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晚清--帝国死亡日记 五1894:甲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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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894:甲午记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绝对是一场以“国运”相搏的大战。只可惜,当一方积心处虑、倾其全力的时候,而另一方却仍旧是懵然无知。回头看来,日本的战略意图清晰明显:先割朝鲜台湾,后取满洲,进而侵占全中国。毫不夸张的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后来五十年的命运。
清廷的那些大员们太小看日本了,甚至在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仍旧身处险境而不自知。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对手,大清帝国的表现,还远不如当年的法国。当年法兰西帝国在色当之役中也是被新兴的德国打得全军覆没,割地赔款,但法国人还算奋发图强,面对仍旧强劲发展中的德国,毕竟在一战中战胜对手,虽然是惨胜,但终究是一场胜利,而我们呢?
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就像一只强壮的蚂蚁,在不断蚕食中国这头迟钝的大象。但蚂蚁毕竟是蚂蚁,大象有一天终究会痛醒。日本它并不可惧,但危害巨大的是军国主义。如果不彻底铲除军国主义,中国不得安生,亚洲永不宁日,而日本也将自取灭亡。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决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三世纪至七世纪的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繁,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譬如,如果现在韩国人要研究古代朝鲜历史的话,就必须要精通汉文,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朝鲜没有本国的文字,而一直是使用中国的汉字,他们古代的典籍文章,都是汉文书写记载。事实上,日本的文字何尝不是由中国的汉字演化过去的?
朝鲜由于和日本靠得近,日本丰臣秀吉于明朝万历年间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而且,朝鲜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外藩”,在明清时期,朝鲜就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朝廷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的时候,日本派来众多的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的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是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是,中国并没有对日本开放互市。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着荷兰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但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和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而拒绝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啊。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害。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四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何必大惊小怪?”日本人曰:“生番杀人,贵国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那我国就要问罪于生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着天朝。
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的处置不当,反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但生番也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竟然建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的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了,立刻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五十万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1879年4月,日本干脆吞并琉球,并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限于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从此,琉球便永为日有。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大臣,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际关系,二不懂国际法,三是为了省事,居然答说,“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人听后,冷笑而去。由此,日本更加的藐视中国。1876年春,日本和朝鲜签订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对此,清廷居然视之漠然。
说到当时的朝鲜,却也有新旧党之分。1863年朝鲜国王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代,只得由旁系大院君的次子李熙继任。由于李熙的年龄尚小,便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十年。大院君是个排外守旧的人,看不惯新事务,极其讨厌和洋人打交道。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娶了个王妃闵氏,这个闵氏却是个喜好新鲜事务的亲日派,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但由于大院君执政时间较长,朝鲜小朝廷就形成了新旧两党。这一点,和后来戊戌变法的情况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日本人趁着两党相争的机会,在朝鲜内部竭力培植亲日势力。这些举动,引起了大院君等守旧派的警觉,结果在1882年的夏天,朝鲜兵士因为军饷问题向大院君投诉的时候,大院君便煽动说,造成你们停发军饷的原因是闵王妃和日本人,你们去杀了他们,我到时自然给你们做主。
这些朝鲜士兵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平时的飞扬跋扈,有了大院君撑腰后,便开始冲击日本大使馆和闵王妃的家族场所,一时间局势难以收拾,这就是所谓“壬午兵变”。再插一句,这个“壬午兵变”和庚子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岂不又是几近雷同?历史就是充满了巧合。
“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被毁,馆员被杀,日本天皇得知后,派出兵舰和陆军一千多人前去报复。清廷听说日本人出兵朝鲜,也赶紧派兵前往朝鲜去控制局面,结果罪魁祸首大院君被清军捉拿,后被送到天津软禁了三年,而朝鲜向日本赔罪并答应赔偿日本抚恤费,“壬午兵变”才告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策动并帮助朝鲜亲日势力开化党突然发动“甲申政变”,一夜间扑杀了多名守旧派大臣,并入宫胁迫国王下诏革新。事变发生后,朝鲜臣民恳求中国出兵平乱。于是,袁世凯率兵二千,随同朝鲜勤王兵攻入王宫解救了国王。日本公使竹添见势不可为,赶紧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结果,这个短命的政变不到一周就宣告失败。动乱中,开化党人或被杀、或逃亡日本。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军队到朝鲜,双方相持不下。对峙中,日本人看到清军实力比较强大,且朝鲜国王已经控制了清军手中,权衡再三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到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和中国同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个重大纰漏,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祸根而李鸿章却不自知。
据说,李鸿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后来屡屡提及受此屈辱,深以为恨。但谁又知道,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却完全换了个位置,轮到李鸿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此后的几年中,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日本却开始加速发展军事力量,要一举夺得东亚霸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每年将本国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海陆军,连明治天皇都每年从宫廷经费中节省出三十万元,并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来购买海军战舰,一时间日本人被鼓噪得狼血沸腾,俨然成为一个极为凶悍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
反观当时的清廷,虽然也搞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但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覆没,让慈禧太后狠狠心,也花费了巨资打造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后,也拥有了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七艘,特别是定远和镇远两艘海上巨无霸,威风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为北洋舰队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后来就再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舰龄逐渐老化不说,后来连枪炮弹药都不买了。反观日益壮大的日本舰队,差距是多么的大!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其关注点主要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譬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和六十卷本均无日本,直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岛国录,但内容却只是大部分抄录徐继畲《灜环志略》里对日本有错误的描述。
在清廷大员中,李鸿章算是认识日本比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折中提到:“该国(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接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只可惜,老李还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的,要数首届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他花了八年的时间(1879年到1887年)写成了40卷50万字的巨著《日本国志》,从各个角度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日本的制度变革。只可惜,此书1890年在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问世。后有人说,假如这本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人所知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知识就是力量,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曾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如今国人对日本的感觉,何尝不是如此?目前网络上一些仇日粪青的过激言论,更是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变态之心理表现。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一种群体不理性思维的氛围下,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近邻竟成不易之事,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人继续无知的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一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一次?
5.2、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
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时候,驻英、法、德、俄的四国使臣刘瑞芬曾经上书李鸿章说,朝鲜毗连我东三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目前朝鲜内政不修,外又有日本心存觊觎之心,一旦朝鲜有乱,可能会震撼边疆,倒不如未雨绸缪,将之收为国土,改建行省;如果朝廷觉得朝鲜久修职贡,不忍心削其土地的话,就干脆约同英、美、俄等列强共同保护,辟为通商之地,这样既可以保住朝鲜,也可以稳定地区的安全。
李鸿章收到后,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总理衙门大臣们纷纷摇头反对,说朝鲜乃我大清第一藩属,五百年不变,岂能随意改动?李鸿章听后,深以为憾。但话说回来,刘瑞芬的提议固然有远见,但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即使西方列强不反对,日本岂能善罢甘休?
1894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个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以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义和团又有几分相似之处。不管是东学党、拜上帝教还是义和团,在造反这个问题上,三者是基本相通的。
当时的朝鲜小王朝也已经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何尝不是内忧外患,时刻坐在火山口上?果不其然,东学党人起事后,一呼百应,山呼海啸,很快就占领全州,并扬言要直捣王京。
朝鲜小王朝这下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又厚着脸皮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同时,按照《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之事告知了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国顾念藩服,又因朝鲜请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乱,待乱收自然收兵回国。
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了,日本也可以出兵。但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于是,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兵八百进入平壤,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竟然达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清军的数量。
事实上,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是想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由于当时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将危机转移出去。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个问题上。
而此时的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基本偃旗息鼓,朝鲜局势也已平静。朝鲜政府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这到嘴的肥肉岂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提出要改革朝鲜内政,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以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对于这个问题,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上出了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子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子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恬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为什么立载恬为皇位继承人,道理很简单,因为载恬的老爸是慈禧太后老公的弟弟,老妈则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立了载恬之后,载恬管慈禧叫妈,慈禧太后便也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当时的光绪帝只有四岁,慈禧太后便把他从妹妹手里抢走,可怜奕譞夫妇一年到头都不能见上自己的儿子几面,即使见面,也不得以父子相认。这专制社会的权力斗争,有时候连皇帝也是身不由己的工具。
很多人往往认为做皇帝很开心,但至少光绪帝就很可怜。光绪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亲生父母进了皇宫,从此孤苦伶仃,无人敢爱,无人敢疼。据很多野史上说,慈禧太后不允许别人过分接近光绪,而慈禧本人又是一个严厉而不懂爱护儿童的人,当年肃顺八大臣在热和行宫咆哮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吓得裤子都湿了,哇哇哭着投进了慈安太后的怀里,而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怀里!
