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中国均分土地制案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1/28 13:55:58
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中国均分土地制案例  裴小林  荷兰累顿大学法学院  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历史系  1.简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土地是被集体所有和使用的。到八十年代初农户得到了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但集体仍保留了集体所有制的其它权利。这即所谓家庭承包制。它的建立导致了1979至1984年的农业高增长。然而,八十年代中的农业增长放缓又引发了对它的再争论(例如Kung,1994,1995,2000;Wen ,1995;Dong,1996)。一派主张土地彻底私有化。另一派则反对,认为仍应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制。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始终认为国有制是其政权的基础并且比集体所有制更“社会主义”。另外,中国的城市改革也比农村改革开始地晚。但中国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已开始允许改变国有制。这导致城市里的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可是农村改革20多年后的今天,土地仍旧是集体所有。这意味着抗拒土地私有化的最终力量不是意识形态偏见。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以上两派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没人发现这一最终因素和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有鉴于此,本文的探讨将更侧重于理论而非实证。  中国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这不但是它最大的特征,而且也与以上辩论直接相关。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搞清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我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所以,本文将从反思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开始。这一著名的理论至少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它直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只局限于讨论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和冲突往往来自马尔萨斯那既广又深的起源性基本构架。第二,马尔萨斯模型基于两个无法推翻的公理,即人口和粮食的历史增长。这使它既无人为的假设,又无任何意识形态偏见。许多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具备此方法论的特征。  熊皮特(Schumpeter,1955:4 )指出,“如果要发现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只有当那起因性的因素是非经济的时,我们才算成功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有这时才证明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下一步则是其它学科的事了。如果那起因性的因素本身具有经济性,我们的解释就不成功并还要持续,直到它最终落到非经济的底部。这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案例的探讨都不例外”。Alexander Field (1981)最早洞察到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仍旧深陷在熊皮特指出的方法论问题里。所以,当今天人们都沉迷于这一理论时,就鲜有人去寻找中国均分土地制背后那最本源性的原因并给出一个因果性的理论解释。我们将看到,本文一开始就立足于一个自然法则的非经济底部。它的研究还发现归根结底是自然法则在左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大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制度变化。  马尔萨斯模型的第三个特征是含有时间要素,因此它是一个动态模型。这也是绝大多数理论不具备的。以上特征使它成为经济历史学的第一理论,并经得起200 多年的时间考验。不幸的是,古典理论大师们那穿越时空的宏观动态眼光在今天新古典的微观静态世界里已消失了。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现象难以被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所以希望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本文时,能重新建立起古典经济学那横跨千年的动态历史观。本文的上半部分将探讨一般的理论问题,下半部分处理中国的具体问题。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能对理论有所贡献,也是为了把中国摆在世界范围的历史大背景下,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从农业社会发展过来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它们都有相同的历史背景,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土地制度会与众不同?当我们成功地发现了那个起源性的因素,并且它同时也是所有民族共同的非经济底线时,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本文标题已显示,它就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  下面的第二节重新检验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发现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这一关键因素被漏掉了。我相信这一发现能极大地改进该模型。事实上是这一法则在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它是导致劳动报酬递减的起因。第三节显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解放出来。第四节指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既是市场失灵的起因,也是李嘉图曾证明的利润率在几个世纪内不断下降的最终原因。第五节发现,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使每斤粮食内含的劳动成本在不同的人地比例下大不相同。在第六节,我用改进了的马尔萨斯模型显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会内在地导出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大趋势。但它不一定能自然地在人类社会中实现,所以才有了二战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第七节简要地介绍关于家庭小农经济的理论。第八节指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是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单位。第九节显示,改革以来的家庭承包制,实质上是使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微观单位从生产队变成了农户。第十节证明是土地生产率极限和土地面积的极限性这两个自然法则导致制度产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土地问题时失灵。本文没有专门的一节来做结论,第十一节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结束语。正文后的附录A 是数据证明。附录B 用新古典的微观静态分析证明了土地私有化会使中国的粮食亩产和总产量水平下降。  2.马尔萨斯模型的前提: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指出每25年人口按1 ,2 ,4 ,8 ,16,32,64,128 ,256 的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则按1 ,2 ,3 ,4 ,5 ,6 ,7 ,8 ,9 的算术级数增长。200 年后人口与粮食比应为256 :9.那么粮食的增速必然会迫使人口的增速相应下降,因为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这一铁律会随时随地制约人口的过快增长(PatriciaJames(编),1989:12-15 )。这一制约即“人口陷井”,又曰“低水平均衡陷井”。现代经济学辞典(David W. Pearce (eds.), 1983 : 343-344)定义人口陷井如下。  图1 位置  “在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经济里,人口的增长率会超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如果是这样,即意味着人均真实收入下降。只有当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时,人均真实收入才会增加。在下图中,收入的增长率在T 点之前比人口的增长率高,但在T 点后情况就倒转为收入增长慢于人口增长。这样,当人均收入下降时整个经济就倒退回T 点。并且人口增长的效应远大于收入的增长会使企图逃离T 点的努力注定失败。所以,T 点就是低水平均衡陷井或人口陷井,表示该经济无法逃离它。只有当可能直接跳到K 点时,一个持续增加人均收入的过程才会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或者控制人口出生率,或者将收入曲线从下降扭转为上升。后者也许会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  马尔萨斯在他1803年版本的序言(Patricia James, 1989 ,2 页)里曾提到他的人口理论“在比较人口和食物的增长关系时可能叙述得还不够有力和准确,有些最关键最有趣的部分或者一带而过或者整个漏掉了”。我认为,被漏掉的正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即每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都有极限。他(如上, 11 页)说,“获取食物的困难对人口的强烈制约必然是经常发生的,它一定会从某处降临”。但他并没有精确地指明到底从何处。他(如上,13页)只是提到,“当土地不断地被开垦直到所有的土地都被占用时,每年还要增产粮食就只能依靠改良土壤。从土壤的特性来看,年增的这部分粮食不是递增而是递减”。  这样,马尔萨斯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土地面积的有限性,二是报酬递减。后者只是在1803年的版本里提到但并没有被很好地论述。它是在1814到1815年间的《谷物法》辩论中被确切地阐明为一个法则并由此而著名。在我看来,报酬递减只不过是个现象而并非法则,因为它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的结果。如果土地生产率是无限的,就根本不会出现报酬递减。这句话反过来说则不符合逻辑,因为它颠倒了因果关系。并且,报酬递减也没有精确地指明获取食物的困难到底是从哪儿开始降临的,只有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才具体和有形地告诉了我们它是从何处降临的。这样,土地面积极限和土地生产率极限就是两个实实在在的困难起源之处。  因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在马尔萨斯模型里被遗漏掉了,现代经济学辞典的人口陷井定义也没有触及造成该陷阱的真正原因。首先,人均收入难以成为人口陷井的原因,它只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结果。假如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必然高。假如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也必然低。这句话反过来说肯定又颠倒了因果关系。所以,劳动生产率下降才是人口陷井的真正原因。其次,我们必须找出导致劳动生产率在T 点之后相对人口增长而下降的那个因素。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问题的起源: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这是它与工业的根本区别。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畜牧业的家畜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并有自己的基因生长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规律。人既没有制造它们也难以在生产中控制它们。因此,最终是它们决定着农业的产出率。但它们无法决定工业的产出率。并且,自然力法则,如阳光,水,空气,温度及昼夜和季节变化等等因素,也要制约农作物和家畜的生长和生命周期。一般来说,人也无法控制这些自然力和改变它们的规则。例如,北方的农民想在冬天劳动和获取收入,但老天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我们知道,这些因素对工业的产出率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北方的工人在冬天照常劳动和获取收入。  要证明自然法则对农业的制约,最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是土地产出率极限,即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永远都有个极限。无论在人类史的任何阶段还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它都存在。无论在肥沃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它也存在。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的耕作技术下,它还存在。它就象农业生产的一个玻璃天花板,人类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穿越也无法移开它。技术进步最多只能把它逐步地往上移。事实上,整个农业发展史就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地把它逐步往上移的过程。  进一步说,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既然是自然法则,那么它肯定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在那时,每单位土地面积每年的植物生长量,如野菜或野果,肯定也不是无限的。而报酬递减只是人类出现后的一个现象,它是自然法则与人类经济活动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马尔萨斯模型那起因性的因素也没有建立在一个非经济的基础上,因为报酬递减是一个经济色彩很强的概念。  我们还可以把土地产出率极限看作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静态地看,相对极限是人类历史某时点上能达到的那个技术水平下的土地产出率极限。它只可能比以前高,但不可能比以后高。动态地看,技术进步有可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把它往上移。绝对则意味着土地产出率极限的绝对性。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技术水平下它都无所不在。人类的努力不仅永远不能消灭它,而且往往受它制约,甚至受它惩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报酬递减。  Ester Boserup (1965)试图挑战马尔萨斯模型。她认为人口增长应该是自变量而非马尔萨斯模型的因变量,这样一改人口增长就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起因了。她发现在人类几千年的农业耕种史上,人口增长确实诱导出了一系列的耕作制度变化,从森林休耕制到灌木休耕制,接着到短期休耕制,然后再到年耕制,最后发展到复种制。根据她的(如上,15-22页)研究,森林休耕制的土地只被使用一两年,之后休耕25年左右,因为当时仍有大片的森林可被连续开垦。灌木休耕制的休耕期缩短为6-10年。短期休耕制的休耕期就只有1-2 年了。年耕制已不再属于休耕制。无疑,五种耕作制中最劳动密集型的是复种制。同一块土地每年至少要种两茬,甚至三茬庄稼。  这样,休耕期越长,年均和亩均的劳动投入量(劳动投入/ 年亩)就越少。反之则越多。与此相关的是,平均每个农夫使用的土地越多,年均和亩均的劳动投入量也越少。反之则越多。并且,劳动强度的加大还必然会导致生产工具的改进,从森林休耕制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锄头工具系列的出现和使用,再发展到犁工具系列的出现和使用。总之,Boserup 发现,人口越密集的国家或民族,越处于农业耕种史上的高级阶段。反之则越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低级阶段。  在这里我们看到,当马尔萨斯模型强调人口增长的消费效应时(特别是图1 的T 点和K点之间,即人口陷井那一段),Boserup 则在强调人口增长的生产效应(特别是图1 的T 点之前那一段)。她的模型的解释力实际上来自马尔萨斯那既广又深的理论构架,因为她只不过把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关系颠倒了一下,即将粮食生产的相对缓慢增长制约人口的过快增长改成人口增长推动农业发展了。当然,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所以,Boserup 的挑战有她的道理。不过,她肯定推翻不了马尔萨斯模型。最明显的事实是技术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跳出人口陷井,也没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稳步增长(即到达图1 的K 点)。在理论上,Boserup 也有没解决的问题。诺斯(1981,60页)指出她“并没有搭起一个理论桥梁来说明报酬递减是怎样被克服的,并且这一克服应是相对一个固定的因素而言”。  现在我要证明,这个固定的因素正是土地产出率极限。首先,人口增长肯定不是技术进步的最终原因。否则,每当人口增长时就应有技术进步。若果真如此,就永远不会出现人口陷井。而且人越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生产力水平应越高。这显然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不符。其次,技术进步只在某一特定阶段,如从森林休耕制转变到灌木休耕制时才发生。第三,这必然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遇到了一个强大的障碍而导致的。技术进步就是要克服这个障碍。而这个障碍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森林休耕制下的那个土地产出率极限,即以上定义的相对极限。它也可被看作森林休耕制那个历史阶段的绝对极限。  图2 位置(注意:此图是全文自始至终在使用的最重要的图表)  让我们用图2 来说明这一过程。边际劳动产出(即边际劳动报酬)是在其它投入不变时,每增加一单位劳动投入所增加的产出量。平均劳动产出= 总产量/ 劳动投入总量,所以它就是劳动生产率。生存需求水平线是保证生存的基本口粮标准,低于它就会出现饥饿和死亡。因此T 点就是马尔萨斯模型的人口陷井。请注意,L 点即土地产出率极限。我们假设它在森林休耕制下是100 斤/ 亩。当人口压力还较小,还没有迫使劳动投入量接近或达到这一土地产出率极限时,就不会有转换到灌木休耕制的内在要求。Boserup (1965:17-69 )自己也发现,最早进入原始部落的殖民主义者曾要求当地人放弃刀耕火种,并教他们更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如使用锄头。这遭到了当地人的拒绝,因为刀耕火种是一种节省人力的耕作方式,能以较少的劳动投入获取相对较多的粮食产量。  原始部落人少地多,因此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但土地的机会成本低。在这种资源关系下原始部落要实现福利最大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式就应该是使稀缺的劳动力的价值最大化,即广种薄收。这正是当地人拒绝殖民主义者教化的内在原因。假设这时该部落投入土地的劳动地总量在图2 上是OJ,土地亩均产出率为60斤。这表明它离土地产出率极限的100 斤/ 亩还较远,还有较大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重要的是,边际劳动报酬仍在J 点的较高水平上,并且平均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也高于生存需求水平线。这就使该部落没有转换到灌木休耕制或其它更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的内在要求。  相反,当人口增长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迫使劳动投入越来越接近土地产出率极限的100斤/ 亩时,如在图2 的T 与L 点之间,资源关系就发生转折性变化。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变低而土地的机会成本变高了。这时森林可能已开垦完,土地也不能再休耕25年了。更严重的是,边际劳动报酬和平均劳动产出都降到生存需求水平线以下,食物短缺,饥饿和死亡都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转换到一个更劳动密集和有着更高土地产出率极限水平的耕作方式(如灌木休耕制)之收益,就会大于该转换之成本,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方式也应转向最大化越来越稀缺的土地的使用价值。  转换到灌木休耕制后,同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又开始了。在它的后期当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使人均土地进一步减少,并迫使劳动投入越来越接近它的土地产出率极限时,向短期休耕制的转换就会发生。应该说,从森林休耕制到灌木休耕制,接着到短期休耕制,然后再到年耕制,最后发展到复种制都是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所以我们不必叙述每一过程。应重复和强调的是,技术革命都是在遇到土地产出率极限时才发生的,并且它的对象都是某一耕作制度下的这一极限。所以,土地产出率极限既是人口增长过程中获取食物的困难起源之处,也是迫使人类创新的起源之处。其次,从五种耕作制的演变总过程来看,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大趋势始终是越来越最大化不断稀缺的土地的使用价值。  总之,一旦把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引入,马尔萨斯模型和Boserup 模型就被统一到一个同一的理论构架中来了。它们的冲突也容易被化解了。事实上,正是由于马尔萨斯模型漏掉了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这一具体有形的困难起源之处,Boserup 才有机会攻击它。长程来看,历史上尽管有Boserup 强调的技术进步,但她也推不翻马尔萨斯强调的人口增长的速率比食物增长的速率更快这一事实。人类几千年的农业耕种史作为一个整体都更支持马尔萨斯的动态历史观。并且,我们已证明技术进步既不可能而且也没有随时随地地出现。相反,人口增长则是经常不断的。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  所以,我们的下文将不再专门讨论技术进步,而是集中分析人口增长和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的关系。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也将不再专门讨论土地产出率的相对极限问题,因为以上五种耕作制的依次转换基本是在重复循环同样的过程,并且最终也没跳出人口陷阱。我们将更强调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无时无处不在的绝对性一面。比如,我们现在可把图2 的L 点视为复种制下的土地产出率极限。这样,图2 就可显示人类几千年的农业耕种史的发展大趋势和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怎样在这一过场中制约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从图2 来看,一个民族的早期阶段总是地广人稀的。这时甚至会出现报酬递增,即最初的劳动投入会得到较高的土地边际产出率。这使边际劳动产出和平均劳动产出都高于生存需求水平线,从而人口增长能够开始。但人口的增长从长远来看必导致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并使边际劳动产出和平均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到生存需求水平线以下。为了生存,这个民族就必须使人均劳动产出尽可能接近生存需求水平线。这主要是通过不断加大每亩土地的劳动投入量来实现的,而人口的增长又恰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其动态趋势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说到底,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在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正象图2 所显示,平均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在T 点之前一直处于生存需求水平线以上,但在T 点之后就降到了生存需求水平线以下。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L 点)的存在。当人均土地很多时,亩均的劳动投入量很少且远离土地生产率极限(L 点)。它意味着提高亩产的潜力仍旧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劳动投入甚至会得到递增的土地边际产出,并使平均劳动产出轻而易举地越过了生存需求水平线和产生了农业剩余(平均劳动产出曲线和生存需求水平线之间的那部分)。相反,当人均土地变得越来越少时,不变的土地面积上就必须长出更多的粮食和养更多的人。这就必须不断加大对土地的劳动投入量,使它形成一个从O 点向L 点逼近的动态大趋势。劳动投入量越接近L 点,边际劳动生产率就越低。当它到达L 点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变为零,并且劳动总产出也不会再有任何增长。  