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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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前后历时长达27年之久,堪称共和国史上最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在中央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为安置下乡知青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广开门路就业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再到解决下乡知青的回城和就业困难,直至彻底结束这场运动,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安置知青

     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同中国城镇就业困难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这一指示的号召下,从1955年到1957年,共有7.9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安置城镇知识青年,最初的主要方向是国营农场,包括插场、建立新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举办劳动大学等等。但在实际执行中,从中央到最基层,都感到农场容纳劳动力有限,而且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1000元左右。以1963年为例,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的限制,原计划去农林场33.2万人,可是到5月底,只完成了15.4万人。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思考,当时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思考: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主要安置去向应该放在哪儿?

     其实,早在1957年,就有一些地方,如天津、辽宁、吉林等地,在实际工作中把一部分知青安排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以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这一方式容纳量大,投入少,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而且知识青年下乡,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中央决策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浙江省嘉兴县。该县为了解决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过少与吃商品粮人口过多的矛盾,在1962年不仅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4428人回乡,还安置了5307名久居城镇的人口下乡插队,城乡两头工作扎实,下去的人基本稳定,安心务农。1963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批语中说:“久居城镇的人口到农村插队是否可能?到农村以后能不能巩固下来?是不是只能安置劳动力而不能安置家属和其他辅助劳动力?是不是只有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可以安置,土地少的地方就不能安置?这些问题,嘉兴县委的报告都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邓小平在审阅这份报告后,思考了许久。嘉兴县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当时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交换了一下。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主题就是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会上,谭震林把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传达给了与会者。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情况汇报后,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会上,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他说,安置要集中,不要分散。每个省选若干个县,土地有潜力、山区有潜力的地方,成批安置青年,结合治山治水治碱,投点资也合算。这样,就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了。他还说,一个公社安置百把人,就是一个势力。据下乡的同志反映,农村有三股力量,一是本土干部,二是复员军人,三是下乡知识青年。这三股势力合作得好,就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好。扭不在一起,就会搞坏事。集中一点的办法,关心他们也好关心,容易巩固,容易组织起来搞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业余学习;报刊也好供应;也好搞科学试验。这样花钱(投资)也可以集中,效果也容易看得见。南方人口少的地方,像大别山也可选为一个点,安置青年去治山。选择这样一些地区,知识青年也好发挥作用。给青年以理想,去改造自然,就有了奔头。总之,城市青年下去,不搞理想,单是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来的。对于邓小平的谈话,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写入了这一文件。在实际工作中,插队也成为知青的主要安置方向。据统计,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占72%之多。虽然后来插队这种形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初国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安置下乡知青还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把恢复高考制度作为一个突破口

     早在1975年下半年,正在推动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就主张“从中学生里挑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还批评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极“左”。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批判为“妄图腰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本人则被诬蔑为“‘拔根’复辟的总代表”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后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就是著名的“八八讲话”。9月19日,邓小平专门找来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了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对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导理论的“再教育”理论也是一个间接否定。

     与此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恢复高考。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八八讲话”中他又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九一九讲话”中他又专门谈到招生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他还对招生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恢复高考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另一方面,它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了7年之久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使许多无“后门”可走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离开农村。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半数。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其中知青7.9万人。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入学人数猛增至27.1万人。

     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客观上加快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步伐。

      主张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即掀起高潮。仅在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就有155.6万名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从1967年至1976年,共有1400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多数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发起人和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曾于1973年4月25日、1976年2月22日先后两次作出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固有的矛盾等原因,知识青年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一度成为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等五大老大难问题的头号老大难,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当时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无奈地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另一位负责组织人事的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这些都表明,知青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着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在知识青年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中央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以至于当时一位西方学者断言:“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

       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这为知青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中央高层领导中,最早提出解决知青问题新思路的是邓小平。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知青问题的大暴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凸显的严峻形势,最早开始思考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的还是邓小平。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他还说,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邓小平的这些想法,无疑是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与此同时,历史也迎来了契机。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市就业制度改革轨道的思想。1978年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他还提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为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勾勒了大体清晰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行业领域。再一个是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现在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些行业还没有建立。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业。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要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

     邓小平的这些新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一致赞同,他们都认为: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并通过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统一思想、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其主要精神是:认为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虽然还要坚持上山下乡,但这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下乡;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等等。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此后,上山下乡的规模急剧收缩。1978年只有48.09万人,1979年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到城镇郊区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1980年,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进一步解决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统筹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云南知青先行一步,掀起了返城大浪潮。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此信得到了该场300多名知青的联名签署。“联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扣压,农场领导甚至要求邮电代办所对签名者的信件往来情况进行检查。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绝食、卧轨等过激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同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他的联名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知青的“联名信”。此信很快转到邓小平的手里。12月2日,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

     12月12日,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这几次讲话和指示总的精神是: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这些指示,从大局出发,采取积极的方式,为解决知青问题指明了方向。若干年后,发动写联名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同意知青选派部分代表赴京,并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一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配合下,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留场等办法,使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复了稳定。

     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255万人,1979调离农村的达到395万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就业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只停留在原有思路考虑问题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0月4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的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果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此后,知青经费由主要用于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逐步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原载《党史纵览》2004年12期)        百万知青的婚姻问题:禁欲酿出许多苦果(图)        陈兵回忆知青岁月:梦的诉说        陈兵回忆知青岁月:梦的诉说(下部)        知青个人史之张水藩:最后上调的知青        贪污挪用:文革中下乡知青巨额安置费失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