在这样一个孤独而没有母爱的环境里长大,光绪从小就胆小懦弱,听到天上打雷,往往都两腿发抖战栗。当时能够时时接触并真正给予小皇帝温暖的,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后者在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光绪帝悉心的指导和照顾,但也让小皇帝过分依赖于自己的老师。
1886年,光绪帝满了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后,已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大败,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翁师傅是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据说是这么回事: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在定远之役中临阵脱逃,被人弹劾后朝廷命其戴罪立功。后来翁同书为了招抚割据势力苗沛霖,被其欺骗杀了地方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但苗沛霖叛乱如常,翁同书处置失当,反激成大变。
曾国藩对翁同书在定远之战弃城逃走本就极为愤慨,这次忍无可忍,决定上书弹劾。但是,曾国藩为人厚道,又忌讳翁同书的老爸翁心存是同治帝的师傅,一下难以下笔。这时,李鸿章便代他写了篇漂亮的弹劾词,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书“斩监候”(相当于死缓),老爸翁心存听到消息,气得立刻翘了鞭子。后来,翁同书被改判充军新疆,这可不是“父死兄徙”的深仇大恨?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却笑道:“叔平(翁同龢的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他还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荣禄也曾经说,李鸿章是甘做小人,而翁同龢爱作伪君子。读书人好耍小聪明,万万做不得大事的。
台湾庄练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里说:“他(翁同龢)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如此看来,翁同龢的主战,颇有挟嫌报复,以私害公的嫌疑。
个人恩怨事小,但无知加自私那就祸害大了。翁同龢是不是真的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还不好讲,但翁师傅终身与李鸿章为仇,那是人人皆知,连光绪帝都知道这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等事,就处处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和掣肘。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更有点像愤青。不过话说回来,清流派大都是由愤青组成。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当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在自己的实力情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门生张謇(也是状元郎)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点这个味道。
光绪皇帝当时毕竟只有二十出头,经验不足,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和他同年龄的愤青小朋友一样,要大力主张开战了。但是,光绪帝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开始并不想开战,老太太当时正忙着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只是后来觉得这小日本太猖狂了,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又不知道自己和日本的实力对比,脑子一热,就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小倭国了。
战有战法,和有和法,本都无大错,但世界上的大错小错,都是错在无知上。老祖宗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让这些人忘到爪洼岛上去了。
当时被派往朝鲜的太原总兵聂士成,看到大批日军开进朝鲜,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便赶紧上书李鸿章,问朝廷之计到底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和日本一争雌雄,如果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就可以撤回;如果是要和日本决战,就请立刻调派大军入朝,不然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
李鸿章是了解日本和自己实力的,不到准备充分,断不可贸然宣战。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主和派,但事实并非如此,帝党偏激无知,后党昏庸无能,李鸿章是超然脱身于帝后两党之外。但是,李鸿章想搞“以夷制夷”,希望英国、沙俄等列强能够调停保住和平局面,只是他过分相信当时的超级大国了。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充其量也就是李顿调查团的水准,和如今想打谁就打谁的美国比,差得远了!
而日本在战争爆发前,抢先和英国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西方列强的中立。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7月19日向朝鲜小朝廷提出四个要求,一是由允许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的军用电线;二是为日军修建兵营;三是让朝鲜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四是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22日前答复。
正当朝鲜小朝廷茫然失措的时候,日本军队于7月23日清晨突然闯入王宫,劫持了朝鲜国王李熙,然后找来国王的老爸大院君来组织亲日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亲日政府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至此,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日本人处心积虑,要的不就是一场战争吗?
5.3、丰岛海战,不宣而战
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小皇帝光绪气愤不已,多次谕令李鸿章立刻备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李鸿章慑于小皇帝的严责,加上日本人完全关闭了外交谈判大门,于是决定在7月中旬派兵入朝增援。
当时的情况是,日军像朝鲜战争中美军仁川登陆拦腰切断北朝鲜部队一样,也经仁川登陆并已占领汉城,隔绝了平壤和南路清军的联系。而当时清军由叶志超统率,在日军之前已在牙山登陆后并驻扎在成欢一线,兵力远少于日军,形势不容乐观。
当时的办法,只能是一边派大军从陆路入援平壤,但考虑到朝鲜北部山多崎岖,进军速度太慢,李鸿章便决定再从海路运兵,一路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驰援平壤;另一路在天津登船后到牙山登陆,增援牙山成欢一线的叶志超部。
入援平壤的计划还比较顺利,记名提督卫汝贵率盛军六千人由大沽口登船、提督宋庆和总兵马玉昆率毅军二千名由旅顺登船,分别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另外,总兵左宝贵率奉军三千五百人、副都统丰升阿率练军一千五百人也渡鸭绿江入朝,四路大军于8月上旬分别进驻平壤。
在陆路进发的同时,为增援牙山的叶志超部,李鸿章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二千五百人,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前往牙山。为防不测,又调派北洋舰队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由于牙山登陆困难,三船同时到达的话,一时间难以同时上岸,于是三船分批出发,爱仁号最先,飞鲸号次之,高升号最后。
殊不知,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早已潜藏在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家中,通过贿赂获得了大量的情报,高升号出发时间的情报即被石川伍一提前告知了日军。案发后,石川伍一和刘树芬两人被一起斩首。
日军大本营获得情报后,立即派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开始寻找清军运兵船的踪迹。7月25日的清晨,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到达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这一天正好晴朗无云,海上能见度高,突然间,日舰见丰岛方向有两艘军舰喷烟而来,不一会,便看清迎面而来的乃是中国的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
原来,济远、广乙和威远三舰完成护送运兵任务后,由于威远是木甲船且速度慢,舰队小队长方伯谦便让威远当晚返航,自己则率广乙在次日出发,没想到刚一出牙山湾,就和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三舰迎头撞上。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吉野号首先向济远发炮。济远也不甘示弱,七分钟后发炮回击吉野。听到炮声后,秋津洲立刻赶来参战,于七点五十五分开始向济远开炮。此时浪速也迅速靠近,三舰同时炮击济远,战争打响了。
当时双方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了。日本三舰共拥有三十门炮,其中速射炮二十二门,而济远和广乙只有旧后膛炮共五门,速射炮一门都没有;敌舰速度都在十八节以上,吉野速度甚至达到二十二节,而济远只有十五节,广乙是旧式巡洋舰,速度更慢;从吨位上看,日舰均在三千以上,吉野达到四千两百吨,而济远是两千三百吨,广乙只有一千多吨。
刚一接战,日本三舰聚攻济远,炮弹密如雨下,济远将士以一敌三,沉着迎战,频频发炮还击,并击中吉野右舷侧,击毁舢板数只并贯穿其钢甲,只可惜炮弹没能爆炸(质量问题?),吉野侥幸逃过一难。
随行的广乙见济远形势危急,也赶上前来助战,但广乙既小且旧,火力又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很快就身中两弹,船身歪斜,幸好当时战斗激烈,海面上硝烟弥漫,广乙借机转舵向东躲避,并回击了追赶的浪速一炮,击穿其左舷钢甲后坏其锚机。日舰见广乙已经丧失战斗力,便停止追击,三舰再度围攻济远。
广乙撤退后,驰到朝鲜西海岸搁浅,管带林国祥令放火焚船,率残部登陆到牙山,但到了牙山后发现叶志超部已经撤往平壤,后来广乙剩下的十七人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
广乙撤出战斗后,济远更加势单力薄,而且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已有五十七人死伤,包括大副、二副都已经英勇阵亡。无奈之下,济远在方伯谦的指挥下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则在后猛追,力图要打沉济远。管带方伯谦突发奇想,命令挂出白旗,以示投降,但仍令济远疾驶不已。日舰浪速超过吉野后,在距离济远三千米处用舰首炮攻击,济远居然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见状便挂出信号,命“立即停轮,否则炮击!”
济远虽挂出停航标示,但仍旧在全速撤退,可惜吉野的速度比济远快得多,很快又要追上。当两舰相距两千米的时候,吉野用右舷炮猛击济远。济远则突然用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其中三炮打中,特别第四炮击中吉野要害,使其舰头下沉,吉野一慌张,便不敢继续追击,转而掉头回航,济远这才逃过一劫,以受伤之船回到了威海卫。发炮者,水手王国成是也。
有人也许要问,不是还有两艘日本军舰吗?原来在日本三舰追击济远的时候,突然西方海面又来了两艘船。原来,各国听说中日要爆发大战,都纷纷派军舰前来观战。日舰当时不知是何国船只,便决定分开行事,秋津洲转舵追击广乙,吉野、浪速继续尾追济远。只可惜,这次并非是西方军舰,而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和炮舰操江号。
高升号即为李鸿章雇用的第三艘运兵船,当时从塘沽起航后前往牙山,在驶近丰岛时,正好与运输武器饷银的操江号不期而遇,于是二船便临时结伴同行。让人吃惊的是,在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这两艘船居然没有军舰护航,也许这才是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
当济远正同日本舰队激战的时候,高升和操江不巧经过作战海域。当浪速在追击济远的时候,高升正好从浪速右舷通过,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见此船虽然挂英国国旗,但看起来很是蹊跷,根据情报推测船内装有中国军队,便挂出信号命令高升号下锚停驶。英国船长高惠悌见势不妙,赶紧将船停下,浪速见后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
浪速迫近高升后,将舰上所有的二十一门大炮都露出来,并用右舷炮对准高升船身,高升号本就不是战斗船只,立刻被浪速完全控制。随后,浪速放下一只小艇驶近高升,几名带枪的日本海军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检查高升号的执照。高惠悌赶忙出示执照,并提醒日本军官说高升号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命令高升号必须跟浪速而去,意思就是高升号已经被俘虏了。
高惠悌无可奈何的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日本军官听到后便离开高升回到浪速,随后挂出第四次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
因为语言不通,船上的官兵也隐隐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日本人离船后,清军士兵忽然发现高升号准备随浪速而去,船上顿时一片哗然和骚动。在仁字军营务处帮带高善继的带领下,清军将士们冲到船长室,拔刀怒喝:“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全船顿时一片鼎沸。
