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中澳合资的辛普森工作的三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3/06 01:18:28
“回忆我在中澳合资的辛普森工作的三年”。
目录:1,无心插柳,,,,,,。2,工厂工程师,兼任产品工程师。3,我给你的是“一根鞭子”。4,无党派人士。5,“领导的意图要绝对服从”。6,澳洲施工队。7,点检制度。8,再学习。9,每周向总经理汇报制度。10,分析模具事故。11,特殊项目工程师。12,中外的冲宊。13,内部矛盾重重。14,参观天津的模具厂。15,北京董事会。16,临别留言。17,破产清算。
1,无心插柳,,,,,,,。
在天拖我出任了职代会代表、分房监委主任、分房委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厂工会主席,他事后成为一宫职大校长,我的好朋友]。在分房工作中,我常和党委不一致。因为我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和事事想占先的中、上层干部不可能一致。原党委扬书记曾找我谈话:宣讲四项基本原则,我则回答他:1,我是很讲道理的人。2,“一个巴掌拍不响”。切末把我逼向反面。如那样应由你负主要责任。3,希望我们精诚合作。事实上,我在每天晚上下班前,都要向我科的科长、书记汇报工作。我们约好:如他们同意,就微笑。当然也不免他们在背后和我谈话,为我出主意。
当然也不免封官、许愿,管生活的副厂长当分房委主任,王厂长对我说:看你能说会道是个“苗子”,把这次工作配合好。完事来给我当厂长助理。我回答的毫不含糊:“那我只要三天。一、二天熟悉工作,第三天请你回家”。
分房工作由我的全面胜利结束。两年间在上层的周旋,使我充分认识到:官场的险恶。尽管我在各方面毫不比他们逊色,但我下决心远离政治,一辈子在技术领域,过个舒坦日子。
这时天拖发生了大变革,我原来的科长当厂长、我原来的科书记当厂书记,但党委一班人没变,新派和老派时常在党委会上争吵。那天我在郭书记家[他是我学长],我才知道,他们争吵的主要的事,是对我的使用问题。最后搬出了我挡案中,许多没法结论的事。
我说:我走/   老郭考滤再三,默许我走。这事没有告诉厂长老  唐,事后老唐当众把我好训了一顿。老唐视我是他一手培养的人。前不久的涨工资,老唐专门告我,“切不可当众说话,第三榜准有你/“。这之后,我连涨了三级工资。比我低一年的同学才68元,而我高出两级,98元。
这时人事科也在抓紧把我撵出去。杨柳青汽车学院已有人声称:是和我对调,到天拖来看看环境。东门外的机床附件公司的人事科长很看重我。他看过档案后我们谈了一次。我解释:我决不是三种人。文革中我有两个原则:1,不参与破四旧,2,不参与武斗。但是校清“5,16”的重点。有很多反中央文革的话,由于我一概不认帐,所以没结论。他随即写了条,要我去他下属的两个厂去看看。
两个厂都在市体育育馆旁边,两位厂长都非常敏感,觉得就我是来接替他们的。一边陪我参观,一边发牢骚:“原来他们都是大跃进时,参与建厂,如今要“卸磨杀驴了”。官场的是是非菲,,,,,,“。
正在我犹疑之间,69级王育才拉我陪他去考拭。 他 要考辛普森公司。到考场一看,是中澳合资,人家要考英语。王是学日语的对英语一点不懂,他不考了,反过来极力劝我试试。第一关考英语,由澳方厂人事经理主考。我当时正在局英语学习班学习。老师是外贸学校教导主任。他正在教我们如何介绍自己,我背的烂熟,这位考官恰好对我路子,若说别的我怕要结巴了。
我不负所望,顺利过了难关。下一项是考智商,是澳方的题,北师大译。题目十分怪僻,涉猎很广,多的根本没思索的时间,至今我也不懂。答案多是选择题,主考官是澳大利亚人,他用带来的一个有孔的板,一套,几秒钟就判完了。我们被分为两组,我被叫去考专业知识。
考专业知识在楼上,一共二十来人。题目多的目不暇睫,更不容你思考,只考你一瞬间的判断。还好,我在几年的干的就是设计,这些都是设计中的犄角旮旯。考卷我没答完。但从主考的澳大利亚人脸上,我知道我应该是第一。
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中方总经理—陆善义。他告诉我:中方的单位是地毯十三厂,希望我立即调档,并马上上班,工资是200多。对人事科我讲:我去地毯十三厂。他们觉的我在纺织行业有门路。去这,是正常的。对好朋友我实话实说。吴敬群这时当上了副科长,他出面为我组织了全科的欢送会。
这场争斗,以我的全面胜利结束了,我胜利的、光彩的离别了天拖。
2,辛 普森公司在天津一共对外招工程师三名,除了我之外,另一个在工程公司、第三个在机械研究所,家在棉二大院。我初到公司的任务,就是把他们都调来。我去过他们单位和家,他们的单位全不放人。并对他们许以高的诱惑。最终,对外招工程师,只招了我一人。几个月的试用,由我翻译了全部产品图纸。外方明确表示:就像 付侃这样,专业知识强一点,英语可以弱一点。由我担任工厂工程师,并在没招来产品工程师之前代理产品工程师。
3,在繁忙的建厂过程中,中方人员往往不能适应这繁忙的劳作。澳方总经理找我好几次,他一再对我讲:“我给你的是个鞭子”。工人的劳动强度要强了一倍。但还不能达到澳方的要求。我这才明白:几十年间我们的工人被养懒了/.