所以,我说土地产出率极限就象农业生产的一个玻璃天花板,人类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穿越也无法移开它。反而,人口增长造成的这种努力最终要受它制约,甚至受它惩罚。AzizurR. Khan (1988: 156-157)提供的极有价值的孟加拉140 年历史动态数据生动地描绘了人口压力的加大是怎样导致了人均土地减少,真实工资下降和绝对贫困上升的。“在1830年时,一个农夫劳动一天以大米计算的真实工资是6 公斤/ 人天。到1880年,它变为4.2-5.2 公斤。1950年左右它大约是3 公斤,但到1970年它就降到2.5 公斤以下了。”  有人也许会说,造成这一动态大趋势的原因是土地的不可增长性。这个逻辑肯定不成立。人均土地的减少为什么不导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下降呢?就是因为在工业部门不存在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假如在农业中有土地的不可增长性但没有土地产出率极限的自然法则,那么亩产应该是随着亩均劳动投入的增长而成比例地相应增长。这就是说,图2 的平均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应该是一条向上的斜线而不是向下的曲线。进一步用实例来说,就是中国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或几十万斤的大话可以不是吹牛。  现在,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假如没有土地产出率极限的自然法则,就没有报酬递减,也不会出现人口陷阱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Boserup 的模型。假如在森林休耕制中没有土地产出率极限,就不必向灌木休耕制转换,当然更谈不上向另外三种耕作制转换了。事实上,每当技术进步克服了某一耕作制的土地产出率极限后,下耕作制的土地产出率极限马上就又出现了。所以,它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玻璃天花板。  3.工业革命的本质: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解放出来  因为工业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就业领域,它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解放出来。图2 同样能显示这一历史大转折。工业革命前的历史大趋势是人口增长使每一农夫平均耕种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少。这导致亩均的劳动投入量从O 点向L 点不断地逼近,即从左向右移动。离L 点越近,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就越强烈。相反,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转向工业时,农民的数量就变得越来越少,每一农夫平均耕种的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多。这导致亩均的劳动投入量出现工业革命前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大逆转,即从右向左移动。所以这确实是人类史上分水岭式的一场大革命,因为它彻底改变了工业革命前的历史大趋势。  我们已知道土地生产率极限法不会则制约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时,自然法则对一个国家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就会变得越来越弱。我相信,这是造成Rostow(1963)发现的“起飞”现象的最深层原因。当工业劳动力已成为该国劳动力的主体时,这个国家就完成了起飞并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阶段。有趣的是,新古典的微观静态理论恰恰是在自然法则不再左右个别工业化先行国经济时才出现的。这并非历史的巧合。我们将看到,当自然法则仍在左右某国经济时,新古典理论对它的许多现象就无法解释。  当一国平均每一农夫耕种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多时,亩均劳动投入量与土地生产率极限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远。所以,自然法则对该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也会变得越来越弱。这刚好是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反向大趋势。这样,它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能开始迅速增长并使其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两个因素在此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劳均土地的扩张本身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象回到了劳均土地很多的人类早期阶段。李嘉图(1973:39)告诉我们,那种广种薄收情况下的粮食产量来自人的劳动的贡献少,来自自然本身作用的贡献多。Khan的孟加拉历史动态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也不增加任何其它投入,只是使孟加拉的劳均土地面积从1970年的水平扩大回1830年的水平,那么劳动生产率应从2.5 公斤大米/ 人天增高到6 公斤大米/ 人天。Boserup的发现同样能证明这一点:即刀耕火种是一种节省人力的耕作方式,能以较少的劳动投入获取相对较多的粮食产量。  第二,劳均土地从不断减少到不断增加这一历史大转折必导致农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化。这主要是通过大量购买化肥,农药,机器和使用机器时必须的能源来实现的。由于工业部门在生产这些农业投入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现代农业常被称作能源农业(如化肥中的化学能转变为生物能)。这是其与完全靠人力的早期农业的根本差别,尽管它们在劳均土地很多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须注意的是,劳均土地的扩张是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化的前提。当一国每一农夫平均耕种的土地仍在变得越来越少,劳动力一定比资本相对便宜,也难产生增加资本投入品的内在需求。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基本都处于这一状态。  从长远来看,土地生产率极限有一种单向特征。我们已说明,整个农业发展史就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地把这一极限逐步往上移的过程。一旦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使它达到了某一水平,它不会迅速地降回到以往的水平。所以一个国家才有可能从农业社会转换到工业社会。假如在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期间,亩均劳动投入量从Boserup 所说的复种制时的水平降到了短期休耕制时的水平,粮食的亩产量和总产量也大幅度下降,工农及城乡间的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的转换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土地生产率极限的单向性仅仅指的是一种历史大趋势。短期来看,在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时,粮食亩产和总产量的下降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在现实中也确实常发生。所以,这种结构的转换往往会遇到挫折甚至倒退,并需要长达100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使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减少。  其中的第一个原因是劳动力的减少和资本投入品的增加会有一个时间差。如果当每一农夫平均耕种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少时难产生增加资本投入品的内在需求,那么此需求应该是在每一农夫平均耕种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多而感到劳动力短缺后才产生和强化起来的。每当这一滞后效应出现时,它都能造成粮食亩产和总产量的下降。第二,以上分析实际是在假设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的转换过程中不存在人口增长。这往往不附和实际。在长达100 年左右的转换过程中,人口必然也在增长。所以,粮食产量不仅要稳定,而且还必须增长。  结构转换过程的第三个现实困难是劳动力的增长也会滞后于人口增长,因为从儿童变为劳动力是需要时间的。这样,对食物需求的增长速率就会高于劳动力的增长速率(Ruttan,1970:356 )。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不仅各自而且会综合性地导致工农及城乡间的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大转换难以实现。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本文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结构转换,持续增长和持续性工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李嘉图(1973),Simon Kuznets (1959), Dale Jorgenson (1961)和其他许多学者都发现,一个增长着的农业剩余永远是它们的充分必要条件。William Nicholls(1970:296 )说,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成功地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食物剩余(不管是靠国内生产还是进口),它就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最基本前提。历史已经反复地,并将继续地证明这是真理。凡是曾拥有这一最基本前提的国家,大多数都较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凡是不曾拥有这一最基本前提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进入这一过程,或者还在这一过程中苦苦挣扎。  在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一个历史性难题。工业革命不会从Boserup 所描绘的森林休耕制,或灌木休耕制,或短期休耕制中发生,因为在它们之后仍可能通过转换到下一种耕作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可耕地已经在年耕制或复种制下被充分利用,并且已经没有下一种耕作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时,土地产出率极限的自然法则才迫使人类发动一场工业革命。但是,当没有下一种耕作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当亩均的劳动投入量已非常接近我们图2 的L 点时,产生出农业剩余的可能性肯定比以前小了,难度也肯定比以前大得多了。因此,发动工业革命的条件反而更差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性难题。有人也许会说,可以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或基因工程。但这实际上是工业革命后才可能发生的。  中国似乎是深陷这一历史性难题的典型国家。它的复种制历史已经很长了,并且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南方每年甚至要种三茬庄稼。由于耕地短缺和人口爆炸,围湖造田,毁(山)林开荒都发生了。英国实际上也曾陷在这一历史难题中。在我看来,李嘉图是挽救英国的头号功臣。是他的书的出版导致英国取消了禁止谷物进口的法规,并由此而扭转了社会平均工资上升和社会平均利润下降的大趋势。因此,从人少地多的国家进口便宜粮食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但这一战略对人口大国的效应比对人口小国的效应肯定要低,因为人少地多的国家有限,世界粮食市场的余粮更有限。用中国或印度的人口数量来分这些余粮,每人分到的可能微不足道,也很难起到扭转社会平均工资上升和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的作用。另外,从中国内陆广大和19世纪前没有铁路的现实来看,粮食的运输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也使这一战略难以实施。  一些以自由贸易立国的小国或城市经济体,如荷兰,香港和新加坡等,肯定从这一政策中获益匪浅。因为若一个小经济体长期靠进口粮食来解决它的食物需求,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起码难以直接制约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另外,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欧洲移民,似乎也没遇到过人口陷阱问题,尽管当地的土箸人遇到过。土箸人虽然人均土地多,但他们的耕作方式使他们并没有多少农业剩余。欧洲移民的进入改变了这些地方自身的历史演变进程。他们带来的相对先进的耕作方式与当地人均土地多的资源条件一结合,马上就能产生出农业剩余。Sidney Pollard(1990:66-67 )指出:美国的农业扩张没遇到过欧洲大陆经历的报酬递减,其按实物量算的农产品产出在19世纪増长了19倍。美国直到19世纪后期仍有没开垦完的处女地,所以农业部门是它19世纪国民经济増长的动力源泉。其实,我们的图2 把其原因显示的很清楚:无论是一个民族的早期阶段,还是一种新的耕作方式的早期阶段,边际报酬都还没有达到顶峰,因此报酬是递增的。  4.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导致市场失灵和社会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最终原因  许多国家的历史都曾显示,人口陷阱和市场失灵是共存的。其中最著名的证据和理论就是马尔萨斯的工资铁律。这一理论说:尽管工资在短期内有可能上涨,但长期来看它必然要退回生存水平线。因为工资的任何上涨都会导致人口的增长,并最终导致劳动力的增长,从而工资又退回生存水平线。另一方面,食物短缺造成的死亡也会减少劳动力,从而制止工资的进一步下降。细心的读者已看出,这一工资铁律理论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描述图1 显示的人口陷阱。但它也确实是对工业革命前欧洲几百年历史的高度概况和生动写照。事实上,工资铁律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仍存在。那时工人的真实工资仅够维持全家的生存,尽管名义工资有可能上涨。  从以上理论和历史事实中,我们看出如下的逻辑。第一,市场在决定工资水平上失败了。第二,工资最终是被另一种法则在决定着。第三,恰恰是这种法则使市场失灵了。看来,这种法则的力量要比市场法则的力量强大的多。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法则呢?我们知道,市场是人制造出来的,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都是人的经济活动。当市场需求和价格上涨时,劳动投入和市场供给就会增加。在工业经济中,这确实如此,因为那里生产者的产品主要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的。  但是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者的产品大多数是自己消费的。只有当生产者有可供出卖的农业剩余时,市场才能工作。我们也已经知道,农业生产既受人制造出来的法则影响,也受自然法则的影响,因为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所以,导致市场失灵的法则应该是一个自然法则,而且也应该是它使人口陷阱和市场失灵同时出现。下面我将再次用图2来显示,这一法则正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  我们看到,在图2 的T 点之前,平均劳动产出和生存需求水平线之间的那一块即农业剩余。很明显,这是由于人口压力还较小,还没有迫使劳动投入量接近L 点(土地产出率极限)。所以,还有较大潜力提高亩产。平均劳动产出也因此有可能分成两部分,一是自我消费的,一是农业剩余。无疑,这一剩余是贸易和市场发展的基础。当它存在时,市场的价格机制当然起作用。  但是,当人口压力迫使亩均劳动投入量到达T 点,即进入人口陷阱时,农业剩余的消失和市场失灵就同时发生了。这是因为农民自我消费的那部分产品与市场没什么关系。当然,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人口增长已迫使劳动投入量接近L 点,提高亩产的潜力已非常小了。一旦人口压力迫使劳动投入量到达L 点时,不管市场价格和劳动投入如何高,亩产也不会增加。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使人制造的市场机制失灵了,因为最终是它在决定农产品的供给总量。但它对市场需求和价格完全不回应,因为它与市场机制没有任何关系。  有趣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是否有经济理性的大辩论(见,例如,Raj Krishna , 1963 ; Walter P. Falcon , 1964 )。有人在问,如果他们是理性的,为什么他们对价格的反应那么不灵敏呢?现在我们看到,并不是农民本身对价格的反应不灵敏,而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使他们无法反应灵敏。  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还与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所建立的理论模型直接相关。人们常把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归纳为他的地租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又曰比较成本理论)。实际上,他全书的核心理论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会在数百年间逐渐趋向于零的一个宏观动态模型。下面我试图用最简单的逻辑步骤来归纳他的模型。第一,人口增长和报酬递减的共同作用会导致增产每一公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不断增加。第二,与其它所有产品(包括货币)相比,粮食的相对价值必然是上升的。第三,粮价的上升和社会平均利润率趋势使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转向开垦越来越差的土地。第四,只有最差的土地才不付地租。那么,最差土地的粮食价值和所有非农产品的价值都只被分成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前者是对劳动的回报,后者是对资本的回报。第五,由于第一点强调的增产每一公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会变得越来越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它导致的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必然使社会平均利润不断下降。当利润率降为零时,一个社会就没有了投资来源并陷入经济停滞。对此,李嘉图提出:从人少地多的国家进口便宜粮食能阻止工资上升,从而扭转利润下降大趋势。  我们看到,李嘉图的模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模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叙述角度不同。第一,两个模型的起点或基石都是报酬递减,终点或结论也都是经济停滞。我们已知道,假如没有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就不会有报酬递减。所以,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应该是社会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最终原因。第二,李嘉图模型的工资不断上升与马尔萨斯的工资铁律并不矛盾。前者的真实工资,即以粮食计算的实物工资,也是被固定在生存水平线上。这恰恰是李嘉图强调工资必须上升的原因。当每公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不断增加导致粮价相对其它所有产品(包括货币)而上升时,只有发给工人更高的工资才能买到与以前同样多的粮食,工人及其家属才不会饿死。  其实,李嘉图的外贸或比较成本理论也是基于报酬递减和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人少地多国家的报酬递减程度肯定比人多地少国家的程度要低。这使每公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少,因此粮食便宜。用我们的图2 来说,就是人少地多国家的人口压力还较小,还没有迫使劳动投入量接近L 点(土地产出率极限)。这是其报酬递减程度比人多地少国家程度低的原因。更须注意的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进口便宜粮食实际等于间接扩大了人均耕地面积。我们曾指出,工业革命前后的不同趋势是每一农夫平均耕种的土地从不断减少转向不断增加。不管直接还是间接,只要这一历史逆转能出现,工业革命就能较顺利地起步。比如,在英国取消《谷物法》前,粮食短缺和粮价上升会迫使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去开垦越来越差的土地。一旦开始进口便宜粮食,这些资源就能较顺利地转向发展工业部门了。  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也能与古典经济学的殖民主义理论关联上。Wakefield 应算此理论的鼻祖。John Stuart Mill(1849, Second Edition , Vol. II, p.285)将Wakefield的理论归纳如下:“生产不仅仅是被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所局限,而且被使用它们的领域的范围所局限。资本的使用领域是双重的,一是本国的土地,二是国外市场购买它的产品的能力。在一国有限的土地范围内,只有一个限定的资本数量被使用时才能产生利润。如果资本数量扩张并接近土地的极限,利润开始下降;当到达这一极限时,利润会彻底消失。要使利润恢复,只能扩大使用领域的范围。这或者要靠获取新的肥沃土地,或者要靠打开国外的新市场。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内资本生产的产品可用于购买国外的食品和原材料”。  那么,Wakefield 在这里所说的极限到底指的是什么极限?尽管他好象是在说土地面积的极限,我却认为必须加上另一个极限。正如我们在第二节最后所强调的,假如土地产出率是无极限的,亩产和利润应该是随着亩均资本投入量的增长而成比例地相应增长。这就是说,土地面积极限本身永远不会造成利润下降。只有当两个极限并存时,Wakefield 和Mill的论述才站得住脚。所以,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市场失灵和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最终原因。  Wakefield 认为殖民主义会给英国带来三大好处:开拓产品的海外市场,减轻人口压力和推动海外投资。简而言之,其目的是将英国(理论上试用于任何一个相对古老的国家)过剩的人口和资本与殖民地过剩的土地相结合。诚实的Mill毫不犹豫地写到,Wakefield 的理论和的建议完全正确,甚至Wakefield 那不够专业但易于被大众理解的用语他也找不到任何可反对只处。  5.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劳均土地面积和生产每斤粮食必要劳动量的逆向变动大趋势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容易理解当人口增长不断减少劳均土地面积时,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怎样迫使生产每斤粮食的必要劳动量不断上升的。为了更直观地分析这一过程,我们仍需要使用图2.现在假设有两个经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它们在土地面积,土地肥力程度和农业技术水平等方面都一样。两国唯一的差别是一个人口压力小,一个人口压力大。我们再进一步假设人口压力小的国家投入土地的劳动量到达了图2 的J 点,人口压力大的国家投入土地的劳动量到达了T 点。  那么,人口压力小的国家有以下相互关联的特点。第一,它的土地相对多,劳动力相对少。图2 显示它的人口增长在土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只是使它的劳动投入量到达了J 点。第二,它的土地的机会成本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第三,它的劳动投入量仍远离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第四,平均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第五,边际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回报比较高,因此它生产每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比较低。第六,劳动总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平均亩产量比较低。第七,它有农业剩余所以它的真实工资不会被固定在生存水平线上,即它的工资主要是被市场而不是自然法则决定的。第八,它粮食的市场价格应该比较低。第九,它没有由于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而迫使非农产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市场压力。  人口压力大的国家有以下相互关联的特点。第一,它的土地少,劳动力多。图2 显示它的人口增长在土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已迫使它的劳动投入量到达了T 点(既人口陷阱)。第二,它的土地的机会成本高,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第三,它的劳动投入量已接近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第四,平均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第五,边际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回报低,因此它生产每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高。第六,劳动总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平均亩产量比较高。