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弘:影像城市與都市意義的文化生產:《台北畫刊》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8/06 10:37:27
影像城市與都市意義的文化生產:《台北畫刊》分析
王志弘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1.前言:城市的視覺再現
當代都市充滿了影像。大量產出且複雜異質的影像,構成了新的視覺經驗,亦即新的城市經驗。繁麗街景與宏偉建築,雖已屬尋常景觀,卻因為不斷變換的店面與招貼,而維持不會厭膩的城市奇觀;巨大的電視螢幕牆,比起前個世代絢麗的霓虹閃爍,更能誘惑市民的眼光,為都會灌輸迷離的資訊光影;連通全球的電腦網路,則將這城市影像奇觀,伸展為無垠的數位迷宮。這是城市的視覺再現,也是影像化了的都市現實。
面對當前的都會世紀與影像時代,學術界有關「城市與視覺再現」的研究自是方興未艾,出現在電影研究、文學評論、文化地理學、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等領域 。城市影像和視覺的課題,通常糾結了再現與真實、凝視權力與視覺監控,以及主體與認同形構等議題。其中以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對再現的重新思索最為緊要。簡言之,新的認識論立場乃是批判過去的反映論再現觀(再現是中立透明的媒介,反映現實,但次於或從屬於現實),主張再現具有建構現實的積極作用;權力運作、主體位置、認同塑造等課題,便隨著「建構」這個概念所展開的空間而陸續引進了研究視野之中。
比較極端的建構論立場,如德希達(Derrida, 1976: 163)廣為人引用的「文本之外別無他物」主張,甚至暗示了沒有源初,沒有超乎再現之外的「真實」,只有論述和表意模式,或如布希亞(Baudrillard, 1983)的「超真實」(hyperreal)和「擬像」(simulation)概念也引發了質疑現實存在的類似效果。即使不採取這種極端立場,在經過了後結構主義的認識論洗禮,以及文化研究的風潮之後,再現與意義生成的課題,已然是任何社會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了。我們或可引一段文字來說明:
引起爭議的說法是,根本沒有城市這種東西。反之,城市所指涉的空間,乃是由具有歷史和地理特殊性的特定制度、生產與再生產之社會關係、政府的作為、溝通的形式與媒介等等,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我們稱這個複雜分歧狀態為「城市」,便賦予了它連貫性或整體性。因此,城市主要是個再現。但這是哪一種再現呢?如果類比於目前很流行的國族是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想法,我會主張城市構成了想像環境(imagined environment)。這種想像裡牽涉的論述、象徵、隱喻和幻想,是我們賦予現代都市生活經驗意義的憑藉,而且跟實質環境的物質決定因子一樣,都是社會科學的重要課題(Donald, 1992: 422)。
作為「想像環境」的城市,以及其中牽涉的論述、象徵、隱喻和幻想,有許多是視覺層次的再現。視覺再現與城市之間,雖然難分難捨,但我們可以區分出幾種關係和層次,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就再現的性質而論,有(1)「真實」或「虛構」城市的再現(如電影或廣告中的城市形像);(2)城市本身就是一種再現系統(視城市為文本的組合或表意模式);就再現的功效而論,有(1)藉由再現來構築城市(透過再現來操弄城市的意義、功能與認知等),以及(2)符號化的城市所召喚的再現效果(城市或城市某部分作為象徵符號,例如「紐約」作為美國夢的代表)等。當然,這些再現與城市都是多元複合、交錯重疊的;不過,縱然再現的建構與城市「現實」之間並無一一對應的關係,但總是與特定社會與歷史脈絡緊密相關,涉及了「誰的再現」、「為了誰而再現」,以及再現之生產和解讀的問題。