4,突如其来的委以重任,使我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二轻局的刘副局长和我谈话,他一再嘱咐我:“二轻局可不象咱们一机局,他们原来多是手工业作坊,离现代化还差的很远。二轻局内部矛盾重重,你可不要陷进去/”。设备管理学会为我定义:叫总机械师。并吸收我当他们会员。周围几个厂的民主党派也来找我,为此,我还去征求过王栋的意见。
在 我看来: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想在工作中有建树,就必需没一点框框。要大胆的求证一切。说白了,就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试想一下:在天拖,若是我组织观念 强,绝不会提出把拖拉机的油箱放到前面。当时的科长、总工,都要求我把油箱布置到后面,全科也只有吴敬群、杨恩庆在默默的支持我。至于“信仰”:说穿了就是“迷信”。我为什麽要把一个大胡子的外国人的百年前的一个想法,来约涑自己呢?更何况,当时的世界历史已证明:决不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新加坡的资产阶 级专政、南非的阶级大调合,不都是可行的吗?结党,就存在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利益。40年代红四方面军在退却时,不就烧民房吗?58年为巩固共产党的地位,不就打了55万人的右派吗?55万人呀/ 其中大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此,我决定什麽也不入。理直气壮的当我的民主人士。从此,我在各种表格上都填:“民主人士“。
5,在建厂中发生了一件事,事虽不大,可惊动了上上下下。澳方现任厂长[这在澳方的权利最大]来天津度假、指导工作。早上他向我布置了洗衣机的总装线应当如何如何装。下班他来检查工作。只见水管和他布置的不一样。他什麽都不说,摇着头走了。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澳方翻译--维克多,气呼呼的来找我,他以为我是听不懂他的话。来教训我。那知我微笑着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都对。我指出:水龙头如是安装朝这边就要犯干涉。并说明我也是在工人安装时发现的。澳方厂长还是在发脾气。
事后维克多对我说:在澳洲,没人敢违抗老板。即使他是错的。维克多是文革后,从新疆边走的。他对我很理解。怀特也知道这事,基于这事和模具分析报告,他在临别时一再劝我,说依我的性格,只适于自己当老板。
6,不久,来过一个澳洲的施工队。十几个人,工作效率极高,而且人人能独挡一面。8小时工作是他们的习惯,没人在工作中在那歇一会,抽支烟
,他们还往往向我打小报告说:哪个中国工人,又在那歇着那。他们没有工种的区别,电焊、车工、钳工全会。放下这就干那,无须等。如是我们,那就的等我安排。往往各不同工种之间还要互相扯皮。一个干的,几个看的。围坐一团,一起抽支烟,再议论一阵:东家长西家短。
他们借工具都要找我,由我陪了去工具室。[翻译们是不会专业词汇的],我和大家都很熟,我也愿意帮他们干点活,一边干、一边聊聊家常。很快我被总经理告知,切末在工作中和他们聊天,影响他们工作。
临走,为答谢我,他们的队长代表全队送我一套全新的工作服。
7,试生产时,总经理找我。要求我出了那一类事故,就在那个时间内修复。对此,我考虑了良久。我必需改变我国的被动维修的习惯,向世界看齐。
为此,我找到了维修手册这本书,书上介绍了在国外流行的点检制度。我亲自排列了各工位的点检表。点检制度顺利推行。
第一任总经理是个中国通,文革中一直担任驻中国使馆的秘书。他也很重视运用中国的感情投资,每当我们抢修完一个项目,他都要亲自出面请我们一次。
有了这两条,我们从来没误过事。
8,外国专家对中国的有些制度非常不理解,总经理问我:为什麽你不插手电工工作?我说:在中国有明确的责任,机械工程师是不管电工的。他说:在我们合资公司,机械工程师也应是电器工程师,还应该是塑料模具工程师。
我提出我必须再学习。他和我说好:我毕业公司就给我报销学费。就这样使我又踏上再学习的路。
正好原天拖的工会主席—牛之光,在一宫夜大当校长,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