第七,它没有农业剩余所以它的真实工资被固定在生存水平线上。第八,它粮食的市场价格高。第九,它始终有由于粮价上涨和生存法则造成的迫使非农产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市场压力。  很明显,以上这两组逻辑相反的关系与李嘉图模型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但什么是造成这相反逻辑的最终原因?我们已知道农业是人类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无论农作物还是畜牧业的家畜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并有自己的基因生长规律。所以,农业既受人力也受自然力的影响。自然力(阳光,降雨量,土壤肥力量,空气等)的作用又与土地面积成正比例关系。如野生植物没有人力作用也照样生长,其生长量与光合作用高度相关。太阳光能又与土地面积成正比例关系。所以,李嘉图才有理由说那种广种薄收情况下的粮食产量来自人的劳动的贡献少,来自自然本身作用的贡献多。那么,当一个农夫靠一片较大的土地为生时,自然作用对他的产出的贡献就比较多,他自己就可以少劳动一些。相反,当一个农夫靠一片较小的土地为生时,自然作用对他的产出的贡献就少,他自己就必须多劳动。进一步说,自然作用到达土地生产率极限时就终止了,它对这一农夫的产出的贡献在那里(L 点)变成了零。更要命的是,无论这一农夫在那里如何继续苦干,他都不再能得到任何回报。  所以,以上相反逻辑的第四点,即人少地多国家比人多地少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绝不证明前者比后者更有效率。以上所有的相反逻辑都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的产物。正是它导致了劳均土地面积和生产每斤粮食必要劳动量的逆向变动大趋势。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基本均等的,或者说是与土地面积成正比例关系的。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每人每年所享有的来自自然力作用的那部分产品的份额就越少。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少,每人每年所享有的来自自然力作用的那部分产品的份额就越大。假如那个人少地多的国家没有工业化,假如它的人口继续增长,它迟早会进入与那个人多地少国家完全相同的境地。它离那里越近,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对它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就越强烈。当它的农业剩余消失了,它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时,这一制约就达到了顶点。象那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一样,它必须天天去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搏斗,用越来越大的劳动投入量来换取每一斤可能增产的粮食。  总之,传统农业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随着人均土地变得越来越少,生产每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变得越来越多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现代农业把这一逻辑彻底改变了。第一,当工业化国家平均每一农夫耕种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多时,亩均劳动投入量与土地生产率极限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远。所以,自然法则对该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也会变得越来越弱。这刚好是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反向大趋势。这就是说,自然力在它每一农夫产出的每斤粮食中占的贡献份额变得越来越大,而该农夫本人的劳动成本在他产出的每斤粮食中所占的份额变得越来越小。第二,现代农业的大量投入都是工业部门的产品,而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无法制约这些产品的增长。相反,现代工业的发展会使这些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这也会使生产每斤粮食的成本相应地下降。第三,这些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大量增加并不需要粮食的相应增长来“喂养”它们。所以,现代农业是个良性循环。相反,传统农业每斤粮食不断增加的必要劳动投入量要以粮食的相应增长来喂养这些劳动力为前提。所以,传统农业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这正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根本差别。它也是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历史大趋势导致了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社会制度选择的一把钥匙。如果看不到这不同的历史大趋势所导致的不同逻辑,就永远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庞大,最勤劳但也最苦难深重的农民阶级。在中国,凡接触过农民的人,都听到过他们称自己为受苦人。今天,也没有什么话题能比中国的农业是个亏损产业更如雷灌耳了。并且,没有任何人,包括上帝,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属世界最低国家之列。显然,它无比沉重的人口压力已迫使它的亩均劳动投入量极度接近了土地生产率极限。在这种情况下要再从每亩土地上多打出一些粮食,农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倍地苦干和付出。很可能,中国今天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不仅居于世界最高国家之列,而且处在它自身五千年农业耕种史的巅峰上。  6.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大趋势  假如一个国家没有农业剩余,没有进口粮食但它的人口仍在增长,那么粮食总产量的最大化一定应是它农业的首要目标。而这一目标必须靠亩产量的最大化来确保实现。亩产量能否最大化(或能否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又近一步取决于亩均劳动投入量的多少。但是在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不同的人/ 地比例关系必然导致每亩土地的劳动投入量大不相同。假如这个国家的耕地相对它的劳动力也是极度短缺的,那么均分土地制就是能导致每亩土地的劳动投入量无处不在地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的唯一土地制度。现在让我用两个最简单的公式来说明这一点。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或者说根据粮食供求的最基本关系,我们得出公式1 :NS = AY 和公式2 :N/A = Y/S.  N 是人口数量(人),S 是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斤/ 人),NS即粮食总需求。A是耕地总面积(亩),Y 是亩产量(斤/ 亩),AY即粮食总供给。请注意,A 与土地面积的极限性密切相关,Y 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密切相关。在本文一开始讨论马尔萨斯模型时就已证明,这两个极限正是获取食物的两个实实在在的困难起源之处。  公式2 可显示不同的人/ 地比例关系是怎样使每亩土地的劳动投入量大不相同的。我们可把N/A 看作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一个给定的人/ 地比例关系即一个给定的压力程度。它的变化会规定Y/S 比例的变化,或亩产量与基本口粮关系的变化。请注意,这一模型既可以是宏观的,如一个国家,也可以是微观的,如一个农场,特别是指家庭耕作方式的农户。  并且,这一模型既可以是动态的,也可以是静态的。图2 已显示,在宏观动态模型中,A (耕地总面积或土地面积的极限性)和S (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或马尔萨斯的工资铁律)永远是不变量,N (人口数量)和Y (亩产量)是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变量。但在宏观静态模型中,如某一具体年份,N 可被看作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只有Y 是变量。它在这一年是变高还是变低了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天气好坏,有无技术进步等。但从传统农业的最常态特征来看,劳动投入量永远是最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亩均劳动投入量在某一具体年份突然下降,Y 百分之百会下降。  在微观动态模型中,如一个家庭耕作方式的农户,N (家庭人口数量),A (家庭土地面积)和Y (亩产量)是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变量,只有S (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是不变量,因为家庭土地面积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但在本文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在微观静态模型中某一个给定的时点上,一个给定的N/A (即给定的人/ 地比例关系)所导致的每亩土地的劳动投入量大小。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微观静态模型中的N ,A 和S ,象宏观静态模型中的N ,A 和S 一样,看作是不变量,只有Y 是变量。  这一微观静态模型的逻辑非常简单。既然N ,A 和S 是不变量,Y 是唯一的变量,那么一个给定的N/A (即一个给定的家庭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程度)和S (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的共同作用就会规定Y 的变化。如果家庭土地相对家庭人口较多并很容易地就达到了S的水平,那么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家庭农户它就不会不计代价地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去迫使Y 逼近土地生产率极限(即我们图2 的L 点)。如果家庭土地相对家庭人口很少并很难达到S 的水平,那么这个人多地少的农户就只能不计代价地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去迫使Y 逼近L 点。  在上一节我们比较了人少地多国家和人多地少国家的不同逻辑。既然我们模型的原理对宏观和微观单位都适用,这种比较也同样能运用于微观模型。现在假设有一个家庭农户的情况在某一时点上与那个人少地多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那么它应该有如下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它的土地相对于它的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都比较多。图2 显示它较小的人口压力只是使它的劳动投入量到达了J 点。第二,它的土地的机会成本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第三,它的劳动投入量仍远离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第四,平均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第五,边际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回报比较高,因此它生产每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比较低。第六,劳动总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平均亩产量比较低。第七,在J点左右,平均劳动产出高出生存需求水平线的那块空间显示它有农业剩余。  这一农业剩余意味着NS < AY 或N/A < Y/S ,说明这一家庭农户还没有进入马尔萨斯危机。因为N ,A 和S 是不变量,只有Y 是变量,当然更因为它的食物供给已大于它的食物需求,这个农户就没必要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去提高它目前的Y 水平和不计代价地迫使它逼近L 点。图2 和它以上的七个特征显示当它的土地的机会成本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时,它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式是使稀缺的劳动力的价值最大化。这样才能导致它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实现自身的福利最大化。显然,亩产量的最大化不是它的目标。这与它所在社会的目标,即用亩产量的最大化来确保粮食总产量的最大化,是相冲突的。  我们也看到它粮食供大于求(NS < AY )的实现并不是由于Y 的水平高。事实上,图2显示它的亩产量比较低。是它较多的土地(A )导致了粮食供大于求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家庭土地面积越大,自然作用对产出的贡献就越大,亩均劳动投入量也相应变少。亩均劳动投入量越少,其与L 点的距离就越远。劳动投入量与L 点的距离越远,自然法则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就越弱。自然法则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越弱,边际劳动投入的回报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相应较高。  以上是对一个人均地多的微观静态农户模型的讨论。现在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微观动态模型并且它的A (家庭土地面积)没有变化,那么就只有N 和Y 是变量了。NS < AY 意味着一个农业剩余。N/A < Y/S 意味着人均较多的土地或较小的人口压力(N/A ,人/ 亩)不需要一个很高的Y 水平(斤/ 亩)就能确保家庭人口的S 需求(基本口粮水平,斤/ 人)。根据马尔萨斯理论,这从长程来看会鼓励N 的扩张并迫使Y ?L (图2 的L 点)。由于N 总是比Y 增长得快,迟早这一家庭农户会进入NS = AY 或N/A = Y/S 的状态,即不再有农业剩余。因为A 和S 是不变量,而当Y 极度接近L 时也很难再提高,N 的增长也就被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阻挡住了。假如在这期间人多地少的小农户已因食物短缺而出现饥饿和死亡,人少地多农户的人口扩张会加剧社会冲突。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人多地少的微观静态农户模型。假设它在某一时点上与那个人多地少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那么它应该有如下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图2 显示它较大的人口压力已迫使它的劳动投入量到达了T 点(既人口陷阱)。第二,地少使它土地的机会成本高。人口和劳动力多使其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第三,它的劳动投入量正在逼近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第四,平均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生产率低。第五,边际劳动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劳动回报低,因此它生产每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高。第六,劳动总产出曲线显示它的平均亩产量较高。第七,它已没有农业剩余,所以它在生存水平线上挣扎。  这样,它就已经进入了马尔萨斯危机,即NS = AY 或N/A = Y/S 的状态。在这一微观静态农户模型中,N ,A 和S 是不变量,Y 是唯一的变量。但是当Y (亩产量)已逼近L 时,通过保持或提高Y 的水平来确保S (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比如,天灾会使目前的Y 水平下降从而造成家庭人口死亡。相反,人少地多和有剩余的农户就经受得起这种打击。这里,我们也不假设会有技术进步突然间出现来提高Y 的水平。对这类农户来说,保持或略微提高一点Y 水平的最现实,最常态方式就是以加大亩均劳动投入量来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抗争。图2 和它以上的七个特征显示当它土地的机会成本高,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并且当它必须用较少的土地去满足它较多人口的生存时,它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式是最大化稀缺的土地的边际使用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它劳动生产率低但亩产量高的原因。确实,通过亩产量最大化来求生存是它唯一的选择。显然,它的目标与它所在的那个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生存性小农与大农户的根本差别。  进一步说,生存性小农事实上已进入了停滞状态并很难再有动态模型特征,因为NS = AY或N/A = Y/S 就意味着“低水平均衡陷井”。造成这一陷阱的最终原因正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我们知道A 和S 是不变量,并且Y (亩产量)正在逼近L.当Y 到达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使它无法再提高时,N 的增长也必须停止。这样,A ,S ,Y 和N 就都变成不变量了。这时,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就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玻璃天花板,也是人口增长的玻璃天花板了。假如这类农户靠天天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搏斗而使Y 水平略有提高,那么正如现代经济学辞典(Pearce, 1983 : 343-344)所指出,这种努力对人口增长的效应比对收入增长的效应要大。这样,家庭经济仍倒退回低水平均衡陷井。总之,N/A = Y/S 意味着一个沉重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N/A )要求一个更高的Y 水平来满足家庭的生存需求(S ),但目前的Y 水平已极度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这片土地已不能再承担更沉重的压力了。  还会有一些更穷的小农户处于图2 的T 点和L 点之间。它们有着与以上人多地少农户相同的七点特征。并且劳动总产出曲线显示它们的亩产量还略微更高一点。但这不可能补偿大农户较低的亩产量造成的损失,因为在T 点和L 点之间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已接近枯竭,而这一潜力在T 点左侧的大农户的土地里仍较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农户已处于绝境,即NS > AY.这里的S ,根据自然法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改变的量。第二,指望在T 点和L点之间提高Y 是难上加难的,因为这类农户的劳动投入量在口粮水平低于生存线的情况下一定早已极端地贴近土地生产率极限了。第三,这类农户也最没有能力扩大A (家庭土地面积),因为它们是最穷的群体。从NS > AY 返回NS = AY (低水平均衡陷井)的唯一方式是减少N(家庭人口数量)。  说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来减少人口完全是一种误解。只要NS > AY 出现,战争和人口减少就都不可避免。中国两千年来循环不断的一部农民起义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土地争夺始终是它背后的起因。只要还处在NS < AY 或NS = AY 的状态中,农民是不会造反的。造反完全可能会失败,造反者也完全可能被杀头。农民之所以要孤注一掷,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陷在NS > AY 的绝境中是死,造反还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希望。每次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既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迫使每一朝代的开国皇帝进行一些改革,地主阶级作出一些让步。这样,农业生产开始恢复,人口又开始增长。几百年后当NS > AY 的农户再次大量出现时,下一个循环和朝代就又开始了。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说到底起因也一样,并都是在争夺土地,只不过它更以国家间的方式进行。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一统的大帝国里,它更以周期性的内战方式进行。  我们已讨论了传统农业里NS < AY ,NS = AY 和NS > AY 三种类型的农户。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NS < AY 和NS > AY 从长远来看都不稳定并最终会向NS = AY 收敛。中国的传统是家庭的土地一代一代地按儿子的数量来不断均分。一方面,NS( AY 的较多土地和农业剩余会导致较快的人口增长。另一方面,NS( AY 这类农户也比NS = AY 类型的农户更能经受较剧烈和较多次数的这种分家析产。NS = AY 因为土地少和没有农业剩余,这两方面都相对缓慢或趋于停滞。所以从长远来看NS( AY ( NS = AY. 而NS( AY 由于土地短缺和食物消费水平在生存线以下,基本上就是靠减少N 来返回NS = AY.  那么这种向NS = AY 的收敛意味着什么呢?表面上它意味着向一个稳定的低水平均衡陷井趋同。实际上它暗示着一个自然法则导致的均分土地历史大趋势。而这一自然法则正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我们知道在宏观动态模型中,A 和S 是不变量,N 和Y 是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变量。但是,Y 越接近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对它前进的制约就越强烈。Y 越难前进,N 就增长地越慢。如果Y 到达了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就制止了N 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有些国家会比其它国家更早地遇到这个玻璃天花板。根据我们在第四节所介绍的Wakefield 的理论,这就是殖民主义的起因。如果在一个面积比较广大的国度里人口密集的地区比人口稀少的地区先遇到这一玻璃天花板,它就是这一国家地区间移民的起因。由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一个在宏观和微观模型中都存在的共同法则,我们理所当然地在以上的微观分析中发现了相同的历史大趋势。  这一趋势是粮食总需求(NS)和粮食总供给(AY)动态变化关系的一个结果。在一个给定地区的早期,NS( AY.随着N 和Y 的增长,NS = AY 出现。这往往意味着人口压力已经使粮食总供给接近了这片土地的生产率极限,满足这些人口S 水平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这一地区的人口还在增长,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必须移往另一个仍处于NS( AY 状态的地区。如果这一过程不断地持续,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就会不可避免地最终陷入低水平均衡陷井。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恐怕是在这一过程中陷得最深的一个典型。  1969年Dwight Perkins(第5 页)写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育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仅是美国粮食播种面积的70% ,但它必须喂养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三到四倍”。到目前,同样的面积必须喂养的人口已达美国人口的五倍。由于中国无比巨大的人口基数,它每年净增的人口,即使在极其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仍高达1300万左右。这一每年净增的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数,如有着800 万人口的瑞典,的一倍半。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冲突。Douglass North和Robert Thomas 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书。其主题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由于它在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期发展出了有效率的组织。此说法的成立需要一个逻辑前提:效率始终确保经济增长。但作者并没有去证明这看起来人人都接受的“公理”。我们也许可以说古典经济学是用宏观动态的方法分析工业革命前一个供不应求的世界。而新古典经济学是用微观静态的方法分析工业革命后一个供大于求的世界。确实,在后一个世界里增长在每一个给定的时点上都不受供给制约,因此高效的组织比低效或无效的组织更能确保经济增长。这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必去证明的“公理”。问题是,它在解释工业革命前随人口增长而越来越供不应求的动态大趋势时还能成立吗?  马尔萨斯,李嘉图,Mill和Wakefield 等人都证明了在这一供不应求的动态历史中有一个供给或者说增长的极限。那么在这一动态进程中,越是高效的组织或国家会越早地遇到它,因此也越不可能确保持续稳定的增长。越是低效的组织或国家会越晚地遇到它,因此也越有可能确保持续稳定的增长。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相反的逻辑。在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中,一个民族从长期来看在农业生产上越有效率,它的人口就增长得越快,因此它也会越早越深地掉入人口陷阱。