本文站在前述的理解和發問上,企圖透過分析一份迄今發行超過400期的官方月刊《台北畫刊》(Taipei Pictorial),來檢視影像城市(imaged city)的建構方式與再現效果。國內有關城市和再現的分析,大多集中於文學和電影方面 ,較少見到平面影像的探討。本文除了補足平面雜誌影像方面的闕漏外,也著眼於《台北畫刊》連續累積已達卅三年的豐富資料,可以從事比較長期的歷史分析,探索不同時期的再現方式。此外,《台北畫刊》作為官方宣傳刊物(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發行),讓我們可以集中觀察官方所營造的城市想像環境,及其意欲達致的再現效果。當然,本文選擇了《台北畫刊》作為文本分析的主要對象,便捨棄了更多其他官方與非官方的城市再現材料 ,不過專注於特定機構製作的文本,也方便我們集中焦點探究其獨特的再現建構方式;再者,即使同樣都是《台北畫刊》,也不表示其城市再現一以貫之、立場單一,還是有歷史性的發展與變異,以及內蘊的緊張和矛盾。
當然,文本分析取向總是有如何接合文本的生產過程、社會脈絡,以及閱聽大眾對文本的反應,亦即文本之影響的問題。歷史比較也必定是從當下的視角與立場出發來看待過去,而過去的文本在當時環境裡,或許有從當前的角度觀照不及的面向(尤其是當時人對當時文本的反應,必定與筆者處於今日位置對當時文本的觀感不同)。這些都是本文目前的侷限,需要更廣遠的研究努力來添補。
後文大致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從刊物的基本性質、封面封底的圖像特徵、排版形式,以及主要內容與影像表現方式等幾個方面,區分出幾個不同的時期,描述和分析《台北畫刊》作為官方影像城市之再現的營構方式與可能效果,並運用「視覺意識形態」與「文化治理」這兩個概念,來提出理論層面的綜論。其次,筆者進一步挑選《台北畫刊》中反覆出現的專輯策劃,即目前已進行至第五回合的各行政區概況介紹,以便從事另一個角度的歷史比較,透過其中對各行政區的再現方式與敘事手法的差異,勾勒出每個時期意欲宣揚或反映的整體都市意義與個別地域意象。最後,結語部分強調在都市意義的持續塑造和衝突中,影像再現與生產是都市意義競逐的重要場域。
2.視覺化城市史:都市意義的塑造
《台北畫刊》的特色自是強調圖片的表現,但文字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言,相對於圖片所展開的較廣闊而模糊的意義範域,文字(正文及圖說)傳達意義的作用,可說相對較為精確,因而文字具有「錨定」圖片意涵的效果(試想一幅顯示磚牆瓦屋的照片,圖說標為「古蹟」和「廢墟」,就有不同效果)。當然,圖片本身所召喚的直接而「自然」的視覺經驗,也很有可能與圖說文字的解說產生扞格,彼此衝突,從而開啟了意義分歧、曖昧的流動空間。《台北畫刊》作為龐大的圖文資料庫,其中蘊含的可能意義非常龐雜多樣,但本文還是企圖藉由幾個形式與內容上的特徵,梳理出不同時期的主調。
以下的分析基本上集中於影像與文字文本,而不及於文本的製作生產與閱讀接受的過程。採用的方法雜揉了簡單的內容分析、組成詮釋與文本解讀,容或有不嚴謹與主觀解釋之處,但也確認了本文亦自成一篇有特定立場和觀點的城市再現建構。分析的要項包括封面封底、排版樣式、影像表現,以及報導內容與敘事方式。
2.1 復興國族的戰時首都VS.邁向現代化的都市:1968.1-1980.12
《台北畫刊》創辦於1968年一月。前一年的七月,台北市才由民選首長的省轄市,改制為市長官派的直轄市。這個時期官方塑造的都市意義主調,可以用每一期涉及市政建設計劃或回顧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於文首引用的蔣總統訓示為代表:「現在我們是處於戰時戰地,時時刻刻都在戰備狀態之中。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為戰時的首都,台北市改為院轄市的目的,即在建設其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以適應戰時需要」。這段話看似明確,其實包含了兩種不同的都市意義,即「戰時首都」與「現代化的都市」,分別聯繫上中央政府的反共復國意識形態與威權統治,以及維繫經濟發展所需的都市基礎建設。這兩種意義在敘事裡一向連結在一起,但有時候卻會流露出彼此間的扞格。
就兩種都市意義的連結而論,大致上是將現代化都市的建設發展,鑲嵌於反共復國、效忠國家領袖的敘事架構之中。我們可以分別從文字敘事和視覺影像敘事兩方面來探討。文字敘事方面,我們又可以細分為每期整體內容與單篇市政報導的敘事來談。
