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与人格培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4/16 02:29:45
——杨国荣教授在宁波市图书馆的演讲(节选)
谈到城市,人们首先会直观地想到高楼林立的景象,但是要完整地看待一个城市的特点和风貌,显然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些外在的方面。城市内在的特征和风貌往往更本质地体现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文化精神不是空泛的,它总是会具体地体现在诸如人格内涵、人格形态等方面。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位教育学家在谈到大学的时候,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借用他的表述,也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内在的气质、特点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城市中的居民有怎么样的人格形态,所以,城市和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率先实现人的现代化
精神层面的文明素养和行为方面的文明方式,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真正形成,这跟摩天大楼等物质方面和国外的日益接近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这是一种内涵非常深刻的不平衡性,使提升人格境界、人格内涵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
从一般的层面看,文化精神的发展和人格形态的培育与整个城市的现代化过程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格的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而城市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也难以彼此分离。从总体上看,走向现代的过程,构成了我们考察文化精神的重要背景。谈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器物或技器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工具的变迁和发展、技术的发展等等。第二是制度的层面,包括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体制的形成、民主制的政治形式的演化和发展等等。第三是观念或文化的层面,包括价值系统、知识形态(科学理论等)、道德法律规范、审美准则及审美趣味等等。
就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而言,我们应该注意的,首先是价值观的变迁,这是直接地和人格内涵与人格精神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文化的层面看,人的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生理的或生物学的特征上,它更多地表现为观念的变迁与提升,而观念的变迁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是和价值观念的变迁相联系的。以传统的价值系统而言,作为其主流的儒学中,便包含很多有影响的看法。比如,传统价值观念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意思就是父母亲还健在的话,就不能远离自己的故土。这当然也有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在相当长的时代中,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述主张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相一致的,它对于维系家庭的稳定,建立合理的家庭伦理关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演进、交往的扩展,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已经成为所谓的“地球村”,各个地域间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拘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那么整个社会将趋于僵滞。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价值观的变迁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传统价值观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君子谋道不谋食”,这里的“谋”就是谋划、追求的意思,“道”在这里指社会的理想、道德的理想,“食”则泛指物质生活。“君子谋道不谋食”也就是要求追求崇高的社会道德理想,而不是物质的生活或物质的需要。这样的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它所内含的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如果片面地发展,也会导致对人的合理的物质需要的忽视。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看,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的合理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当然是应当的,不能仅仅偏向于追求精神方面的理想的层面,应该达到“谋道”和“谋食”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就此而言,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作出转换。
以上从广义的文化背景上讨论了人格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前提。如果回到一个更具体的背景特别是中国的具体背景来看,我们要注意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我们考察很多具体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不同方面。首先是城乡之间的差异问题。近些年来,城乡之间的距离似乎在逐渐拉大,从城市方面来看,它的硬件设施、城市人的文化修养程度、教育程度等等都达到了相当的层面,但是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处于非常不发达的状况。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之间,比如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异也非常之大。在城市文化学上,有些研究者常常会提出“时间的相对性”这个概念。所谓“时间的相对性”,就是说同一个自然时间段,不同地区似乎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时间段中,如同处于21世纪初,一些农村地区、内地和西部的一些不发达地区,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停留在相当于沿海这些较发达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水平之上。这种不平衡性从现代化过程来看,就展示了一种可能,即一些地区、一些城市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进而带动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而某些地区或某些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和这些城市中的居民率先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两个过程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上述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提示某些地区和城市,在现代人格的培育上也需要先走一步。
