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自述--1972年美国维特克对江青采访(张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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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自述
1972年26日下午6时40分至27日凌晨4时,及27日下午,美国某大学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在广州对江青进行了采访,时间长达60多小时。当时的外交部干部张颖以陪同人的身份参与了会谈。下面为张颍的记录。
江青:“我1914年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哪一天不告诉,保密,怕人祝寿。我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小孩,但活下来的就一个哥哥、姐姐和我。另一个哥哥是另一个母亲生的。因为父亲打他,就闯关东去了。大哥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兵去了。那是北洋军阀张宗昌的时候。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那时我没有出生。到我三四岁时破产,房子也被人弄走。我家房子那地方很热闹。父亲比母亲大十几岁,我父亲60岁,母亲约40岁生我。父亲脾气很暴躁,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做车轮,我是轮人之女。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骂人打母亲,打我们。有一个元宵节有灯,我们那个城地主老财很多,灯也多,开始还看灯,后来因为父亲用铁叉打了母亲,把母亲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吃不饱,去找母亲。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为保护母亲,把牙摔碎了。另一件事是母亲在一家非常大的地主家扛活,我没有东西吃,地主老财讨了好多小老婆,还是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听说佣人有个小女儿,要与我玩,我不去,但为了母亲还是去了。地主女儿有好多佣人服侍她。最初同我玩得顶好,我有两个小辫子,她抓住我的辫子,我推开她,拔腿就跑。当然我母亲被解雇了。
现在说我在小学。我在县立女子小学,为地主老财女儿开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少,收我进去是装样子的。她们都耻笑我,说我穿的是旧衣服,破破烂烂。有一天比我大得多的姑侄二人耻笑我,我把那个姑姑当胸打了一拳,她就坐地上哭了。我立刻到校长屋里去,我告诉校长,不读书了,我打了人。校长替我擦眼泪说没事。因为我是勤学的学生,老师喜欢我。经过这样的事以后,我在学校不受气了,不敢惹我了。
我不是告诉你,我从小有胃病吗?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人们怕鬼,我怕狼,因为鬼没有见过,但狼会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我们那村都姓李。我母亲听到狗叫,想到我会找她,所以跑出来了,不然那次又要被咬。她把我背起来,一边走一边哭,到一个本家那里,给我吃煎饼,我吐了好长时间。还有一次也病得很厉害,学校在城里,我家住在内外城之间。天亮时城门开一点,傍晚时就锁上。有一次放学回家,低头走路,突然听见人声,抬头一看,一个老汉用扁担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你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时也真够野蛮,如杀人把头放在城楼上示众。每次我遇到叫做清狱,都是杀无辜的。血淋淋的人头,回家把书包一丢,躺在炕上就没起来,发高烧。我的童年讲这么一点就行了。
可能是1927年离家乡。北伐时我在天津。我母亲在姐姐家里,实质上是佣人。我很想去做女工,因天津有许多卷烟厂,那时纸烟用手卷,而且大都是童工做,但姐夫不赞成。姐夫是个小官僚,那时已经失业了,也穷了。后来与姐姐、姐夫一起到济南。1929年念了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穷,衣服穿得破旧。这些你可能有兴趣吧?
我在这里是很受气,演话剧要用普通话,我又是山东话又是普通话,一开口她们就笑我,后来我就不说话,找一个对我好的同学,天不亮就起来朗诵。有一次实验演出,剧名叫《湖上悲剧》,是资产阶级的,田汉写的。教务主任让他老婆的妹妹排在星期六,星期天给朋友的妹妹,我演出是星期一,观众很少,我自己哭了,观众也哭了。
我还要说说在青岛。可能是1931年到青岛的,很冷,潮湿。一到那里就注册旁听生。是我老师要我去的,将来要成立戏剧系,给我借了路费。我原不想去,想回家做女工。想得很容易,后来同学和朋友劝我去。我生长在海边的县,但到青岛第一次见到海,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成立了海漠剧社,专门宣传抗日救国,在学校、在工厂。最大一次旅行公演是1933年旧历年,利用农闲。为怕抓,就分头走,省吃俭用,我没有吃饭。到了第一个村,叫崂山湾,离青岛几里路。我们没有经验,敲一面锣叫人看戏,有的男的穿西装,也有的穿马褂,女的穿旗袍,反正老百姓看了不顺眼就是了。演完戏已是下午一两点,我们想买吃的,村里人派人拿了一块大洋给我们,说村子小,不卖饭,让我们走。到村外,我们坐下了。有些人出身是小姐、少年的就不想干了。我说我们做的恐怕不对吧,得变个方法,我还不懂得用总结经验这个词。我建议到前一站王各庄先住店,说是游崂山的,先做群众工作再说,大家同意。到了王各庄先住店,我们展开群众工作,我做小孩的工作,教他们唱歌。因为日本鬼子到过那里,问日本鬼子好不好,要不要反对日本鬼子。他们喜欢我,就往家里拉。其他的人也去找我要我唱戏。唱了一段,他们也高兴了。第二天为我们拉场子演戏。演的节目中有一个《放下你的鞭子》,还有一份讲演,说苏区的情况。观众中有沈鸿烈的海军,说我们演得好。我赶快跑到村外,把剧本藏在坟碑下面。要约我们去驻地,大家不敢去,我说我去,共去四个人。他们说国共合作如何好,他们还送我们回旅馆,又送吃的。原来这是上海暴动后跑来的沈鸿烈的海军,其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党支部。沈鸿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村住几天,走时群众都来欢送。我们到别的村子,没钱,饿着肚子到处跑。公共汽车在山口。都跑了,受不了,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三个人
。知识分子下乡困难。挤上车子要票,说没有钱,车到青岛还给你,不干,旅客讲情,说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下车到处找朋友还钱。这事印象很深,我一直忘不了。
在青岛,主要听闻一多的课,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那时杨振声校长是中国第一本小说《玉君》的作者。还有女讲师,叫方令儒,都是美国留学生。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当时老师称赞我,说我像谢冰心。还有个教员是男的。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最主要的是写了个剧本,可能是1931年的下半年,标题是《谁的罪》,母亲生病,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警察来抓,折磨母亲,儿子又回来看母亲,被捕,母亲死了。我老师赵太侔兼这课,叫我去。说你很爱写,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什么叫共产党、国民党?他看我是个大傻瓜,就不解释了。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说独幕剧太短了,最好发展成三幕。从此我想,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开始观察了。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当时不知道。‘九·一八’以后,我去请愿,他说我捣乱。他到树林,猜他一定是国民党。他是少数民族,他自己没读好多书,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自己找事做。他说李小姐,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该死’,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
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500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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