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粉碎“四人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1/05/15 22: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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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③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④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