就一个比较发达地区本身来说,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还体现在外部的物质条件和人的精神文明素质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上。从外部条件来说,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的建筑、市政设施等,跟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几乎没什么明显的差异,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距离已经明显缩短,有的已经比较相近了。然而,从人的文明素质来看,却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里可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银行取款或到自动柜员机取款,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明明有个一米线的标志在那里,一些人却往往视而不见,个人的隐私往往不在某些人的视野之内,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的习惯问题,他没有隐私权、距离意识这样的观念。另一个例子就是穿马路的问题,在国外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步行者明明看到两边都没有车,但他还是要老老实实地等到红灯转为绿灯,然后再过马路。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笑他,认为他很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遵循规范的文明习惯。从这样一些小的具体的事例中可以看到精神层面的文明的素养和行为方面的文明的方式,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真正地形成,这跟现代的摩天大楼等物质方面和国外的日益接近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这是一种内涵非常深刻的不平衡性。这样一种不平衡性无疑使提升人格境界、人格内涵方面的问题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
此外,在现代和传统之间,也存在某种张力。很多人对时尚的东西非常敏感,欧美流行什么,一夜之间就可以加以接受,但是,他们在观念层面上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遗忘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方面,另一方面传统中的一些消极面的东西却依然地在他们那里起作用,比如不文明、不规范的行为方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西装革履之后看到的常常是前现代的观念。这里同样也存在着一种不平衡性和张力。
以上是说我们现在要谈城市文化的建设,在城市人格形态的发展方面面对什么样的具体背景和具体处境。这是我们基本的出发点。要而言之,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性,某些城市可以接近或率先达到现代化,这为我们提出培养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形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外在物质条件和内在精神素养之间的差距,则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发展、提升人格内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如何培育健全人格
超脱精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淡化功利之心,开阔胸襟;其二是合理的自我调节,适当地给自己减压、减负,为自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没有进取心,往往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缺乏超脱意识,也容易导致欲速则不达等消极的后果。
以下我们从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需要这个角度,具体考察城市人格精神培育中所涉及的若干关系。
首先是法理精神和仁道精神的统一。这里所说的法理包括法律的观念和法律的意识,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常常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契约的关系,法理关系和契约关系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回顾一下近代的变革过程可以发现,契约关系的发展确实构成了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契约关系的具体内涵涉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一种契约总是规定了可以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当承担的义务,这基本上是法律层面的关系,契约关系的发展往往以法律的形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些方面,比如情感之间的沟通、人际间的相互融合等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一面确实是越来越减弱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则显得比较突出。契约关系的过分强化,往往容易截断传统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要避免这样一种现象,便需要适当地引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资源。前面提到了对传统资源的转换,但并不是说传统中的一切文化资源都是消极的,都具有负面意义,传统资源中相当部分还是具有它长久的生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仁道精神。仁道精神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内在的基本价值的肯定和尊重;另一是情感上的沟通问题。人与人之间不能仅仅是一种法理关系,它同样涉及内在的情感沟通。中国传统文化很注重“礼”,“礼”本身实际上是种规范系统,作为“礼”,它规定不同的人应该做什么,这似乎首先表现为外在的规范和准则。但是在传统儒学看来,这样的“礼”本身是和人的情感难以分开的,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就有“礼作于情”之说。所以,遵循普遍的规范,包括遵循权利和义务之间的这样一种约束,和内在的情感之间的相互的沟通和融合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法理的精神和内在的仁道精神之间应当相互融合,而不是彼此排斥,健全的人格也应当表现为二者的统一。
在人格培养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个方面是知识和智慧的统一问题。现代化过程总是呼唤技术化、知识化的人才,与这一点相联系,知识被看得越来越重要。分析起来,知识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知识主要是对这个对象世界的某一个方面的或某一个层面的把握。知识的最典型的形态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分科之学,就是分门别类地去把握这个世界。数、理、化等学科都是对世界的某一个方面的把握,数学把握的是事物的数量关系,物理主要把握世界的物理层面的规定性。第二,知识常常更多地与理性和逻辑相联系,科学的知识系统在基于实验、观察的同时,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推论过程来建立自身的系统,所以,逻辑、理性构成了科学中很重要的方面,相对说来,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其他的一些方面不是狭义的知识所要关注的,比如人的情感、意志,多样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不是科学所要关注的东西。第三,与科学相关的知识关注的更多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所以相应地它要解决的是真和假的问题,事实总是有真假的,而对价值观意义上的对和错、善和恶等问题,知识并不将其作为主要的问题来讨论。与此相对,智慧首先表现为对这个世界的整体的把握,不是限定于世界的某个方面,它要求从总体上来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从人的精神层面来看,智慧除了肯定理性和逻辑的作用之外,它还对人的情、意,包括知觉、想象等等这样一些方面加以注意,所以,它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精神世界的某一方面。