在李嘉图的模型中,一个民族从长期来看越古老和越有效率,它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就会越快地下降到零,并使它越早地进入经济停滞。  中国和印度很象是在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长期抗争中非常高效的民族。否则,它们怎么可能产生,养育和支撑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但是,这种高效率一点都不确保成功。它只不过产生出既多又穷的人口。人不可能改变自然规律。相反,自然规律始终在制约着人类。人越是高效地与它搏斗,回报就越少,增长也越缓慢。总之,我们遍观人类历史,发现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时代,但却找不出任何一个“高效”的国家能始终确保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故事。它在方法上也是循环论证。我们可以说,因为我的经济组织有效率,所以我成功了。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我成功了,所以我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这两句话没有区别,也没有给出熊皮特指出的那个非经济底线作为起因性要素。  我们发现工业化的成功往往都是重新调整土地和人口资源关系的结果,不管它是以什么方式(如进口便宜粮是间接)和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现在假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例如中国,处在NS = AY 的状态中。第一,没人能改变A (耕地总面积)和人口增长过程中人均耕地持续下降的趋势。第二,没人可以被允许以残忍的方式减少现有的N (人口总数)。第三,没人可以改变自然法则从而降低S (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的标准。第四,没人可以改变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从而突然间提高Y (亩产量)的水平。中国人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只能在给定的框架内选择。实际上,那给定的框架已经规定了人的选择。假如没有可能向外扩张,均分土地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正确选择。  均分土地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巨型人口国家整体上处于NS = AY 的严峻状态时,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已经在客观地要求:将沉重的人口压力化整为零,让每一块耕地来平均地承担它。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造成人口死亡。但是,均分土地不是市场原则。市场必然会制造出NS < AY ,NS = AY 和NS > AY 这些不同类型的农户。如果是这样,那么正象我们以上所分析的,NS < AY 的大农户的Y (亩产量)会比较低,这个国家最有可能提高亩产量的那部分土地的潜力被损失了。另一方面,NS > AY 这类小农户已没有了提高亩产量的潜力,饥饿和死亡已在它们中出现。这个国家现有的一部分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也损失了。  在19世纪早期英国也处在NS = AY 的严峻状态时,李嘉图(1973:38—41)曾激烈地抨击地主阶级并科学地论证了地租根本不是粮食生产价值的一部分。他说,正确地理解这一原理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在人类早期粮食的生产来自人力的贡献少,来自自然的贡献多时,地租应该最高。但那时根本没有地租,因为自然的贡献完全是无偿的。可是,当粮食的生产来自人力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大,来自自然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小时,地租反而出现了并变得越来越高。因此,它完全是在粮食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和地主垄断着土地时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不仅震动了当时地主阶级仍占重要地位的英国社会,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后来在其它国家发生的土地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为此历史上曾不断有人指责和攻击他。实际上,当李嘉图在乡间写他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时,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但这种献身科学的伟人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去发现真理。他这种精神甚至感动了某些反对他的人。  John Stuart Mill继承了李嘉图的理论传统,他(1849, Second Edition , Vol. I ,p.383 )在分析爱尔兰的cottier 土地制度和1847年那里发生的大饥荒时写到,“被市场竞争规定着的地租水平取决于土地的供求关系。对土地的需求大小又取决于竞争者的数量,而这些竞争者就是全部农村人口。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后果就是将人口(生存)原理直接作用到土地上,因为土地(的供给)是一个固定的不变量,而人口具有无限的增长力”。总之,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证明:在NS = AY 的生死攸关时期让市场来决定人和土地的关系是非常危险和残酷的。  现在我开始总结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所要求的均分土地制能带来些什么好处。第一,通过重新调整土地和人口资源的关系,均分土地制能使大农户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增产潜力和小农户的剩余劳动力充分结合。第二,当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作为一个整体仍基本处于NS= AY的状态时,均分土地能使每一块土地都尽可能实现亩产最大化和平均地确保每个农户的生存需求。第三,在一个国家作为整体仍处于人口陷阱中并努力要跳出来时,均分土地能使粮食总产量最大化。第四,均分土地能使总要素生产率最大化。  我们已分析了亩产量在NS < AY 里较低,在NS = AY 里较高,在NS > AY 里又稍微高一点。如果将NS < AY 的大农户的土地分一部分给NS > AY 的小农户从而使NS = AY 成为普遍存在的主导类型农户,用亩产最大化来确保粮食总产量最大化的社会的目标就可能实现。事实上,大量的研究,例如Chayanov(1925),Amartya Sen (1966), John Mellor(1966),以及Albert Berry和William Cline (1979),都共同地发现了农场面积和土地单产之间的反向关系:面积越大,单产越低;面积越小,单产越高。这正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只是试图将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纳入这一理论体系。  Sen (1966: 426)用非常严谨的数学推理证明了,“当(传统农业中农民)收入的边际效用迅速递减和闲暇的边际效用迅速递增时,平均分配就是使福利最大化的唯一方式”。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讲生存水平线附近应采取的分配制度。在此线之下,再苦再累也要去干。一旦达到这一水平线,再多打的那一斤粮食的边际效用就迅速递减,农民也不再不计代价地去劳动了。此时,闲暇的边际效用就迅速递增。总之,在NS = AY 的状态时均分土地是使农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方式。Berry 和Cline (1979: 16-17)用总要素生产率最大化的概念来表达同样的思想。总要素生产率= 粮食总产量/ 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那么当粮食总产量最高和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最低时,就能实现总要素生产率最大化。我们已证明了在一个国家处于NS = AY 的状态时均分土地能使粮食总产量最大化,那么它是否也能使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最小化呢?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资本不会是农业的主要投入要素。因为土地在中国最短缺和机会成本最高,它的有效使用是总要素生产率最大化的关键。这取决于劳动而不是资本与土地的结合方式,因为劳动不仅可以替代机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替代土地,即在土地短缺时加大亩均劳动投入来提高单产。Berry 和Cline(1979: 11 )发现机械本身几乎没有提高单产的作用。那么,机械在土地短缺时难以替代土地。尽管它能替代劳动,但在资本的机会成本高而劳动的机会成本低的中国这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所以,中国能否实现总要素生产率最大化取决于这样一个比例:粮食总产量/ 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只要便宜的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最充分地结合,这一机会成本就最低。而这只能通过均分土地来实现。  经过对来自亚,非,拉美三大洲发展中国家大量数据的分析,Berry 和Cline (1979:18)也得出了如下结论:生产率最高的农业结构应该是耕地和劳动力最充分地结合,例如,将耕地总面积完全按家庭经营的小农户数量来平均地分配。事实上,这不可能办到,因为地区间在人均土地面积上总会有差别。如果那样充分地平均分配,成本,如移民的成本,一定会很高。但是,在每一个村庄都这样平均地分配就会趋近这一生产率最高的农业结构。  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益还要兼顾创造就业和获取收入的均等机会,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和贫困问题。而均分土地恰恰就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它会使土地从每一个小农户里吸收闲置的劳动力,并尽可能广泛地提供获取收入的机会。总之,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结构里,公平和效率并不是互不相容的。  7.生存型家庭耕作的小农没有工资性劳动力  在调查了大量的俄罗斯家庭农户的基础上,Chayanov(1925)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显示家庭耕作的小农与资本主义的工资型农场没有共同之处,但实际上土地生产率更高。一个生存型家庭耕作的小农就是以简单的实物形式将它的投入潜能转化为自我消费的产出。第一,土地和劳动力是它最基本的投入。当它有一块土地时,这些投入都来自自己的家庭。第二,产出又直接返回自己的家庭。在这里,用市场,价格等概念根本没法分析和解释它。它的劳动力形成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家庭内部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二是家庭外部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都很少。那么,家庭人口和劳动力供给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增长,但土地不可能增长。最终家庭人口相对于土地过剩,迫使那同样面积的土地必须产生出比以往更多的粮食。  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的家庭劳动力相应增长也在一个给定的程度上提供了用劳动替代土地的可能,即在土地短缺时加大亩均劳动投入量来提高单产。由于这个生存型的小农户使用的是自己的家庭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并没有一个由市场供求所决定的工资价格。Chayanov将它定义为满足家庭生存要求和劳动的辛苦之间的生产—消费均衡。他也称其为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剥削程度。Sen (1966)在解释此现象时用的概念是“劳动的真实成本”。Berry 和Cline (1979)则用“劳动的实际价格”来描绘它。  资本主义的工资型农场与生存型家庭耕作的小农完全不同,它们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购买生产性投入和销售相应的产出。因为它们使用的劳动力是购买来的,所以它们投入土地的劳动量只到达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市场工资率相交的那一点。Sen (1962:245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形(图3 )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型农场与生存型小农的差别。曲线MP是在一个给定的土地面积上劳动边际淨产出的报酬递减曲线。OW是市场的工资水平率(或高度)。如果每一个劳动投入单位都按OW的市场工资水平计算,OC单位的劳动投入成本是OWAC,OP单位的劳动投入成本是OWBP. 资本主义的工资型农场会将劳动投入严格地限定在OC单位量上,因为在那里利润(MAW = MACO—OWAC)可最大化。  图3 位置  相反,生存型家庭耕作的小农在没有外部(如非农)就业机会时,就必须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投入OP单位的劳动量,从而使它的平均劳动产出接近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图3清楚地显示它的劳动投入成本(OWBP)比它的劳动净产出所得(OMP )要大。如果根据市场原则和用市场工资标准计算家庭劳动力的价格,这种农户肯定没有经济理性,甚至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它的生产完全是亏损的。但是,假如它也象资本主义的工资型农场那样将劳动投入严格地限定在OC单位量上,它的粮食总产量(见本文图2 )就会少得多,它的家庭成员就会饥饿甚至死亡。正象Sen (1962:246 )所指出的,“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当把适用于一种经济体系的思想生搬硬套地用到另一种经济体系时会产生出多么荒唐可笑的结论”。生存型家庭耕作的小农在地球上,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古老国家,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而资本主义工资型农场的历史在地球的一部分地方,主要是西方国家,最多不过两三百年。令人费解的是,从后者得出的理论常用于解释和批评前者。  Sen 的以上分析是静态的。现在让我用NS = AY 的模型来说明它实际上是粮食需求(NS)和粮食供给(AY)动态变化关系的一个结果。在这个生存型农户模型中,A 和S 是不变量,N 和Y 是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变量。但是请注意,每斤粮食吸收的必要劳动投入量会时间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多,尽管S 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固定的数量。这完全是因为劳动投入量总在不断地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前者越接近后者,新增产的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就越多。它实际上是农民的生存需求量和大自然的有限供给量之间的一种动态变化关系,所以它与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工资水平毫不相干。曾有人(例如,陈平,2000)说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我看来,逻辑恰恰相反。如果它本身真的是贫穷落后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它早就被淘汰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还没有发现哪种耕作结构能够比生存型家庭小农耕作结构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所以它才能顽强地一直生存到今天。  8.改革前的生产队是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微观单位  在解释按家庭经营的小农户数量来平均分配耕地总面积能形成最高农业生产率结构时,Berry 和Cline (1979)曾反复强调这种家庭经营的小农户并不一定非要是个有所有权的单位。只要它是一个有经营权的单位,具有最高生产率的农业结构就能形成。下面我将显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确实站得住脚。为了动态地分析,我必须先在本节介绍改革前的农业集体生产队,然后才能在下一节说明家庭经营的小农户是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经营权的单位。  中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历史可被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从1956年的土地集体化到1983年家庭承包制或大包干制在农村普遍建立前,农村集体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单位也是土地的经营单位。大包干制的普遍建立使集体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农户变成了土地的经营单位,集体仅是个所有单位。在我看来,这一分离的实质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基本微观单位从大到小的一个变化。当农村生产队既是土地的所有单位也是土地的经营单位时,它也同时是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最基本微观单位。在大包干制使农户变成了土地的经营单位时,它也自然而然地同时变成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最基本微观单位。理解这一马尔萨斯微观均衡模型和它从大到小变化的一把钥匙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在家庭承包制建立前,农村集体经济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集体所有制的权利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之间分配。生产队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单位,它也同时是生产,分配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它一般由二三十个农户组成,而这些农户的家庭成员就是生产队的成员。他们在生产队的土地上集体耕作,分配以在形式上按劳动贡献大小来计算的工分制进行。下面,我将用NS = AY 的模型来说明这种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队本质上是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微观单位,而且那个年代的所有生产队都是如此。  首先我们来分析A ,即耕地面积。在土地归生产队所有的20来年历史中A 始终是个不变量。之所以如此无疑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从1956年的土地集体化一直到今天,中国始终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国家一直严厉地控制着集体土地的转让权。除了国家自身,任何其它主体不许购买集体土地,农村集体未经国家允许也不许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的继承也不被允许。根据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归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集体所有。这些成员一般包括原有和新出生的村民,以及外村嫁进来的妇女。如果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和继承的,这种集体土地所有制就不复存在。A 当然也就不会是个不变量了。  这种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N ,即所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说生产队成员,在A 的边界线范围内劳动和谋生。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由国家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政策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第一,假如没有户籍制而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一个生产队的成员也不可能自由地流动到其它生产队的土地上去谋生,因为那些生产队的所有成员会用集体土地的排外权来制止这种流动。第二,假如有户籍制而没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如土地私有),那么外村的私人土地所有者愿意雇佣时,这个村的人造样可以靠外村的土地谋生,户籍制根本阻挡不了。这就象户口在北京西城区的人完全可以在东城区工作一样。第三,户籍制的不许流动或所谓不许退出必须要以确保生存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户籍制根本没法操作。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除了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时期,是具有确保生存之功能的。事实上,中国农村的那种户籍制必须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其基础。如果土地一直是私有的,它就建立不起来。  下面我们再来看S ,即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正象以上所指出,生产队成员在A 的边界线范围内集体劳动基本上是能确保生存的。Kung(1994)的研究显示劳动报酬原则上是以实物平均分配的方式来满足每个成员的生存需求。第一,工分基本上是计时而不是计件制,即工分多少不是根据实际贡献来计算,而是以成员的体力,技能,年龄,性别来估算其劳动一天可能对产出作出的贡献,并大致分成男女整半等几类劳力。第二,这种计时工分制还不能确保某些家庭,如劳力少和赡养人口多的家庭,的生存需求。因此在分配上还要满足这些家庭每个人的基本口粮需求。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改革前的生产队是典型的NS = AY 的马尔萨斯微观模型。A 和S 是不变量,N 和Y 是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变量。那么,它应该有如下特征。第一,不变的集体土地面积必须承担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第二,为了确保每个成员的S 水平,生产队必须提高亩产量和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使Y 接近我们图2 的L 点。尽管生产队时期有搭便车问题,当人口增长导致的更多劳动力被用来替代土地的不足时,土地产出率还是能提高。那个时期较高的复种指数和亩产水平等数据应该支持这一分析。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那个时期的集体农业怎么能一方面承受着人口爆炸带来的翻番的压力,一方面还能对中国的工业化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是争辩集体农业多么有效率,而是说明NS = AY 的马尔萨斯均衡模型会内在地迫使农民提高土地产出率。  当土地在每一个生产队都是集体所有并且相对其成员数量都是短缺的时,每一个生产队都是NS = AY 的马尔萨斯微观模型。那么,这个微观模型就同时也是一个宏观模型,即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许多同质的NS = AY 的微观模型组成的一个NS = AY 的马尔萨斯宏观均衡模型。它应该有以下特征。第一,每一个生产队的集体土地都必须承担各自范围内的人口增长压力。第二,为了确保S 水平,每一个生产队都必须提高亩产量和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使Y 接近我们图2 的L 点。这样一来中国无比沉重的人口压力就被化整为零地分割开了,并由每一块集体土地平均地承担着。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没有发生解放前那种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1949年以前,中国已经处于NS = AY 的状态中,并且它的人口压力之大已经是世所罕见。但到1978年的30年间它居然又翻了一番。一般而言,并且中国的历史也反复证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人口如此迅猛地增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以至战争。当然,反过来看这种土地制度也是允许人口迅猛扩张的原因。  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尽管中国的农民没有多少农业剩余,但他们仍能对中国的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在人多地少的市场经济国家,当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变得越来越多时,粮食的价格,从而所有非农部门的工资,会不可避免地上涨。这就是李嘉图模型中社会平均利润率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零的原因。他指出,只有当这个国家能够从人少地多的国家进口便宜粮食时,这种大趋势才可能被逆转。进口的便宜粮食事实上等于使这个国家从没有农业剩余变成了有农业剩余,或者说从NS = AY 的状态中逆转到NS > AY 的状态中。本文也曾说明这等于间接地扩大了这个人多地少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从而制止了工业革命前随人口增长每一农夫平均耕地变得越来越少的历史大趋势。