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是否应辞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2/27 04:56:35
海南新闻网 http://www.hinews.cn 2006年3月19日 20:11
●联合国的考察官员离开时抛下一句把所有在场者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高考改革滞后除了导致非常严重的惟分数论和素质教育难以推广外,还存在着地区高考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高考移民现象。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近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时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王旭明指出,“判定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这个教育改革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如果是绝大部分人受益的话,就是成功了,如果绝大部分人没有受益的话,那就是失败了。中国教育在2005年两级人口初中覆盖率和毛入学率有95%。还有,高中阶段,我们国家目前已经超过3800万人,高中入学率已经达到50%。大学生毛入学率达到21%,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王旭明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教育中的“贡献”:“过去广大人民群众用他们的力量,包括钱财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后,中国教育事业要发展的话,仍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的支持、帮助。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来判断中国教育事业是成功的”。而王旭明关于清华北大是有限教育资源,只有有钱人才能上的言论,更引起一片哗然。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对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表明,77.8%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总体满意度分值仅为35.28分60分为合格,仅4.1%的公众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其中,作为直接受教育者的学生,对于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最低。中国教育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却是如此的低。那么王旭明所说的成功到底是谁的成功?
还有一份报告是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城乡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在中国农村的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指数分别为25.9%和23.3%。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教育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目前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基本公共产品,公民只能倚靠自己去购买本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本来就不足的教育类公共产品,还被地方政府或者学校以改革的名义变为私人产品。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重点中小学“国有民办”就是最典型的明目张胆盗取公共产品的行为。本来就是国家投资的学校,冠以民办的名义就可以以万为单位收取费用。比如海南的几所重点中学海南中学、华侨中学、海师附中等收费都在2万元以上。你没有钱,就别想进这些重点中学的门。反过来说,即使你成绩不好,只要舍得花钱,哪个中学都由你挑!这就是目前的教育公平!教育都成了中国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了,还可以说这样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吗?
教育的诸多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为社会各界所诟病。而现在王旭明却宣扬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们用中国教育近些年发展过程中的十大失误来看看:
一、投入严重不足
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已经平均占到GDP的4%,政府承诺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教育经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2002年以来,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连续下滑:2002年3.32%,2003年3.28%,2004年2.79%。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的目标值。据统计,1993年以来的10多年间各级政府实际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靠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在长期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指导思想下,人民群众成了教育投入的主体。联合国的考察官员离开时抛下一句把所有在场者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的匮乏造成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大批孩子被挤落淘汰的惨状。《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让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目前正得到重视,开始解决,但原来的失误同样有必要总结。
二、产业思想导向
教育部说他们是大张旗鼓地反对教育产业化的,还要让教育产业化如过街老鼠。教育部的确没有提教育产业化这个口号,但事实却是教育产业化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教育产业化问题的研究、讨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大规模地予以实践则在1999年前后。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的文件上,有这么一段话,即加快教育发展,“既可以减缓升学压力,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环境,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和投资,拉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减轻就业压力”。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解读为允许“教育产业化”的信号。一时间,教育系统乱象丛生: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盲目扩招和无序招生,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乱收费、高收费,一些中小学被拍卖,一些作为教育公共资源的名牌中小学为了高收费的目的还出现了所谓的国有民办,双轨制的“公费生”与“自费生”等等问题,都打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号纷纷出笼。
《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没有提产业化的问题,甚至还规定了教育是公益事业,投资教育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但可以获取适当的报酬,鼓励合理的回报。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的慈善家会抱着教育报国的理想投资教育。
