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3/03 13:44:08
钱穆《国史新论》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传统之士,其对前有崇奉,其对后有创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学人所共奉,尊之曰:“至圣先师”。但孔子亦有所崇奉,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而此下儒学传统中,虽永尊孔子,亦非无创新。性与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极推管仲,尝曰:“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袄矣。”而孟子则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养气之功,“养气”两字不见于《论语》。其他《孟子》书中持论,不见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终无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创新。
继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恶,持议与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扬。西汉末有扬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扬。东汉晚年有郑玄,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于孟、荀、董、扬亦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于孟、荀、董、扬、郑诸人,亦未见推崇。
唐代有韩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卿小疵。”于孔门传统下,乃独推孟子。然又自言:“并世无孔子,则不当在弟子之列。”则其独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诸儒群尊孔,但欧阳修尊韩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见亦不同。周濂溪始为道学开山,《宋史》于《儒林传》外特出《道学传》,后人或非之。然道学终是一新儒学,与汉、唐儒学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学家,群尊濂溪,而亦立说各不同。清儒又有宋学、汉学之分,然虽重汉学,其为学又何尝与汉儒相同。
然则列举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之儒学传统,可谓时各有变,人各相异。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创新。于各自创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为中国学术思想一特点。释迦创设佛教,然崇奉释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创新说,此为佛学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大体相同处。故佛教在印度,虽终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国。耶稣为上帝独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为上帝之独生子。而于耶稣教义亦不能多有新创立新发挥,此为耶教来中国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见文化传统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国学术思想乃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则四围向之者愈广,如孔子是已。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围之互异,但终见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学则由四围各自发展,无一共向之中心,故其为学乃日趋于相异,而卒不能建一大同步。耶教虽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学术有异。一切有传统,无创新,此则乃其与自由思想之大相异处。西方学术则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学以求真,而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
其为学既各异,其为人亦各异。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现代欧洲人亦不同于希腊、罗马人。抑且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美国人又不同于英国人。亦为西方人为学终不于同处求,必向异处求,一应有之趋势。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旧。宗教信仰亦终难获其大同。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耶教之所同,则只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凯撒化。伊斯兰教则更然。西方宗教之同,惟同在其世俗化。而孔子与释迦,则务以其教来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实则西方人不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学术思想亦尽求世俗化。而中国人则求世俗之学术化,此亦一大不同。
