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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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29 16:21:39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编者按:去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本报上期曾对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作了追踪报道。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背景下,大学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阳春白雪,它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生话题。大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既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关系到无数普通学子和教师及其家庭的命运。大学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话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中国大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改革才能具有竞争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张鸣事件”总有落幕的一天,但对中国大学问题的反思,却不应因“张鸣事件”的落幕而结束。为此,本报约请了部分专家,就大学体制改革展开深入的讨论。
改革大学体制刻不容缓
□杨东平
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曾经在中国长期、有效地运行过,创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奇迹,现在也仍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华人地区有效地运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尽管现代企业制度早已深入人心,现代大学制度却依然面目不清。今天我们需要特别认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许,应当拍一部教育版的《大国崛起》,认识知识权威的确立、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的特殊关系;认识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气象,绝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可以催生的,而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同样值得认识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曾经在中国长期、有效地运行过,创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奇迹,现在也仍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华人地区有效地运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
的问题。大学的核心制度、大学制度创新的根本要义,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在大学实行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丁学良曾经说过,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为根本价值的,如果仍不能确立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那就免谈“知识经济”。的确,时至21世纪,如果一所大学仍没有建立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那么无论它的楼宇多么高大、校园多么辽阔、设施多么豪华、校长是正部级还是副总理级,它也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什么世界一流。
长期以来,教育的贫困掩盖了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本位,仅仅靠增加投入和引进海外人才,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大学的教育品质和学术竞争力。高校暴露的问题,凸显了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由于教育产出的质量具有复杂性、潜在性、迟效性等特点,不像医疗、住房的影响那样直接,对决策者不易形成显在的压力。因而,我们已经有了6套医改方案,却并没有一套教改方案,甚至沉溺于问题不大、水平尚可的自我安慰之中。对教育改革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的迟钝,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难以达到4%一样,是我国教育落后的两个最典型的表征。
重新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这就需要恢复大学的自主性,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这首先是指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按照“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转变和规范政府行为,落实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要改变目前大学作为“政府代理机构”的尴尬现实,关键是要改变政府直接办学的模式,最终取消高校的行政上级,使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相应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比较重要的,一是改革大学拨款制度,由政府和大学之外的第三方进行高校办学质量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拨款。二是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大学校长按照学校发展的需要,由专家系统经过深入细致的遴选产生。三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如大型国企已经实行的那样。建议首先取消“副部级”高校的级别以为示范。通过高校职员等级制的建立,最终取消高校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实行的改革,例如减少领导人数、党委领导实行一正二副的改革,高校也应当实行。
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实行基层民主和学术民主,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实行的教授委员会的实践,体现了这一努力。自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首倡在学院一级建立教授委员会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所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其中东北师大实行的是“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教授委员会的权限最大,中南大学则建立了学校一级的教授委员会。虽然各校教授委员会的授权不一,作用有限,但这一制度所建树的管理理念和架构仍有重要意义,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长点,逐渐由虚变实,由软变硬。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尚没有整体开展的情况下,恢复高校的自主性绝非易事。但应该看到,基层的探索和制度创新仍然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一场真正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自上而下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和启动。在这一过程中,名校肩负特别重要的社会责任,尤其应当主动探索,率先改革。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大学制度:从纵向平衡到横向制衡
□顾海兵
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质变,经济的实力与规模今非昔比。不考虑增长的环境成本,按目前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并列。地是同样的地,人是同样的人,为什么经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关键在于制度,是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分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经济由过去的计划安排或有形之手的自上而下的平衡,变成了现在的市场安排或无形之手的制衡或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也就是说,过去的经济是上面审批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平衡,现在的经济是上面服务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制衡,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员工之间———的制衡。这种由集权的平衡到分权的制衡,实现了人格与人权的平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达到了多方共赢。
但在经济上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同时,服务于这一经济基础的大学制度却变化不大,仍是基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平衡体制,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经济的制衡体制,没有足够的公平的竞争。由此,中国的大学问题不可能不严峻。
古人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人言,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了坏人,好的制度使“坏人”变成了好人。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秦汉至明清实行的是比较坏的制度,是王即制度、帝即法律,人可以因为理念、信仰、言论的不同而被处死;中世纪以后的近代西方、现代的中国,在向好的制度发展。但是很显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起点的不同,各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进度与质量是相差很大的。具体到中国来说,只是到1978年之后,才重新定位于制度化的方向,即制度管人,这里的制度就是全世界已经公认的人格、人权之保护与物权之不受侵犯。应该说,这些基本制度,中国已经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现在的问题是,与基本制度相适应的行业制度还多有空白,大学制度就只建立了50%,因为直到今日,中国的大学,绝大部分没有构成大学制度基础的大学章程或大学宪法。看起来我们的大学似乎有不少制度,但遗憾的是所有那些制度都只是局部的、分割的、非根本性的,甚至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相互矛盾的,与国家基本制度往往不一致。
如果说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格与人权,那么可以说大学制度就是保护教师与学生的人格(教格与学格)与人权(教权与学权)。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大学不是行政机构,大学是扁平的,大学的所有教师拥有平等的治校权利,大学的校长、院长不同于军队的师长、团长,他们是服务员。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6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尚且如此,何况大学?
但是,目前的大学制度或事实上的大学制度与大学的本质———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还有相当距离。这首先表现为目前的大学体制主要是纵向平衡,类似政府机构、军事单位,由学校自上而下地对学院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学院再自上而下地对系或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系或教研室也时常是对教师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由于学校不同于政府、军队,平衡者与被平衡者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平衡的难度很高,管理的成本很高,不少校长好辛苦。由此,中国大学校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3-5倍(还不考虑庞大的校部机关),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2-3倍。如果中国的大学只配置1个校长、2-3个副校长,显然不可能完成这种平衡。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减少校级和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学体制由纵向平衡转为横向制衡。所谓横向制衡,就是权力(相应的也是风险)的分解,领导者就是服务者,大学(学院)相当于一个议会,所有的教师都是议员,至少所有的教授都是议员,议长、副议长没有比议员更多的权力,但有更多的责任和与此相应的更高的工资。
自然,正如议会一样,为了效率必须分工,大学要设立各种横向的委员会,比如,除了全校(全院)的教授会以外,还应该有分学科的教授会,经选举产生的全校(全院)学术委员会、学风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经费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事(包括校长与院长的决定)委员会、办学质量委员会、学生事务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拥有平等的权利,是决策机构、立规机构(还可以有咨议机构),学校的机关是这些委员会的秘书服务机构。学校或学院的领导不再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可以专任总经理或秘书长,如此一来,学校或学院的领导其权力与责任就匹配了,其工作时间与工作任务就匹配了,就可以作为一个职业管理者(校长)、专门管理者(院长)履行自己的义务、发挥好自己的角色(双肩挑可能两头都挑不好)。
据了解,现代大学校长职业化已成趋势,美国的大学校长一半以上已没有学者头衔,因此不可能担任各种委员会的主任之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学校(学院)的领导不容易变坏、变质;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因此更容易和谐;学校(学院)的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成为一种伙伴关系。
大学制度所要求的这种横向制衡当然首先要体现在《大学宪法》或《大学章程》里。吉林大学已经有了《吉林大学章程》(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学院院长不担任学术委员会与教授会的主席),中国科学院已经有了《中国科学院章程》,笔者期望中国所有的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机构早日出台自己的“章程”或“宪章”。
笔者深信,没有这种横向制衡的大学制度,中国的大学是不可能产生大师、名师的,中国的大学更可能在内耗中衰减!中国将不可能成为创新大国、创业强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