船长高惠悌无奈的摊开手,叽里咕噜的说着洋文,大概意思是局势危险,不照日本人的要求整个船都会被击毁。后来清兵找来当时受雇于北洋海军的外国专家德国人汉纳根,让他告诉船长高惠悌说,“中国士兵宁愿死,也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这时,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日本人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由于高惠悌不肯合作,清军士兵便将他扣押,不准任何人离船。日本人见高升号半天没有动静,便又派艇过来,汉纳根赶紧对日本人说:“船上的兵士不许船长服从你们的命令,他们要坚持回原来出发的海口去。船长没办法说服他们。”这时高惠悌也过来说:“请你们告诉你们的舰长,说中国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船,离开中国海港时中日并未宣战,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和平时期,就算已经宣战,让这些中国人返回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日本人哼哼了两声,便驾艇回舰。此时双方交涉已有三个小时,已到了中午十二点半,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悍然命手下挂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可当时清军士兵已经将船上小艇全部看管,船上的洋人也不能走脱。这时,浪速开始向前迫近高升号,并树起红旗,绕巡一周,在下午一点左右,突然用六门右舷炮对准高升猛轰。在日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清军将士只能用步枪进行还击,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全部沉没。
当时正好另一艘中国雇佣的运兵船飞鲸号从牙山返航后经过,目击了浪速击沉高升号的全过程。据飞鲸船主瓦连的描述说:“当午后一点钟时,该兵船即向商船开炮,该商船上汤气烟即滚上。此时,本船与该商船相离约五英里,当即转舵向南行,以避炮火。日本兵船向该商船放炮约十五、六响,其船即开始下沉。当沉时系船头先沉,船尾向上,该船忽翻转四十五度,即全沉下,桅杆复直立出水四十英尺,时潮水甚小,至一点半钟时即全不见。”
让人震惊的是,对于那些已经落水的中国士兵,日本人竟然也不放过,一直用快炮射击了很长时间,这完全是一场极为野蛮的屠杀!当时高升号总共装有北塘防军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另有七十四名船上工作人员。其中,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大车、二车、三车七名是英国人;舵工三名是菲律宾人;其余船员六十四名,多为广东、福建、浙江籍人和少数菲律宾人,这些人全部落入水中。
高升沉没后,附近观战的法舰利安门号救出四十二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一百一十二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回八十七人。此外,通永练军左营士兵李裕发、冯玉山二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士兵靠凫水漂到孤岛,像鲁滨逊一样在岛上呆了四十多日才获救。如此看来,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除二百四十五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八百七十一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
高升号的船上工作人员中,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大副田泼林及舵工泽里斯塔三人被日舰浪速放小船救起;舵工欧利爱脱及水手二人被法舰利安门号捞起;德舰伊里达斯也救回了水手六人。德国专家汉纳根大概练过铁人三项,居然自己游到了岸上,后来被德舰救走。如此算来,高升号七十四名工作人员中,只有十二人得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五名英国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员五十六名,全部葬身海底。
再说操江号。日舰秋津洲于下午一点五十分追上操江号,放空炮一响,命操江号立刻停驰。操江并不理会,仍旧加速西驶。秋津洲猛追到距操江四千公尺的时候,发实弹警告立刻停船。操江本是一艘木质的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造的国产货,舰龄超过二十年,航速慢,火力弱,当时已经被改作运输舰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船上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在内共82人,当时主要是为朝鲜的清军运送枪械和粮饷等。
管带王永发见逃无可逃,慌乱间正准备自尽殉国,被外国专家丹麦人弥伦斯劝住,在弥伦斯的建议下,王永发便先后在樯头上悬挂白旗和日本国旗,表示投降。随后,王永发又将一些重要文件投入炉中焚毁,正准备将船上的二十万两饷银投到海中时,秋津洲已经派船靠近,二十多个日本兵手持枪械,悍然登船。
日本兵上船后,立刻将船上所有人拘禁在后舱,并把王永发押上秋津洲。随后,操江在秋津洲的胁迫下随行,并七月二十八日早上转由日舰八重山押送到佐世保港。非常恶劣的是,被俘虏的清军官兵在上岸后受到严重的凌辱。日本人在码头放气钟摇铃、吹号筒,吆喝着让当地居民全来观看,并将这些被俘的清军官兵分作二排并行,押着游街后才收入监牢。可怜那些清军官兵,惟有落泪伤心和屈辱!
操江号被俘的八十三人中,除丹麦人弥伦斯在当年8月5日被释放外,其余的清军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在内,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被遣返回国。另外,操江的被掳,导致船内二十万两饷银及大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和大量弹药,全部为日军所得。
在丰岛海战爆发后的不到50年,日本人又故伎重演,对美国的珍珠港进行了一次更为成功的偷袭。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丰岛海战的偷袭和不宣而战,事实上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原始版本。不过,强壮的蚂蚁毕竟还是只蚂蚁,它可以猖狂一时,岂能猖狂一世?
5.4、平壤城头猛将死,雨夜溃奔三百里
甲午年的夏天,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在得知日军冲进王宫拘拿朝鲜国王和丰岛发生海战的消息后,清廷于7月30日宣布日本首先开衅,并撤回所有驻日使馆、领事署,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领事馆。而在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其盼望战争的急切心情,昭然若揭!
8月1日,清廷下诏正式对日本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宣布对大清帝国宣战,两国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随后,欧美列强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想看看东亚两个大国的热闹。
中国当时的作战计划稍显简单,即以陆军为主,调派陆军于平壤,再南下驱逐日军;同时,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对陆军进驻朝鲜起到掩护作用。
而日本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则要复杂得多,但战略重点却和清军反其道而行之,以海战为基础,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在中日两国海军实力未明、胜负难测的前提下,其计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 假如海战失败,中国取得制海权的话,则增派陆军固守已占朝鲜地区,尽可能的击退清军的进攻。
二、 如果海战胜败未分,则由陆军将清军驱逐出朝鲜的,以实现完全控制朝鲜的目的。
三、 如果日本舰队在海战中获得胜利,则由海军护送陆军在中国登陆,寻求与清军主力的决战,最终迫使清廷投降。
从双方的战略计划来看,日本人的考虑显然更加周全,从后来的战争进程来看,黄海海战虽说算是胜败未分,但北洋舰队主动退出制海权的争夺,其实是给了日本实施第三个方案的极好机会,而清廷所仰仗的淮军等,却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在日本近代陆军的打击下,这些军队在朝鲜和辽东战场上是一败再败,后人也只能扼腕叹息了。
就在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日本陆军四千人由汉城出发,对牙山的清军发动了悍然进攻。而当时在牙山的清军,在爱仁号和飞鲸号运送的援军到后,总兵力达到近四千人,只可惜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这不仅让牙山的清军损失了近千人的劲旅,而且士气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在牙山清军一分为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二千人进驻牙山东北二十公里的成欢进行布防,以防止日军南下偷袭。7月29日凌晨,南下的日军气势汹汹的杀到成欢附近的安城渡,由于地形不熟,误入一片沼泽地,遭到了清军的伏击,结果日军猝不及防,伤亡不少。但是,由于日军在人数和武器上占据优势,激战两小时后还是突破了清军防卫前沿,进而攻到成欢的主防线。
日本陆军在大炮上的优势很明显,当他们看到聂士成的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的时候,便集中自己的大炮猛轰清军右翼。双方激战两小时后,清军抵抗不住,右翼防线宣告失守。结果日军两路夹攻,清军支持不住,聂士成只得放弃成欢防线,率众突围后与牙山的叶志超部会合。
叶志超见清军的实力不足以和日军对抗,便和聂士成率主力从朝鲜东海岸绕道北上,渡过汉江和大同江后,在酷暑中行军二十多天,行程共两千多里,最终到达平壤和左保贵、马玉昆、卫汝贵等路大军会合。
成欢、牙山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通过这个战役,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南部,解除了南部的后顾之忧,由此可以放心大胆的进攻平壤。在此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八十多人,总体来说,日军要占据一定的优势。
在控制朝鲜南部后,日军开始进军平壤。当时的平壤,已有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开阿四路大军驻守,平壤之战,几乎就是两国陆军在朝鲜的决战,谁取胜即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在成欢、牙山之战后,从牙山绕道北上的叶志超、聂士成部大约有三千五百人也分别于8月21日和28日抵达平壤,此时,清军在平壤大概有一万五千多人。而日军也不断向朝鲜增派部队,9月上旬,进入朝鲜的日军接近两万,在第五师团长野津贯道的率领下,先锋部队一万六千人已经进抵平壤城外。9月15日,日军分四路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再说守卫平壤的清军,平时间各将领却互不统属,在日军的大举进攻前,才最后推叶志超为统帅。叶志超当年的确是淮军猛将,当年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上阵凶猛,个性暴烈,但因为多年不打仗,如今和大多数宿将一样,早已是吃得膘肥体壮,时人称“叶大呆子”。
叶大呆子听说日军来攻,害怕平壤的后路被日军从海上登陆后切断,便又分兵数千驻守在安州、肃州和义州三地,想法固然不错,但这样使得驻守平壤的清军人数减少到不足一万人,在日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平壤的防守又增加了困难。话说回来,日军后来果然在元山登陆,抄袭平壤后路。
平壤城的三面是石头城墙,一面临着大同江,本是易守难攻。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逼平壤,并于当天凌晨发动了总攻击。战役首先在平壤南战场进行,凌晨4点左右,日军前队进至大同江南岸名叫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阵地时,双方立刻枪炮齐鸣,展开激战。
进攻船桥里的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大约三千六百人;而防守的清军是马玉昆的毅军和卫汝贵的盛军各一个营共计二千人左右,虽然在人数上大大低于进攻的日军,但好在清军早有准备,但也取得较大的战果,让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
据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记》对船桥里之战的记载说,“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昆骠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
船桥里之战从凌晨打到下午2点半,日军将校以下战死140名,伤290名,可谓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指挥官大岛见日军弹药用尽,全军饥肠辘辘,只得下令撤离战场。
同天上午8点,日军中将野津道贯率日军第五师团约五千四百人,在大同江上游渡江后,到达城西的普通江,开始发动进攻。防守的清军依据坚固的堡垒,枪炮对射,硝烟弥漫,日军的进攻大都无功而返。而清军骑兵的反攻也在日军炮步兵的配合射击下,损失很大,便退回堡垒固守,而日军也不敢贸然渡江,当天双方在此形成胶着状态。
平壤城北则集结了日军总兵力的近一半,分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兵力约七千八百人,是日军进攻的主战场。守卫在此的清军有左宝贵的奉军三个营约一千五百人,江自康的仁字两营四哨约一千四百人,人数上远低于进攻的日军。
15日拂晓,日军两支队主力于分成东西两路,向平壤城北玄武门发动钳形攻势。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向清军发动了猛攻。广大清军将士虽然奋不顾身,顽强抵抗,但在日军的十二门山炮轰击下,加之寡不敌众,城外堡垒一一被破。
日军随后又兵分三路,攻击牡丹台。在日军炮火的猛轰下,牡丹台宣告失守。在玄武门上督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决心以死报国。为鼓舞士气,左宝贵换上御赐朝服,亲燃大炮,连发三十六颗榴弹。日军对玄武门发动三次突击,但都被清兵击退,双方在壁垒中展开了白刃战。激战中,左宝贵身中两弹,仍旧坚持指挥作战,但日军的攻击更加的猛烈,霰弹对准玄武门连发,左宝贵不幸被霰弹炮击中,当胸而亡。
左宝贵乃回中将领,积多年战功升为总兵,平壤之战朝服捐躯于玄武门上,壮哉!后来,光绪皇帝作《御制祭文》悼念说,“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
时人王蕲新在《为左忠壮公书衣冠墓门坊》诗中也叹道,“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
此时,清军仍旧固守平壤内城,而平壤西、南两处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玄武门的失守和猛将左宝贵的战死,让叶志超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当晚,叶志超召集各统领商议放弃平壤时,只有马玉昆提出反对,叶志超便下令清军撤离平壤。
当天夜晚,大雨突然倾盆而至。在滂沱大雨中,清军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整个撤退过程毫无秩序,乱成一团。虽然叶志超先前已经密传各营,要求轻装持械,乘夜北退,但命令过于匆忙,又没有任何的组织性,加上天气的突然变化,清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了比守卫平壤时远大得多的损失!