今论世俗,西方则重个人主义。如喜科学,或哲学与文学,皆由个人自由。甚至宗教信仰亦然。既重个人自由,则宜其惟见互异,不见大同。其大同处则仅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论哲学与唯物史观之出现。若其超于物外,则惟有宗教信仰灵魂天堂。但此乃一种信仰,而非人生实务中之思想自由。即如近代新兴之共产主义,亦成一种信仰,亦不许有思想之自由。此二者均与中国传统有大不同。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实际人生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何以故?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均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其同处在人生,不在物质方面。其论人则在心,不在身。此乃其主要关捩处。
孔子其先乃宋国人,殷民族之后。其祖先自宋迁鲁,遂为鲁国人。然孔子一生游踪曾至齐,后又去卫,去陈,去楚,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仍归鲁。其弟子则多自远方来,不限为鲁国人。故孔门讲学在当时即具天下性,世界性。墨翟乃宋人,然其游踪亦遍历各国,其晚年卒地不可考。然墨家弟子亦来自列国,具世界性,天下性。孟子乃邹人,然其晚年游踪则至梁至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荀子赵国人,游齐,为稷下祭酒。又至秦,而晚年卒于楚之兰陵。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大抵皆遍游列国。惟庄周、老聃,道家隐沦,不事周游,最为特出。然其意向言论,亦具世界性天下性,不限于其所隐之一乡。故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则其时士之远游而无方,亦可知。乃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之分别。
秦汉后,中国统一,而士多辐辏京师,老而不归其故乡。前汉一代,不胜指名。东汉益盛。如郑玄,虽老死乡土,然其游学所至,亦遍中国。魏、晋以下,门第已兴,然东晋、南朝诸大门第,大体皆自北方南移。而北朝门第则更多迁徙,不以乡土为限。隋、唐统一,进士科第,各地士人,必群赴京师应举。及其出仕,不能在本乡,多历全国,老死不归。姑举李、杜、韩、柳为例,读其诗文集,凡其一生足迹所履,居住所在,老病所终,皆可稽考。故中国之士传统,每以天下为家,流动性极大,极少有固定于一乡一土者。下及宋代益甚。如欧阳修、王安石皆江西人,仕履所至,遍历各地。而退老亦不归故乡。如三苏,原籍四川,来汴京皆不归。东坡所到地最广,自择宜兴太湖滨为其安老埋骨之所。读此诸人之诗文集,其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岂不昭然若揭乎。
其他如周濂溪,乃湘人。而老死于赣之庐山,即以所生地有濂溪,名其终老地之一溪亦曰濂溪。明道、伊川兄弟之父,本亦江西人。仕于江西,获识濂溪,二程乃得游濂溪之门。而二程兄弟终老洛阳,亦不归其故乡。南宋朱子,父籍皖,生于闽,卒于闽,为闽人。然其足迹亦遍历南宋各地,不限于闽。同时陆放翁,足迹遍历长江上下游,老而退居故乡。乃其死,乃为诗告其子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其情意所寄,不限于家乡,仍在国与天下,亦可见矣。
此下元、明、清三代,凡为士,名列史籍,传诵人口,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士,则莫非国士天下士,而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可不一一指名详述。姑举王阳明一人为例,生平足迹所至,东北出山海关,西南贬贵州龙场驿,晚年仕江西巡抚,卒于任上。其到处讲学,门人弟子亦属全国性。其为人不以地域拘,其讲学亦不以地域拘,皆属全国性,即天下性。其弟子如王龙谿之在浙,王心斋之在淮,皆不出仕,老于故乡。然龙谿足迹遍东南,心斋则在阳明生前,即曾以木铎招摇京师。老归故里,父子讲学,风声所播,又岂以一乡一里为限。
晚明东林讲学,亦为全国性,非乡土性。清初诸明末遗老,黄梨洲终老故乡,然其弟子如万季野,则北上京师。颜习斋更为一乡里老儒,然足迹则经历甚广,曾北出关外,南游河洛。而其弟子李恕谷,则游踪更广。断不得谓浙东黄学,与河北颜、李学,非全国性,而属乡土性。关中李二曲,晚年自拘土窟中,除顾亭林外,莫得晤其面。然其先亦曾足迹遍南北。王船山虽不如李二曲之自拘土窟,然隐遁湘之群山中。二人皆不以讲学传弟子,然其人其学,则皆为全国性,而非乡土性。如顾亭林,则以江南昆山人去至北方,不再南归,亦不聚徒讲学,不传弟子,而其人其学则更见其为全国性,断无乡土性。
乾嘉经学诸儒,分吴、皖两派。然吴派不限于吴,皖派不限于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师,终老不归。吴派又分有常州派,诸儒踪迹,更遍国内。而皖派亦分有扬州派,如阮元,仕宦所历更广。湘乡曾氏,上承桐城,倡为古文,称湘乡派。其四大弟子张、吴、黎、薛,亦见为全国性,非地域性。道咸以下,如广东陈沣,以一举人北上京师应进士试,三年一次,凡八次二十四年,南北跋涉。晚年讲学于粤,其人则显属全国性,非以粤为限。而浙人朱一新,晚年讲学于粤,亦不以浙为限。粤学有康有为,浙学有章炳麟,皆足迹遍海内外。有为旅死在外,炳麟终老于吴,此两人或粤或浙,而生平游踪,皆不限于粤浙。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亦粤人,足迹亦遍海内外,老死北平,未归其故里。同时有王国维,浙人,足迹亦遍海内外,亦死于北平,未归其故里。凡此皆不失中国士之旧传统。其人皆全国性,即古人所谓天下士。不仅读万卷书,亦必行万里路。则其为学必属通学,即人本位之学,而非分门别类如西方专家之学,亦其宜矣。