我认为这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改革前的中国,当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变得越来越多时,国家用计划价格把粮价固定住不让它上涨,然后把粮食内含的劳动价值量从集体农业部门直接转移到国家所有的重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从低价农产品到城市非农部门的便宜食品和便宜原材料,到非农部门的低工资和低原材料成本及随之而来的高利润,到国家财政的高收入和最后转为重工业的高投资都是在计划体制的指令下系统地进行的。尽管每一个农民只能贡献一点点农业剩余,但中国农村无比巨大的农民数量和这种持续了二三十年的转化,最终使这种贡献汇集成一个可观的投资总量。国家在NS = AY 的饥饿边缘力图使中国工业化。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说,NS = AY 是中国不得不采纳计划体制和斯大林战略的起因。因为根据李嘉图模型,在一个没有农业剩余的社会里,市场本身不可能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所以工业化所需投资也难以积累起来。中国1949年以前的长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若始终缺乏农业剩余,斯大林战略肯定也难以长期持续。这迫使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  中国自身的历史遗产事实上也使它有条件实施斯大林战略。第一,和那种存在了几千年的生存型家庭小农一样,农村集体也是以简单的实物形式将它的投入潜能转化为自我消费的产出,并且没有工资型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劳动报酬分配能以计时(再加基本口粮制)而不是计件方式进行的原因。它也是国家能够以非市场化方式将粮食内含的劳动价值量从集体农业部门直接转移走的基础。在工资型劳动力的农业里,这些方法难以存在和被运用,转移农业剩余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反过来说,如果生存型家庭小农已经在1949年以前转变为工资型农场,并且如果中国那存在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及改革至今也远不如它界定得清晰的私人产权已经把中国工业化了,就不会产生采纳计划体制和斯大林战略的要求。  第二,和那种存在了几千年的生存型家庭小农一样,农村集体也是以平均分配的方式来解决它成员的生存问题。我们从图2 看到,生存型家庭小农的平均劳动产出非常接近生存水平线。生产队的那种计时工分加基本口粮制实际是只允许队员所得在平均劳动产出线附近略有差别,因为那条平均劳动产出线也非常接近生存水平线。如果差别大了,就不可能确保每个成员的生存。这是为什么斯大林战略能够在中国持续近30年的重要原因。这种基本以实物来平均分配的方式,除了大跃进失败后的那段短暂时期,大体上确保了农民的生存。正是这种确保使国家有可能把所有那些略高于生存水平线的剩余从农村各地汇集起来,并最终转化为重工业投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也导致了搭便车问题的普遍存在,并打击了勤奋劳动者的积极性。  总之,国家既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设计者,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的设计者。当农村集体既是土地的所有单位也是土地的经营单位时,国家也是真正的土地经营者。尽管生产队是土地的基本所有单位,它并没有权利决定怎样使用土地。国家通过行政系统向生产队长下指令,生产队长再指挥社员去完成。国家计划决定着生产队的土地应该种什么和种多少,甚至应该如何种。国家还直接介入了生产队的收获分配过程,通过统购统销,计划定额和计划价格等一整套制度将农业剩余转移走。从产权角度来看,国家侵犯了农村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  实事求是地讲,我不敢为此作出那个时期的国家是腐败的结论,因为它用这些农业剩余为中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生产资料或曰投资品部门。1949年以前的私有制和市场没能为中国创造出这样一个部门。投资是增长的物质基础是一个永远不应被忘记的常识。若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投资品部门在支撑,或者说若中国的投资品部门还象1949年以前一样始终是一个最弱小的瓶颈部门,光靠1978年开始的产权改革这一条根本不可能导致这二十多年来的持续高增长。  9.农户变成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微观单位:一个均分土地的动态模型  1983年家庭承包制的普遍建立使生产队不复存在,农户取代它成为土地的基本经营单位及生产核算单位,并获得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在某些地区村民小组(即以前的生产队)仍是形式上的土地所有单位,但在绝大多数地区行政村(即以前的大队)变成了集体土地的所有单位。计划体制的命令原则也被家庭承包制的合同原则所取代。农民称之为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土地上应该种什么,种多少,及如何种和如何处理剩余农产品都由农户自己决策。这样一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权利在农户,集体和国家之间就被一揽子地重新分配和界定了。我们看到当农村集体既是土地的所有单位也是土地的经营单位时,国家可以很容易地直接控制它的全部经济活动。但是当农户变成了土地的经营单位而集体仅是个所有单位时,国家就很难直接控制土地经营单位的经济活动了。所以,Berry 和Cline(1979)的理论有它的道理。  在1983年家庭承包制普遍建立时,承包期被规定为15年。15年后国家又决定再延长30年,有些贫困地区的政府甚至将其再延长50年。这期间还有一些政策变化,其中较重要的一是2002年8 月29日人大常委会通过,2003年3 月1 日开始施行的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二是2003年在许多省开始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原则上,新的土地承包法是要进一步强化农户的经营权和弱化集体的所有权。比如,该法试图限制农村集体根据人口变化对承包地进行重新调整,而这种调整在过去20多年中曾不断发生。但我们也注意到,该法第28条仍规定集体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开垦增加的土地和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土地可用于调整或承包给新增人口。这说明,这种根据人口变化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的背后一定有一种法律也难以抗拒的力量,而试图限制调整的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不得不向它让步。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四个取消,一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向农民征收的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取消过去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改革后的农业税实行统一的地区差别税率,如贫困地区为6%,其余地区为7%. 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 ,主要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办公经费。简而言之,这次税费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但为什么要减轻?因为除了沿海和乡镇企业发展快的地区,大多数靠农业为生的地区在改革20多年后仍然在生存水平线附近挣扎。如果不是这样,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就不会这样尖锐。如果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别在不断缩小并且农村新增人口从没遇到生存问题,也不会出现按人口变化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的要求。所以,以上提到的那种法律也难以抗拒的力量不是别的力量,而是生存法则的力量。有鉴于此,本文下面的部分不再讨论这两项新出台的改革,而是集中力量回答为什么过去的那20多年村集体会不断重新调整承包地。我们必须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作出理论解释。  从1983年家庭承包制的普遍建立到这次税费改革前,农户在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同时承担上交农业税,村提留和乡统筹,和向国家交售一定数额的农产品等责任。对剩余农产品,农户完全有权利自由处理,如自己消费或在市场上出售。并且,农户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可以转包,出租等。但是,Kung(2000: 704)的调查显示这种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大多数都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Dong(1996: 917)的调查也证实流转的面积仅为耕地总面积的0.44%.这些情况表明,只要非农就业机会仍然有限并且土地仍是求生的主要手段,农民不会轻易转让,更不会放弃土地的经营权。总之,家庭承包制较清晰地界定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和受益权,使他们的劳动付出有相应的回报。生产队时期的搭便车问题因此被解决了。  村集体保留着其它与集体土地所有制相关的权利。它管理和协调土地的使用和承包合同。许多地方的村集体还承担对农户的种子供应,灌溉,市场销售和技术推广等工作。正象以上所指出的,村集体在过去20多年所做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根据人口变化对承包地进行定期调整。因为土地是全体村民集体所有的,每个村民天然地就有权要求得到平等的一份。这些村民包括原有的,本村新出生的,以及外村嫁进来的妇女。所以,当家庭人口变化导致人均土地面积,尤其是人均口粮地面积,在农户之间出现较大差别时,村集体就要对承包地进行调整来尽可能减小这种差别。有的村甚至还对全村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在上一节我们已介绍,从1956年的土地集体化到今天,中国始终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国家一直严厉地控制着集体土地的转让权。除了国家自身,任何其它主体不许购买集体土地,农村集体未经国家允许也不许出卖自己的土地。集体土地的继承也不被允许。所以,作为一组权利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使用权,受益权和转让权是在农户,集体和国家三方分配的。农户平均地享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从使用中获取收入或受益的权利。村集体享有管理承包合同和对土地进行再分配的权利。国家则严厉地管制着土地的买卖和继承权。  从以上介绍我们发现,尽管那已存在几千年的生存型家庭耕作小农,那集体耕作的生产队,和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在形式上看起来不同,但实际上它们都有着明显的自然经济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面临着土地相对人口不足而又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问题。第二,它们都是以简单的实物形式将它们的投入潜能转化为自我消费的产出,并且都没有工资性劳动力。第三,它们都缺乏农业剩余,因此始终在生存水平线附近挣扎。这使市场和贸易难以发展。第四,它们都是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量来使亩产量逼近土地生产率极限。第五,它们都是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来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  Kung(1994)争辩说,从生产队到家庭承包制的变化不过是从平均分配集体生产的粮食到平均分配集体的土地而已。平均主义仍顽强地存在,差别是生产队不再为它的成员提供粮食,它变成了农户自己的事情。但是村集体用均分土地的方式来继续确保其成员的生存需求。这些成员包括本村原有的和新出生的村民,及外村嫁进来变成本村居民的妇女。  Wen (1995)建议将集体土地私有化。他争辩说这种按人口变化对土地进行的再分配会损害土地的使用效率和安全稳定性,及对土地的投资等。因为土地在全村范围内的再配置会使人口增长慢的家庭分担一部分人口增长快的家庭的负担,搭便车问题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中仍旧存在。这种再分配也无法排除那些额外劳动力和人口无偿获取村土地的行为。只有土地私有化和市场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非常有限的耕地,所以它不应该去不正确地使用土地,而是应使那些最有效的种田能手能便利地获得土地。  Kung和Liu (1997)却在调查中发现那种土地使用缺乏安全稳定性的观点在实际生活中说不通,因为农民们在土地再分配时从没把那些额外劳动力和人口当作搭便车者。并且,农民们反而认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经营比土地私有制更好,因为在人均土地和非农就业机会都很少的情况下前者比后者提供了更多的保险。  现在我们看到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经营与土地私有制的基本差别是农户有土地的使用权和从中受益的权利,但没有土地的转让权。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三个具体的问题。第一,我们能否将一个村内的所谓额外劳动力和人口看作搭便车者?第二,土地的转让权能否确保土地的使用权和受益权?第三,土地的转让权和土地私有制真的能确保效率吗?  一个村内的所谓额外劳动力和人口不应被看作搭便车者,因为他们不是从外部侵入而是这个村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这就象一个家庭不会把它的新增成员看作搭便车者一样。理论上,一个村集体的新增成员也应与原有成员一样享有平等地分配土地以求生的权利,特别是在土地已全部被占用的情况下。那已存在几千年的生存型家庭耕作小农不会因土地不足而驱除它的新增人口,解雇它的新增劳动力。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村庄组织事实上也同样无法因土地不足而驱除它的新增人口,解雇它的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中国每年净增的人口仍高达1300万左右,并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如果这每年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数一倍半的新增人口由土地的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他们如何获取口粮,那么正象Mill所分析的,他们的生存问题一定会危如累卵。在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仍处在NS = AY 和没有多少农业剩余的情况下,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私有制的土地转让权从来不确保农民不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和受益权。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了逆境和土地私有制的共同作用曾使无数勤劳苦干但却处于灾难中的小农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卖给了不劳动的地主。这曾导致过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生产水平的降低。相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经营能够确保农民不失去土地。只要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集体土地,农户就不会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和受益权。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农民们认为集体土地所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使用权和受益权比私有制的土地使用权和受益权安全可靠的多,尽管前者的面积会遇到随人口变化而调整的问题。  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土地转让本身从来不为一个社会创造任何财富。它仅是将土地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只有当土地从一个效率低的使用者转移到一个效率高的使用者手里时,土地转让才促进生产。但是当相反的情况发生时,土地转让反而破坏生产。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证明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市场会导致两种情况都发生。它们从来没有确保过后一种情况不会大规模地发生。无数勤劳的农民把土地卖给不劳动的地主并不是因为他们效率低,这里的原则与李嘉图的地租原则完全一样。  我们已知道NS = AY 的生存型小农比人少地多的NS < AY 的大农户事实上有着更高的土地生产率,但因为前者没有农业剩余,它反而更经受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当粮食决定着前者的生死存亡时,后者的高利贷再高前者也只能接受。土地就这样从使用效率更高的人手里被兼并到使用效率更低的人手里。所以,当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若始终处于NS = AY 的生存边缘,土地在人与人之间的转移和配置就往往不是按土地的使用效率原则,而是按土地的占有量原则在进行。而且它还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大土地占有者的优势越来越大,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处于劣势。所以,才会有中国两千多年来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和二战后全球性的土地改革运动。  现在让我来证明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均分制比土地私有制更有效率。当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仍基本处于NS = AY 的宏观状态时,土地在全村范围内的再调整就是为了使NS = AY的农户结构,或者说马尔萨斯均衡的微观结构不解体。进一步说,是为了使Berry 和Cline所追求的那种最高农业生产率结构成为一种动态结构。在这里,只存在两种情况。第一,在一个给定的村里,所有农户的人口都随时间变化而增长但它们的增长率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的压力已经被这个村的每一亩土地平均地承担着,即每一个农户都始终是一个NS = AY 的动态模型。所以,它产生不出再调整或再分配土地的理由。  第二,人口增长率在各个农户之间不一致,使集体土地的各个部分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得不一致,即NS < AY ,NS = AY 和NS > AY 三种类型的农户出现了。正是这种情况在迫使村集体调整土地。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这个村的每一亩土地平均地承担人口增长的压力,使这个村作为一个整体回到第一种情况,即回到NS = AY 的动态模型中来。  我们先分析第一种情况。在Berry 和Cline 所追求的那种最高农业生产率结构里,土地是按农户的数量来平均分配的。但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家庭承包制结构里,土地是按家庭成员的数量,或者说村集体成员的数量来平均分配的。因为家庭劳动力大致上是家庭成员数量的函数,所以这种结构的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应该更充分。进一步说,这种结构使每一个农户都变成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单位,即NS = AY.当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仍基本处于NS = AY的状态并且每一个农户也都变成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微观单位时,那么所有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增产潜力应该被每一个小农户的剩余劳动力充分挖掘出来。  当一个小农户在一个给定的时点上是一个NS = AY 的微观静态模型时,N ,A 和S 是不变量,只有Y 是变量。为了确保S 水平,这个小农户会比大农户使用更多的亩均劳动投入量来使Y 逼近我们图2 的L 点。只有当它在动态的过程中持续稳定地实现了确保S 水平的目标时,才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即是否还值得使用更多的亩均劳动投入量来使Y 逼近L 点,或者说继续这样做是否理性。如果找不到非农就业机会,它也许还会不得不这样做,即从NS = AY ?NS < AY.  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当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仍基本处于NS = AY 的状态时,那么只要每一个农户都变成马尔萨斯均衡的基本微观单位,一个动态的最高农业生产率结构就能形成。这就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所要求的均分土地的逻辑。第一,土地大致上是按农村人口数量来平均分配。第二,人口压力是被中国的每一块可耕地平均地承担着。第三,土地和劳动力最佳地结合着。第四,每一个农户都在用同样多的劳动投入量替代土地的短缺。第五,亩均劳动投入量无所不在地和均等地逼近土地生产率极限,或者说劳动报酬递减程度到处均等。第六,一个农业剩余逐渐地和均等地到处出现。这样,在中国已持续了许多世纪,不可逆转和极度痛苦的从NS < AY ? NS = AY的历史大趋势就有可能改变它的轨迹,即从NS = AY ?NS < AY.用现代经济学辞典人口陷井的定义来说就是逃离T 点并跳到了K 点(见图1 )。这一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看起来正在发生。自从土地集体所有的家庭承包制建立后,大多数的中国人才开始吃饱肚子,并不再象以往那样一点都经受不起灾荒的威胁和打击。  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第二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比第一种大得多,即人口增长率在各个农户之间的不一致导致NS < AY ,NS = AY 和NS > AY 三种类型的农户出现了。如果这被允许并且土地也不进行调整和再分配,那么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就会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充分,农业生产结构也会变得不象以前那样有效率了。这种分析既适用于一个给定的村庄组织也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天天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搏斗并用比以往更多的劳动量来换取同样的一斤粮食,除非他的生存需求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只要一个农户从NS = AY 逆转到NS < AY ,劳动投入的转折点就会出现,即一个理性农户的亩均劳动投入量会开始下降。在第六节我们曾证明,当一个农户处在NS < AY 的状态时,它的原则是使劳动的边际效益最大化。  如果这种情况被允许,整个NS < AY 农户类型的亩产量就会比NS = AY 和NS > AY 农户类型的亩产量低。如果它发生在一个给定的村庄里,这个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就更难从NS = AY的状态逆转到NS < AY 的状态。如果它普遍地发生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也更加难以从NS = AY 的状态逆转到NS < AY 的状态。反之,如果土地随人口变化而重新调整,或者说如果我们使第二种情况向第一种情况回归,一个给定的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就更容易从NS = AY 的状态逆转到NS < AY 的状态。此分析同样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也正是过去20多年农村集体不断调整承包地所遵循的原则。  Berry 和Cline 的最高农业生产率结构理论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实践只能建立起一种静态的均分土地模型,因为灾祸,债务,拯救家人生命的医疗费等因素会导致一些农户在土地市场上很快失去土地,结果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也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充分了。我们不应忘记土地改革后中国出现的所谓新富农和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曾经被当作土地集体化运动的起因之一。相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村庄组织按人口变化定期地调整土地使土地与劳动力动态地充分结合。若追根溯源,那么正象上一节分析生产队一样,它应该是NS = AY的马尔萨斯均衡和生存法则内在地迫使农村集体这样做。因为当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仍处在NS = AY 的状态时,NS > AY 的农户由于土地没有增产潜力而不得不饿肚子,可NS < AY的土地还有增产潜力。所以我认为只要使每一个农户都成为动态的马尔萨斯均衡基本单位,一个动态的最佳农业生产率结构和宏观均衡就能自动形成。  在这里我应指出我并不是故意要反对NS < AY 家庭的农业剩余和劳动投入转折点的出现。我仅仅是强调一个动态的最佳农业生产率结构或者说向第一种情况回归可以使这种农业剩余和劳动投入转折点在更大的范围内均等地出现,从而使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从NS =AY的状态逆转到NS < AY 的状态。这正是Amartya Sen 所证明的在NS = AY 的状态时,均分土地是使农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方式。它也是Berry 和Cline 所争辩的:最佳农业生产结构可以使总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益最大化。中国的实践事实上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素材,即这种最佳农业生产结构也可以成为动态的。  