得直截了当。胡桂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曾锦春的重大受贿线索,在郴州鲁塘矿区,曾锦春为那些需要瞒报矿难的矿主开了22张条子,每张索贿100万元。赶在曾锦春落马前,《中国新闻周刊》就这一情况作了不点名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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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的力量
这一年,曾锦春等人已成众矢之的。
2006年6月,曾任湖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的退休老干部傅学俭,收到了郴州老干部们的一封集体来信。在这封来信中,郴州老干部罗列了经他们调查的曾锦春 贪污受贿部分清单,共有数千万元。
“我感到这可以给腐败分子致命一击。”热爱反腐的傅学俭立即把这封信送到新华社。这封信后来和新华社的内参一起受到了最高层的批示。傅学俭据此认为,老干部是反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忧党忧国之心强。又因为他们能够从各种途径获得信息,没有太多个人利益的牵绊,反映问题会更彻底。加上他们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反映问题时也容易引起决策层的注意”。
但是,一名接近新华社的人士指出,老干部的这封信并不是新华社调查曾锦春腐败情况的起因,“据我所知,新华社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盯上了曾锦春的腐败问题。老干部的信,对新华社的调查来说,是多了一份有力的素材”。新华社没有就这一说法向本报记者公开回应,他们态度低调。
一位深悉曾案内情的湖南省纪委工作人员也认同这一说法,民间举报、老干部的舆论和媒体的监督起到了很好的造势作用,给上层造成了这些腐败分子民愤极大的印象,“真正起作用的媒体是新华社,他们的内参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以他感叹:“舆论监督的作用只要真正发挥了,还是很管用的。其实舆论监督也像我们这种专门机关的监督一样,不能搞一阵风,要始终盯牢,光靠发一两篇报道,同样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新华社在这方面的耐心、勇气、责任值得尊敬。”
(责编:匡鹏)
腐败高官
原职
涉案
目前惩处


李大伦
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 据悉,李大伦疑涉1.2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豪赌”案和嘉禾拆迁案。 2006年5月23日被双规,6月3日被免职


曾锦春
郴州市纪委书记
在郴州官场,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曾锦春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就很可能会被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在郴州官员和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黑色笑话:“全市的矿都归他管。” 9月19日,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


樊甲生
郴州市委宣传部长 据处理该案的一名副检察长透露,樊甲生向省纪委供述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办案人员在樊家搜出现金几十万元和数十条高档香烟等物品。 8月9日,被专案组控制。8月11日,其妻、妻弟及儿子被带走。


雷渊利
湖南郴州市副市长 “住房公积金第一案”主角李树彪,只是“后台老板”雷渊利权钱棋盘上的一个走卒。 2005年6月30日被逮捕,2006年4月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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