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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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传统之士,其对前有崇奉,其对后有创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学人所共奉,尊之曰:“至圣先师”。但孔子亦有所崇奉,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而此下儒学传统中,虽永尊孔子,亦非无创新。性与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极推管仲,尝曰:“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袄矣。”而孟子则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养气之功,“养气”两字不见于《论语》。其他《孟子》书中持论,不见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终无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创新。
继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恶,持议与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扬。西汉末有扬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扬。东汉晚年有郑玄,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于孟、荀、董、扬亦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于孟、荀、董、扬、郑诸人,亦未见推崇。
唐代有韩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卿小疵。”于孔门传统下,乃独推孟子。然又自言:“并世无孔子,则不当在弟子之列。”则其独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诸儒群尊孔,但欧阳修尊韩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见亦不同。周濂溪始为道学开山,《宋史》于《儒林传》外特出《道学传》,后人或非之。然道学终是一新儒学,与汉、唐儒学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学家,群尊濂溪,而亦立说各不同。清儒又有宋学、汉学之分,然虽重汉学,其为学又何尝与汉儒相同。
然则列举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之儒学传统,可谓时各有变,人各相异。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创新。于各自创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为中国学术思想一特点。释迦创设佛教,然崇奉释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创新说,此为佛学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大体相同处。故佛教在印度,虽终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国。耶稣为上帝独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为上帝之独生子。而于耶稣教义亦不能多有新创立新发挥,此为耶教来中国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见文化传统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国学术思想乃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则四围向之者愈广,如孔子是已。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围之互异,但终见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学则由四围各自发展,无一共向之中心,故其为学乃日趋于相异,而卒不能建一大同步。耶教虽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学术有异。一切有传统,无创新,此则乃其与自由思想之大相异处。西方学术则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学以求真,而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
其为学既各异,其为人亦各异。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现代欧洲人亦不同于希腊、罗马人。抑且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美国人又不同于英国人。亦为西方人为学终不于同处求,必向异处求,一应有之趋势。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旧。宗教信仰亦终难获其大同。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耶教之所同,则只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凯撒化。伊斯兰教则更然。西方宗教之同,惟同在其世俗化。而孔子与释迦,则务以其教来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实则西方人不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学术思想亦尽求世俗化。而中国人则求世俗之学术化,此亦一大不同。