就每期報導的整體內容而論,除了市政建設報導外,主要類別還包括了中央政府要聞(國內外參訪、外賓接待、首長視察、會議慶典、交接剪綵等),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反共聯盟會議與反共人士、運動會、國際比賽獲獎、文化復興運動、中華文物介紹、大陸風光、史蹟源流、民間節慶報導、救國團暑期活動、空防演習、短篇小說等。這類與台北市無直接相關的報導,其意旨大多落於宣揚國家建設與各種活動的輝煌成就、與友邦結盟和反共成果、民生樂利景象,以及懷想故國等,並展現為了民族存續和自由繁榮而團結奮鬥,在領袖英明領導下勵精圖治的集體氣氛(所下標題便可見證此種氛圍,參見附表二)。
這意味了台北的都市意義編織於一個更大的脈絡中,這個脈絡讓台北市嵌埋於以中華國族復興為核心的文本組構裡。有關市政建設與發展的報導,大多強調追求進步與邁向現代化的必要,但其成就是整個國族復興計劃的一部份。國家官式活動報導通常放在每一期的最前面,也清楚宣告了中央凌越於地方的基本首從關係。綜言之,任何類型的報導,不論是市政建設、中央活動,或是軟調的節慶風光和小說,都不離中華國族復興的主軸。
專就市政相關報導的敘事方式而論,有以下幾個特徵:(1)以施政報告的形式分項列舉,述明施政依據、目標、時程、經費及其他各種數據(長寬、數量)等。(2)除了道路交通、住宅、市場、社會福利、環境衛生、教育醫療等一般市政主題外,通常還會附加「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施政重點之一。(3)文首必以義正嚴詞的論說文式宏偉修辭開場,不是配合反共復興的神聖目標,作為市政建設的最高原則,便是遵奉首長英明指示,或是呈獻成果給總統祝壽(蔣介石去世後,則多以貫徹總統蔣公遺訓開首)。文末則幾乎都是期許邁向進步、繁榮與現代化的國際都市作結。茲舉數例如下:
以本市今天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處的重要地位,不但為反共大業的神經中樞,同時也是雄峙西太平洋最堅強的反共堡壘,隨著改制後,更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肩負了無比艱鉅的任務。際此時會,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際性都市,真可說是經緯萬端,任重道遠(〈台北市改制一年〉,1968.6,6期,p. 8)。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台北市是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是推動反共復國大業的領導中心…總統昭示:台北市改制的目的是要建設台北市為現代化都市,以適應戰時需要。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指示:要將台北市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因此台北市在改制後的各項重大市政建設,均遵循 總統昭示的最高施政指導原則,與蔣院長指示的建設目標,全力推動,積極邁進(〈從食衣住行育樂看市民生活改進〉,1973.10,70期,p. 10)。
蔣公特別垂懷台北市的建設與發展,他老人家的指示,要使台北市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以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起點。台北市自改制以來,各項市政建設,均本此遺訓,努力推進。台北市之有今日,全是 蔣公特別垂懷之所至(〈台北市改制十年來的建設與服務〉,1977.6,114期,p. 4)。
李市長強調,台北市能有今天的規模,完全是中央正確領導,社會各界密切配合以及全市市民團結支持的結果。…蔣總統已經為我們指出了建設的目標…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有誠意、有勇氣無畏任何困難,勇往邁進,為台北市政開創嶄新的境界,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奠定不朽的業基(〈兩年來的台北市政建設〉,1980.6,150期,p. 22)。
以今日角度觀之,這些修辭套語只是因循習例,很少人會當真。但正因為形成了習例,從而確認了某種難以違逆的思考和表現方式,在反覆論述中肯定了強人權威與政府的領導地位。不過,在這套國家權威論述底下,實際推展的卻是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尤以道路、橋樑、隧道、堤防、高架道路、住宅為最,這些也正是都市影像所呈顯的現代化主題。
