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拾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0/08/06 23:16:13
于成玉
□爱国不是夸耀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强大决不只是看我们给后代留下了多少高楼大厦的鳞次栉比美轮美奐和神五神六航天绕月的盛况空前无比自豪,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为后代培养出多少“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
□人生本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倘若你的独立思考之犁能够勤耕不辍,那么你的身后就会长出憧憬绿芽的茁壮;你的秋天就会拥有飘染果实的金黄。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王晨、张天来写的题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的长达两万字的文章,至今已经过去27个年头了。但该文以汹涌澎湃的议论来展开惊天动地的宏大叙述和震撼人们心灵的形象描写却令人终生难忘:“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只打闪而无声,那不是真正的雷;只发热而不发光,那不是真正的灯;只好看而不生长,那不是真正的花;只有尖而不札人,那不是真正的刺;只承诺而不兑现,那不是真正的官;只当家而不做主,那不是真正的民。
□真话少的地方贪官多,贪官多的地方公道少,公道少的地方群体事件多。
□一个事物,以前是A,后来是非A,或者,在此地是A,在彼地是非A,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同一个事物不可能在同时、同地既是A、又是非A。如果有谁硬要振振有词地说出这种“A且非A”、“A与非A的有机统一”,且还要指望世人真心相信他的这套逻辑,那么,不是他自己的脑子进水了,就是除了他自己,别人的脑子全都进水了。如房宁教授所谓的“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即是一例。很显然,房宁的弦外之音,“有效政体”,就是“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有机统一”。
□艺术离开了真实,必然弱不禁风;真实离开了艺术,必然无精打采。
□记忆永远在你的身后,好似夜空里的星光闪闪;而向往则永远在你的身前,宛如黎明前的曙光四射。
□很多事例说明,无论何人包括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一生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不可能全对,当然也不可能全错。如陈云曾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很显然,这句话不仅有悖于新闻自由原则,而且不合时宜和时代潮流,令人多有微词和诟病自不待言。但陈云在对待处理人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公道宽容的。例如在关于李锐、朱厚泽、于光远等党内老同志,是否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上,陈云表态说,我们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给人家平反的傻事了。于是,才保住了这几位党内老同志的党籍。在这个问题上显得他为人公允厚道,当然值得人们尊重和尊敬。又如,台湾的蒋经国,当他继承其父衣钵搞专制独裁时,人们当然对他嗤之以鼻。但后来他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人们自然赞赏不已。特别是他的一句“沒有永远的执政党” 的言说,更把他的历史地位给垫起一段高度。
□世上美的东西往往令人爱不释手。然而,令人往往爱不释手的东西却并不一定都是美的。
□现实生活中,敢于冲进社会主流的人,第一个成功诱因就是勇气,其次才是智慧、能力等其他因素。正如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一个有知识而没有勇气的人,他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个缺乏知识的人,只要他有足够的勇气 。他成功的可能性为100%。” 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中文仅仅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则是强调人有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但要获得这些自由权利,则需要人们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牺牲,尤其需要有勇气,就象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民主主义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所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
□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曾经说过:“人家问我受伤时干嘛不哭?我说是因为妻子在我身边!”话虽不多,但对伟大女性美德的赞美却令人感到肃然起敬和意味深长。
□有园丁的地方出果实;有花朵的地方出蜂蜜;有脚印的地方出道路。而有虚假的地方则出荒唐、荒诞、荒谬和丑陋。
□如果说血泪汗的同质性是水,那么假丑恶的同质性则是荼毒。
□写过《自杀论》的法国社会家迪尔凯姆(Durkheim)曾经指出:“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同样道理,我们也应该在美妙理想与残酷现实发生碰撞的地方去认识社会,因为正是躲在这个地方的 “疼痛”,常常让我们呻吟不已。
□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世人,上不正则下无信。中国古代社会一般则把社会失去诚信作为结果,而把原因则赠送给皇帝。据史料记载:“贞观十年,魏征上书曰: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贞观政要•诚信》,下同)魏征认为治国之道,“内外无私,上下相信”至关重要。“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 李世民认为,这个建议虽然很好,但因为有悖于诚信,故不能采纳。他接下去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唐太宗以上所言,可谓言辞精当,咳唾成珠,即使今天读来,仍使人振聋发聩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