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的惨状,说当晚“阴云密布,大两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土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人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日军料到清军必将北撤,于是派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埋伏于甑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十五日晚到翌日拂晓,漫无秩序的清兵络绎不绝冲出平壤内城,向北奔去。茫茫夜色中,刺耳的枪炮声时时响起,既有日军的伏击,也有清军自己的误击,甚至黑夜中不分敌友,自相残杀。
夜色终于退去,天色已亮后,日军巡阅战场,只见二三百步间,清兵的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其状惨不可言。
据统计,在这个可怕的夜晚,清军死亡达一千五百余人之多,另有六百多人被俘。一个轻率的命令,一次无组织的撤退,清军近五个营的兵力就这样白白葬送了。
9月16日清晨,日军进入平壤的时候后,发现城内清军已经消失得一干二静,而城内丢弃的武器、弹药、粮饷等,遍地狼藉,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而在整个撤退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的叶大呆子,带领残兵败将,草木皆兵,雨夜狂奔三百里,退回中国境内。平壤失后,朝廷震怒,叶大呆子后来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卫汝贵也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加上其所部军纪败坏纵兵抢掠,被斩决。
卫汝贵是淮军宿将,多年不打仗,早已吃得肥嘟嘟的,援朝时已经年过六十了。据说,其妻曾寄信给他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卫汝贵守妇诫,言听计从,遇敌则逃。后来日本人获得此信,传为笑柄,并在教科书上引用,以戒国人。
后人作诗《悲平壤》,曰:“三十六计莫如走,人马奔腾相践蹂。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
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朝鲜由此完全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5.6、辽东鏖战枪炮急
平壤失手、黄海失利,李鸿章脸上无光,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换现在该引咎辞职了),光绪小皇帝心里恨得牙痒痒,但没有老李又不行,只好就坡下驴,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惩罚。
日本这边则是旗开得胜,好不得意。在攻占了平壤后,日军经过短暂的休整,便于九月底向朝鲜北边的义州进发,十月下旬即在义州集结完毕。
义州的对面,隔着鸭绿江,就是中国的九连城了。
在中国明朝中后期,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经侵略朝鲜并占领过平壤(1592年“文禄之役”),但就此止步,没有再往北去。日军这次进驻义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怪不得日军司令山县有朋进抵鸭绿江畔后,心情激动的吟诗一首:
“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隔江相望的,则是人称“白发将军”的宋庆和满人将领依克唐阿所率的淮军和镇边军,加上从平壤撤退的部队,也有八十一营三万多人。这些部队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沿着鸭绿江布防几十里,正焦急又无奈的困守九连城。
近一百年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的证明,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不成功的登陆,海防和江防都是靠不住的。鸭绿江防线太长,这点兵力根本就防不胜防,而一旦分兵,反更加危险。战争的关键,还在于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于两军主力的对决。
可叹的是,大清帝国当时的部队体制,仍旧停留在三十多年前打太平天国的水平,指挥体制上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后勤没有保障,当兵只为军饷,将领自大而昏聩无能,这样的军队,打打农民起义军还可以,对付日本的近代陆军,岂有不败之理?
当年10月24日,日军选择安平河口渡过鸭绿江,首先冲进了中国的国土。次日凌晨,日本工兵营又在另一处架起一百五十米的浮桥,在浓雾的掩护下,日军神不知鬼不觉的渡过鸭绿江,杀奔九连城的外围阵地虎山。
经短暂的战斗,日军夺取虎山并在山下露营一夜,次日向九连城进拔。日军本以为在九连城会有一场大战,来到城前只见浓雾四起,城中悄无声息,诡异非常,一下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日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熟读中国兵书,心头一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城计?!
这时,日军探子来报,说城内已经不见清军,山县有朋不信,心想定有埋伏,便下令炮兵向城内开炮。放了十几炮后,只见城中鸟雀惊起乱飞,却无人烟反应。山县有朋还是不放心,再次派人去城内打探,最后确定清军已撤走,才令日军进城。
原来,在听说日军已经渡过鸭绿江后,宋庆等军心大乱,急匆匆的放弃了九连城,退守凤凰城。日军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随后就开始进军凤凰城。这次,又有侦探来报,说凤凰城内已无清军,山县有朋听后,这次却下令急速进军,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凤凰城。
在此之前,宋庆和依克唐阿所率之军,早已逃之夭夭。由此,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在黄海海战后,日本开始组织第二军,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旅顺和大连。行前,日本天皇亲自为日军将领大山岩、乃木希典等人饮酒送行,并赠以骏马和名刀。少将乃木希典激动得眼泪哗哗的,当场赋诗一首:
“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随后,在日本舰队的掩护下,日本第二军选择了海滩宽阔且为沙底的花园口(今大连市庄河县西南,距金州80公里)登陆,全军两万五千人在11月1日登陆完毕,随后杀向金州。在金州城,日军遭到满洲兵的奋勇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日军用大炮轰开城墙,金州城最终被攻破。旅顺半岛为渤海咽喉,而金州城是旅顺口的门户,金州一失,旅顺也就危险了。
11月7日拂晓,日军乘胜出击大连湾,但走到三十里堡的时候迷了路,抓了当地的私塾老师阎世开来领路,但被阎老师断然拒绝。日本人大怒,拔出东洋刀,嘴里喊着“死了死了的”,以死相威胁,但阎老师不为所惧,反痛骂日军,乃木希典抓狂了,下令将他就地枪毙。阎老师视死如归,死前奋笔疾书:
“宁做中华断头鬼,勿为倭奴屈膝人!”(1)
大连湾本有六座炮台,系德国专家汉纳根所设计建造,本算是相当坚固,不料守卫的清军闻风而逃,大量的德制枪炮委于敌手,实在可叹!
大连湾失手后,日军开始进攻当时号称“东亚第一堡垒”的旅顺口。旅顺口背靠群山,主要山峰上都有炮台,拱环旅顺。中法战争后,清廷决心打造帝国海军,当时的旅顺就定位为海军船坞基地,而此时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靖远、济远、平远和广丙六舰尚停在船坞里修理。
旅顺的防守依旧是各军互不统属,尽管在开始的土城子迎击战里打得不错,挫败了日军的锋芒,但清军的老毛病依然存在,尽管徐邦道所部清军拼死奋战,战场上大炮万雷齐鸣,硝烟弥漫天地,但旅顺口还是在一天之内被攻陷。
时人沉痛的说,“旅顺之防,经营凡十有六年,靡钜金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门户洞开,竞以资敌。”
对于旅大的失陷,很大程度上是清廷对困难的估计不足,当时本就不应该从防御旅大的主力部队毅军和铭军去分兵把守鸭绿江防线,结果犯了兵家之大忌,两处皆失。当时防守旅大地区的近半数是没有经验的新兵,而北洋舰队的伤船见势不妙,在丁汝昌的率领下,星夜撤离旅顺口,回守威海卫。
5.5、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笔者曾经无数次的想,对于这场海战,无论用多么浓厚的笔墨来描述都不过分。这场为世界所瞩目的大海战,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战争。笔者的意思是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场战争能像1894年的黄海海战那样具有真正的现代意义。那场罕见的海上大决战,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世界海军战史留下重要的一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世界海军发展的理论。
这场改变中日两国乃至东亚格局的大海战,无疑要从北洋海军说起。在吃尽了洋人船坚炮利之苦后,当时人想到的却是搞炮不搞船,搞海防不搞海军,结果是弄得沿海岸防大炮成群,在很多地方这些开花大炮还发挥旅游资源的作用,譬如广州的虎门、上海吴淞口等。
大清帝国的第一支海军,是清廷委托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买回的八艘炮舰。谁知买来后,曾国藩想把它们编入湘军而清廷怕其做大不肯答应;而派去助攻天京,曾国荃又恐其争功而拒绝其帮助,结果弄得这八艘大洋轮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还是委托李泰国拍卖了事,倒是便宜了李泰国这小子,光来回佣金就捞了不少。
第一支海军就这样夭折,这也不奇怪,大清帝国反正有的是钱,别说八艘炮舰,八十艘也买得起,就是后来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和小火车,不也是给撬了扔海里去了吗?