今论世俗,西方则重个人主义。如喜科学,或哲学与文学,皆由个人自由。甚至宗教信仰亦然。既重个人自由,则宜其惟见互异,不见大同。其大同处则仅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论哲学与唯物史观之出现。若其超于物外,则惟有宗教信仰灵魂天堂。但此乃一种信仰,而非人生实务中之思想自由。即如近代新兴之共产主义,亦成一种信仰,亦不许有思想之自由。此二者均与中国传统有大不同。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实际人生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何以故?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均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其同处在人生,不在物质方面。其论人则在心,不在身。此乃其主要关捩处。
孔子其先乃宋国人,殷民族之后。其祖先自宋迁鲁,遂为鲁国人。然孔子一生游踪曾至齐,后又去卫,去陈,去楚,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仍归鲁。其弟子则多自远方来,不限为鲁国人。故孔门讲学在当时即具天下性,世界性。墨翟乃宋人,然其游踪亦遍历各国,其晚年卒地不可考。然墨家弟子亦来自列国,具世界性,天下性。孟子乃邹人,然其晚年游踪则至梁至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荀子赵国人,游齐,为稷下祭酒。又至秦,而晚年卒于楚之兰陵。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大抵皆遍游列国。惟庄周、老聃,道家隐沦,不事周游,最为特出。然其意向言论,亦具世界性天下性,不限于其所隐之一乡。故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则其时士之远游而无方,亦可知。乃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之分别。
秦汉后,中国统一,而士多辐辏京师,老而不归其故乡。前汉一代,不胜指名。东汉益盛。如郑玄,虽老死乡土,然其游学所至,亦遍中国。魏、晋以下,门第已兴,然东晋、南朝诸大门第,大体皆自北方南移。而北朝门第则更多迁徙,不以乡土为限。隋、唐统一,进士科第,各地士人,必群赴京师应举。及其出仕,不能在本乡,多历全国,老死不归。姑举李、杜、韩、柳为例,读其诗文集,凡其一生足迹所履,居住所在,老病所终,皆可稽考。故中国之士传统,每以天下为家,流动性极大,极少有固定于一乡一土者。下及宋代益甚。如欧阳修、王安石皆江西人,仕履所至,遍历各地。而退老亦不归故乡。如三苏,原籍四川,来汴京皆不归。东坡所到地最广,自择宜兴太湖滨为其安老埋骨之所。读此诸人之诗文集,其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岂不昭然若揭乎。
其他如周濂溪,乃湘人。而老死于赣之庐山,即以所生地有濂溪,名其终老地之一溪亦曰濂溪。明道、伊川兄弟之父,本亦江西人。仕于江西,获识濂溪,二程乃得游濂溪之门。而二程兄弟终老洛阳,亦不归其故乡。南宋朱子,父籍皖,生于闽,卒于闽,为闽人。然其足迹亦遍历南宋各地,不限于闽。同时陆放翁,足迹遍历长江上下游,老而退居故乡。乃其死,乃为诗告其子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其情意所寄,不限于家乡,仍在国与天下,亦可见矣。
此下元、明、清三代,凡为士,名列史籍,传诵人口,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士,则莫非国士天下士,而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可不一一指名详述。姑举王阳明一人为例,生平足迹所至,东北出山海关,西南贬贵州龙场驿,晚年仕江西巡抚,卒于任上。其到处讲学,门人弟子亦属全国性。其为人不以地域拘,其讲学亦不以地域拘,皆属全国性,即天下性。其弟子如王龙谿之在浙,王心斋之在淮,皆不出仕,老于故乡。然龙谿足迹遍东南,心斋则在阳明生前,即曾以木铎招摇京师。老归故里,父子讲学,风声所播,又岂以一乡一里为限。
晚明东林讲学,亦为全国性,非乡土性。清初诸明末遗老,黄梨洲终老故乡,然其弟子如万季野,则北上京师。颜习斋更为一乡里老儒,然足迹则经历甚广,曾北出关外,南游河洛。而其弟子李恕谷,则游踪更广。断不得谓浙东黄学,与河北颜、李学,非全国性,而属乡土性。关中李二曲,晚年自拘土窟中,除顾亭林外,莫得晤其面。然其先亦曾足迹遍南北。王船山虽不如李二曲之自拘土窟,然隐遁湘之群山中。二人皆不以讲学传弟子,然其人其学,则皆为全国性,而非乡土性。如顾亭林,则以江南昆山人去至北方,不再南归,亦不聚徒讲学,不传弟子,而其人其学则更见其为全国性,断无乡土性。
乾嘉经学诸儒,分吴、皖两派。然吴派不限于吴,皖派不限于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师,终老不归。吴派又分有常州派,诸儒踪迹,更遍国内。而皖派亦分有扬州派,如阮元,仕宦所历更广。湘乡曾氏,上承桐城,倡为古文,称湘乡派。其四大弟子张、吴、黎、薛,亦见为全国性,非地域性。道咸以下,如广东陈沣,以一举人北上京师应进士试,三年一次,凡八次二十四年,南北跋涉。晚年讲学于粤,其人则显属全国性,非以粤为限。而浙人朱一新,晚年讲学于粤,亦不以浙为限。粤学有康有为,浙学有章炳麟,皆足迹遍海内外。有为旅死在外,炳麟终老于吴,此两人或粤或浙,而生平游踪,皆不限于粤浙。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亦粤人,足迹亦遍海内外,老死北平,未归其故里。同时有王国维,浙人,足迹亦遍海内外,亦死于北平,未归其故里。凡此皆不失中国士之旧传统。其人皆全国性,即古人所谓天下士。不仅读万卷书,亦必行万里路。则其为学必属通学,即人本位之学,而非分门别类如西方专家之学,亦其宜矣。