今国人则谓农业社会安土重迁,老死故乡。必进入工商社会后,其人乃脱离农村,进人都市,始有活动性。不知中国传统于农村社会工商社会外,乃有士社会。其活动性,则远超于工商社会,乃自古已然。孔子以下历代士人,其生平行踪见于史籍,及其本人之诗文集中者,明证可稽,断非农村性,但亦非工商性。可谓之乃人文性,天下性。中国人之所谓道,即据自古以来中国士之一伦之行踪而可见矣。
今国人崇慕西化,每好以中国与西方相拟,如以孔子比希腊之苏格拉底。不论其为学,专论其为人。不论其为人之种种方面,而专论其一生之行踪。孔子周游天下,苏格拉底则为一雅典人,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则此两人见闻之广狭,心胸之宽窄,宜亦即此可推。如柏拉图,或足迹亦囿于雅典一市。而中国先秦诸子,则极少终其身只拘于一乡一里,一城一市之内者。惟道家如庄周,或不喜远行,然其宾朋往来如惠施,则终为一天下士。中国先秦时期,即此一节,已显与西方古希腊相异。故中国得成其为一中国,而希腊则终为一希腊。此亦论中西文化一至堪注目亦极易相比之一节。
罗马人仗其军力征服外围,而建立一地兼欧、亚、非三洲之大帝国。然罗马是否有大批学人活动于其帝国疆域之内,则其事难考,其人亦终必甚少。此则与中国之秦、汉一统又大异其趣矣。中古封建时期,则更不闻贵族堡垒之内,有所谓知识分子学术专家。惟有骑士、武士,则岂能与中国之士相比。不仅不能比之于秦、汉,亦不能比之魏、晋、南北朝时代门第之士。今人亦称中国为封建社会,试专就士之一端言,其视西方封建,诚亦如天壤之别矣。
西方继封建社会后,有意大利半岛沿海诸城市之文艺复兴。然亦限于各城市,最多如希腊之雅典,岂能与战国之临淄相比。要之,一为地域性,而一为天下性。相提并论,岂不确然易知。
西方现代国家之兴起,则如中国封建时代之有齐、鲁、晋、楚诸邦。然在中国有其统一性,而在西方则仍只是地域性。即以学人论,英国、法国亦互有界限。其他各地均然。今国人又好以宋代之朱熹比之西方康德。不论其为学,不论其为人,专论其生平行踪之一端,康德限于一城市一学校。果使朱子亦如康德,固定一乡一地,终生讲学,则其所学所讲自宜与朱子当年之所学所讲大不同,亦断可知矣。
今专就英国论,殖民地遍天下,日光所照,莫不有英国之国旗。即如香港,为英帝国领土已达百年之久。有一香港大学,其教授主要亦来自英伦。退休年龄则较英伦本土为早,便于返英国本土后,尚可有活动。未闻一英国教授终老在港,不返其国者。而其家人子女,亦均不留港。如此则英国文化又何能在香港生根。
余在香港曾交一英国友人林仰山,其父为一传教士,来中国,林仰山生于中国。逮其长,返英伦受学。大学毕业后,仍来中国,侍其父母,为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教授。日本东侵,林仰山受拘下狱。幽囚中,读书消遣。余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即为其狱中所读书之一部。余与初识于香港,时林仰山在港大任中文系主任,得港大同人之重视。实则中国为其生长地,英伦为其游学地,彼非不欲在香港终老,而限于英国之制度法令,港大退休,仍返英伦。
学人如此,即负责行政人员,亦莫不如此。余初至港,港督为葛量洪,久于其任,极得港人爱戴。但退休后亦必离港。不仅行政人员,即军人来港,任满亦必离去。余夫妇游英伦,某次在火车中,偶晤得一退休老军人,曾驻港多年,极爱港岛风景之美,人情之厚。谓能在港终老,岂不毕生一佳事。今则徒付梦寐中。偶遇余夫妇,慨叹申诉,如晤故乡人。故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之久,乃无一英国人成家成业传子传孙留居香港者。
孔子欲居九夷,其门人疑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即限于地域,固定不化之义。英国人果以其传统文化自傲,视香港中国人为夷狄,倘有英国君子来居香港,则庶使香港中国人亦得化而为英国人。中国古人言:“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则香港而英国,亦英国之可矣。而英国人不此之图。余游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亦无一英国家庭之留居传子孙于此者。即在印度,更为英国在亚洲一至为重要之殖民地,然亦极少英国人留居。英国有名学者如穆勒父子,亦曾来印度,终亦归老英国。由此乃使英国文化终不能在印度生根,并亦不能在其世界各处之殖民地生根。故知西方之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乃仅有商业性,而绝无人文性、教育性。中国人言“人文化成”,西方人断无此理想,亦即此可证矣。
惟英国人之大量移殖北美洲则不然。其先以宗教龃龉去,故移殖后即不复返故土。又北美土著稀落,易于屠杀,使之灭绝,可以自建新乡土,与其来印度香港及南洋诸地情势大异。自北美十三州创建新国,英自英,美自美,美国人亦可返英留学,但不再在英定居。英国人偶亦有赴美任教,倘不改隶美籍,则仍必归老于英。惟双方商业可以紧密往来,而双方知识界则显分畛域,不易和合。爱因斯坦在美定居,则因其为犹太人,与欧人自别。即如加拿大及澳洲,其人既离英伦,毕生不返,乃至世代不返。乃如古希腊之城市相离,终亦分别成国。唐人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乃中国人情况,常此一天下流通和合。此又中西一相异。故西方社会之流动性,主要在其工商业。而中国之士人,其流动性乃远超于西方之工商社会。自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其流动性一脉贯注,递进递盛,此一情势,史迹昭彰,乃为近代国人所忽略。