Wen 争辩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非常有限的耕地,所以它不应该去不正确地使用土地,而是应使那些最有效的种田能手能便利地获得土地。下面我将证明这种观点只在NS< AY的世界里才成立。它在NS = AY 的世界里站不住脚。为了证明,我们需要重温并借用Khan提供的极有价值的孟加拉140 年历史动态数据。“在1830年时,一个农夫劳动一天以大米计算的真实工资是6 公斤/ 人天。到1880年,它变为4.2-5.2 公斤。1950年左右它大约是3 公斤,但到1970年它就降到2.5 公斤以下了。”  假设1830年时是一个NS < AY 的人少地多的国家,真实工资是6 公斤/ 人天;1970年时是一个NS = AY 的人多地少的国家,真实工资是2.5 公斤/ 人天。再进一步假设土地是象中国一样平均分配的,前者每个农业耕作单位有4 个农夫,后者每个农业耕作单位有12个农夫。当然,两者的耕作单位使用的土地面积应该是一样的。平均而言,前者每天生产的大米是4x 6 = 24公斤而后者每天生产的大米是12 x 2.5 = 30 公斤。在第六节我们已证明NS < AY往往意味着劳动投入量仍远离土地生产率极限,提高Y (亩产量)的潜力仍比较大。相反,NS = AY 往往意味着劳动投入量已非常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提高Y 的潜力越来越趋于枯竭。  在Lewis 模型里,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被认为是零。一般来说,只有当劳动投入量已到达土地生产率极限时才会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把30公斤大米看作该土地面积按天来计算的平均日产量极限。我们曾将这一极限比作土地产出的玻璃天花板。当劳动投入量已到达它时,起码在短期内或者说没有突然的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土地生产率是不可能超越它的。但是当劳动投入量仍远离它时,提高产量就较容易实现。  现在让两者各使一个农夫失去土地,那么前者还剩3 个人而后者还有11个人。因为24公斤仍远离30公斤的平均日产量极限,在那个NS < AY 的人少地多的国家里每一个剩下的农夫或者说种田能手可通过更“有效”的劳动而多打2 公斤大米。既然30公斤已经是该土地面积的平均日产量极限,在那个NS = AY 的人多地少的国家里每一个剩下的农夫通过更“有效”的劳动只能多打0.2 公斤大米。  当一个农夫失去土地后,在那个NS < AY 的人少地多的国家里每一个农业耕作单位平均每天生产的大米是3 x 8 = 24公斤;在那个NS = AY 的人多地少的国家里每一个农业耕作单位平均每天生产的大米是11 x 2.7 = 29.7 公斤。请注意,那个人少地多的国家在它1/4 的农民失去土地之前和之后都是有农业剩余的。但那个人多地少且没有农业剩余的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反而比以前下降了,即从NS = AY 变成了NS > AY.这会导致饥饿和死亡率的上升。并且,它1/12的农民失去了就业和获取收入的机会。  本文第三节曾引用William Nicholls(1970: 296)的一段话: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成功地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食物剩余(不管是靠国内生产还是进口),它就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最基本前提。我在这里具体地证明了,那个人少地多的国家因为有农业剩余,它1/4 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会较容易地向工业转移。可是,那个人多地少且没有农业剩余的国家由于粮食总产量比以前下降导致饥饿和死亡率的上升,其工业化或者说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反而难以进行。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962年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三千万工人又送回他们的家乡。这样做的实质是在用劳动替代土地短缺,或者说将亩均劳动投入量恢复到以前的高水平。  这马上使人想起当年Jorgenson (1961)模型与Lewis 模型的那场论战。以上分析证明了前者远比后者站得住脚,即人少地多看起来没有农业剩余劳力的国家远比人多地少看起来有所谓无限劳力供给的国家更容易向工业转移劳动力。这两个模型都是封闭的,这是它们与李嘉图模型的不同。但在逻辑上,前者与李嘉图模型一致,后者却与李嘉图模型背道而驰。Lewis 模型最误导人之处就是它假设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力和它们的生存收入水平会将工业工资固定在一个不变的低价值水平上,这是其工业利润必然上升和用于再投资从而转移更多农村劳力的基础。在李嘉图模型中,尽管工业部门以粮食计算的实物工资也被固定在生存水平上,可由于每公斤粮食的必要劳动投入量不断增加和必须使工人生存,粮食价值和工资都必然上升,从而利润必然下降。更有,李嘉图认为粮价的上升和社会平均利润率趋势必然使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转向开垦越来越差的土地。Lewis 却认为它们能顺利转向工业。第三,二元经济的开创者不是Lewis ,而是李嘉图,只不过李的二元是国与国之间的。Lewis 曾以19世纪英国工人的低工资为例来为自己工业部门不变的低工资辩护。但那实际是李嘉图的理论导致英国废除谷物法和进口便宜粮食的结果。在Lewis 的封闭模型里,这很难办到。总之,Lewis 模型从长期来看若真能成立,今天不会再有发展中国家。因为按该模型的逻辑,每当农业出现剩余劳动力,它们就应畅通无阻地转向工业。相反,Jorgenson 的二元封闭模型却证明,一个国家以前即使有一个工业部门,但若农业剩余消失或是它又陷入NS > AY 的困境,工业部门也会死掉,因为资源会转向农业。任何一个民族只有不饿肚子后才能有其它发展。  10. 自然法则使制度产权理论失灵  为什么制度产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农村集体的动态均分土地制时失灵了?为什么制度产权理论在解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农业制度时也经常失灵?让我继续用NS = AY 和N/A =Y/S 的模型来说明。即使是主流的制度产权理论也有几个不同的分支或派别,但几乎所有分支都共同地认为建立一个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制度是发展的前提或原因。可是根据人类发展史,逻辑恰恰相反。从长远来看任何一种产权制度的建立都永远是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在N/A,即人地比例关系上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李嘉图(1973:34—35)指出,在一个国家早期地广人稀时是不存在地租的,因为在大片土地还没有被人占据的情况下不会有人为使用一块土地而向另一个人付钱。这种人地关系与以下关系完全一样:没人会因为使用了空气和阳光所提供的服务而向别人付钱,因为没人能占有空气和阳光并宣称它们是自己的。但是,第一种关系会随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变化发展,因为土地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质量上也不一致。第二种关系却不会被人口增长所改变,因为空气和阳光在质量上都是同质的,在数量上也都是用之不竭的,并且当各种人需要时它们都不加区别地提供同样的服务。  William Nicholls(1970)在他“农业剩余的作用,人口压力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文章中也清楚地证明了土地使用制度永远是人口和土地变化发展关系的一个结果。他指出,在美国和新西兰的历史上地主—佃农制没有出现的原因是土地的近乎无限供给。这使劳动力昂贵并处于优势,地主处于劣势。当农民能够不付钱地自己去开垦和占有土地时,地主就雇不到劳动力,也没人去租他的地。即使有人租,地租也会低到使地主得不到经济利益,所以也产生不出来建立一个地主阶级的经济驱动力。无疑,中国农村集体建立的动态均分土地制也同样是N/A ,即人口和土地比例关系变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它是人地比例关系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时所导致的结果。  我认为制度产权理论在一个已工业化了的世界里才更讲得通,因为我在第三节曾显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无法制约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当每一农夫使用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多和仅有百分之几的人口靠土地为生时它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也会变得越来越弱。在上一节我还证明了该理论在一个NS < AY 的传统农业世界里也说得通。不过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根据我们图2 的原理,无论那个传统农业是在NS < AY 还是在NS = AY 的状态下,均分土地制时事实上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制度产权理论的一个最基本假说就是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制必定会确保Y (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一个传统农业处于NS < AY 的情况下,这一假说能成立。但这是由于亩均劳动投入量仍远离土地生产率极限,所以提高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仍较大。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在这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还比较弱才使得以上假说能成立。这也同时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仍有农业剩余并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有潜力时均分土地并不必然发生的原因,尽管均分土地制在我们图2 的任何一个时点上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可是,当农业剩余开始消失,亩均劳动投入量越来越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自然法则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变得越来越强烈时,均分土地的要求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已经被中国的农民起义史一再地证明。我曾听到一些西方学者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民会有如此强烈的平均主义传统。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漫长的农业耕作史上更早和更多次地遇到过土地产出率极限这一玻璃天花板,所以经验使他们下意识地感到在这种天花板下均分土地是能使更多人生存的唯一方式。确实,从长远来看均分土地一定会导致更快的人口增长和更多的人口数量,从而使一个国家更早更深地进入人口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曾反对过英国的《贫困法》的原因。所以,均分土地应该与人口控制相结合才会有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的效果。好在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已开始实施其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  总之,一旦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巨型人口国家,深深地掉入了NS = AY 的人口陷阱时,制度产权理论就会失灵。为什么呢?第一,这时劳动投入量已越来越接近土地生产率极限,因此该极限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强烈,提高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也越来越小。结果,那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必定会确保Y 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假说就越来越远离实际,越来越站不住脚。本文已反复证明,那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反而导致大农户的Y 水平比生存型家庭小农更低。第二,本文还反复强调,粮食的总供给归根结底是由土地生产率极限决定的。那么,当中国无比沉重的人口(N )对土地(A )的压力使Y 无处不在地靠近这一极限时,粮食的总供给(AY)就会变成一个近乎固定死的数量。起码在短期内要迅速提高它是不可能的。第三,当AY是个几乎被固定死的数量,NS(粮食总需求)也是个被固定死的数量时,N (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享有的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和N 中的另一部分人低于S 的口粮水平就会使有些人花天酒地,有些人饥饿甚至死亡。用中国的诗句来说,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许多国家,包括英国,都曾有过这样一部血腥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李嘉图(1973: 77-82)曾坚决反对英国为那些富人进口奢侈品,并强调唯有在进口便宜粮食的情况下外贸才能起到扭转利润下降趋势的作用。Mill(1849, Vol. II: 296-297)进一步证实了李嘉图事先作出的理论预测。他说谷物法的废除使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利润率不再递减和资本迅速增长的时代。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进口便宜粮食和向英国海外领地移民,这不会实现。他还反复强调如果英国仍象以前那样只为富人进口奢侈品,这根本就不会发生。与李嘉图的外贸观点一致,Mill所强调的是市场本身决不是以上变化的原因,他说这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去甚远”。  确实,只有当人少地多的国家有可以减轻人多地少国家人口压力的农业剩余时,外贸才能扭转利润下降趋势。那个农业剩余是市场交换的基础。市场本身并不能创造农业剩余,它只能转移农业剩余。我还想强调我之所以引用古典思想家的论述不是为了去攻击富人,只是为了尊重历史。反复阅读他们亲身亲历的忠实记录使我看到了一部远比今天某些新编版本更真实的历史。并且,我也不认为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是人类苦难的起因。这起因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有限供给。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只是在粮食总需求和大自然有限供给的紧张关系下(即NS= AY)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本节一开始所提的问题:马尔萨斯人口模型(NS = AY )和产权制度的建立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是建立在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基础之上,而人制定的产权制度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我要问:应该是自然法则服从人制定的产权制度还是人制定的产权制度服从自然法则?让我再次重复第六节中的一段话。当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的中国处在NS = AY的状态时,没人能改变A (耕地总面积)和人口增长过程中人均耕地继续下降的趋势。第二,没人可以被允许以残忍的方式减少现有的N (人口总数)。第三,没人可以改变自然法则从而降低S (确保生存的基本口粮水平)的标准。第四,没人可以改变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从而突然间提高Y (亩产量)的水平。  当没人能改变A 和S ,当没人可以被允许以残忍的方式减少现有的N ,当没人可以改变自然法则并突然提高Y ,当人制定的产权制度是唯一可以改变的因素时,还有什么观点能够比人制定的产权制度必须服从自然法则这一观点更简单明确地建立起来?这意味着,NS = AY的理论模型也能说明自然法则与人制定的法律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土地(A )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大自然的产物。它在人类之前就存在,它的面积也早就是大自然给定的一个不变量,如陆地和海洋在地球表面各占的面积。土地还是我们人类的母亲,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其次,S 也象土地一样当人还是猴子的时候就已经被自然法则规定成一个不变量,即需要多少食物或大卡热量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及其活动。第三,本文在第二节即指出,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也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自然法则。那时,每单位土地面积每年的植物生长量,如野菜或野果,也不是无限的。所以,Y (亩产量)在人类出现后不可能无限制增长的规律也早被预先地决定了。  人的祖先也是大自然生物链上的一环并远比今天人口数量少。比如说,兔子吃草,狼吃兔子,老虎吃狼。草的数量决定了兔子的数量,兔子的数量决定了狼的数量,狼的数量又决定了老虎的数量。若这生物链上的一环,例如兔子,突然消失,整个生物链就会被打断。反之,这一生物链也会使兔子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扩张其数量。既然人的祖先原本也是这生物链上的一环,那么当人类要从它当中挣脱出来,并迅猛扩张自己的数量(N )以便成为地球上万物的主宰时,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必然会制约这种努力。与伟力无边的大自然搏斗,人类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一个人类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人类苦难的过程。  既然NS = AY 是一个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给定了的自然法则框架,它应被看作人类社会的第一法则。这一恒古不变的框架在人类出现后必然要规范人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种根源于它的活动和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不断重复的生产和生活的行为习惯,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冬闲等等。习惯成自然,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就产生了。以后国家又进一步把这些习惯和规则概况成法律,使每个人都去服从和遵守自然法则下的社会秩序。刚好,我不久前在山西古城平遥县的县衙门里看到了这样一幅言简意赅的横匾:天理国法人情。它深刻地说明了三者的内在联系。天理为首,它也应该是民间习惯法和国家法律的起源和根据。  我还是以土地为中心来说明这种关系,并通过比较土地和资本来阐明天理就不允许市场和法律将土地和资本同等对待。既然土地是大自然的运动或造化所形成的产物,那么土地的有限性就是人改变不了的一个自然法则。这使土地与资本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第一,由于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就不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因为资本是在人类出现以后才产生的劳动和积累的产物,所以它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第二,这马上导出下一个特征。既然土地不增长,那么一旦一个或一组人占有了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就被垄断了,其他人被排斥在外。随着土地的不断被垄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的可供给量相对需求量而言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供不应求。这样,人与土地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关系。相反,因为资本是劳动的产物并能随人口增长而增长,它的垄断性和排外程度就比土地低得多。一个人可以通过苦干和省吃俭用而既为自己积累资本又为社会增加资本总量。但这样做不可能为社会增加土地总量。  第三,土地是其它生产要素不可替代的生长食物的载体。这一天理也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如那时没有劳动和资本土地中照样可以生长出食物。所以它也是人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由于土地是其它要素不可替代的,传统农业中的地主垄断了土地就等于了垄断食物的唯一来源,并可以直接威胁被排斥在外的人的生存。由于资本不具备土地的这种自然属性,对资本的垄断一般不会有这种效应。正是由于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地主的准许就变成没地的人要使用土地和获取食物时一个必要的前提。这个准许权使地主能够要求分享一部分佃农用土地生产的粮食,尽管土地不是地主劳动的产物而是大自然的产物。所以,地租起源于土地垄断。而土地之所以比资本和劳动力更容易形成垄断或排他性,又恰恰是因为土地不增长,后两者增长。  本文第五节曾指出,自然力(阳光,降雨量,土壤肥力量,播种量,温度,空气等)的作用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中都是与土地面积成正比例关系的。排除了这一相同点,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传统农业的本质是生物能之间的相互转换,也就是说人象其祖先猿猴一样仍是大自然生物链上的一环。人吃粮食象猿猴吃野果一样是一种植物和动物间的生物能转换。粮食给了人能量,体力和生命,人又去生产更多的粮食。本文一再强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量不断增加,这就是说粮食能量的增加是靠人的能量和体力换来的,如此相互交换,相存相依,不断循环。反过来,粮食产量能否增加及其数量多少又规定着人口的数量。从这个意义来看,它也是一种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的相互交换,相存相依和共同增长的关系。  现代农业使人从这一生物链中彻底挣脱出来。它使用的各种农业机械替代了人的体力和能量,而开动这些机械的燃料动力和农业中使用的化肥等投入归根到底又来自埋藏的石油等矿产资源,尽管这些资源也是很早以前的动植物转化而成的。因为这些现代农业投入品的本质都是没有生命的钢铁(冶炼它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化学能等物质,它们的增长和使用不需要以粮食的相应增长来“喂养”它们作为必要的前提。这样,农业生产原有的动物能和植物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变成了化学能和植物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从原来的生命和生命之间的相互转换变成了无生命物质和有生命物质之间的转换关系。这使粮食的生产和增长不再依赖于人的体力,人也终于从大自然的生物链中被解放出来。  传统农业的本质虽然是生物能之间的相互转换,但它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或状态。我们先看NS < AY 的状态。第一,它说明这时有农业剩余,或者说大自然可提供的粮食总量和其中包含的能量相对人口数量来说还较多,允许人口继续较快地增长。这时每斤粮食包含的必要劳动量也较少,即人能以相对较少的体力和能量换来相对较多的粮食能量,或者说劳动报酬还没大幅度递减。第二,NS < AY 也可以说明这时的A ,即土地供给量,大于N ,即人口对土地的需求量。早期的中国,近期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都处于这种状态。因为这一阶段的土地供给大于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土地供给相对土地需求而言必然是有弹性的。在这种状态下,可以有土地市场,制度产权理论的那个假说,即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会使Y (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也能成立。但我要强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人少地多这种客观存在的人地比例(即本节一开始强调的N/A )允许土地市场出现和制度产权理论的假说成立。这句话反过来说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土地面积的有限性是人改变不了的一个自然法则,在人(当然更不用说人创造出来的市场和法律)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它就被给定了。所以,土地供给相对土地需求有弹性是人少地多的资源关系导致的,而不是市场和法律(或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导致的。  本文还曾说明,如果一个国家是按自己的农业耕作制度史发展,它在这种状态下一般是继续较快地增加人口而不是工业化,尽管这时的农业剩余会使工业化相对容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工业化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它是英国和欧洲的农业耕作发展史加上一个突然出现的地广人稀因素造成的。这还曾使英国和欧洲的人口压力骤减,从而也促成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化。  当一个国家的传统农业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进入NS = AY 的阶段或状态时,情况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S 和A 始终是不变量,N 和Y 是变量。可是当Y 到达L 点,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使它无法再提高时,N 的增长也必须停止。这样,A ,S ,Y 和N 就都变成不变量了。即使这时Y 水平有增长,它也肯定比人口增长速率低,即整个经济始终处于NS = AY的低水平均衡陷井。