今国人则谓农业社会安土重迁,老死故乡。必进入工商社会后,其人乃脱离农村,进人都市,始有活动性。不知中国传统于农村社会工商社会外,乃有士社会。其活动性,则远超于工商社会,乃自古已然。孔子以下历代士人,其生平行踪见于史籍,及其本人之诗文集中者,明证可稽,断非农村性,但亦非工商性。可谓之乃人文性,天下性。中国人之所谓道,即据自古以来中国士之一伦之行踪而可见矣。
今国人崇慕西化,每好以中国与西方相拟,如以孔子比希腊之苏格拉底。不论其为学,专论其为人。不论其为人之种种方面,而专论其一生之行踪。孔子周游天下,苏格拉底则为一雅典人,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则此两人见闻之广狭,心胸之宽窄,宜亦即此可推。如柏拉图,或足迹亦囿于雅典一市。而中国先秦诸子,则极少终其身只拘于一乡一里,一城一市之内者。惟道家如庄周,或不喜远行,然其宾朋往来如惠施,则终为一天下士。中国先秦时期,即此一节,已显与西方古希腊相异。故中国得成其为一中国,而希腊则终为一希腊。此亦论中西文化一至堪注目亦极易相比之一节。
罗马人仗其军力征服外围,而建立一地兼欧、亚、非三洲之大帝国。然罗马是否有大批学人活动于其帝国疆域之内,则其事难考,其人亦终必甚少。此则与中国之秦、汉一统又大异其趣矣。中古封建时期,则更不闻贵族堡垒之内,有所谓知识分子学术专家。惟有骑士、武士,则岂能与中国之士相比。不仅不能比之于秦、汉,亦不能比之魏、晋、南北朝时代门第之士。今人亦称中国为封建社会,试专就士之一端言,其视西方封建,诚亦如天壤之别矣。
西方继封建社会后,有意大利半岛沿海诸城市之文艺复兴。然亦限于各城市,最多如希腊之雅典,岂能与战国之临淄相比。要之,一为地域性,而一为天下性。相提并论,岂不确然易知。
西方现代国家之兴起,则如中国封建时代之有齐、鲁、晋、楚诸邦。然在中国有其统一性,而在西方则仍只是地域性。即以学人论,英国、法国亦互有界限。其他各地均然。今国人又好以宋代之朱熹比之西方康德。不论其为学,不论其为人,专论其生平行踪之一端,康德限于一城市一学校。果使朱子亦如康德,固定一乡一地,终生讲学,则其所学所讲自宜与朱子当年之所学所讲大不同,亦断可知矣。
今专就英国论,殖民地遍天下,日光所照,莫不有英国之国旗。即如香港,为英帝国领土已达百年之久。有一香港大学,其教授主要亦来自英伦。退休年龄则较英伦本土为早,便于返英国本土后,尚可有活动。未闻一英国教授终老在港,不返其国者。而其家人子女,亦均不留港。如此则英国文化又何能在香港生根。
余在香港曾交一英国友人林仰山,其父为一传教士,来中国,林仰山生于中国。逮其长,返英伦受学。大学毕业后,仍来中国,侍其父母,为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教授。日本东侵,林仰山受拘下狱。幽囚中,读书消遣。余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即为其狱中所读书之一部。余与初识于香港,时林仰山在港大任中文系主任,得港大同人之重视。实则中国为其生长地,英伦为其游学地,彼非不欲在香港终老,而限于英国之制度法令,港大退休,仍返英伦。
学人如此,即负责行政人员,亦莫不如此。余初至港,港督为葛量洪,久于其任,极得港人爱戴。但退休后亦必离港。不仅行政人员,即军人来港,任满亦必离去。余夫妇游英伦,某次在火车中,偶晤得一退休老军人,曾驻港多年,极爱港岛风景之美,人情之厚。谓能在港终老,岂不毕生一佳事。今则徒付梦寐中。偶遇余夫妇,慨叹申诉,如晤故乡人。故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之久,乃无一英国人成家成业传子传孙留居香港者。
孔子欲居九夷,其门人疑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即限于地域,固定不化之义。英国人果以其传统文化自傲,视香港中国人为夷狄,倘有英国君子来居香港,则庶使香港中国人亦得化而为英国人。中国古人言:“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则香港而英国,亦英国之可矣。而英国人不此之图。余游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亦无一英国家庭之留居传子孙于此者。即在印度,更为英国在亚洲一至为重要之殖民地,然亦极少英国人留居。英国有名学者如穆勒父子,亦曾来印度,终亦归老英国。由此乃使英国文化终不能在印度生根,并亦不能在其世界各处之殖民地生根。故知西方之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乃仅有商业性,而绝无人文性、教育性。中国人言“人文化成”,西方人断无此理想,亦即此可证矣。
惟英国人之大量移殖北美洲则不然。其先以宗教龃龉去,故移殖后即不复返故土。又北美土著稀落,易于屠杀,使之灭绝,可以自建新乡土,与其来印度香港及南洋诸地情势大异。自北美十三州创建新国,英自英,美自美,美国人亦可返英留学,但不再在英定居。英国人偶亦有赴美任教,倘不改隶美籍,则仍必归老于英。惟双方商业可以紧密往来,而双方知识界则显分畛域,不易和合。爱因斯坦在美定居,则因其为犹太人,与欧人自别。即如加拿大及澳洲,其人既离英伦,毕生不返,乃至世代不返。乃如古希腊之城市相离,终亦分别成国。唐人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乃中国人情况,常此一天下流通和合。此又中西一相异。故西方社会之流动性,主要在其工商业。而中国之士人,其流动性乃远超于西方之工商社会。自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其流动性一脉贯注,递进递盛,此一情势,史迹昭彰,乃为近代国人所忽略。