但事实是多数的民办学校不但要赢利,还由于国家对民办教育没有投入而把全部的成本都转移到学生的身上。业内公认的事实是办教育已经成了中国少有的几个暴利行业之一。“产业化”的结果是穷人的孩子根本读不起书,一般家庭的孩子上不起重点学校,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农民14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一个没有人提倡的“过街老鼠”却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成长壮大了。教育部可以置身度外吗?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首先是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的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就变成了要农民自己负担,造成本来已很低的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农村校舍危房师生伤亡事故不断,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都是负债运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许多地方的小学义务教育名不副实。杯水车薪的“希望小学”,竟成了农村教育的希望。2005年我国首次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显示,竟然有113个县小学生公费预算为零,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境况。应该说,继续采取这种重心偏低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不但会加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而且从根本上而言,对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民儿童是不公平的。据民进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广东省为数不少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学靠“负债运作”改善办学环境,全省教育债务竟达73亿元。全省有20万中小学生在危房中读书。而广州市的几所重点中学,都分别斥资2亿元以上建设豪华校区,并添置了空调、直饮水设备。几亿元建一所高中,一两亿元建一所小学,上亿元打造一个幼儿园。农村地区学校却是教室光线不足不敢开灯,夏天气温高不敢开风扇。我们相对富裕的广东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可见一斑。
其次是重点与非重点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已经稀缺的教育经费往往又着重用来做表面文章。即使在基础教育中,许多教育行政部门又热心搞什么“重点”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重点学校,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高升学率。人们看到,只有进了重点中学,才有希望考入重点大学,上得重点大学,就有希望来日取得好职位。人们拼命向重点学校挤,重点学校就趁机高价招收“择校生”。优质教育常常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这种不当的教育政策,人为地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这种用特殊政策、用资金打造出来的名牌学校、示范学校、重点学校人为地制造差距,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不合理的竞争,造成学校的两极分化。
第三是各教育层次的资源不合理分配。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学、小学三个阶段每个学生政府投入的比例是10:2:1,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是初等教育的10倍、中等教育的5倍。韩国是1:2:2.5,初等教育政府投入的比例最高,2/3以上集中于中小学教育。美国的这个比例是1.2:1.25:1,中等教育政府投入的比例最高。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教育就没有办法进行,如专业培训、职业培训等。不扎扎实实地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却要搞创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二十年下来,效果如何呢?人们发现万民仰慕的北大、清华,还排在世界二百名外。
四、教师待遇明显偏低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当代社会已经不把‘教师’当成一种职业了。教师有什么?有神的要求,乞丐的待遇,无端的骂名”。这是一位老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评价。由于体制和高考制度造成的很多教育的弊端都由教师来承担骂名。而他们的待遇跟政府机关比却是相差甚远。现在一般的大学老师也就2000多元的工资,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多数都在1000多元。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老师即使几百元的工资也得不到保障,还经常被拖欠。
提高教师待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总在找借口忽略这个关系到百年大计的问题。
五、义务教育名不副实
义务教育法1986年7月1号颁布实施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财力严重不足,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和农民的支持。这使政府在义务教育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长期的“人民教育政府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导致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却由一般的老百姓来承担,而不应该由政府过多承担的比如高等教育政府却大量投资。义务教育必须由人民办教育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办教育转变。按每年小学生均500元、初中生均1000元计,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学费共需约675亿元。国家完全有能力支付。对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应收取学费,并逐步免收杂费。实现义务教育由收费义务教育向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转变。
六、高等教育过快增长
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达到505万人,在校生人数达到1562万,跟2000年的221万、556万相比,五年时间分别增长128%和181%。这确实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绩。伴随着在校生规模的过快扩张的同时出现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八成以上公众对高校收费不满。根据社科院发布的教育蓝皮书《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的内容,公众普遍对高校收费过高不满,82.3%的公众认为很不合理、不太合理,表明高校高收费不为公众所认可。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10000元计算,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4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14年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毕业生就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真正签约者只有33.7%。涉及25个省区市的5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接受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今年外出务工的月工资平均预期达到1100多元。与此相呼应的是,众多的调查数据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预期连年下跌,已降至1000元左右。据此,有人得出“大学生身价等同于农民工”的结论。尽管许多专家认为这二者没有可比性,但他们同时认为,这其中透露出的信号值得社会警示。
高教突出问题质量滑坡居首。“高等教育里最突出的问题”调查显示,33.3%的人认为是“大学教育质量滑坡”。研究者分析认为,这反映公众对近年来高等教育扩张、培养质量滑坡等问题的关注和不满。调查同时显示,68.9%的公众表示对当前大学的教育质量“很不满意”、“不太满意”。学生人数增长了几倍,但教师人数、教室面积、图书馆、实验室等等教学资源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跟不上。这些都是导致质量滑坡的原因。
