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胡适和鲁迅眼中的十月革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8/06 11:21:48
胡适和鲁迅眼中的十月革命邵建
其实,如何看待这场革命,从历史到今天,始终就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呈现一下当年胡适、鲁迅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庶几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个参照。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至深巨大。今天由这场革命所形成的苏维埃政权也落幕已久,在它9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有人怀念,有人诅咒。其实,如何看待这场革命,从历史到今天,始终就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呈现一下当年胡适、鲁迅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庶几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个参照。
胡适对苏俄革命抱持的态度是“同情之理解”,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下面话锋一转: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地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
在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两个互为作用和互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而暴力革命已经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他的名言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如果说胡适不赞成革命是担心革命后的暴力因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彻到底,以致功亏一篑。1927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鲁迅盛赞:能说出这种话,“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并由此及彼,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
鲁迅的陈述固然是事实,于是,事实判断也就成了鲁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上,就有了对应的表达:“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哪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一直到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鲁迅依然看法无改:“二十四年前,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鲁迅的见解和以上列宁所论述的第三点(彻底消灭敌人)是一个脉系。不妨注意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7年4月10日。这篇文章,鲁迅是为当时已取得很大胜利的北伐革命而写,他是担心国民党重蹈历史覆辙,所以,特地在北伐胜利前夕谈苏俄经验并辛亥教训,意在鼓励继续革命。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两天,就发生了历史上驰名中外的“4?12事件”,蒋介石果然借鉴了苏俄革命的“杀”的经验,又汲取了辛亥革命“欠杀”的教训,于是,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杀来杀去的历史。
可以看到,胡适、鲁迅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对“宽容”的态度。如果胡适是主张宽容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鲁迅则反对(“一个都不饶恕”);于是,表现在十月革命的态度上,就构成胡鲁之间的价值分野。主张宽容的,不会轻言革命,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不宽容的事。反对宽容的,通常不会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很能满足那种不宽容的峻急。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在胡适、鲁迅的评价上,什么叫“最坚决”、“不妥协”、“彻底”,什么又叫“软弱”、“妥协”、“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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