第二任总经理凯夫的夫人,把我们组织起来,由她每周教我们半天英语。她就是鼓励我们:多说,她说维克多刚到澳洲时,还远不如你们,只要你们把单字说对了,我们就可以根据你的表情猜出来。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语法逻辑都是在以后完善的。
9,建厂结束后,公司逐步走入正规。合资工厂按澳方的习惯,有很多制度与我国不同。
每天早上,我领着我的下属们巡视全厂。每到一处,就由我发布一番指令。同时检查前一天的工作完成情况。大家有问题也可说的明明白白。这是一个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每周二之前,我都要上缴一份给总经理的报告,每周二下午二时,我要到总经理办公室向总经理汇报,他事先看过我的报告,所以只拣他有兴趣的,他认为重要的问题问,开门见山,十分简单。
10,铸塑模具坏了。这是开工以来最大的事故。驻塑料车间维修工告诉我:这可能是该车间工人在夜班不按要求生产、擅自提高铸塑压力所至。这话可非同一般,如没确凿证据,决不可说。我叫来铸塑车间主任—张纪州,告诉他:有人反映:他们夜班擅自提高注塑压力。有一不可有二。你好自为之/ 立即去工具室领锁头,把调压开关锁起来,由你一人对此开关负责/
我记得事故分析报告有几点:1,没有不正常使用的报告。2,模具设计如何如何的不合理。3,应该向模具厂要求赔赏。
当时的技术经理怀特也经过认真计算,签字表示同意。
11,正式开工之后,我们的销售形势非常好/  总经理凯夫决定人事变动:由原生产经理齐子升接替我原来的工作。改任命我当特殊任务项目工程师。工资不变,办公地点改在技术部里。工作任务有二:一是在技术经理领导下,解决停机顶秆的误差问题。二是直接在总经理凯夫领导下,搞15万台设计。
第一个问题比较难,还费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从头跟了入户维修队,天津、北京的跑。还要用“块规”验洗衣机的总成误差。最后我提出两点:1,设计有错误。2,塑料的蠕变。1,据我了解,在澳洲生产的全自动洗衣机比我们的大,这种小洗衣机是怀特在计算机中按公称尺寸等比例缩小的。但他并没有计算尺寸链。按说理应当也按比例缩小1/2。但各尺寸公差,是根据现有的工艺水平的实际定的。并不符合设计的要求,唯一的办法是:改用一体化的顶杆设计。我耐心的向怀特解释了半天,怀特连连点头称是。[我和怀特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听的进去]。一种设计是不能随便缩小的。这一点搞过设计的人,很快就能明白。但改设计不能轻易而举。牵扯到很多模具制造/[它比澳洲的小,不能拿来用]。2,在我国的塑料原料中掺有的回收料太多,造成了大的蠕变。
凯夫领着我,在小二楼会议室中,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摆工艺流程,非常仔细。这样不全是照顾我们语言不通,更重要的是避免疏漏。那些要设计全自动上料?每一个岗位要用多少人?我们全要考虑到。我觉得和他一起工作让我学到不少/
12,中外的冲突是为开除一个工人。为严肃劳动纪律,凯夫宣布了几项纪律,其中一条是上班不许睡觉。第二天下午,凯夫带了人事经理--李正新,在全厂检查工作,当他们走到成品库时,仓库保管员还在把头趴在桌上睡午觉。李正新想把大事化小,所以在傍边敲桌子,提醒她。她睡的很沉,,,,,,。
事后,凯夫决定开除这个保管员。谁知这个保管员可不简单,以亲套亲,在这个厂的势力不小。她交来了她的病假条。这说明她是带病上班。厂工会主席[中方党支部书记]、销售经理[原这个厂厂长]中方董事长,都站出来了,坚决反对开除,只同意记过。
强龙难压地头蛇,这一次争斗,澳方彻底失败了。自此,外方失去了积极性。他们又在积极和中国别处谈合资。
一天我看两个外专家在看一个刚洗的照片,我接过来脱口就说:这是在长春长白山宾馆拍的/  这东面不远就是我的母校。他俩告我:千万别说出去。这三天他们是去长春荷花洗衣机厂谈合资。与此同时,澳方也把重量级人物撤出新普森。凯夫回国了。改由年轻的财务经理--哥拉沃当总经理。对中方的人事变动也睁只眼闭只眼,不多问了。这时的家电公司解体,一大批干部来充实合资公司。这里工资高、名气又好,当然是董事长[家电公司经理]安排亲信的好地方。家电公司的总工来当公司的技术经理。还说的过去。但家电公司的人事科长来当检验科长,这太可笑了/椐工人们和我说:他看图纸都不知反正。一大批庸员充斥了公司。