这一状态的本质是大自然可提供的粮食总量和其中包含的能量相对人口数量及其对粮食能量的需求已达极限,或者说大自然的生物链在强烈地制约着人口增长,不允许人类打破它的生态平衡。第二,NS = AY 也同时表明A (土地供给量)相对人口N 对土地的需求量达到极限。这时,土地供给相对土地需求而言已毫无弹性,就是说不管土地的市场需求价格如何高,土地供给量也不会有任何增加。当然,这很好理解。土地的供给量是大自然早就给定的,它本来就与市场机制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国家的市场和法律(或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既无法增加它,也不会减少它。所以,决定土地供求动态关系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需求者数量的变化。当需求者数量少使土地供大于求时,土地市场能工作。当人口增长到使土地供不应求并且供给已毫无弹性时,市场既改变不了这种供不应求的关系也无法使土地供给重新恢复弹性。假如市场和那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能增加土地供给总量,它们将使我所有的分析都不成立。但它们肯定办不到。  如果这时它们非要来调节供求矛盾,它们只能调节N ,即人口数量。为什么呢?因为NS= AY已经是大自然生物关系链绷到极限程度时的生存法则构架。这时,市场和那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无法增加A ,无法降低S ,也极难增加Y ,那么除了帮助大自然减少N 它们还能干什么呢?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要制约人口增长是一种客观规律。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种时刻也非要让人自己制造的市场和私有产权来帮助大自然减少人的生命呢?可是,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不常见。正是因为注意到这种现象,自称为功利主义者的Mill在他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一书中为功利主义理论加进了一个限制原则,即他那著名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他写到,“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坚持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即社会被授予的管理和控制个人的原则,不管它是以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还是以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压力来进行。这一原则是,以个体或是集体形式来干涉任何社会成员行动自由的最终根据是自我保护。权力正确地实施和对抗着一个文明社会成员个人意愿的唯一目的是制止他伤害其他人。他个人的利益,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不能成为最终的根据”。在我看来,这也同样是为什么中国现在不能将土地私有化,而应坚持集体所有下的均分土地制的最终法理根据。  当现代农业出现并将人从大自然的生物链中彻底解放出来时,以上关系又会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当现代农业将原有的动物能和植物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变成了化学能和植物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时,它实际上也割断了千百年来人与土地的那种相存相依的关系。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把人绑在土地上。实际上,农民与他们家乡的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肉相连关系。他们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葬于斯。说到底,这也是大自然的生物链法则所决定的。第二,当人与土地的这种必然联系被割断和大量劳动者转向非农产业时,那些留在土地上的人已经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了。他们在市场上购买投入品和销售生产出来的产品,自己消费的部分占其农产品的比例已经是微不足道了。  第三,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时,土地的需求者数量也从工业革命前的不断上升变为不断下降。这样,土地供给量相对于需求者数量也开始从NS = AY 的极度紧张状态下不断缓解,那不变的土地供给相对土地需求者而言又变得有弹性了。这种同工业革命前截然相反的土地供求关系的历史变化大趋势就是使土地市场又能出现和工作的前提条件。它也同时是使制度产权理论效率假说又能成立的条件。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历史可以在那些从对外扩张中获益的国家不中断,而凡是没有从中获益的国家几乎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如连绵不断的内战,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公有制等等。反过来说,如果市场,私有产权和那所谓有效的组织真能解决问题,对外扩张就不会发生,即离乡背井一定是走投无路的结果。所以,这解决问题的不同道路决不是偶然的或哪种主义以至哪个领袖能创造出来的。相反,是道路本身创造了这些主义和领袖。因此,我对国内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下的那30年之观点实在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这段历史,甚至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段中国历史都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前那30年正是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积累的年代,痛苦是必然的。如今,有人一边享受着那个年代种下的果实,一边又在否定那个年代。光强调改革这一段的作用起码是缺乏动态历史观。  我在第五节曾说过中国今天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很可能正处在它自身五千年农业耕种史的巅峰上。在这里我再次斗胆断言,中国今天的土地需求者数量也处在它自身五千年农业耕种史的巅峰上。在这种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可千万要实事求是和小心谨慎啊。那些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最容易误导政策,因为它们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来修改历史和左右舆论潮流。与其这样,还不如没有理论。比如说,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且不符合西方的产权理论,但它却使台湾的工业化水到渠成。它的土地说起来是私有的,但农户在土改后的几十年中并没有土地买卖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农户和大陆当前的农户都只享有使用权和获取收入权,两者没有本质差别。再比如说,工业革命本来是一个一百多年来已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本文也反复证明它确实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但有人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成立,居然说它是经济史学家编造的神话,它对经济持续增长而言并无新内容。这样做不仅是不尊重历史,而且引发了理论和思想的混乱。  11. 简短的结语  本文讨论了一个千百年来的,不可逆转的和痛苦的NS < AY ? NS = AY的历史大趋势。它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过,但中国属最深地陷入了这一困境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能从中摆脱出来,其一定会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并改变整个世界格局。这看起来正在发生。为了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曾出现过许多理论(例如Nurkse, 1953 ;Lewis , 1954 ; Leibenstein, 1957 )。但自然法则没有因此改变它的原则,因为它既没有感情也没有价值观。无疑,两个曾深刻地注意到人类苦难并探讨这一历史性难题的伟大先驱是古典思想家Thomas Malthus和David Ricardo.他们曾被人称为悲观的预言家,他们的理论也被某些人讥讽为“忧郁的科学”。但为什么许多曾喧嚣一时的理论只能昙花一现而他们的理论却顽强地生存了200 年?为什么他们的理论还能从赞成和反对的两个阵营同时博得持久不衰的高度关注?因为历史反复地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而这又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那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基础上。  他们唯一没预见到的只是那人口的大多数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可能性。但这完全是由他们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具备任何理由去责怪他们。并且,Jorgenson (1961)严谨的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转移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一个增长着的农业剩余。但根据Malthus模型,一个国家越是变得人多地少,它产生出这样一个剩余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在技术进步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下仍然能成立,更不用说Malthus 和Ricardo 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了。借此机会,我向他们那“忧郁的科学”表示最深的敬佩。  附录A :数据证明  表A-1 位置  我现在用表A-1 的数据来继续支持NS = AY 和N/A = Y/S 的模型。第一,1999年的N(农村人口数)是1952年农村人口数的1.73倍;1999年的农业劳动者数是1952年农业劳动者数的2.04倍。这证明人口和劳动力始终在不断增长。第二,A (粮食播种面积,包括复种指数因素)不仅仅象模型所强调的那样是不变的,实际它还在不断下降,因为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耕地转为工业用地。第三,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A/N )因此从1952年的3.7 亩下降到1999年的2 亩。农业劳动者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也从1952年的10.7亩下降到1999年的4.8 亩。第四,这种变化迫使Y (亩产量或者说土地产出率)向我们图2 的L 点或土地生产率极限逼近,1999年的Y 水平因此也相应地上升到1952年Y 水平的3.4 倍。第五,这种土地产出率的高增长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为沉重代价的。农业劳动者1999年的人均产粮水平只不过是它1952年水平的1.5 倍。这是50年来农村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有明显提高的根本原因。  并且,1960至1973年间的劳动生产率与五十年代早期相比还出现了绝对下降。其最根本的原因,正象以上所分析的,是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在制约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本文从头至尾所证明的主题。第二个原因是集体农业的平均主义使搭便车问题普遍存在并打击了勤奋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Y 水平若与五十年代早期相比,除了1960至1962年那短暂的特殊时期外,则是持续稳定地增长的。这也是本文从头至尾在证明的主题。在第八节,我特别强调了改革前的生产队是典型的NS = AY 的马尔萨斯微观模型。其不变的集体土地面积必须承担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为了确保每个成员的S 水平,生产队必须提高亩产量和用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使Y 接近我们图2 的L 点。表A-1 的数据支持这一分析。  不幸的是,S 水平(农村人口人均粮食消费量)若与五十年代早期相比,则在1959至1977年间出现了绝对下降。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亿万子孙确实曾始终在饥饿的边缘挣扎,笔者本人也永远不敢忘记那亲身亲历的饥饿年代。但是我们也同样不应忘记,这正是中国那可怕的人口爆炸时期。它一定是S 水平比五十年代早期绝对下降的根本原因。在这段时期之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要低的多。在这段时期之后,中国开始实行严厉的控制人口政策。在我看来,这一政策是造成中国今天经济高增长的基本原因。表A-1 所显示的改革以来农村人口人均粮食消费量的相对较快增长是由均分土地制和人口控制政策两大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两大因素不仅使中国人开始能吃饱肚子,而且使一个新的历史大趋势,即从NS = AY 的状态逆转向NS < AY 的状态,开始出现。但我们千万不可大意,真正实现这一逆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比较一下改革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在改革前的阶段,Y 水平从1952年到1978年增长了1.92倍;农业劳动者平均产粮水平从1952年到1978年增长了1.13倍。在改革阶段,Y 水平从1979年到1999年增长了1.61倍;农业劳动者平均产粮水平从1979年到1999年增长了1.24倍。这些数据显示,20多年的改革没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基本问题:土地产出率的高增长始终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为沉重代价的。第二,改革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24% )比改革前(13% )有进步,说明均分土地制确实解决了生产队时期的大锅饭问题。  最后,我们注意到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业劳动者人均产粮水平(劳动生产率)在1999年时是1437.6公斤;1952年土地私有制时的农业劳动者人均产粮水平是946.5 公斤。并且,1999年时的农业劳动者人均粮食播种面积是4.8 亩;1952年时的农业劳动者人均粮食播种面积是10.7亩。如果1999年时的农业劳动者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也是10.7亩,则这种情况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是3205公斤,也就是说在同样土地面积的条件下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土地私有制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3.4 倍。尽管从1952到1999年期间存在技术进步因素,但以上比较使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劳动生产率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比土地私有制下低,从而土地应该私有化的结论。从另一角度来看,以上数据和比较也显示出中国今天的亩均劳动投入量已经非常之高,并极度接近了土地生产率极限。再进一步提高亩产量不仅很困难,而且代价或劳动成本太高。  表A-2 位置  表A-2 的数据显示了1998年时中国与其它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在耕地面积,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和土地产出率等方面的差别。我们看到,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 ,而且除了比埃及略高外还低于所有其它国家。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太大,而且是由于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或者说本文第十节强调的土地需求者数量)太高。这一比例在中国是68% ,在埃及只有38%.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水平比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荷兰及菲律宾等国的水平也低的原因,尽管按总人口算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水平比这些国家略高一点点。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水平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 倍,1.62倍和1.2 倍。中国的小麦和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与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相比水平不相上下,而且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日本水平的两倍。进一步说,中国这三种作物的单产水平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要高,例如印度尼西亚,印度,乌孜别克,乌克兰,土库曼,泰国,罗马尼亚,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埃及的土地产出率水平非常高但其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的农田只在尼罗河两岸,其它地区都是沙漠。所以埃及的农作物不仅享有充足的阳光,而且享有尼罗河的灌溉之利。中国的绝大多数农业地区不具有这种特殊的条件。  表A-2 的数据还显示了土地私有制和市场原则在印度,泰国,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阿根廷等国家的存在并没有使它们的土地产出率水平比中国的水平高。并且,我们还注意到中国的小麦单产水平甚至比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加那大的小麦单产水平也高得多。这很容易理解。本文的分析反复地强调了人多地少的国家始终把土地生产率放在第一位,而人少地多的国家始终把劳动生产率放在第一位。这是不同的人均土地资源导致了不同的必然选择。最后我想指出,表A-2 没有提供复种指数的数据,而中国的复种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如果把这一因素也加进来,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土地产出率比较将会更准确。总之,这里的国际比较结论仍然是:中国今天的亩均劳动投入量已经非常之高,并极度接近了土地生产率极限。再进一步提高亩产量不仅很困难,而且代价或劳动成本也很高。在第五节我曾说过,中国今天每斤粮食内含的必要劳动投入量不仅居于世界最高国家之列,而且处在它自身五千年农业耕种史的巅峰上。以上的数据分析支持这一判断。  附录B  土地私有化会使中国的农业总产量下降:一个新古典的微观静态分析  我曾从阅读John W. Mellor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并认为他是西方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和深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之一。以下分析基本按他的书(1966,The 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特别是其中的第九章(Labor Use and Productivity),所提供的方法来进行。这一分析主要是为了研究:假如土地在中国被私有化了,会出现什么结果?  一个传统农业的农民在生产中要投入的他自己和他家庭的劳动量水平取决于比较从劳动果实中获得的净效用和从闲暇中获得的效用。并且这个农民的理性选择还要受他能控制的生产范围和各种价格比关系的影响。这些因素会影响他是否愿意放弃闲暇而去劳动以及将多少闲暇时间转换为劳动时间。一般说来闲暇和劳动果实都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即当闲暇或劳动果实的总量变化时,每一个新增单位的闲暇或劳动果实的效用也会变化。将闲暇的效用转化为从物质产品或享受服务所获得的效用之总过程可被分为五个阶段或五个步骤。第一,从闲暇的效用转化为劳动。第二,从劳动的时间转化为物质形态的农产品。第三,从物质形态的农产品转化为现金。第四,从现金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第五,从商品和服务转化为效用。  图B-1 位置  以上描述可由图B-1 具体有形地表示。在水平轴上,Oc代表总的人—小时数是怎样被划分为工作和闲暇(或曰休息)两部分的。从闲暇的效用转化为劳动是在水平轴上从左向右移动。这一移动越是从c 趋向于O ,这个农夫劳动的时间就越长并且他也越感到疲劳,闲暇或曰休息的边际效用就变得越高。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水平轴分为三部分。在bc部分因为该农夫劳动的时间还不长并且不感到疲劳,所以闲暇的边际效用也相对比较低。从生理原因的角度考虑Oa部分必须被保留为吃饭和睡觉的非劳动时间。这样,ab部分就是正常情况下的理性选择区间,即这时该农夫劳动的时间已较长并感到很疲劳,他要决定到底是继续劳动还是休息。  垂直轴是用来计量物品性和服务性收入的。我们人为地决定用市场价格来作物品和服务性收入的公分母,并且把垂直轴也分成三部分。SR是基本生存水平线,我在一开始使用图2时已对它进行过定义,即图B-1 的基本生存水平线和图2 的基本生存水平线是一回事。WG是市场工资水平线,我在使用Amartya Sen 提供的图3 时曾介绍和讨论过它。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经济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整个非农产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线。OS区间的物品收入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或确保人的生命的。所以,此区间物品收入的边际效用必定是非常之高的。一超过SR线,物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开始迅速递减。越过WG线后,物品收入的边际效用还会进一步递减。  I 至IV的无差异效用曲线逻辑地凹向原点O.这种曲线在我们人为界定的各个部分和区间的转折是为了更明显地表示各种影响的综合作用。这些无差异效用曲线是闲暇效用相对于物品效用的涵数(闲暇效用/ 物品效用)。因为闲暇的边际效用在ab区间比bc区间高,该曲线在部分5 比部分4 要陡。因为WG线以上的物品收入边际效用低于WS区间,该曲线在部分8 比部分5 要陡。这样刻画主要是为了更简单明确地描述,在现实中曲线在各个部分间的过渡应相对缓和。因为在OS区间物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闲暇效用/ 物品效用=0,所以在此区间没有无差异效用曲线。  A 至D 的曲线代表不同的生产可能性范围(或曰生产条件)并逻辑地凸向原点O.我们假设每条曲线都是相同劳动投入量造成的,所以它们在水平轴上都有相同的出发点或原点。在传统农业中,这种不同的生产率主要是由不同的耕地面积造成的。因此,A 代表一个只有一小块耕地的农户。依此类推,D 则代表一个有着大片土地的农户。相同的劳动投入量在扩散到大片土地上时肯定比它集中在一小块地上有更高的边际劳动回报或者说边际劳动生产率。本文的正文已经反复地从各个角度证明过这一原理。  A 至D 的曲线也可以代表不同的相对价格关系是怎样经过那五个阶段或五个步骤而从闲暇的效用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效用的。因为我们是用市场价格来作物品和服务性收入的公分母,A 代表一个很低的物质形态的农产品价格。反过来说,A 也可以代表一个很高的市场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D 代表一个很高的物质形态的农产品价格或一个很低的市场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那五个步骤的前两个步骤,即从闲暇的效用转化为劳动和从劳动时间转化为物质形态的农产品,主要是在刻划劳动投入和物质形态的农产品的关系。而物质形态的农产品和市场性商品的相对价格关系是为了说明农户A 和农户D 在放弃相同的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得到的市场性商品或服务数量可以截然不同。也许有些读者现在会感到这些概念关系抽象不好懂,一会儿我会用具体实例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的。  在搞清了图B-1 及其中的各种关系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分析集体土地所有下的家庭承包制和土地私有制在亩均劳动投入量上会有什么不同。大体上,集体土地所有下的家庭承包农户可以被视为图上的农户B 类型,因为土地是按家庭人口的数量被平均地分配的,而且村集体在某些农户因家庭人口增长快导致其成员收入难以达到基本生存水平线时还会再调整土地。这会使家庭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亩均劳动投入量(或曰用劳动投入替代土地短缺),及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率的水平在所有农户间都大致相同。  一旦土地私有化了并且土地自由买卖也开始了,这一均分土地模型会很快瓦解。第一,由于中国无比巨大的人口基数,它每年净增的人口仍高达1300万左右。这数量接近一个中等国家如荷兰1600万的人口总数。由于中国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将使这每年新增人口原来享有的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获取收入权不复存在,他们的生存只能依赖家庭原有的土地。如果家庭原有的土地面积太小,难以支撑新增人口生存需求造成的压力,这些家庭就要想办法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土地。第二,灾荒,债务,拯救家人生命的紧急医疗费等危机,甚至中国农民当前面临的高昂的子女学费等原因会迫使一些农户出卖部分以至全部的家庭土地。第三,有些家庭如果能找到稳固的非农就业岗位并享有比农业更高的稳定收入,也许会自愿地出卖部分以至全部的家庭土地。