影像方面,可以區分為封面封底和內文照片兩部分。這個時期的封面大抵為政治人物活動(蔣經國和蔣介石最多)、國慶活動、獲獎人物(奧運、棒球、影展等)、市區街景與風景區,以及表現奮發希望的照片(童子軍吹號角、兒童民族舞蹈等),都是全幅整版照片。封底除了部分是整版圖片外,多為幾幅照片集成,除前述主題外,還有民俗節慶、國畫、花卉、藝文活動等較軟性的題材。1970年代晚期以後,都市景象的封面封底越來越多,用以表現建設的成果,也逐漸突顯了台北市本身的現代化發展相對於復國意識形態的自主性。
內文照片方面,以官方活動照片和都市建設照片這兩大類為主。由全版到小幅照片都有。官方活動照片顯示機場接待外賓,官方拜訪、會議、視察等。透過這些照片,民眾看似參與了這些場合,見證了在這些活動中顯示的國家存在與運作,以及領袖和政治人物作為國家的體現。但其實這些是一般民眾無法出現的場合,而只是視覺上的存在。因此,這些照片的視覺效果,可以說既是「眼見為憑」地確認「國家」的樣態和存在,又是彰顯在威權體制下,國家與民眾日常生活的疏隔。國家與政治事務,只存在於這些視覺化的官式活動中,而缺乏民眾能夠實際參與的公共領域。
至於都市影像方面,這個時期大量的公共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拍攝對象。從施工期間到完工,都有許多影像紀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幅跨頁的照片,大多採取高空或俯角拍攝道路橋樑的全景,或是仰角拍攝建築物。出現最多次的題材為新闢建拓寬的敦化南北路(及其圓環)、仁愛路、忠孝東路、北門高架橋、新生高架橋、台北橋、華中橋等聯外橋樑、前景為高架道路層疊交錯的圓山飯店、新建的國宅社區,以及東區一帶高樓滿佈的新市區俯瞰照片。道路通常為由近處綿延至遠方端點的透視取景,橋樑通常為高空攝影,展現連結兩岸的宏偉壯觀。若說這些大幅都市影像是《台北畫刊》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也不為過。
這些照片不僅表現都市工程建設的成果,也以其巨大壯觀的尺度,以及非日常可見的全景觀看角度,產生了一種奇觀憾人的感受,從而認同了官方領導的現代化進程。透過觀覽經過挑選的台北市風貌與景觀,激發和烙印了對城市存在的特殊想像,在鳥瞰台北時,宛若掌握了城市的紋理與邏輯,但這都是特定立場與角度下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種取景方式下,幾乎看不到人物與活動,只有一種抽離市井生活,乾淨壯麗的城市輪廓。此外,有不少圖片採取前後對照的方式呈現,例如道路闢建、溝渠整理前後景觀的對比,或是以模糊泛黃的歷史照片對照高樓大道景象,率皆強調今日的進步,對比於過去的髒亂落後(這是內文和圖說的描述)。
「戰時首都」所含攝的復國意識形態和威權政治,與「現代化都市」的追尋,這兩種都市意義也不見得會一直相安無事,而有潛在衝突的可能。有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涉及了目前中正紀念堂所在基地的用途。《台北畫刊》第67期(1973.7)報導了「營邊新社區」計劃,要籌資一百五十億元在信義路營邊段建設六十二英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興建五座十八至五十層樓不等的辦公大樓,三座廿四層至卅層的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四棟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貿易中心、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等,大樓間以輸送系統連結,行人以履帶運送。該期的封面與內文,都附有透視圖,全是高聳的玻璃帷幕大樓。這個充滿「現代化與科技進步」想像的計劃,預計1974年6 月起開發。但是1975年蔣介石過世,計劃急轉彎改為中正紀念堂的用地。1976年第102期便報導了中正紀念堂最初設計的甲乙兩岸設計圖。於是「現代化都市」的美夢便讓位給強人的死後餘威,改變了該地的空間意義,而原來計劃便了無痕跡,有待未來的信義計劃區來實現。