13,这时中方的矛盾重重。1,原来厂里的矛盾。这个厂的建厂厂长恰是我父亲的办事员==刘 德录。厂的前身是棉一的家属厂。大多数年长的人是各种社会闲散人员。有的是刑满释放犯,十分复杂。上山下乡回来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各选了两条路,一拨是原维修车间的年轻人。他们以技术为立身之本。一拨是原铸工车间的年轻人,他们结党营私、一心要走一条政治的路。文革的动乱之中,他们上台得逞了。2,新旧之间的矛盾。由外方招来的新人很少,都是搞外语和机械的专业人员。在原厂的人员看来,这些人没什麽了不起。相应的人员我们二轻局都有,只是外方看不起。为嘛你们拿那麽多钱?更有甚者,他们把这些人视为里通外国的汉奸。3,领导层之间的矛盾。第一位技术经理—牟唯,是天大的毕业生。外语很好,原是家电研究所的翻译。原来是请来当翻译的,但外方觉得原家电公司经理[董事长]选来的黄厂长[黄宜生]只是个业大毕业,又不善表达。就让牟当了技术经理,让黄去专门学外语。这就埋下了数不尽的是非。
牟没有在中国当官的经历,外语又好,所以接受澳洲的理念很快。对我的使用又严格、又相信。放手让我去干,告诉我:允许我犯错,改了、吸取教训就好/干工作那有不失误的。和牟的一段工作配合是我最如意的。
不久牟就被迫去澳洲了。临走哭了。,,,,,,
第一任中方总经理是陆善义。沈阳人,毕业于西安。这是个很正直的人。但和董事长---李家骏不和,住起了医院。
一天财务经理--刘宝海找我,坐定之后他说:“你可以去打听一下,在这个厂,凡是和我做对的人,都没好下场/ ” 我笑了说:“我还没听过这麽露骨的话/我真怀疑这是共产党的干部说的话。如说是帮派体系的头子的话,那到差不多/”他说“那就试巴试巴/”。我们不欢而散。自此后,分别去“试巴试巴”。
在 排除完异己之后,李家骏和刘宝海开始“为所欲为”,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利,制造了一个大骗局。他们把新普森的洗衣机全都运出厂,说是“卖掉了”,但是没收回来一分钱。说这是‘中国特色的“三角债”’。把流动资金用完了,骗澳方再投钱。几年之后,我在老洗衣机厂车间,还见到堆积如山的新普森洗衣机。如不是偶遇 政治事件,澳方突然撤资。这骗局真不知怎麽收场。
14,为熟习天津的模具修理。由我带了澳方专家—丹尼斯,先后去了,105厂模具车间、渤海无线电厂、天津广播器材厂、二轻局模具制造中心。
丹尼斯可是周游各国、见过世面的人。他是个“世界公民“,他们没有祖国的概念,他原来在美国航空公司,现在到了澳州,以后到那说不定?女儿在大学毕业后,在英国定居。他出生在那?我也不知道。
记得哪次,我们去二轻局模具制造中心,车间里的设备不坏,但工人们在三五成群,聚在一道,有的抽烟、有的打扑克,,,,,,一个车间没一个人干活,
丹尼斯问我,我无以答对。丹明白过来,说:“这是无法谈判的罢工。”我也脸红,若是这样在维持下去,开除球籍怕不要几年。
第二天我领丹去塘沽开发区,银河音像制品公司参观,在那丹看的连连点头,说:“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15,94年5月初,按约定,公司在北京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15万台的计划。4月底,公司的董事们全聚齐在北京。这些天我也最忙,奔跑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因为董事会之间,他们要到天津来看我设计、制造的 15万台设计的设备。
94年4月底的那场政治事件,董事们看了个满眼。就连我断断续续的呆在北京,也感到了当时的气氛。
16,董事会上,澳方全体决定单方面撤资。也就是说合资企业垮了。这是天津倒闭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临别,技术经理—怀特,在津粤酒家举行告别酒会,招待技术部全体。怀特对我的临别赠言是:付侃的性格,只适于自己当经理。并把他的老板夹子送给了我。
17,这厂以厂做低押,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银行是第一大债主。接受了全部工厂和设备。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
倒霉的是普通工人们,而李家骏、刘宝海之流,拍拍屁股,接着去当共产党的官。我则走上了自己当老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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