以上三种情况,只有最后这种可以被视为对农户本身和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的积极变化。但是,这种情况肯定将会是极少数。如果它变成三种情况中的大多数了,中国也就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这样,土地私有化和土地自由买卖将导致五种类型的农户出现。第一,将家庭原有的土地全部出卖了的无地户。它们的生存或者要依靠其它农户雇佣它们的劳动力,或者要依靠租用其他人的土地,即变成佃户。如果这两种机会都没有,它们的生存马上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二,有些家庭会变成图B-1 上的农户A 类型。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在遇到危机时卖掉了一部分土地,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家庭人口比其它家庭增长快,或者是两者的共同作用。第三,有些家庭会仍旧处在图B-1 上的农户B 的状态中。这象我在第九节分析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均分制时的第一种情况,即它们的家庭人口增长处于既不比大多数农户快也不比大多数农户慢的正常状态,家庭人口的压力始终由自己家庭的土地在承担。并且,家庭土地的面积也没有变化,就是说土地私有化后它们既没买也没卖土地。第四,有些家庭会变成图B-1 上的农户C 类型。这由它们在土地市场上购买了一些土地,或它们的人口是负增长,或它们的部分家庭成员进城找到了工作等因素造成。第五,有些发了大财的家庭有能力购买大片的土地从而变成图B-1 上的农户D 类型。  因为土地目前仍旧是中国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手段,保住土地的愿望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只有找不到任何其它办法来度过危机的难关时,农民才会将家庭的土地全部出卖。所以以上的第一种类型(无地户)在土地私有化后不会成为大多数。第五种类型(农户D )也不可能成为大多数。只有当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并且农村人口比例已很低(假设15%左右)后,它才可能变成大多数。这还远离中国当前的现实。这样,土地私有化和土地自由买卖后农户A ,B 和C 三种类型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主体农户类型。它们在亩均劳动投入量上的变化将决定中国的平均亩产量和粮食总产量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我们先讨论收入水平低于基本生存水平线的农户A 类型。它可能用两种方式来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水平达到基本生存水平线。第一,它可能会请求大农户雇佣它的一部分劳动力。第二,它会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比土地私有化之前(即集体所有的家庭承包制)更多的劳动量。可是因为它现在使用的土地比集体所有时的均分土地制更少,多劳动一小时的回报和相应增加的粮食产量也会比那时少。这种农户实际上是我们在第六节讨论的NS > AY 类型农户,即那种能导致农民起义的类型。它的劳动投入量在口粮水平低于生存线的情况下一定早已极端地贴近土地生产率极限了,所以它使用的土地已不存在什么增产潜力。总之,这类农户再怎样延长劳动时间,对提高中国粮食单产和总产量水平所起的作用也必定是极其有限的。  因为农户B 类型象第九节所分析的集体所有制下土地均分制的第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亩均劳动投入量没有什么变化并不再讨论它。我们将集中精力分析农户C 类型的变化。它不仅比农户A 和B 类型拥有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且是土地自由买卖后的主体农户类型。因此它的亩均劳动投入量变化将决定土地私有化后中国的粮食平均单产和总产量水平的变化总趋势。我们从图B-1 上注意到,农户C 类型拥有的比土地均分制时更多的土地资源使它不再受到农户A 和B 类型始终面临的生存压力。这种变化及随之而来的相对价格关系的变化会使一个理性农户的亩均劳动投入量比土地均分制时下降。如果所有C 类型的农户都是有理性的,中国的粮食平均单产和总产量水平很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图B-1 显示,农户B ,C 和D 类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分别是围绕着生存线,介于生存线和市场工资线之间,及稳定地越过了市场工资线这三种不同的水平。这样,我们假设在用市场价格来作物质形态农产品的公分母时,农户B ,C 和D 都多劳动一个小时但分别增产1/3单位,2/3 单位和3/3=1 单位的物质形态农产品。因为在ab区间农户B ,C 和D 都已劳动了很长时间并很累了,一小时的闲暇(不劳动或曰休息)在恢复三者(部分2 ,5 ,8 )体力上的边际效用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小时闲暇的边际效用在农户B ,C 和D 之间都是1 单位。现在,我们看到多劳动一个小时使农户B 多得到1/3 单位的农产品(比如说大米),但因为OS区间的物品收入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或确保人的生命的,1/3 单位农产品的边际效用也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一小时闲暇的边际效用与1/3 单位农产品的边际效用相比可以被认为是零。总之,农户B 是不敢轻易减少它的劳动时间的和亩均劳动投入量的。  现在,农户C 多劳动一小时所增加的农产品是农户B 的两倍。这不仅使它的收入水平突然间越过了生存水平线,而且也使增加的农产品的效用骤然间下降。这样一来,一小时闲暇的边际效用相对于物品收入的边际效用必然迅速跃升。因为这一重要转折的突然出现,农户C 将增加它的闲暇时间并减少亩均劳动投入量,也就是说它将不再保持集体所有下土地均分制时或生存性家庭小农那种亩均劳动投入水平了。若用Chayanov的话来形容,我们可以说一旦农户C 享有了较多的土地资源,它就会减少对其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剥削程度。实际上,农户C 类型也就是本文第六节讨论的NS < AY 家庭农户。所以,当农户C 土地的机会成本突然变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突然变高时,它会用土地投入替代劳动投入。  假设农户C 不减少劳动时间并仍保持集体所有下土地均分制时那种亩均劳动投入水平,那么它的目的肯定不再是农户B 那种为生存而挣扎的目的了,而应是为追求农户D 所享有的那种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第一,农户C 目前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或者说生产条件使它难以完成向那种更高消费层次的转换。尽管农户C 与农户B 相比已跨过一个重要的转折并享有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两者在将闲暇的效用转化为市场性商品和服务效用的总过程中仍处于前两个阶段。可农户D 比农户C 大得多的土地资源使它能一举跨过那总过程的五个阶段。在第七节我们曾说明生存型家庭耕作的小农是以简单的实物形式将它的投入潜能转化为自我消费的产出,而工资型农场则是直接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购买生产性投入和销售相应的产出。这就是农户C 与农户D 的区别。  第二,假如农户C 真要追求农户D 所享有的那种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物质形态的农产品和市场性商品的相对价格关系会使农户C 付出沉重代价。当农户C 不减少劳动时间并继续保持农户B 那种亩均劳动投入水平时,它确实能生产更多粮食,在市场上销售,然后购买一般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农户C 和D 都多劳动一小时但分别增产1/3 单位和1 单位的物质形态农产品。一小时闲暇的边际效用在农户C 和D 之间仍旧都是1 单位。但是我们应注意,农户C 在这时购买的一般性商品已越过WG线,所以它的边际效用比处于部分5 的物质产品的边际效用要低。这样一来,农户D 用一小时闲暇的效用换取了1 单位市场性商品或服务的效用。而农户C 为了享用那1 单位市场性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它必须劳动3 个小时或者说牺牲3 小时闲暇的效用。所以,在农户D 看来价格正常的商品或必须品,农户C 则一定会认为价格太高,不值,是奢侈品,浪费等等。  但是,这一分析决不意味着农户C 不在市场上销售它的剩余农产品,只是为了强调一个理性的农户C 不会继续保持农户B 或者说均分土地制时那种亩均劳动投入水平。图B-1 清楚地显示,因为农户C 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较高地超过了生存水平线,它与农户B 相比有一个较大的可在市场上销售的农业剩余。事实上,正是这个农业剩余允许农户C 缩短它的劳动时间。但是与农户D 相比,农户C 的生产条件又差了一个档次。正是这个差距不允许农户C 享有农户D 所享有的那些商品和服务。这一分析要强调的是,一个农民的选择是被他的生产条件制约着的,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那些市场万能主义者经常看不到这一最简单的事实。总之,一个理性农户C 的最佳劳动投入量是在该劳动量换得的物质产品对它来说效用最大的那一点。图B-1 已告诉我们这一点既不在部分2 ,也不可能高于WG线,而是在部分5 内曲线C 和无差异效用曲线IV的交点上。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农户D.图B-1 显示,在土地私有化创造出来的那五类农户中,它有着最大的土地资源,而且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也较高地超过了市场工资水平线。所以,对它来说存在着三种选择的可能性。第一,它只使用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亩均劳动投入量和亩产量水平都会比农户C 低,当然比农户B 就更低了。经过以上讨论和比较,我们已能清楚地理解其原因,所以不再讨论它。  第二种可能性是农户D 向第一类的无地户和第二类的缺地户(农户A )出租土地。Sen(1966: 441)曾经指出,假若在一个完善的土地市场里土地是被一组生存性家庭小农和一组资本主义农场各自拥有的,并且前者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量远比后者的高,那么资本主义农场从它们自身利益出发也应该将土地向生存性家庭小农出租。这一过程应一直持续到或是单位土地劳动投入量的差距彻底消失,或是资本主义农场已将其全部土地出租给生存性家庭小农。Sen 要表达的是,一个完善的土地市场应该创造出一个类似中国目前均分土地制这样的最佳农业生产结构。但他又指出,在真实的世界里完善的土地市场从来没有在发展中国家出现过,资本主义农场将它们大片土地分割成零碎的小片向生存性家庭小农出租的例子也很少见。本文第十节也曾指出,当NS = AY 的状况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时,A (土地供给量)相对人口N 对土地的需求量达到极限。这时,土地供给相对土地需求已毫无弹性,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的必要前提已消失了,因此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土地改革运动。  即使退一步假设农户D 在土地私有化后确实向第一类的无地户和第二类的缺地户(农户A )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带来的交易成本也一定是非常高的。中国解放前的历史证明地主在土地需求者众多时会经常用不再出租,换人等方式威胁佃户以提高地租。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效率。尽管家庭承包制中的村干部也会在调整土地时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这种矛盾与那种阶级矛盾还是不一样,解决起来也较容易。村民们平均享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受益权,和国家法律可以从两方面减少和制止这类问题。总之,集体所有下的均分土地制导致的交易成本肯定比解放前土地私有制的交易成本低得多。实际上,正是因为土地私有制的交易成本高,资本主义农场才没有将它们的大片土地分割成零碎的小片向生存性家庭小农出租。  第三种可能性是农户D 在土地私有化后雇佣无地户的全部劳力和缺地户(农户A )的部分劳力。但是我们应注意图B-1 的市场工资水平线只是在对土地私有化导致的农户进行分类和分析。我们还进一步将它界定为中国当前非农产业的平均工资线。它并不意味着农户D 会按这个水平向雇佣的劳力付工资,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当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的农场主往往比高收入国家的农场主雇着更多的劳力和付着更低的工资。所以农户D 付的工资肯定会比图B-1 的WG线水平低。  如果不考虑农户D 付的工资水平问题,只是比较雇人种地和家庭承包制的差别,我们也会发现前者比后者将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和交易成本,及经济的低效率。本文曾反复强调家庭承包制的农户与存在了几千年的生存型家庭耕作小农有许多共性,如使用家庭劳动力,不存在雇佣和监督成本,土地产出率高等等。并且,本文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只有保持较高的亩均劳动投入量,中国的单产和总产水平才不会下降。雇人种地首先就有一个监督成本问题。监督者这部分劳动力本来在集体土地均分制下是用于加大亩均劳动投入量的,现在却用来监督别人,这就是一种浪费。从被雇者来看,他们也从集体土地均分制时的给自己干活变成了给别人干活。失地者被迫被他人雇佣和监督心情会变得不舒畅了,而且种地效率肯定不会比为自己家种时高。所以,农户D 的土地在雇人情况下的亩均劳动投入量和亩产量与集体土地均分制时相比很可能是下降。总之,以上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看起来都会导致亩均劳动投入和亩产水平比集体土地均分制时下降。  我们已经讨论了土地私有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农户类型。第一类由于没有土地,我们只能用其它四类来与集体土地所有下的家庭承包农户相比较。首先,农户A 类型为接近生存水平线而加大的亩均劳动投入量有可能使其亩产水平比集体土地均分制时略有提高,但其对提高中国粮食单产和总产水平所起的作用肯定是极其有限的。第二,农户B 类型象第九节分析的集体所有制下土地均分制的第一种情况,其亩均劳动投入行为,从而亩产水平,不会因土地私有化而发生什么变化。第三,农户C 类型的亩均劳动投入和亩产水平会比集体土地均分制时下降。第四,如果农户D 类型只使用家庭劳动力,它的亩均劳动投入量和亩产量水平会比农户C 类型低,并比农户B 类型更低。如果把农户D 类型的三种可能性选择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它土地的亩均劳动投入和亩产水平起码会比农户B 类型低。  概况而言,农户A 类型增加的产量无法补偿农户C 类型减少亩均劳动投入量造成的损失,因为与土地均分制时相比,农户A 类型是当边际报酬接近于零和没有什么增产潜力时在增加劳动投入,而农户C 类型却是在较大的土地资源使它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迅速回升时减少劳动投入。并且,农户C 类型作为一个整体造成的减产损失应该比农户D 类型作为一个整体的减产损失大,因为它是土地私有化后三种主体农户类型中的一种,其土地总量应比农户D 类型的土地总量多。所以,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市场很可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中国农业的单产和总产水平。  但是最后我必须强调,以上分析只是在中国农村人口比例高,人均土地少和人均收入收入水平介于生存水平线和市场工资线之间时才成立。当农村人口比例很低(如20% 左右),人均土地迅速增加和图B-1 的那种高于市场工资水平线的农户变成主体类型时,所有的这些分析都将不再成立。  参考文献  Berry , R. Albert and William R. Cline , 1979 , Agrarian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oserup , Ester, 1965 ,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Chayanov, Alexander V. , 1925 , Peasant Farm Organization, in Daniel Thorner,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 ), 1966 , A. V. Chayanov on theory ofPeasant Economy , Richard D. Irwin , Inc.  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 , various annual issues,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Press  Dong, Xiao-Yuan, 1996 ,“Two-tier land tenure system and sustained economicgrowth in post-1978 rural China ”, World Development, 24 (5 ), 915-928.  Falcon, Walter P., 1964 ,“Farmers ‘Response to Price in Subsistence Economy: The Case of West Pakist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LIV , No.3(May 1964), 580-91.  Field , Alexander J. , 1981 ,“The Problem with 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Economics : A Critiqu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rth/Thomas Model of Pre-1500Europ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 Vol. 18, 174-198.  Jorgenson , Dale , 1961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 EconomicJournal , Vol.71 , No. 282(June 1961 ), 309-334.  Khan, Azizur R., 1988 ,“Population Growth and Access to Land: An AsianPerspective ”, in Ronald D. Lee et al.(ed. ), Population , Food and RuralDevelopment ,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pp.143-161.  Krishna , Raj, 1963 ,“Farm Supply Response in India-Pakistan: A Case Studyof the Punjab Region”, Economic Journal , Vol. LXXIII, No. 291(September 1963),477-87.  Kung, James Kai-Sing , 1994 ,“Egalitarianism, Subsistence Provision, andWork Incentiv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World development 22(2 ), 175-187.  Kung, James Kai-Sing , 1995 ,“Equal entitlement versus tenure security undera regime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peasants ‘preference for institutionsin post-reform Chinese agricultu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1(1 ),82-111.  Kung, James Kai-Sing and Shouying Liu, 1997 ,“Farmers ‘Preferences RegardingOwnership and Land Tenure in Post-Mao China : Unexpected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ies”,The China Journal , No. 38 (July 1997 ), 33-66.  Kung, James Kai-Sing , 2000 ,“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Reallocation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a Village Survey ”, World development 28 (4 ),701-719.  Kuznets , Simon, 1959 , Six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eibenstein , Harvey , 1957 , Economic Backward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Lewis , Arthur , 1954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 , Vol. 22, 139-192.  Liu , Shouying , Michael R. Carter and Yang Yao , 1998 ,“Dimensions andDiversity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 : Dilemmas on the Road to Further Reform”,World Development , 26 (10), 1789-1806.  Malthus , Thomas Robert,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the versionpublished in 1803 , with the variora of 1806 , 1807 , 1817 and 1826), editedby Patricia James (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llor, John W., 1966 , The 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Mellor, John W., 1970 ,“The Subsistence Farmer in Traditional Economies ”,in Clifton R. Wharton , JR.(ed. ),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Frank Cass & Co. Ltd. , 209-227.  Mill, John Stuart, 1849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 Edition,London: John W. Parker , West Strand.  Nicholls, William, 1970 ,“Development in Agrarian Economies : The Roleof Agricultural Surplus , Popluation Pressures , and Systems of Land Tenure ”,in Clifton R. Wharton , JR.(ed. ),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Frank Cass & Co. Ltd. , 297-319.  North , 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 , 1973 , The Rise of the WesternWorl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urkse, Ragnar , 1953 ,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arce, David W. (General Editor), 1983 ,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Macmillan Press : London.  Pei , Xiaolin, 1998 , The Institutional Root of China‘s Rural Industry andGradual Reform, Lund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 Dwight , 1969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Ricardo , David, 1973 ,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introduction by Donald Winch, Everyman ‘s Library (Dent: London ; Dutton :New York)。  Rostow, W. W. Rostow (ed. ), 1963 ,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Growth, London : Macmillan.  Ruttan, Vernon W , 1970 ,“Two Sector Model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Clifton R. Wharton, JR.(ed. ),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Frank Cass & Co. Ltd. , 353-360.  Schumpeter, Joseph A., 1955 ,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Sen , Amartya K. , 1962 ,“An Aspect of Indian Agriculture ”, EconomicWeekly, February 1962, 243-246.  Sen , Amartya K. , 1966 ,“Peasants and Dualism with or without Surplus Lab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 (5 ), 425-450.  Wen , Guanzhong James,“The Lad Tenure System and its Saving and InvestmentMechanism : The Case of Modern China ”, Asian Economic Journal , 9(3 ), 233-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