另一個都市意義上的衝突點是圓環。圓環的設立原本是為了塑造雄偉的都市景觀和紀念性,也由於中間塑立黨國大老的銅像和城門,而具有國族主義的象徵意義。但隨著都市不斷發展,人口與車流量的增長,圓環遂成為了交通功能的阻礙。《台北畫刊》第107期(1976. 11)有篇〈都市圓環價值的今昔〉,可說是透露了「現代化都市」的功能性考量,正逐漸凌越傳統國族權威象徵所需要的都市意義。
2.2 「富而好禮、樂觀自信」的城市:1981.1-1994.12
第二個時期的區分點,主要是版面安排上的差異(直排右翻轉變為橫排左翻),若就內容而論,其實很難有個明確的分割點。關於版式,其實從第144期起便將內文改為橫排,但文字由右至左,書頁維持右翻。或許由於這種排版過於奇特,149期又恢復直排,直到157期才徹底改為文字由左至右橫排,書頁左翻,亦即目前一般雜誌通行的版式。這裡的橫直左右之分,當然有其意識形態上的牽連。傳統中文書寫是直排且從右至左。橫排時要由右至左,還是由左至右,為了維繫正統或書寫方便,爭執了許久,最後顯然是橫排且由左至右佔了上風。
除了排版之外,另一個形式上的分界則是圖片從148期起改為全彩色(原來大部分是黑白,少數彩色照片),內文字體加大,版面設計也較為活潑。一位曾擔任該刊編輯的作者在替《台北畫刊》三十週年所寫的回顧裡提到,這時期的文章寫作與編排、標題製作,感覺上像是《光華雜誌》(林書玭,1998: 14)。除了形式特徵,其實整個內容與影像表現所欲烘托的官方都市意義,確實與前期已有明顯差異。
就每期的整體報導而論,與前一段類似,每期多少有中央政府或全國性的政治要聞,但是比重逐漸減少。相對地,市政方面的報導日益增加,而且工務建設的比重也減少,增加了市府其他單位施政概況,以及藝文活動、史蹟源流、運動休閒、環保衛生,乃至於人物介紹與民間社團的報導。所使用的標題也較前一階段活潑,偶見流行文化的用語(參見附表二)。
整體而言,這個時期都市意義的塑造逐漸脫離前一階段的復興國族框架,現代化都市的意涵也變得比較豐富,而非單純以工程建設和經濟發展為核心。若用幾個字眼來說,可能是「安和樂利、富而好禮、自信樂觀,溫馨光明」的城市意義;換言之,都市基礎建設與發展有了成果,產生了自信,開始往精神文化層面提昇。此外,藝文、環保、休閒與古蹟懷舊,構成了這種富裕文化的都市意義核心,也透露了消費城市的逐漸成熟。至於市政當局的自我界定,相較於前一階段承繼中央威權的領導角色,也開始強調「服務」的概念。當然,在這種官方塑造的都市意義裡,見不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政治劇烈轉變,社會衝突升高,台北街頭處處示威抗議的歷程,有的只是好還要更好的希望與期許。
就都市建設類報導的敘事而論,特徵如下:(1)大多依然採取施政報告方式,描述建設目標、內容與經費等,援引各種數據(以1980年代前期及工務建設類為主)。(2)反共復國與領袖指示之類的開場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文旨,大多指陳建設是為了因應都市迅速發展、交通需求,或是提高居民生活水準等。(3)198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比較柔軟輕鬆、溫馨感性、開朗活潑的修辭,甚至宛如面對面談話、召喚市民的敘事語調,尤其是在社福文化環保方面更為明顯。茲舉例如下:
台北市自民國五十六年改制以來,由於經濟發展,人口及機動車輛之成長極為迅速,造成市區交通問題日趨嚴重…市府…毅然規劃市區快速道路系統(〈建國南北路高架道全線通車〉,1983.1,181期,p. 13)。
時代總是不斷的在前進,消費大眾的生活要求也在不斷的提高。過去,購買物品只是達成生活享受的一種手段,但今天,購物行為本身便是一種生活享受。…提供市民一個舒適整潔的購物環境,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課題(〈市場升級整潔舒適的現代超級市場〉,1986.2,218期,p. 22)。
對開車的朋友來說,「基隆路」的經驗是矛盾的,一則惱火它的塞車「惡習」,二則對它連結南北,貫通東西的屬性而「情」有「獨」鍾,經常奔走其上。能得到大家青睞,發揮運輸功能,基隆路很感欣慰…然而有限的路面背負過多的車輛,基隆路確是喘不過氣來,因此「高空」、「地下」立體交叉使用,應運而生。(〈任重道遠的基隆路車行地下道〉,1994.3,315期)