此在中西双方之语言文字间,亦有大关系。中国文字乃全国性,亦可谓乃天下性。古诗三百首,有风有雅。风则有十五国,若稍带有地域性。雅有大、小雅,西周中央政府所在地,为全国性、天下性之集中点,故称为雅。春秋末世,鲁有鲁语,齐有齐语,而子所雅言,《诗》《书》执札皆雅言也。先秦诸子著书皆雅言。至《中庸》,乃称书同文。各地语言,皆隶属于文字,而有其统一性。秦、汉以下,两千年递传不变。西方如希腊、罗马,语言文字皆属地域性,有俗无雅。中古以下,拉丁文仅行于宗教界,而新教则改采各地域之俗文俗语。现代国家兴起,语言文字益相分离,遂使西方文化益趋于地域性。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喜言通俗,恶称大稚。惟求分裂,不务和合。各地设立大学,亦务求地域化。如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其校长必限于当地人。云南大学亦然。余抗战时去昆明,曾告云南人,倘云南大学能选全国各地有名学人来任校长,而云南学人亦得遍任全国各地之大学校长,此对云南人权利孰得孰失,不难分辨。今必争云南人为云南大学之校长,而使云南人不能出任其他省份之校长,何为必求以地域性自限。其它行政人员亦然。云南省长必由云南人任之。以前则全国各地有名人物皆得来任云南省长,而云南人亦得出任全国各省之省长,今皆失之,转以自得,又何为哉。又云南人必以其祖先为南京人自豪,自今以后,云南人以地域自封,宜再无此心情矣。
今再就西方人之“文化”一词论,英国人乃以轮船火车及如纺织机等,流传各地,称为文化。德国人谓文化,则必涵有土生土长一义。然皆指物质文明言。惟中国人言“人文化成”,始指人文方面言。故治中国历史,必兼通人文地理,而西方人则主要在治自然地理。数十年前,中国学校常设有史地课程。今则亦效西方,地理课程改隶理学院,不列文学院。而治史者,不究人文地理,则中国史亦西方化,将盲然不知此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之所由来,及其所容有之一切意义之所在矣。
马克思创为唯物史观,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社会四阶层。而谓共产社会当是世界性,则其前西方社会皆属地域性,非世界性可知。马氏之说根据西方历史,不能谓之无证。而西方之各项学术,则惟自然科学一项可谓最具世界性,不限于地域性。但自然科学亦显属唯物。故在马克思以前西方人早有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乃至电器时代等分别,实亦同是一种唯物史观。惟中国乃有士社会,为农、工、商社会之高层领导。而士尚志,不食人,而食于人。不务物质生产,亦不以物质生产之职业自任。中国亦有科学,但亦较少唯物性,又在各项学术中不居领导地位。中国学术之最具领导性,而为中国士人之所教,乃超于物质生产之上,以大群相处相安之道为主。如何立志,如何行道,而又流行活动于全社会之上层。故中国社会决非如西方中古之封建,亦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之士又必出身农村,故中国亦决不曾有农奴社会,而中国之士并亦决不限于地域性与职业性,而早具有广大共通之人文性与世界性。中国人对历史亦决无唯物史一观念之产生。中国社会独有士之一阶层,超于农、工、商之上,正名定义,当称为四民社会,而为并世古今其他民族所未有。
然中国亦决非一共产社会,农、工、商皆有产,士独无产,惟受供养。而社会乃富通财性,家族通财,乡里通财,孝、友、姻、睦、任、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主以通财为均,而并不废私财。惟其尚通财,乃有两汉以下之门第。唐末门第尽废,宋以后遂有社仓义庄。移民远赴国外,则有会馆,皆有通财之谊,而亦皆非政府法令之所规定,全由社会自动成立。政府止于轻徭薄赋,少收租税。其通其均,则社会自身之责,而由士教导之。
元明以下,社会有帮会,乃一种劳工组织,而亦具通财性。并通行全国,亦不限于地域性。及晚清之末,上海为五口通商一最大商埠,劳工群集,成为帮会中心。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极重视帮会,其得帮会之力亦甚大。即海外侨民,如在美国,如在南洋各地,其对革命运动之扶翼。随处有之。虽非帮会,而性质亦相近似。
元、明以下遇社会动乱又有地方团练,其实亦如帮会。团练虽有地域性,亦可不限于地域。如湖南湘乡团练,即弭平洪、杨之乱,此事尽人皆知。果推溯而上,山林江湖之侠义,自古有之。中国社会特性大可于此求之。而中国古人每兼称儒侠,韩非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此即以社会下层上撼政治,又多具全国性与通财性。即从中国古代社会之有侠,与后世之有江湖帮会,细为阐扬其性质与意义,则士阶层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其在社会之活动性与流行性,亦可思得其半矣。
近代国人震于西化,凡所蕲向,一如邯郸之学步。而于自己国家民族社会传统历史传统,不再细心研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亦学不像他人。倘果学像,则中国应可分数十小国,成立数十政府。割裂相争,庶得近似。否则惟当求美化,不能求欧化。而此后美国犹太人黑人与欧洲白人成为鼎足之三,中国又急切难有此希望。但国人又好以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改为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人心如此,亦诚一无可奈何之事。要之,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历史路线本属分歧。不知此下国人究当如何努力,以期彻底西化之完成,则惟有企而待之,急切间恐无可意想耳。
(一九八一年十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