真正触动清廷决心搞海军的,是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竟敢悍然出兵台湾。这个刺激太大了,李鸿章由此料定中日必然有一战,海军建设也就提上了日程。此时恰好赶上同治中兴的好时候,总理衙门决定每年将海关收入中的百分之四十约400万两白银,拨款打造帝国的海军,这就是后来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和福建(闽粤)水师了。
福建水师大都船轻炮少,很多还是国产货,马尾之战已损失殆尽,不足为论;由于经费的问题,南洋大臣沈褒帧发扬风格,南洋舰队让北洋舰队优先发展,因此帝国海军主要实力基本在北洋舰队。拘于官僚主义的陈规陋习,北洋舰队初建时期,每年大概也只能拿到120万两。
这120万两的国防预算,也算是巨款了。毕竟,当时向英德各国订购战舰,也不过是50万两上下,最开始在英国Armstrong船厂买的六艘炮舰(500吨级不到),每舰不过15万两白银。后来李鸿章的胃口大了,1881年花200万两的巨款向德国Vulcan船厂订购了两艘7400吨级的主力舰,即后来的定远和镇远。
这两舰,14英寸的装甲,12英寸的巨炮各四尊,在万吨级战舰出现前,绝对是海上的巨无霸。定远和镇远在黄海海战的中弹数百而不沉的卓越表现,各国海军受到启发,升级赶造万吨铁甲舰的竞赛也愈演愈烈。但定远和镇远的致命弱点是,因为装甲过厚,影响了其速度(大概只有14节)。鉴于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的轻快速度,各国后来又向快速同时发展。所以说,黄海之战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世界海军发展的理论,具有了教科书式的意义。
光有定远和镇远是不够的,北洋舰队后来又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五艘次轻量级(两千吨到三千吨之间)的巡洋舰,即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五舰,加上早前购买的千吨级超勇、扬威和其他国产的木甲战舰(平远为2100吨级,其他的不足为论),阵容也算是整齐了。
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舰,算是世界一流的了,加上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平远六艘2000吨级别以上的六舰,是北洋舰队的主力阵容;再加上超勇、扬威千吨级的老舰和其他国产木甲战舰、炮舰和鱼雷艇,这支北洋舰队出海操练时,也称得上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在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排名,北洋舰队也是前八呢。(1)
但是,李鸿章深知北洋舰队的致命弱点在于整体速度不够快,但1888年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后,海军衙门成为权贵们的肥缺,北洋舰队却未购一舰一炮。朝廷官员的短视和倾轧,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政治对头掌握的户部甚至在1892中日局势已经相当紧张的时候,宣布为慈僖太后万寿筹款,停购舰艇两年,而此时正是日本全力推进其海军建设的时候。
据说甲午战争前夕,英国Armstrong船厂找到李鸿章,将一艘新造下水的4000吨级巡洋舰,当时世界最快(22节)的军舰,要卖给老主顾。英国人知道李鸿章识货,北洋舰队正需要这样的巡洋舰,非买不可;但朝廷大员们是外行,偏来个不懂装懂,非不让买,李鸿章也是徒呼奈何。
结果,此舰被日本买去,它的名字叫吉野。
光有船,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些气势恢弘的铁甲大兵舰,决不是小米加步枪那么简单,也远胜于那些进口的开花大炮。当时的北洋舰队,可以说是帝国当时最现代化的部队,也是最具有技术含量的兵种。
铁甲舰易买,一将难求。要操纵那些大洋轮,既在那些剿灭长毛、捻子的旧派军官能力之外,也非科举出身的文官所能掌控。所幸当年沈褒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相当于现在的海军舰艇指挥学院),苦心孤诣十几年,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海军人才,虽然后来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国人几近摧毁,但李鸿章收拾残局的时候,正好网罗了这些闽粤人才。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就主要来自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
要说学习经历和素质,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恐怕要远远胜过黄埔军校那些短期培训的毕业生。北洋舰队的管带(舰长),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如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济远管带方伯谦等。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的培养,是非常严格而系统的,他们学制五年,科目除了数理化基础学科外,还要学习古典汉语和英法文------因为当时世界通用的轮机术语是法语,而驾驶用语是英语。五年学习期满后,还要上船实习三年,经过八年的学习,方可具备船长资格。
这批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完全是国际化的产品。大清帝国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所有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购买洋轮、聘请外国教习和技师也在情理当中。当年福州船政学堂的总教习就是法国人日意格,他手下有一大批的外教,而后来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和两大主力舰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及方伯谦及其他同学数人,还曾经公派到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过数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者各大船厂实习,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都是些标标准准的海归派。
当然,在英国留学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浪速号的舰长,后来在日俄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东乡平八郎,也是出身于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算是严复、刘步蟾、林永升等人的同学,而其他舰长,也大都有留学欧洲的经验。日本的军舰,和北洋舰队大同小异,主力舰也大都是购自英法德国。这个日本舰队,其实也是国际化的产物。
但令人扼腕的是,北洋舰队停止购新舰却在昆明湖里大办“海军学堂”的时候,却是日本舰队高速发展的时期,光1889年后就购买了九艘英德制的最新型快速战舰,并都配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当时日本人为了搞海军,国防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军舰,甚至全民捐款,连明治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这小日本的太后比中国的太后比,太穷了。我们的太后,当时正在不惜万金的搞她的六十寿诞呢!
再来看一下两国海军的实力对比。北洋舰队最核心部分是定远和镇远两艘海上巨无霸,在吨位和巨炮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定远和镇远都是七千吨级,速度虽然慢了点,但装甲厚,任小日本的舰炮轰击数百发,愣是打不沉,而一旦其巨炮发威,打中一下就不得了,不报销也得退出战斗。
但北洋舰队三个要命的弱点,一则是老,二则是慢,三则是缺乏速射炮。从平均吨位上来看,北洋舰队要吃亏不少,除了定远镇远,其他都是三千吨级以下,而日本虽无巨舰,但其中接近或者超过四千吨级的就有八艘。十九世纪末的海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速度方面,北洋舰队的军舰因舰龄长,速度慢;而日本舰队多是新舰,在速度上占了不少便宜。而在速射炮方面,日本舰队有九十三门,而北洋舰队一门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唐德刚先生说的“乌龟对鲨鱼”、“五分钟一发对一分钟五发”吧!
对于这些情况,北洋舰队的总司令丁汝昌和刘步蟾等将领们岂能不知?他们看着对手的急速发展,岂能不忧心如焚?只可叹朝廷政治的复杂性和腐朽性,连上司李鸿章都搞不定,更不是这些海军将领所能了解和掌控的了。
附:以下是黄海海战时中日双方的配置情况:
日本舰队的配备情况:
第一游击队: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鱼雷
吉野 河原要一 4225 22.5 15公分 速射4 512公分 速射8
高千穗 野村贞 3709 18.0 26公分 2 415公分 速射6
秋津洲 上村彦之丞 3150 19.0 15公分 速射4 412公分 速射6
浪速 东乡平八郎 3709 18.0 26公分 2 415公分 速射6
本队第一群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鱼雷
松岛 尾本知道 4278 16.0 32公分 1 412公分 速射12
千代田 田内正敏 2439 19.0 12公分 速射1 03
严岛 横尾道立 4278 16.0 32公分 1 412公分 速射11
本队第二群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鱼雷
桥立 日高壮之承 4278 16.0 32公分 1 412公分 速射12
比睿 樱井规矩之 2284 13.5 17公分 22左右 15公分 速射6
扶桑 新井有贯 3777 1 3.0 28公分 4 215公分 速射4
本队右侧: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西京丸 鹿野勇之进 4100 15.0 12公分 速射4
赤城 坂元八郎太 622 10.3 12公分 速射4
北洋舰队的配备情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鱼雷
定远 刘步蟾 7335 14.5 30.5公分 4 315公分 2
镇远 林泰曾 7335 14.5 30.5公分 4 315公分 2
经远 林永升 2900 15.5 21公分 2 415公分 2
来远 丘宝仁 2900 15.5 21公分 2 415公分 2
致远邓世昌2300 18.0 21公分 3 415公分 2
靖远 叶祖圭 2300 18.0 21公分 3 415公分 2
济远 方伯谦 2300 15.0 21公分 2 415公分 1
平远 李和 2100 11.0 26公分 1 115公分 2
超勇 黄建勋 1350 15.0 25公分 2
扬威 林履中 1350 15.0 25公分 2
广甲 吴敬荣 1296 14.0 15公分 2
广丙 程璧光 1030 15.0 12公分 3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在日军逼近平壤的同时,日本舰队集中了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12艘主力舰和巡洋舰,也在极力寻求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而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上下也时刻警惕,据当时舰上的美国专家马吉芬说,“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
9月17日上午,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任务完成后开始返航时,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了望后判定为来袭的日本舰队。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准备战斗,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北洋舰队以犄角雁行小队阵迎敌,其中以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致远、靖远、济远、广甲在左;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在右,舰队形成一个扁V字形,向日舰的一字阵拦腰冲去。
中午12时50分,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定远为震慑敌舰,首开巨炮,落在吉野舷左一百米处,海水四溅,声势惊人。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向敌舰开炮。三分钟后,日舰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轰鸣,大东沟海面一时间硝烟弥漫,海水都为之沸腾。
这场规模巨大、时间持久并为世界所震惊的海上鏖战,终于正式打响了。
速度最快的日舰第一游击队本是攻击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但见两舰来势凶猛,便突然向左大转弯,以斜线加速从定远、镇远二舰之前夺路而进后,直扑北洋舰队的右翼超勇、扬威二舰。超勇、扬威二舰奋勇抵抗,并击中吉野和高千穗数炮,击毙击伤敌人数十人,但两舰本是小舰,船龄长,速度慢,火力与防御能力都很差,最终不敌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
半小时后,超勇、扬威都已中弹累累,船上燃起大火,超勇不久便沉入海中。超勇管带黄建勋坠水后,我方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以援之,黄建勋推绳不就,自沉于海。扬威在敌舰的轮番轰击下,全船尽毁,船上65人被己方的鱼雷艇救起,管带林履中在弃船时,奋然蹈海,以身殉国。