此在中西双方之语言文字间,亦有大关系。中国文字乃全国性,亦可谓乃天下性。古诗三百首,有风有雅。风则有十五国,若稍带有地域性。雅有大、小雅,西周中央政府所在地,为全国性、天下性之集中点,故称为雅。春秋末世,鲁有鲁语,齐有齐语,而子所雅言,《诗》《书》执札皆雅言也。先秦诸子著书皆雅言。至《中庸》,乃称书同文。各地语言,皆隶属于文字,而有其统一性。秦、汉以下,两千年递传不变。西方如希腊、罗马,语言文字皆属地域性,有俗无雅。中古以下,拉丁文仅行于宗教界,而新教则改采各地域之俗文俗语。现代国家兴起,语言文字益相分离,遂使西方文化益趋于地域性。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喜言通俗,恶称大稚。惟求分裂,不务和合。各地设立大学,亦务求地域化。如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其校长必限于当地人。云南大学亦然。余抗战时去昆明,曾告云南人,倘云南大学能选全国各地有名学人来任校长,而云南学人亦得遍任全国各地之大学校长,此对云南人权利孰得孰失,不难分辨。今必争云南人为云南大学之校长,而使云南人不能出任其他省份之校长,何为必求以地域性自限。其它行政人员亦然。云南省长必由云南人任之。以前则全国各地有名人物皆得来任云南省长,而云南人亦得出任全国各省之省长,今皆失之,转以自得,又何为哉。又云南人必以其祖先为南京人自豪,自今以后,云南人以地域自封,宜再无此心情矣。
今再就西方人之“文化”一词论,英国人乃以轮船火车及如纺织机等,流传各地,称为文化。德国人谓文化,则必涵有土生土长一义。然皆指物质文明言。惟中国人言“人文化成”,始指人文方面言。故治中国历史,必兼通人文地理,而西方人则主要在治自然地理。数十年前,中国学校常设有史地课程。今则亦效西方,地理课程改隶理学院,不列文学院。而治史者,不究人文地理,则中国史亦西方化,将盲然不知此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之所由来,及其所容有之一切意义之所在矣。
马克思创为唯物史观,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社会四阶层。而谓共产社会当是世界性,则其前西方社会皆属地域性,非世界性可知。马氏之说根据西方历史,不能谓之无证。而西方之各项学术,则惟自然科学一项可谓最具世界性,不限于地域性。但自然科学亦显属唯物。故在马克思以前西方人早有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乃至电器时代等分别,实亦同是一种唯物史观。惟中国乃有士社会,为农、工、商社会之高层领导。而士尚志,不食人,而食于人。不务物质生产,亦不以物质生产之职业自任。中国亦有科学,但亦较少唯物性,又在各项学术中不居领导地位。中国学术之最具领导性,而为中国士人之所教,乃超于物质生产之上,以大群相处相安之道为主。如何立志,如何行道,而又流行活动于全社会之上层。故中国社会决非如西方中古之封建,亦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之士又必出身农村,故中国亦决不曾有农奴社会,而中国之士并亦决不限于地域性与职业性,而早具有广大共通之人文性与世界性。中国人对历史亦决无唯物史一观念之产生。中国社会独有士之一阶层,超于农、工、商之上,正名定义,当称为四民社会,而为并世古今其他民族所未有。
然中国亦决非一共产社会,农、工、商皆有产,士独无产,惟受供养。而社会乃富通财性,家族通财,乡里通财,孝、友、姻、睦、任、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主以通财为均,而并不废私财。惟其尚通财,乃有两汉以下之门第。唐末门第尽废,宋以后遂有社仓义庄。移民远赴国外,则有会馆,皆有通财之谊,而亦皆非政府法令之所规定,全由社会自动成立。政府止于轻徭薄赋,少收租税。其通其均,则社会自身之责,而由士教导之。
元明以下,社会有帮会,乃一种劳工组织,而亦具通财性。并通行全国,亦不限于地域性。及晚清之末,上海为五口通商一最大商埠,劳工群集,成为帮会中心。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极重视帮会,其得帮会之力亦甚大。即海外侨民,如在美国,如在南洋各地,其对革命运动之扶翼。随处有之。虽非帮会,而性质亦相近似。
元、明以下遇社会动乱又有地方团练,其实亦如帮会。团练虽有地域性,亦可不限于地域。如湖南湘乡团练,即弭平洪、杨之乱,此事尽人皆知。果推溯而上,山林江湖之侠义,自古有之。中国社会特性大可于此求之。而中国古人每兼称儒侠,韩非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此即以社会下层上撼政治,又多具全国性与通财性。即从中国古代社会之有侠,与后世之有江湖帮会,细为阐扬其性质与意义,则士阶层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其在社会之活动性与流行性,亦可思得其半矣。
近代国人震于西化,凡所蕲向,一如邯郸之学步。而于自己国家民族社会传统历史传统,不再细心研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亦学不像他人。倘果学像,则中国应可分数十小国,成立数十政府。割裂相争,庶得近似。否则惟当求美化,不能求欧化。而此后美国犹太人黑人与欧洲白人成为鼎足之三,中国又急切难有此希望。但国人又好以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改为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人心如此,亦诚一无可奈何之事。要之,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历史路线本属分歧。不知此下国人究当如何努力,以期彻底西化之完成,则惟有企而待之,急切间恐无可意想耳。