智慧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真假意义上的事实问题,它同样也关注价值观层面的是和非、对和错、善和恶等等。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知识层面的问题,我们所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便主要是一个分化的世界;从精神的层面来看,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那么我们的精神世界便仅仅与逻辑和理性相联系,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其他的丰富内容相隔绝,在这种理解中,人的精神更多地呈现片面化的规定:人似乎成了理性的化身或逻辑的机器。如果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之上,我们对价值观上面的是非问题不会去关心,对善恶问题也不会去关注,这方面确实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从这方面看,智慧是人格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方面,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来看,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进取的精神和超脱意识之间的统一。所谓进取精神是指一个人应当有理想,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有一种创造的追求和事业心,不断地发展自我、贡献社会,等等。但这样的进取精神如果被不适当地强化,也可能导致一些负面的结果。进取心如果和比较强的功利意识相联系,就可能导致以不适当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取个人之利。从个体来说,如果仅仅强调进取心,常常也会导致过早地、过多地透支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这里涉及精神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不仅仅与整个社会层面物质资源的合理运用等相联系,它同时也体现在个体的层面之上,个体能不能长远地为社会工作或更完善地充实自己,这里就涉及合理调节的问题,过多地、过早地透支自己的体力,常常会导致英年早逝等现象,这对整个社会或者每个个体来说,显然都是具有负面意义的现象。在这方面,可能需要适当地引入超脱精神。具体地说,超脱精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淡化功利之心,开阔胸襟;其二是合理的自我调节,适当地给自己减压、减负,为自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进取精神和超脱意识这两者之间的适当结合显然是必要的,没有进取心,往往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缺乏超脱意识,也容易导致欲速则不达等消极的后果。
第四方面,需要注意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之间的统一的问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权利意识越来越得到注意,维权现在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人的正当权利,当然应该维护,但是如果过分地强调权利意识,也容易导致负面的意义,诸如萌生自我中心主义等等的问题。所以,在关注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责任意识。这里的责任是广义的,包括对他人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后代的责任等等,这种责任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的层面,而且也体现在诸如保护环境等方面。跟文明的观念相比较,我们在责任意识方面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可以举个例子,前几年出现了一种燃油助动车,它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一辆助动车的污染相当于四辆汽车,而它排放出的尾气对人体的危害要远远超过一般的汽车,这点已经被专家们以各种形式公之于世。然而,在包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依然可以看到大街小巷里助动车风驰电掣、来来往往,骑车者完全不管它留下的滚滚废气对整个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可以看到,这种只图自己方便和轻松的行为方式,显然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政府的约束,但它也有赖于每个个体、每个市民的责任心的提升。所以,我们在呼唤维权的同时,也要呼唤对社会的责任。一个完美的健全的人的精神形态,应该达到二者的协调和统一,不能偏废。
第五方面,应当注意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的统一问题。批判意识要求不盲从,形成自己独立的批判能力、反思的能力,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是每一个现代市民应当具有的品格。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批判精神呢?这也是有它客观的历史的理由和根据的。从广义上说,现代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社会积极的推动的方面,但也有负面作用,这就需要每个公民不断地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省察,尽可能地把它的负面作用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上各种不良的现象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如不讲诚信、假冒伪劣、学风不正等等,对这样的现象,一个有良知的人就应该加以评论,这就是一种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仅仅从消极、破坏的角度去理解批判的意识和眼光,把批判仅仅等同于发发牢骚、批评指责等等,而更多地应该是从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从把事情办好的角度去考虑,批判的意识和建设性的参与意识这两者之间应当统一。中国历史上,儒学很早就形成了入世的传统和淑世的传统,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表现了对社会的关心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建设来说,批判的立场、独立思考和积极参与、建设性地考虑这两者之间的统一,也是我们在人格培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
从人格的总体特征来看,这里涉及底线要求和精神层面的理想追求相统一的问题。作为法理关系意义上的个体,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做到文明、守法,但这只是底线的要求,除了底线的要求之外,我们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世俗化过程,后者常常表现为疏远或淡忘理想、拒斥崇高等等,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就健全的人格的发展而言,崇高的理想、真善美的统一等方面显然不应当被忽视。底线意义上的文明守法和具有精神层面的理想这两者如何加以统一,无疑也是培育城市人格精神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讲演者小传
杨国荣
1957年生于上海。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1晋升为教授,1994年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8-2000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儒联理事、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编委。
日期:2005-04-03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