与此同时,北洋舰队的其他诸舰也和日本各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开战不久,在飞桥上督战的总指挥丁汝昌摔成重伤,但其为鼓舞士气,坚拒不退,仍坐在甲板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定远管带刘步蟾随后代为指挥,表现极为英勇出色。没多久,定远便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一炮塔,毁其大炮,伤其炮手,日舰畏惧定远镇远,不敢继续正面对峙,便急转舵向左逃避。
此时,日舰比睿因老旧速慢,脱离了日本本队,正好与定远和靖远正面相遇,逃无可逃,被左右攻击,其间被定远巨炮击中,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差点被俘虏,后在其速射炮连射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但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只得挂出“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小号的日本炮舰赤城也遭到同样命运,在北洋舰队左翼诸舰猛击下,赤城中弹累累,死伤甚众。又是定远巨炮击中赤城舰桥右侧,当场打死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赤城见状慌忙转舵驶逃,但又被尾追的来远屡屡击中,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赤城最后勉强逃出作战海域,也宣布报销。
由此看来,开战后的第一阶段,双方势均力敌,北洋舰队沉两艘、日本舰队重伤两艘,损失情况相当。从作战情况来看,都是因为船龄、吨位和速度的问题所导致,和指挥及队型无关。
此时,在大东沟港口停泊的平远、广丙两舰闻讯后,召集港内的鱼雷艇也赶来参战。进入作战海域后,平远恰好经过松岛的左侧,发炮击中了松岛的中央水雷室,当场击毙敌发射手四名。但松岛很快发炮还击平远,并引起平远船上火灾。平远为扑灭大火,便暂时驰离战场,广丙也随之驶避。
随后,北洋舰队又击中日舰西京丸,导致其甲板渗水,舵机损坏,西京丸用人力舵才勉强得以航行。不久北洋舰队的福龙鱼雷艇迫近向其发射鱼雷,西京丸躲避不及,船上桦山资纪中将惊呼:“我事毕矣!”以为就此完蛋,但谁知因相距过近,鱼雷从舰下穿水而过,西京丸这才侥幸逃脱。
但日舰第一游击队依旧凶猛。激战中,定远忽中一炮并引起大火,火势极为猛烈。日舰见机便群起向定远扑来。为给定远争取扑灭大火的时间,镇远、致远急忙上前掩护。当时致远以一舰对四舰,结果枪炮几尽,身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吉野横行无忌,危害巨大,便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挫灭敌焰。正当两舰迫近,敌人惊呼逃避时,致远不幸被敌方鱼雷击中,全舰沉没。邓世昌落海后,其爱犬凫到身边,“衔其臂不令溺”,邓世昌用力按爱犬入水,与舰同沉,意在殉国。
后人吊唁邓世昌说,“炮石攻击乱如雨,血肉激射波涛红,呜呼人生谁不死,死亦要贵得其所”。(缪钟渭吊邓世昌诗)
致远沉没后,左翼的济远、广甲二舰处境孤危,济远也是累中敌炮,伤亡惨重,管带方伯谦见致远被击沉,便挂“本舰已受重伤之旗”,脱离战场,广甲也随之而逃。济远后来半夜遁回旅顺。广甲则驶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管带吴敬荣下令纵火,船员全部登岸(包括后来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内)。两天后,广甲被日舰发现并开炮击毁。
济远撤出后,吉野等四艘日舰死死咬住经远不放,在管带林永升的率领下,经远以一敌四,顽强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林永升在炮战中“突中敌弹,脑裂阵亡”,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先后阵亡。经远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士兵们仍旧坚守岗位,继续开炮击敌,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二百多人,除十六人外,全部壮烈殉国。
此时,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而日本舰队尚有九艘战舰,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双方舰队开始分为两拨厮杀,日舰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五舰死缠定远和镇远;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则专攻靖远和来远两舰,力图击沉两舰后全军合力围攻定远和镇远,全歼北洋舰队。此时,北洋舰队形势相当危急!
面对日本四舰的围攻,靖远、来远二舰临时结成姊妹舰,彼此互相依持,虽然都已经中弹数百,但仍旧顽强作战,后为了修补漏洞和扑灭烈火,两舰冲出包围,驶至大鹿岛附近占据有利地势,背靠浅滩,并用舰首重炮对准尾追而的日本四舰,敌舰也无可奈何。
在最开始的作战海域,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和镇远两舰还在同日舰本队五舰激战。定远和镇远配合默契,在定远管带刘步蟾和镇远管带林泰曾的指挥下,两舰官兵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终于顶住了日本五舰的猖狂进攻。战至下午三点半,定远一炮击中松岛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松岛舰体倾斜,烈焰冲天,当场杀死杀伤八十四人。松岛被击中后,已经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
下午五时,靖远和来远扑灭大火并恢复战斗力后,并召集广丙诸舰及鱼雷艇归队,北洋舰队的声势益振,战至下午五点半,海面上落日将沉,浓烟四起,日舰司令伊东祐亨见本队各舰多已受伤,又怕北洋舰队的鱼雷艇袭击,便下令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尾追数海里后,因日舰开足马力逃走,一时难以追赶,便也转舵回航。
鏖战了近五个小时后,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终于以日军先撤出战场而宣告结束。
此时,海面上已是暮色苍茫,残阳如血,海风吹来的,尽是刺鼻的硝烟和死亡的气息。
此役,北洋舰队被击沉五艘,日本舰队则被重创五艘,北洋舰队的损失要大于日本舰队,主要原因是器不如人,而非技艺和精神不如。最可叹,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命令下,保船避战,虽说也是无奈之举,但客观上将海上主动权拱手让人,但这到底是李鸿章之错呢,还是五年不备战之错,后人自有公论。
-----本文节选自《夜读晚清---帝国的死亡日记》之《1894:甲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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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攻占旅顺口之后,兽性大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四天,共杀害国人两万余人。当时英国《泰晤土报》根据其本国武官和记者的报道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
另一目击者英国人艾伦,当时随美国货轮哥伦布号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他困于旅顺口,据他的记载说:“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很快地便布满了各街,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亳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2)
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只有三十六人,这也是日军为驱使他们掩埋尸体而留下的,这些人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免死。日军的野蛮暴行,被当时世界舆论谴责为“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
而日本人却狡辩说,日军杀的人都是清兵,因为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还狡辩说日军士兵看到日本俘虏被割头肢解尸体的残酷景象,受到很大的刺激才这么干;但是,再多的辩解,也绝不能抹去这些血腥的罪行。
在进攻旅大的同时,山县有朋提出了《征清三策》:一策从海路进至山海关,到直隶进行大决战;二策是向旅顺进击,攻取辽东半岛;三策是北进攻取奉天。伊藤博文考虑后认为,山县的第一策如果成功,中国可能陷于无政府状态,到时没有谈判对手,日本又没能力控制整个中国,列强肯定要干涉;而二策三策则因为天气和补给的困难也被一一否决,大本营指令山县有朋冬季宿营,来年再战。
得知自己的三策都被否决后,一贯独断专行的山县有朋老脸很是挂不住,气急之下,便自作主张的下令进攻海城,伊藤博文知道后大怒,将山县有朋召回换帅。
山县有朋离职后,其部下野津贯道接替为司令官,九连城的日军兵分两路,向北、东两个方向进攻奉天(今沈阳),但在东路摩天岭,日军遭到聂士成部队游击战术的困扰,被阻两个多月,损失严重,最后只得放弃进攻。
在辽阳东路受挫之后,日军在当年十二月又从安东出发,准备攻占海城。当时的北方,已是严寒季节,天寒地冻,日军士兵只能踏着冰雪在风雪中行军,很多人的鞋被磨破,双脚鲜血淋漓,一些人被冻死冻伤。更为严重的是,日军有的部队甚至没有冬装,在漫天风雪中依旧穿着夏服裙,吃着冻成冰坨的米饭和梅干,在雪地里瑟缩着身子行军。入夜时分,天寒雪降,马鸣萧萧,日军各营往往燎火烛天,彻夜不熄。
可怕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日本人还保持了顽强的战斗力,这实在是需要国人去深思和反省的了。
海城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海城若失,日军就可以北窥辽阳、奉天,西进牛庄、营口,关系到关外锦州诸城的安危,宋庆得报后不敢怠慢,决定立刻救援海城。
但是,防守辽东的清军各统领互不隶属,很多部队军纪败坏,未接敌就闻风而溃,结果海城于12月13日失陷。宋庆自知责任重大,便组织辽东诸军准备收复海城。日军间谍探得情报后,两军在缸瓦寨发生激战,老将军宋庆的部队还算挣面子,英勇顽强,不轻露屈挠之色。此役日军投入兵力约四千五百人,伤亡近四百人。清军投入兵力五千人,伤亡约五百人,是整个甲午战争陆路打得最好的一个战役。
由于甲午战争中淮军屡屡受挫,声名狼藉,帝党和清流们一片鼓噪,清廷决定起用湘中宿将。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奏请率湘军北上,左宗棠旧部魏光焘、曾国荃旧部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也得令募兵北援。随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规复失地。
但是,启用这些人也未见成效,从1895年1月开始,清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四次反攻海城,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的欧美各国,也对东亚的这场战争报以了浓厚的兴趣。这场战争,酷似于当年的普法战争,其中一方是老大帝国,另一方则是新起之秀。至少在旅顺大屠杀前,国际上更多的同情都给予了日本,因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好榜样,而大清帝国,依旧是个硬邦邦的臭石头。
大清帝国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决不是靠换将所能解决的。海军姑且不说,日本的近代陆军已经将湘军体制下的清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无论是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指挥体制乃至后勤保障上来说,清军根本就无法和日军对抗。这种水平的清军,只能去打打农民起义军。
不管是湘军体系还是淮军体系,都该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了。
甲午战争后,一个新的军队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新军。其中,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部队,后来的北洋军,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也是中国近代陆军的真正开始。清廷本指望练新军能苟延残喘,但在辛亥革命中,帝国却将因之而更早的灭亡。
在甲午战争前,国际上同情日本,很大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将输掉这场战争,大清帝国也这么想的,但历史总是出现很多令人扼腕的意外。
注:(1)、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第24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7、威海卫在哭泣,北洋舰队最后的悲壮
现在威海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但在一百年前,这里却是北洋舰队的军港;再往前推,威海就是个小渔村,后来明朝在此设立卫所,目的是防止当时的倭寇侵犯。
山东半岛的东北端是威海,辽东半岛的南端是旅顺,两地遥相对峙,两两相望,人称“渤海锁钥”,环拱渤海湾。威海地势险要,两岸高山耸立,港湾中间有刘公岛坐镇,从风水上来说,颇具“二龙戏珠”之形貌。另外,港湾内外,礁石岛屿,星罗棋布,算是“形势天然鬼工造”。作为北洋舰队的军港,威海内有水师机械厂、鱼雷厂等,德国专家汉纳根还设计了众多的炮台并安装有德国克虏伯大炮,本是易守而难攻。
旅顺失守前,北洋舰队的六艘战舰未等修好,就撤回了威海,但巨舰镇远号在入港时不慎触礁受伤,以至无法出海作战,这也让姊妹舰定远的威力大减,镇远管带林泰曾为此自责过度,心情忧愤,竟自杀身亡,痛哉!