影像方面也有相應的轉變。封面封底的照片雖然仍有政治人物活動(還是以蔣經國居多),以及節慶與藝文活動,但都市景觀的圖片比例大增。都市景觀的圖像也不侷限於過去的全景俯瞰式街景,而有越來越多強調高樓建築的壯麗,以及郊區風景的照片。這個階段尤其喜愛映照著都市景觀的玻璃帷幕大樓,以之作為繁華進步的象徵,不僅出現在封面,也見於內文照片。同時,對建築物本身的報導和攝影也增加,還有票選活動,這彰顯的是以城市和建築物本身為欣賞與表現對象的態度(不過以城市作為美學再現對象的趨勢,還可往前溯及1975年95期報導的「水彩畫家筆下的大台北」活動)。宏偉的玻璃帷幕大樓,成為這個階段台北躋身國際城市之列的有形表徵。
由於內文照片全為採取全彩色,工務建設的大幅全景彩照更為誘人,尤其繼開闢道路橋樑之後,本期建設的重點在於翡翠水庫、高架快速道路系統,以及鐵路地下化工程,規模更為巨大壯觀。此外,這個階段的官方活動照片大幅減少,顯示民眾日常生活狀態的近景剪影大為增加。再者,攝影的風格不像上個階段,是有清楚主體(政治人物活動或某項建設或市街)的新聞式攝影,而多了美學的考量,取鏡角度更多樣,尤其是在民眾生活、休閒旅遊、藝文活動方面,常有缺乏清晰人物主題,而強調畫面掩映層次趣味的照片,其裝飾效果可能勝過說明的效果。此外,歷史舊照片與今日景況的影像對比,不再僅是強調落後與進步的差異,而較常展現為懷舊溯源的態度。
綜論之,這個階段《台北畫刊》的文字與影像風格所呈顯的都市形象,是在一派繁華富足景象中,一方面有了可以自我欣賞和誇耀的成就,一方面期許往文藝、休閒和環保等領域提昇文化涵養,同時在這種自信下,不再視過去為必須消除的髒亂落後,反而是尋幽溯源的懷舊對象;整個傾向從致力建設生產,漸次轉向有品味與品質的消費。當然,作為一份官方宣傳刊物,《台北畫刊》依然在必要時刻顯現其作用,例如當市長改回民選,展開激烈競選時,從320期至323期(1994.9-1994.12)的封面,都是現任市長黃大洲「勤政愛民」的身影。
2.3 新政權與市民城市:1995.1-1997.9
陳水扁新市府的特性,很快地展現在《台北畫刊》的內容與形式上,都市意義構築的主軸產生巨大的改變。除了延續前一階段的歷史溯源、民眾生活、藝文活動、環境生態與消費休閒等主題外,政治人物活動與市政建設報導幾乎消失,只剩附於每期刊物最後的市政要聞。新出現的主題為性別平權、弱勢團體、青少年、社區營造等,文化方面的議題也朝向本土(如歌仔戲與民謠)與前衛(如小劇場、女性電影)兩方面轉變,另外每期有專輯策劃,以多篇文章討論諸如媒體開放、二二八事件、客家人、都市原住民、台北的外國人、新好爸爸、單親母親等較具社會爭議性的課題。此外,也邀請作家學者撰稿(例如劉克襄寫生態),呈現較細膩而有特色的文字風格。同時,市府藉由社區營造、公車詩文等活動,讓民眾參與空間更大,這些也表現在《台北畫刊》的內容上(參見附表二)。
綜言之,這個時期都市意義的塑造,有以下幾點特徵:(1)市民城市的宣揚。(2)本土與社區的強調。(3)讓過去受壓抑的城市聲音浮現,從而揭顯多元的市民組成(性別、族群、世代、國籍等)。(4)透過參與式活動及其文化表現(例如市民都市經驗與生活記憶的書寫),積極召喚對都市的認同。(5)此外,國際城市、開放多元、資訊網路、活力創新等,也是官方揭櫫的都市發展目標。
若從單篇文章的敘事來看,與前一階段不同的特徵為:(1)更為生活化、通俗流行與講求文學修飾的用詞和語調。(2)個人風格、私己經驗與貼身事物的寫作。(3)批判性視角和語彙的出現。(4)較偏本土、在地、社區與鄉土的立場。(5)較長遠的歷史縱深。僅舉數例為代表:
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旋遭共黨追殺,無視原住民困境…而平地山胞…既與一般平地漢人一樣納稅;又慘遭「自由經濟體制」下平地漢人詐騙剝削,成為開放社會下不受保護的犧牲者(林金泡〈離根的蘭花:原住民的都市情境〉,1995.8,331期,p. 12)。
從一塊錢的車資到十二塊一段的公車票價;從裕隆小型車身到黃皮車、彩虹車、韓國大宇汽車廠的新型公車;黃煙麟駕駛的台北市公車,穿梭過無數次的台北市街道,看著臺北市稻田起高樓、啟蒙上學的學童步入中年;出生於光復前的他則經歷中壢老家的孩童時期,留下現今駛過台北市街道二十八年的車輪軌跡(〈我是在地的資深市民〉,1995.10,333期,p. 5)。
「凱達格蘭大道」,一個美麗又陌生的名字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取代「介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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