(一九八一年十月作)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传统之士,其对前有崇奉,其对后有创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学人所共奉,尊之曰:“至圣先师”。但孔子亦有所崇奉,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而此下儒学传统中,虽永尊孔子,亦非无创新。性与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极推管仲,尝曰:“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袄矣。”而孟子则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养气之功,“养气”两字不见于《论语》。其他《孟子》书中持论,不见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终无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创新。
继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恶,持议与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扬。西汉末有扬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扬。东汉晚年有郑玄,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于孟、荀、董、扬亦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于孟、荀、董、扬、郑诸人,亦未见推崇。
唐代有韩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卿小疵。”于孔门传统下,乃独推孟子。然又自言:“并世无孔子,则不当在弟子之列。”则其独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诸儒群尊孔,但欧阳修尊韩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见亦不同。周濂溪始为道学开山,《宋史》于《儒林传》外特出《道学传》,后人或非之。然道学终是一新儒学,与汉、唐儒学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学家,群尊濂溪,而亦立说各不同。清儒又有宋学、汉学之分,然虽重汉学,其为学又何尝与汉儒相同。
然则列举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之儒学传统,可谓时各有变,人各相异。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创新。于各自创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为中国学术思想一特点。释迦创设佛教,然崇奉释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创新说,此为佛学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大体相同处。故佛教在印度,虽终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国。耶稣为上帝独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为上帝之独生子。而于耶稣教义亦不能多有新创立新发挥,此为耶教来中国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见文化传统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国学术思想乃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则四围向之者愈广,如孔子是已。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围之互异,但终见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学则由四围各自发展,无一共向之中心,故其为学乃日趋于相异,而卒不能建一大同步。耶教虽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学术有异。一切有传统,无创新,此则乃其与自由思想之大相异处。西方学术则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学以求真,而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
其为学既各异,其为人亦各异。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现代欧洲人亦不同于希腊、罗马人。抑且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美国人又不同于英国人。亦为西方人为学终不于同处求,必向异处求,一应有之趋势。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旧。宗教信仰亦终难获其大同。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耶教之所同,则只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凯撒化。伊斯兰教则更然。西方宗教之同,惟同在其世俗化。而孔子与释迦,则务以其教来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实则西方人不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学术思想亦尽求世俗化。而中国人则求世俗之学术化,此亦一大不同。