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脱节。国家在几年前开始重视并大力提倡的高等职业教育,跟市场的需求严重脱节。匆忙上马,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不伦不类的人才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老百姓倾其所有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但不能为家庭创造财富,反而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七、职业教育徘徊不前
跟高等教育大跃进式的快速增长不同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徘徊不前。同样比较2000年和2005年的数据。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从425万增长到647万,增长52%。在校生人数由1295万增长至1559万,增长仅为20%。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广东等地的产业工人短缺导致的民工荒正说明了这一点。科技的发展导致制造类核心技术的提高,对技能型工人的要求也会更高,这些都是靠中等职业教育来解决的。由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多年的徘徊不前,结果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向产业市场提供的是严重过剩的大学毕业生和根本没经受过职业培训的民工。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越来越低的今天,中专生在人才市场上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长此以往,教育就必然反过来拖经济的后腿。
还有一个就是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的问题根本就被教育部门所忽视。一个农民培养成为熟练工人,一般只要一年时间,而能拿到800至1000元的工资,成本大约3000元。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进城务工人员已占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从业人员总数的50%以上,但有80%的人员没有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教育部部长周济有这样一个观点:农民工培训成本低,收益大;最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通过职业教育的转移,最好的扶贫是通过职业教育的扶贫。而这些目前还只停留在认识和观点的层面。
八、素质教育纸上谈兵
教育部说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应当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文化娱乐等课外活动。而事实是学校和家长的眼里只有高考,凡是有利于高考的我们都拥护,凡是不利于高考的我们都反对。素质教育本质上是教会孩子“美的欣赏、善的本质、真的自我”。学校的素质教育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在高考制度没有改革之前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即便是很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了,在课余的时间让孩子学习音乐、美术、体育等项目。但他们的出发点依然是高考,为了“特长生”的加分。根本不考虑孩子的兴趣和爱好,也不考虑孩子的休息时间已经很少很少了,还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孩子是否能够承受。很多的孩子学这些东西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父母而学。
九、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应试教育导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使我们成了有知识但没有产权的民族。应试教育对青少年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压抑,其突出弊端便是重智轻德、求同伐异、压抑创新。
重智轻德现象严重。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与《大学有问题》一书作者熊丙奇聊天时指出,我们的教育缺很多,缺钱、缺人才,缺人文关怀,缺理想的追求……最缺什么?我认为最缺的是人文情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是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如果把人当人,就不会让孩子起那么早,睡那么晚,让孩子们没有休息日,就不会让孩子做那些重复的,简单的练习和作业。所以说,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实现的重点和难点都是在教育。
求同伐异。中国孩子的聪明、勤奋举世闻名,在“奥赛”中频频获奖的现象曾为许多人津津乐道。而这正是应试教育的成果。但1995年青少年想象发明国际大赛上,中国选手却几乎全军覆没。求同伐异的表现普遍存在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活动中,普遍地存在于毫无变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课堂教学模式,这里见惯了的是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进度,统一的考核,缺乏对差异性的尊重、宽容和保护。当下流行的“标准答案”排斥了孩子们异想天开乃至合理想象。一个人从进入小学到大学,平均要经历千余次的测验和考试,如此“千锤百炼”,足以使“凡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外,在不少教师的潜意识中,老师的权威不容侵犯,即使错了,学生也不应在公开场合当面反对。有人曾对北京市10所中学的1200名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发现敢于当堂纠正老师错误的学生仅占5.5%。
压抑创新。求同伐异的教育极易扼杀人性中丰富的创造精神,降低受教育者在未来社会的适应和改造能力。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被知识的经验性和规律性所束缚,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想象的能力,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
十、高考改革裹足不前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高考已经变成中国教育的指挥棒。分数是高考的最高标准,很自然地传导到整个教育链条的每一级都以分数作为考核学生的惟一标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高考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体系。可悲的是这根指挥棒近2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改革。虽然实行了“3+X”,实行了保送推荐制度,实行了高校部分的自主招生等试点。而这一切的试验都没能逃脱分数这个标准。
高考改革滞后除了导致非常严重的惟分数论和素质教育难以推广外,还存在着地区高考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高考移民现象。不同的省市考生上同样的大学和专业分数的差距可以相差一二百。有些省(如海南)的升学率几乎接近100%,只要你想上大学就一定可以上。而有些省(如湖北)升学率还在60%左右。这些指标管制的差别就必然导致疯狂的高考移民现象。高考移民的本质是政府管制(招生指标)和户籍制度双重约束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政府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制度改善和制度创新;最低的限度,能够把考生享受招生指标权从现在附着于户籍的状态下剥离,那问题也至少减少了一半。高考改革事关整个教育事业的成败,呼唤高考制度的创新已经很多年了,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失误必将导致国民素质的降低,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我国的经济支柱,是现阶段不二的选择。而这种浪费资源为全世界打工的状况还要持续多少年呢!教育失误造成的历史教训要经过一定阶段才能显现出来。教育的改革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还是说得多,而干的少。教育问题的严重,已经让总理感到痛心。
以国家和民族将来的名义呼吁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必须是前瞻性的!呼吁教育部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情况下,也呼吁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勇于负起不了解实情之责,面对无法承担发言人之重任,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