当时威海港内还剩下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七艘战舰(多艘有伤),加上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炮舰,和康济、威远两艘练习舰及十多艘鱼雷艇,就是北洋舰队的剩余实力所在了。李鸿章向朝廷申请南洋舰队来援,却遭到东南地方主义保护的阻挠,最后不了了之。
丁汝昌请求调派天津的三十六营新军来防守威海卫的后路,但朝廷认为京畿安全更重要,多次驳回其请求。在战舰不能出海作战的情况下,丁汝昌等人提出了“水陆相依”的防御计划,以军舰和炮台互相依辅,只要陆路不失手,威海港无恙,北洋舰队也就能保存下来。
这个计划,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决不是后人常谴责的一味“保船制敌”。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水陆相依”防御计划的前提是,威海的陆路得先守得住。所以说,威海卫的防御问题,关键在陆路,而不是海路。纵观整个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罪不在海军,而在一战即溃的陆军。
当时威海一带有陆军一万二千多人,但海岸线过于绵长,让如此单薄的兵力去防止日军登陆,显然是做不到的。后来清官李秉衡被派去主持山东防务工作,李大人到山东后,想尽办法将总兵力加强到三万人,但由于日本军舰四处游弋,难以判定日军的登陆地点,李秉衡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按“猴子掷飞镖”理论,像买股票一样分兵把守几处最有可能的登陆点。李秉衡本人倒是个清官廉吏,但对军事未必了解,后来又迷信义和团,死于庚子年之役,可惜,可惜。
1895年1月20日,日军最终选择了荣成湾登陆。这一天,大雪满天,朔风劈耳,日军的登陆活动共进行了五天,全军三万多人和三千八百匹战马全部登陆上岸。由于清军分散各地,日军在进军威海的途中,每次战斗在兵力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因而很快就攻到了威海卫。
当时守卫威海的清军,有戴宗骞的北岸守军四千余人、刘超佩的南岸守军三千余人和张文宣(李鸿章的外甥)在刘公岛上的北洋护军二千人。日军到达威海后,首先向南岸炮台发起猛攻,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攻占了威海南岸所有炮台。日军准备充分,早已备好炮台的修配零件,随后用修好的部分大炮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但遭到了定远、济远、来远等舰和刘公岛上的炮台猛烈回击,击毁了日军所控制的数座炮台,日军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次日,日军攻克威海卫城。当天夜里,北岸炮台的清兵哗变溃散,主将戴宗骞无力阻止,羞愧无奈之下,自尽身亡。为了防止日军利用北岸炮台,丁汝昌心急如焚的派敢死队火速前去把北岸炮台和弹药库全部炸毁。但是,此时威海已基本落入敌手,丁汝昌的担忧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北洋舰队几成瓮中之鳖。
在南岸炮台的助攻下,日本舰队列队对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发起进攻,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战。炮战第一天,日舰筑紫和葛城击伤,被迫退走。日本人见强攻无效,便决定夜间用鱼雷艇偷袭。威海港内本有用大铁索连接的沉雷、浮雷、电雷等各种水雷组成的“拦坝”,但后来日军用一艘鱼雷艇冒险破坏了其中一段,随后多艘日本鱼雷艇潜入港内,大放鱼雷,等到清兵发现时,旗舰定远已中两枚鱼雷,导致舰底进水,舰身倾斜,不得已驶向刘公岛沙滩上搁浅,才免于沉入港中。在当夜的反击中,日本的两艘鱼雷艇也被击得粉碎。
当天晚上,“夜气沉沉,星斗满天,冥色蔽海”,沉闷的爆炸声和水兵的喊叫声,不时的在港口附近响起。
天亮后,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用望远镜一看,见定远受伤,心头大喜,下令全力进攻。当天双方又展开激烈炮战,你来我往,互有伤亡,日军仍旧无法接近港口。不料夜里日军鱼雷艇又来偷袭,来远、威远二舰中招沉没,来远更是被炸了四脚朝天,后查明,两舰管带均出游不在舰上。第二天,日军三面夹击,尽管此时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已重伤、来远、威远二舰沉没,但清军再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二月七日清晨,日军再次发起总攻,北洋舰队和守军奋勇还击,击伤日本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四舰。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北洋舰队的十多艘鱼雷艇突然加速驶出,北洋舰队顿时阵脚大乱。原来,丁汝昌见日军鱼雷艇屡次夜袭成功,便也派自己的鱼雷艇前去袭击日舰。不料管带王平和其他管带却密谋趁机逃跑。结果,这些鱼雷艇在慌乱当中,不是触礁搁浅,就是被日本舰队捕获,反被日军用来攻击北洋舰队。
这真是所谓的“人言船坚不如快,有器无人终委敌!”(黄遵宪《东沟行》)
鱼雷艇的逃跑,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当日,北洋防军依据日岛、刘公岛和北洋舰队的残余军舰,仍旧不停反击,并将日舰扶桑、筑紫击伤。只可惜,日岛炮台在当天的战斗中受到重创而无法继续战斗,清军只得放弃日岛炮台而专守刘公岛。
二月八日,日军在炮战中击沉靖远舰,该舰管带叶祖跬拒不离舰,要与之同殉,船上水手拼死将之救出。当天夜里,日军用汽艇携带大量炸药,用恐怖主义的方式一举炸毁四百米长的水雷拦坝,由此,日本的鱼雷艇便可以随意出入威海港了。此时的北洋舰队,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人心不稳,士气大挫,后援又迟迟不到,海军的一些水手登岸鼓噪,甚至鸣枪过市,声言要向提督丁汝昌讨条生路,一时间刘公岛一片混乱。无奈之下,丁汝昌只得耐心抚慰士兵,说只要坚守到十一日,必有救兵前来接应。
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丁汝昌其实也是束手无策,为了不使剩余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和刘步蟾在九日夜间商议后,下令将受伤搁浅的定远和靖远两艘巨舰炸毁。10日晚,定远管带刘步蟾在炸毁自己座船后,心情极度悲愤,生吞鸦片后自杀身亡。
生吞鸦片,一时间是不容易死的,对刘步蟾来说,这该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也许,他在回想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的美好时光;在青年的时候和严复、林泰曾等同学在英国海校学习的坎坷岁月,及回国后当上北洋舰队旗舰的管带,正踌躇满志的想一展帝国海军雄风的梦想吧。
可如今,梦想破碎,一代海军英才,就此陨灭!
刘步蟾的殉国,实现了他生前“苟丧舰,当自裁”的诺言。主持山东军务的李秉衡也沉痛的说,“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看来,北洋舰队的大部分管带,都是英雄儿女,没有孬种。
此时,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伊东祐亨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虽然其中极尽诱降之能事,但也不乏警醒语句,姑录几段,供参考: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对于国势的兴衰,胜利者当然可以旁观者清,但对于失败者,这种劝慰,又是何等的心酸之事?
毁船前夜,一些洋员和清军官员见势不可为,也纷纷私下商议投降之事。最后,洋员泰莱、克尔克和炮兵教习瑞乃尔出面,劝丁汝昌投降,但被丁汝昌断然拒绝。瑞乃尔劝丁汝昌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炮台,徒手降敌,计较得。”
丁汝昌下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但诸将不应。十一日,是丁汝昌答应坚守的最后一天。当晚,丁汝昌接到烟台来的密信说“全力冲出”,知道援军已彻底无望。丁汝昌无计可施,提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突围,以求冲出几艘军舰,但此议无人响应。
此时的威海,已经人心涣散,没人服从命令。丁汝昌几次派人去将镇远击沉,最终却无人动手。当夜,阶下很多水陆兵勇,哭求丁军门放一条生路,丁汝昌见状也是心如刀绞。
当天深夜,丁汝昌万念俱灰,生服鸦片自杀,辗转到清晨,才痛苦的死去。
同晚,镇远的继任管带杨永霖和护军统领张文宣也先后自尽殉国。
十年前,北洋舰队樯橹如云、旌旗当空的时候,谁又曾想到这样惨烈的结局???
比这个结局更惨痛的,是岛上洋员和道台牛昶昞在丁汝昌殉国后,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进行乞降。次日,一艘打着白旗的炮舰驰往日本舰队,由广丙管带程璧光作为代表前去送投降书。程璧光后来倒追求进步参加革命,还襄助过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战争呢。
十七日,日本舰队放礼炮21响,高悬军旗,驶入威海收编北洋舰队余舰和炮台等。镇远、济远、平远、广丙和镇东等十舰降下大清龙旗,被收归日本舰队。
为尊敬丁汝昌等殉国将领,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亭将练习船康济舰在解除武装后交还,用以载运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
当天午后,康济舰升火起航,剩下的千余名海陆兵勇和洋员,伴着六名殉国将领的灵柩,在痛苦的沉默中,汽笛的哀鸣听来更加的刺耳,栏外冷雨潇潇,白浪滔天,诸人万般滋味,凄凄惨惨,黯然离开威海卫,向烟台驶去。
“回视龙旗无孑遗,海波索索悲风悲!”