今论世俗,西方则重个人主义。如喜科学,或哲学与文学,皆由个人自由。甚至宗教信仰亦然。既重个人自由,则宜其惟见互异,不见大同。其大同处则仅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论哲学与唯物史观之出现。若其超于物外,则惟有宗教信仰灵魂天堂。但此乃一种信仰,而非人生实务中之思想自由。即如近代新兴之共产主义,亦成一种信仰,亦不许有思想之自由。此二者均与中国传统有大不同。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实际人生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何以故?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均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其同处在人生,不在物质方面。其论人则在心,不在身。此乃其主要关捩处。
孔子其先乃宋国人,殷民族之后。其祖先自宋迁鲁,遂为鲁国人。然孔子一生游踪曾至齐,后又去卫,去陈,去楚,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仍归鲁。其弟子则多自远方来,不限为鲁国人。故孔门讲学在当时即具天下性,世界性。墨翟乃宋人,然其游踪亦遍历各国,其晚年卒地不可考。然墨家弟子亦来自列国,具世界性,天下性。孟子乃邹人,然其晚年游踪则至梁至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荀子赵国人,游齐,为稷下祭酒。又至秦,而晚年卒于楚之兰陵。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大抵皆遍游列国。惟庄周、老聃,道家隐沦,不事周游,最为特出。然其意向言论,亦具世界性天下性,不限于其所隐之一乡。故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则其时士之远游而无方,亦可知。乃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之分别。
秦汉后,中国统一,而士多辐辏京师,老而不归其故乡。前汉一代,不胜指名。东汉益盛。如郑玄,虽老死乡土,然其游学所至,亦遍中国。魏、晋以下,门第已兴,然东晋、南朝诸大门第,大体皆自北方南移。而北朝门第则更多迁徙,不以乡土为限。隋、唐统一,进士科第,各地士人,必群赴京师应举。及其出仕,不能在本乡,多历全国,老死不归。姑举李、杜、韩、柳为例,读其诗文集,凡其一生足迹所履,居住所在,老病所终,皆可稽考。故中国之士传统,每以天下为家,流动性极大,极少有固定于一乡一土者。下及宋代益甚。如欧阳修、王安石皆江西人,仕履所至,遍历各地。而退老亦不归故乡。如三苏,原籍四川,来汴京皆不归。东坡所到地最广,自择宜兴太湖滨为其安老埋骨之所。读此诸人之诗文集,其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岂不昭然若揭乎。
其他如周濂溪,乃湘人。而老死于赣之庐山,即以所生地有濂溪,名其终老地之一溪亦曰濂溪。明道、伊川兄弟之父,本亦江西人。仕于江西,获识濂溪,二程乃得游濂溪之门。而二程兄弟终老洛阳,亦不归其故乡。南宋朱子,父籍皖,生于闽,卒于闽,为闽人。然其足迹亦遍历南宋各地,不限于闽。同时陆放翁,足迹遍历长江上下游,老而退居故乡。乃其死,乃为诗告其子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其情意所寄,不限于家乡,仍在国与天下,亦可见矣。
此下元、明、清三代,凡为士,名列史籍,传诵人口,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士,则莫非国士天下士,而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可不一一指名详述。姑举王阳明一人为例,生平足迹所至,东北出山海关,西南贬贵州龙场驿,晚年仕江西巡抚,卒于任上。其到处讲学,门人弟子亦属全国性。其为人不以地域拘,其讲学亦不以地域拘,皆属全国性,即天下性。其弟子如王龙谿之在浙,王心斋之在淮,皆不出仕,老于故乡。然龙谿足迹遍东南,心斋则在阳明生前,即曾以木铎招摇京师。老归故里,父子讲学,风声所播,又岂以一乡一里为限。
晚明东林讲学,亦为全国性,非乡土性。清初诸明末遗老,黄梨洲终老故乡,然其弟子如万季野,则北上京师。颜习斋更为一乡里老儒,然足迹则经历甚广,曾北出关外,南游河洛。而其弟子李恕谷,则游踪更广。断不得谓浙东黄学,与河北颜、李学,非全国性,而属乡土性。关中李二曲,晚年自拘土窟中,除顾亭林外,莫得晤其面。然其先亦曾足迹遍南北。王船山虽不如李二曲之自拘土窟,然隐遁湘之群山中。二人皆不以讲学传弟子,然其人其学,则皆为全国性,而非乡土性。如顾亭林,则以江南昆山人去至北方,不再南归,亦不聚徒讲学,不传弟子,而其人其学则更见其为全国性,断无乡土性。
乾嘉经学诸儒,分吴、皖两派。然吴派不限于吴,皖派不限于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师,终老不归。吴派又分有常州派,诸儒踪迹,更遍国内。而皖派亦分有扬州派,如阮元,仕宦所历更广。湘乡曾氏,上承桐城,倡为古文,称湘乡派。其四大弟子张、吴、黎、薛,亦见为全国性,非地域性。道咸以下,如广东陈沣,以一举人北上京师应进士试,三年一次,凡八次二十四年,南北跋涉。晚年讲学于粤,其人则显属全国性,非以粤为限。而浙人朱一新,晚年讲学于粤,亦不以浙为限。粤学有康有为,浙学有章炳麟,皆足迹遍海内外。有为旅死在外,炳麟终老于吴,此两人或粤或浙,而生平游踪,皆不限于粤浙。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亦粤人,足迹亦遍海内外,老死北平,未归其故里。同时有王国维,浙人,足迹亦遍海内外,亦死于北平,未归其故里。凡此皆不失中国士之旧传统。其人皆全国性,即古人所谓天下士。不仅读万卷书,亦必行万里路。则其为学必属通学,即人本位之学,而非分门别类如西方专家之学,亦其宜矣。
