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生平及作品欣赏(5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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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王羲之生平及作品欣赏(54P)

书圣王羲之生平及作品欣赏(54P)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庾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庾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庾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闩:“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人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活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惜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庾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庾)翼在彼,岂复假此!”庾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竞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 (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庾翼见到王羲之答庾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和也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惜,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蹇腾之势,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撅,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榻灌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灌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二。”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人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天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加上他又有代书人,故其书迹更加真伪难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显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姜夔最多会意,在《续书谱?真书》中云:“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我们正是从王羲之的楷书中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无论是字的笔画,还是结构,各尽自然之态,似乎跳动着一颗自由的心灵,当然便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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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东晋永和九年( 公元353年 )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居住在山阴的一些文人来到兰亭举行“修禊”之典,大家即兴写下了许多诗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序文受当时南方士族阶层信奉的老庄思想影响颇深,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全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王羲之的行书在当时独树一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关于《兰亭序》,世间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趣闻逸事。据说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对自己这件作品非常满意,曾重写几篇,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于是就把它作为传家至宝留给子孙。后来落入唐太宗手中,此中又有唐太宗派“萧翼计赚兰亭”的传说……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敕令侍臣赵模、冯承素等人精心复制一些摹本。他喜欢将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赐给一些皇族和宠臣,因此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而原迹,据说在唐太宗死时作为殉葬品永绝于世。
  今天所谓的《兰亭序》,除了几种唐摹本外,石刻拓本也极为珍贵。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要数《宋拓定武兰亭序》。不管是摹本,还是拓本,都对研究王羲之有相当的说服力,同时又是研究历代书法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在中国书法典籍中有关《兰亭序》的资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历来也有很多争议,清末和六十年代都曾引发过相当激烈的大公论。
  兰亭序神龙本[冯承素摹本]
  

  《冯摹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冯承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直弘文馆为招书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其它事迹不详。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撰稿人:单国强)
  兰亭序虞世南临本
  

  

  

  

  

  

  

  

  

  

  

  

  

  

  

  

  

  

  

  

  《虞摹兰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
  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17则,钤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纸上所钤元内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后拼纸下所题小楷“臣张金界奴上进”一行,均真。后隔水所钤宋内府印,以及第一尾纸上宋代魏昌、杨益题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后配。以后接纸上的明人题跋、观款,均真。
   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吴治、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代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
  兰亭序褚遂良临本
  

  

  

  

  

  

  

  

  《褚摹兰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序》原迹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真迹据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的“神龙本”为最佳;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
  此卷根据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定为褚摹兰亭序。同时卷中有米芾题诗,故亦称“米芾诗题本”。
  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玉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米芾诗后接纸上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等5家题词及钤印均伪,当是南宋末年所临。以后接纸上的元、明诸家题识均真,然疑是别处移来配上的。
  以后纸题跋、印章考证,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又据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也可印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点画用笔少锋芒,与近真的《冯摹兰亭序》(神龙本)呈鹅毛笔书写特点的风格迥异,亦和以褚摹为底本的唐摹本墨迹不同,当属于唐以后一再重摹的宋摹古本。此卷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此卷流传鉴藏经过大致为:北宋滕中、南宋绍兴内府、元赵孟頫、明浦江郑氏、项元汴、清卞永誉、乾隆内府。曾著录于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阮元《石渠随笔》等书,并刻入“兰亭八柱”。\r
  (撰稿人:单国强)
  定武兰亭序吴炳旧藏本
  

  

  

  

  

  

  

  

  

  

  

  


  

  

  宋拓定武兰亭序吴炳旧藏本 纵26.0厘米 宽66.5厘米 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
  传说唐太宗命擅书之臣临写《兰亭序》,而欧阳询所临写的最为逼真,故刻之于石。宋庆历年间(1041-1048)李学究发现于定武(今河北正定),故称欧阳询临写的《兰亭序》为定武本。李学究模勒于石上交御府,后不明所在。原石后归薛向、薛绍彭父子所有,薛绍彭又模刻勒石时,缺损“湍、带、右、流、天“五字。大观年间(1107-1110),原石置于长安宣和殿,因靖康之乱而下落不明。
  此《兰亭序》原由郝天挺收藏,郝氏所藏三本《定武兰亭》中,记有宋代诸公题跋之最善一本,后来,转让给吴炳,拓片上有吴炳题记,也有白文“吴炳之印”一枚(右下角),故称“吴炳本”,也就是薛绍彭缺损五字以前的所谓“五字未损本”。
  据启功先生的《〈兰亭帖〉考》述,此为仁和许乃普氏旧藏,后流入日本。五字未损,拓墨稍重,时侵字口,还有后人涂墨的地方,如“悲也”改“悲夫”字,“也”字的钩;“斯作”改“斯文”,“作”字痕迹俱涂失。后有宋人学黄庭坚笔体的录李后主评语一段,又有王容、吴炳、危素、熊孟祥、张绅、倪瓒、王彝、张适、沈周、王文治、英和、姚元之、崇恩、吴郁生、陈景陶、褚德彝诸跋。
  定武兰亭序宋拓故宫藏本
  

  

  

  

  

  

  

  即柯九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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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作者:姚淦铭(文字)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
  最卓越的艺术品,往往在极小的空间里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兰亭序》就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尺幅之中的辉煌的书艺殿堂。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兰亭序》道媚劲健的用笔美,流贯于每一细部。略剖其横画,则有露锋横、带锋横、垂头横、下挑横、上挑横、并列横等,随手应变。其竖画,则或悬针,或作玉筋,或坠露,或斜竖,或弧竖,或带钩,或曲头,或双杈出锋,或并列,各尽其妙。其点,有斜点、出锋点、曲头点、平点、长点、带钩点、左右点、上下点、两点水、三点水、横三点、带右点等等。其撇,有斜撇、直撇、短撇、平撇、长曲撇、弧撇、回锋撇、带钩撇、曲头撇、并列撇等等。其挑,或短或长,其折,有横折、竖折、斜折。其捺,有斜捺、平捺、回锋捺、带钩捺、长点捺、隼尾捺等。其钩,则有竖钩、竖弯钩、斜钩、横钩、右弯钩、圆曲钩、横折钩、左平钩、回锋减钩。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有筋骨血肉完足的丰驱,且赋予各自的秉性、精神、风仪:或坐、或卧、或行、或走、或舞、或歌,虽尺幅之内,群贤毕至,众相毕现。王羲之智慧之富足,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序中有二十多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后世珍视其布白之美,临摹者虽难免渗入各自的笔性,但无人稍变其章法布白。正如解缙在《春雨杂述》中所说的那样:“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兰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
  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集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构,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据说藏有《兰亭序》共四本,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题字,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甘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在民间珍藏,后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上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颖上本”、“落水本”,等等。
  《兰亭》真迹虽殉葬昭陵,但它的化身经过摹、刻流传,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清乾隆年间赵魏首先怀疑《兰亭》真伪,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辨》,收集有关论文十八篇。此后又有许多论著讨论《兰亭》真伪。著名学者钱钟书虽未参加当时的论辩,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中己反映出他对《兰亭》论辩的思考及精辟见解。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钱钟书一信中更明确地指出:“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即认为各有所偏。此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个学术课题的进一步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兰亭》真伪的考辨,既要着眼于当时的文化背景,更要着眼于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的创新动因和成就。当然,还有赖于更多的文物发掘,也许有朝一日会有科学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