由此,曾经世界排名第八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1)
注:(1)、本节要特别感谢《北洋水师----中国近代海军史》网站(http://www.beiyang.org/index1.htm)收集的丰富材料。
5.8、春帆楼外冷雨夜,马关条约碎人心
四次反攻海城失败后,中日两军又在大平山展开激战,日军在付出伤亡四百多人的重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大平山。由此,日军展开了辽南战役,准备夺取牛庄和营口。(这两地本是列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通商口岸,1858年的《天津条约》本规定开放牛庄通商,后改为营口)。
三月四日,一万多日军猛攻牛庄,魏光焘的武威军和李光久的老湘军五千多人奋死抵抗并展开巷战,在杀伤大量日军后撤出,牛庄被占领。三月七日,日军又趁势攻占了营口。
日军占领营口后,随即开始了田庄台之役,这是本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战。田庄台位于营口北面,既是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也是通向锦州、山海关的必经之路,当地有居民两万多人。清军当时集结了关外的所有精锐兵力,合计七十营二万余人,作最后一搏。
日军也动用了主力部队两万人,在优势炮火的支持下,攻破清军防线后突入市区。日军司令野津道贯鉴于牛庄巷战的教训,下令将田庄台纵火烧毁。当夜,西北风呼呼的猛刮,劲风卷着雪花,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这座原本繁华的市镇被化为一片焦土,众多田庄台的居民和未撤退的清军,也都葬身火海。
由此,辽南所有城镇要塞,都已被日军占领,大清帝国的湘淮诸军,锐气尽丧,已无心再战。这时,朝廷中的主战派个个缄口不言,小皇帝光绪召见军机大臣讨论战事,“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由于害怕日军继续进军,清廷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屈膝求和。
这时,美使函告李鸿章,转告日本来电说:“中国除非先偿兵费,并允许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画押全权,则使臣可无庸前往”。
三月十四日,迎着萧萧细雨,李鸿章受命从天津起程,带着儿子李经方(曾任驻日本大臣,有一日本妻子)、马建忠、伍廷芳等人,驰往东洋岛国。三月十九日,李鸿章一行人抵达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到后次日,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开始谈判,日本方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都亲自参加谈判。
春帆楼里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日方准备非常充分。双方见面寒暄完毕后,李鸿章说:“你我东亚两国,最为邻近,同文同种,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也未必于有益贵国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
伊藤博文想起十年前李鸿章在天津趾高气扬、自己忍气吞声的受辱经过,心中冷笑,表面却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李鸿章叹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也深知我国必须改变方能自立。”
第一次谈判中,尽管李鸿章想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但作为战败者,仍难以掩盖尴尬艰难的处境。事后,陆奥宗光评论说:“李鸿章高谈阔论,目的不过是想借此博取同情,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罢了。”
此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心酸自知。
二十一日,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为质,占领期间由大清支付日军军费。李鸿章听后大惊,连呼:“过苛,过苛!”这三地乃北京之咽喉,目前尚在清军手中,如果日军占领这三地,万一谈判破裂,日军就可以迅速进攻并拿下北京,这个条件实在太离谱。
李鸿章强按心头怒火,说:“我之来此,实系诚心讲和,我国家亦同此心。乃甫议停战,贵国先要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系北京门户,请贵国之兵不必往攻此处;否则,京师震动,我国难堪,本大臣亦难以为情。”
李鸿章想用中国的规矩,讲情面,给面子,奈何伊藤博文一点面子不给,并限定于三天内做出答复。英国人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日本人当时以英国人为师为友,在国家利益上,根本不讲什么情面,国人用这个思维去处理国际事务,岂不贻笑大方?
停战要款告知北京后,朝廷大震,光绪也为之动容。和朝廷商议后,李鸿章决定暂时搁置停战问题,先谈议和条款。在二十四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中方要求日方出示和款,伊藤博文答应次日交阅,但在会谈中却不经意的提起台湾,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
原来,日本在谈判中拒绝李鸿章的停战提议,乃是处心积虑的想夺取台湾。就在前一天(二十三日晨),日本舰队和五千陆军已在澎湖登陆并于两日后占领了澎湖,为侵占台湾做好准备。
正当日本人意在自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让日方措手不及。
二十四日下午,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时,日本人听说大名鼎鼎的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经过,就像现在粉丝见明星一样,都争着前来观看,一时间街道各处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当李鸿章的轿子从人群中穿过的时候,突然一个日本壮汉暴起跃出,直奔轿前,黑手按住轿夫肩膀,轿夫大吃一惊,慌忙停住,这个暴徒乘机掏出手枪,对准老李面上猛的开了一枪,枪弹当下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顿时满脸是血,老李当时还算镇静,手掩创口,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行赶入引接寺旅馆,到了旅馆之后才厥倒在地,不省人事。
后查明,这个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郡马县大北岛人氏,是个二十六岁的无业青年。此人是个日本“爱国”粪青,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的严重洗脑,成天生活在帝国幻想中变得歇斯底里。小山丰太郎认为李鸿章是日本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曾有计划赴天津行刺,但因买不起船票而无果,这次李鸿章来日本,机会难得,才有此暴行。但小山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爱国行为”拍到政府的马脚上,后来这小子被山口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哭都来不及。
李鸿章被刺的事情,让日本政府很是被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最后天皇也被惊动,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
尽管日本人做了各种努力示好,但消息披露后,世界舆论还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并进而同情中国,纷纷表示不能坐视。由于自己理亏和担心列强干涉,日本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实行无条件停战,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
四月二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并限三日内答复。其和约底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
四、中国再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在各口岸可以自由通商设厂。
李鸿章接阅日方的和约底稿后,再次崩溃。他虽然早就料到日本人心不足蛇吞象,但决没料到日本人野心如此之大,甚于英法十倍。
日方约稿电告总理衙门后,朝廷展开激辩,但口舌相争,毫无结果。李鸿章见期限已到,而清廷复电未到,只得自行拟了一个说帖,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日本其余三项要求都进行了驳斥:
一、割地一项,“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若“徒恃其—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
二、 赔款一项,“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
三、 通商一项,“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
陆奥宗光拿着李鸿章的说帖去见伊藤博文,伊藤读后大为光火,说:“如果不先加以彻底的反驳,使其迷梦觉醒,恍然悔悟,则对方终不能了解现在彼我之地位,将续作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苟我不指出其论点的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陆奥也认为:“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
为此,伊藤博文特邀新任全权大臣李经方谈话,恫吓说:“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小李被这么一吓,当下就没了主意,赶忙说:“回去与父商议后,再行提出答案。但答案万一不能使日本全权大臣满意时,希望不因此招致日本全权大臣之盛怒,以致谈判破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是以诸事皆请海涵。”
这活脱脱就是跪地求饶了。
四月九日,李经方提出修正案,同意割让辽东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四地,以及澎湖列岛,赔款要求减至一亿两。据此,双方于十日又举行了第四次谈判,李鸿章伤势未愈,但考虑到事态严重,也强起亲自与会。姑录辩论简要记录如下:
伊藤博文假意慰问了李鸿章几句后,便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说:“难道不准分辨?”
伊藤博文说:“只管辨论。但不能减少。”
李:“即以此已译三端开议。第一,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钜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钜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债。洋债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中国请尔为首相,何如?”
伊:“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无可减矣。”
李:“再讲让地一节。历观泰西各国交兵,未有将已据之地,全行请让者。以德国兵威之盛,直至法国巴黎都城,后将侵地让出,惟留两县之地。今约内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将所据之地全得,岂非已甚?恐为泰西各国所訾笑。”
伊:“如论西国战史,不但德法之战而已。”
李:“英法兵亦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请割寸土尺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
李:“即如营口者,中国设关收税,乃饷源所在,贵国又要偿款,又要夺关,是何情理?”
伊:“营口关税,乃地生之货所出。”
李:“既得地税,尚要赔款,将如之何?”
伊:“无法。”
李:“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钜,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减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
李:“不许我驳否?”
伊:“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墩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运出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亦有居民;日本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至此,李鸿章起席与伊藤博文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头说“不能再减”,双方遂散。
李鸿章将谈判结果报上去后,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由此,马关条约大局已定。
四天后,双方进行了第五次谈判。再录几段谈判记录。
李:“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
伊:“此战后之约,非如平常交涉。”
李:“讲和即当彼此相让,尔办事太狠。”
伊:“此非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效,不得不尔。”
伊:“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台湾交接。”
李:“一月之限过促,总署与我远隔台湾,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国派台湾巡抚与日本大员即在台湾议明交接章程,其时换约后两国和好,何事不可互商?”
伊:“一月足矣。”
李:“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尚未下咽,饥甚。”
李:“两万万足可疗饥,换约后尚须请旨派员,一月之期甚促。”
伊:“可写一月内,奉旨派员云云。”
春帆楼外,冷雨萧萧。这次谈判时间长达五个小时,老李说得口干舌燥,但日方丝毫不肯让步。晚上七点半谈判结束,李鸿章走出春帆楼时,已是一个无边的黑夜。千古骂名,岂能得脱?
最后议定的《马关条约》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可在各口岸自由通商设厂。《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翰林院八十三人和内阁官员上百人联名上奏反对和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人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此时,正好北京举行会试,各省举人大为激愤,会推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变法”三策,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也是维新变法之发端。
只可怜光绪小皇帝这几日焦灼万状,思前想后,“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在海军已覆,陆战不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光绪皇帝只得在五月二日批准了和约。
和约批准后,光绪皇帝深感上愧祖宗,下慊国人,随后在五月十一日下罪己诏:“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皇帝要老百姓体谅,可谁去体谅那些老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