今国人则谓农业社会安土重迁,老死故乡。必进入工商社会后,其人乃脱离农村,进人都市,始有活动性。不知中国传统于农村社会工商社会外,乃有士社会。其活动性,则远超于工商社会,乃自古已然。孔子以下历代士人,其生平行踪见于史籍,及其本人之诗文集中者,明证可稽,断非农村性,但亦非工商性。可谓之乃人文性,天下性。中国人之所谓道,即据自古以来中国士之一伦之行踪而可见矣。
今国人崇慕西化,每好以中国与西方相拟,如以孔子比希腊之苏格拉底。不论其为学,专论其为人。不论其为人之种种方面,而专论其一生之行踪。孔子周游天下,苏格拉底则为一雅典人,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则此两人见闻之广狭,心胸之宽窄,宜亦即此可推。如柏拉图,或足迹亦囿于雅典一市。而中国先秦诸子,则极少终其身只拘于一乡一里,一城一市之内者。惟道家如庄周,或不喜远行,然其宾朋往来如惠施,则终为一天下士。中国先秦时期,即此一节,已显与西方古希腊相异。故中国得成其为一中国,而希腊则终为一希腊。此亦论中西文化一至堪注目亦极易相比之一节。
罗马人仗其军力征服外围,而建立一地兼欧、亚、非三洲之大帝国。然罗马是否有大批学人活动于其帝国疆域之内,则其事难考,其人亦终必甚少。此则与中国之秦、汉一统又大异其趣矣。中古封建时期,则更不闻贵族堡垒之内,有所谓知识分子学术专家。惟有骑士、武士,则岂能与中国之士相比。不仅不能比之于秦、汉,亦不能比之魏、晋、南北朝时代门第之士。今人亦称中国为封建社会,试专就士之一端言,其视西方封建,诚亦如天壤之别矣。
西方继封建社会后,有意大利半岛沿海诸城市之文艺复兴。然亦限于各城市,最多如希腊之雅典,岂能与战国之临淄相比。要之,一为地域性,而一为天下性。相提并论,岂不确然易知。
西方现代国家之兴起,则如中国封建时代之有齐、鲁、晋、楚诸邦。然在中国有其统一性,而在西方则仍只是地域性。即以学人论,英国、法国亦互有界限。其他各地均然。今国人又好以宋代之朱熹比之西方康德。不论其为学,不论其为人,专论其生平行踪之一端,康德限于一城市一学校。果使朱子亦如康德,固定一乡一地,终生讲学,则其所学所讲自宜与朱子当年之所学所讲大不同,亦断可知矣。
今专就英国论,殖民地遍天下,日光所照,莫不有英国之国旗。即如香港,为英帝国领土已达百年之久。有一香港大学,其教授主要亦来自英伦。退休年龄则较英伦本土为早,便于返英国本土后,尚可有活动。未闻一英国教授终老在港,不返其国者。而其家人子女,亦均不留港。如此则英国文化又何能在香港生根。
余在香港曾交一英国友人林仰山,其父为一传教士,来中国,林仰山生于中国。逮其长,返英伦受学。大学毕业后,仍来中国,侍其父母,为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教授。日本东侵,林仰山受拘下狱。幽囚中,读书消遣。余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即为其狱中所读书之一部。余与初识于香港,时林仰山在港大任中文系主任,得港大同人之重视。实则中国为其生长地,英伦为其游学地,彼非不欲在香港终老,而限于英国之制度法令,港大退休,仍返英伦。
学人如此,即负责行政人员,亦莫不如此。余初至港,港督为葛量洪,久于其任,极得港人爱戴。但退休后亦必离港。不仅行政人员,即军人来港,任满亦必离去。余夫妇游英伦,某次在火车中,偶晤得一退休老军人,曾驻港多年,极爱港岛风景之美,人情之厚。谓能在港终老,岂不毕生一佳事。今则徒付梦寐中。偶遇余夫妇,慨叹申诉,如晤故乡人。故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之久,乃无一英国人成家成业传子传孙留居香港者。
孔子欲居九夷,其门人疑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即限于地域,固定不化之义。英国人果以其传统文化自傲,视香港中国人为夷狄,倘有英国君子来居香港,则庶使香港中国人亦得化而为英国人。中国古人言:“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则香港而英国,亦英国之可矣。而英国人不此之图。余游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亦无一英国家庭之留居传子孙于此者。即在印度,更为英国在亚洲一至为重要之殖民地,然亦极少英国人留居。英国有名学者如穆勒父子,亦曾来印度,终亦归老英国。由此乃使英国文化终不能在印度生根,并亦不能在其世界各处之殖民地生根。故知西方之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乃仅有商业性,而绝无人文性、教育性。中国人言“人文化成”,西方人断无此理想,亦即此可证矣。
惟英国人之大量移殖北美洲则不然。其先以宗教龃龉去,故移殖后即不复返故土。又北美土著稀落,易于屠杀,使之灭绝,可以自建新乡土,与其来印度香港及南洋诸地情势大异。自北美十三州创建新国,英自英,美自美,美国人亦可返英留学,但不再在英定居。英国人偶亦有赴美任教,倘不改隶美籍,则仍必归老于英。惟双方商业可以紧密往来,而双方知识界则显分畛域,不易和合。爱因斯坦在美定居,则因其为犹太人,与欧人自别。即如加拿大及澳洲,其人既离英伦,毕生不返,乃至世代不返。乃如古希腊之城市相离,终亦分别成国。唐人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乃中国人情况,常此一天下流通和合。此又中西一相异。故西方社会之流动性,主要在其工商业。而中国之士人,其流动性乃远超于西方之工商社会。自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其流动性一脉贯注,递进递盛,此一情势,史迹昭彰,乃为近代国人所忽略。
此在中西双方之语言文字间,亦有大关系。中国文字乃全国性,亦可谓乃天下性。古诗三百首,有风有雅。风则有十五国,若稍带有地域性。雅有大、小雅,西周中央政府所在地,为全国性、天下性之集中点,故称为雅。春秋末世,鲁有鲁语,齐有齐语,而子所雅言,《诗》《书》执札皆雅言也。先秦诸子著书皆雅言。至《中庸》,乃称书同文。各地语言,皆隶属于文字,而有其统一性。秦、汉以下,两千年递传不变。西方如希腊、罗马,语言文字皆属地域性,有俗无雅。中古以下,拉丁文仅行于宗教界,而新教则改采各地域之俗文俗语。现代国家兴起,语言文字益相分离,遂使西方文化益趋于地域性。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喜言通俗,恶称大稚。惟求分裂,不务和合。各地设立大学,亦务求地域化。如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其校长必限于当地人。云南大学亦然。余抗战时去昆明,曾告云南人,倘云南大学能选全国各地有名学人来任校长,而云南学人亦得遍任全国各地之大学校长,此对云南人权利孰得孰失,不难分辨。今必争云南人为云南大学之校长,而使云南人不能出任其他省份之校长,何为必求以地域性自限。其它行政人员亦然。云南省长必由云南人任之。以前则全国各地有名人物皆得来任云南省长,而云南人亦得出任全国各省之省长,今皆失之,转以自得,又何为哉。又云南人必以其祖先为南京人自豪,自今以后,云南人以地域自封,宜再无此心情矣。
今再就西方人之“文化”一词论,英国人乃以轮船火车及如纺织机等,流传各地,称为文化。德国人谓文化,则必涵有土生土长一义。然皆指物质文明言。惟中国人言“人文化成”,始指人文方面言。故治中国历史,必兼通人文地理,而西方人则主要在治自然地理。数十年前,中国学校常设有史地课程。今则亦效西方,地理课程改隶理学院,不列文学院。而治史者,不究人文地理,则中国史亦西方化,将盲然不知此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之所由来,及其所容有之一切意义之所在矣。
马克思创为唯物史观,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社会四阶层。而谓共产社会当是世界性,则其前西方社会皆属地域性,非世界性可知。马氏之说根据西方历史,不能谓之无证。而西方之各项学术,则惟自然科学一项可谓最具世界性,不限于地域性。但自然科学亦显属唯物。故在马克思以前西方人早有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乃至电器时代等分别,实亦同是一种唯物史观。惟中国乃有士社会,为农、工、商社会之高层领导。而士尚志,不食人,而食于人。不务物质生产,亦不以物质生产之职业自任。中国亦有科学,但亦较少唯物性,又在各项学术中不居领导地位。中国学术之最具领导性,而为中国士人之所教,乃超于物质生产之上,以大群相处相安之道为主。如何立志,如何行道,而又流行活动于全社会之上层。故中国社会决非如西方中古之封建,亦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之士又必出身农村,故中国亦决不曾有农奴社会,而中国之士并亦决不限于地域性与职业性,而早具有广大共通之人文性与世界性。中国人对历史亦决无唯物史一观念之产生。中国社会独有士之一阶层,超于农、工、商之上,正名定义,当称为四民社会,而为并世古今其他民族所未有。
然中国亦决非一共产社会,农、工、商皆有产,士独无产,惟受供养。而社会乃富通财性,家族通财,乡里通财,孝、友、姻、睦、任、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主以通财为均,而并不废私财。惟其尚通财,乃有两汉以下之门第。唐末门第尽废,宋以后遂有社仓义庄。移民远赴国外,则有会馆,皆有通财之谊,而亦皆非政府法令之所规定,全由社会自动成立。政府止于轻徭薄赋,少收租税。其通其均,则社会自身之责,而由士教导之。
元明以下,社会有帮会,乃一种劳工组织,而亦具通财性。并通行全国,亦不限于地域性。及晚清之末,上海为五口通商一最大商埠,劳工群集,成为帮会中心。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极重视帮会,其得帮会之力亦甚大。即海外侨民,如在美国,如在南洋各地,其对革命运动之扶翼。随处有之。虽非帮会,而性质亦相近似。
元、明以下遇社会动乱又有地方团练,其实亦如帮会。团练虽有地域性,亦可不限于地域。如湖南湘乡团练,即弭平洪、杨之乱,此事尽人皆知。果推溯而上,山林江湖之侠义,自古有之。中国社会特性大可于此求之。而中国古人每兼称儒侠,韩非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此即以社会下层上撼政治,又多具全国性与通财性。即从中国古代社会之有侠,与后世之有江湖帮会,细为阐扬其性质与意义,则士阶层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其在社会之活动性与流行性,亦可思得其半矣。
近代国人震于西化,凡所蕲向,一如邯郸之学步。而于自己国家民族社会传统历史传统,不再细心研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亦学不像他人。倘果学像,则中国应可分数十小国,成立数十政府。割裂相争,庶得近似。否则惟当求美化,不能求欧化。而此后美国犹太人黑人与欧洲白人成为鼎足之三,中国又急切难有此希望。但国人又好以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改为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人心如此,亦诚一无可奈何之事。要之,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历史路线本属分歧。不知此下国人究当如何努力,以期彻底西化之完成,则惟有企而待之,急切间恐无可意想耳。
(一九八一年十月作)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