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富的断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0/07/15 12:43:35
毫无疑问,在崇尚金钱的现代社会中,财富是雄狮颈上的威武的鬃毛,是雄孔雀美丽的尾巴。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人生的主动权。因此,经济精英们既是各国政要的宠儿,又是传媒聚光灯竞相追逐的对象。关于他们的话题,包括他们的创业史,他们那丰富多彩的恋爱、婚姻、家庭,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经常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他们本人也时不时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当今世界,数风流人物,还看超级富豪。可以说,关于他们,世界已说过了千言万语,只怕今后还要再说上万语千言。

  但是,能够成为世界超级富豪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跻身于工薪一族,以小康为物质生活的目标。因此与其为了那个美丽的梦付出一生的期望,还不如基于现实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要知道,孔雀有孔雀的美丽,但黄鹂的百啭千啼也是自然界的一景。财富、智慧、美貌、健康与幸福的婚姻家庭,都是上苍赐给人类的生命资源,能够同时拥有所有资源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幸运儿,每一个人只要善用本身那有限的资源,尽心尽意地做些于已有益、于社会及他人无害的事情,也就算不虚此生了。

  世界不仅仅只是富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富人,有中产阶级,也有穷人,而且后两者的数量远比富人多得多。财富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能力,是人格尊严的基本保证,但却绝对不是人类价值的唯一体现。

  二

  世事苍茫,棋枰翻复。昨日之非,今日之是。与别人对《财富》论坛的关注不太一样,我更喜欢穿过历史迷茫的烟云,追索中国人整个20世纪财富观念的戏剧性变化。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的思想家们就将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归结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于是通过一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将大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表述他的一个理念:穷则革命富则修。记得文革时,读中学需要讲出身,与我家同在一个居民小组的一位以捡垃圾为生的刘老头堂而皇之地宣称:我家里旧社会喝面汤、捡菜叶,是苦出身,我的女儿才有资格读书。刘老头宣称那种伴随了他一生一世的穷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豪感,绝不亚于今天某些大款宣称自己拥有多少财富时洋溢于外表的自豪感。

  就在这二十年间,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财富》论坛众星捧月般地追捧超级富豪只是世人崇拜财富的集中表演罢了。而梁晓声写了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批评了不正当的致富方式,并在其它的文章中表示了对下岗工人等弱势阶层的同情,竟然引来了无数的批评,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梁晓声“观念落后,有仇富心理”。

  我为梁晓声长叹息。我知道不是他出了问题,有人不喜欢他所捍卫的信念。财富本身没有问题,因为财产是人格尊严的基本保证,但金钱拜物教绝对有问题。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80%以上都疯狂追逐财富,以金钱为人生第一要义,这个社会绝对不是正常社会。

  三

  在看了外国企业与外国名流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以后,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些担忧,觉得这种预测似乎太过乐观。这担忧并非是莫名其妙的情绪,而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前英美各国在对中国市场的预测上有着相似的经历。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具有威胁性,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他另外一段话却让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市场的分析。他认为,“我们看中国应当务实一些,那里有12亿人口,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许多人苦干实干,会形成强大的经济实体。如果大陆每个人多用一汤匙棕榈油,我们就发了!那里实在有无限的商机,将会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经济史学家们多次提到鸦片战争后这样一段史实: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形成了五口通商格局,用贸易叩击了半个多世纪而未能打开的中国市场,终于在大炮的轰击下向西方世界敞开了大门,英国商人“兴奋若狂”,“一想到将与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发了疯似的”,他们把钢琴乃至吃西餐的刀叉都大批地搬到中国来。在他们的悬想中,中国人每人用一副这样的餐具,每家买一架这样的乐器,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至于他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棉纺织品在新市场的美好前景,更是被他们广泛宣传。公众被告知:“只要每个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还有人预言:这个新世界是如此广阔,以至“倾兰开厦纱厂之出口,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然而,这种不考虑中国人的购买力,完全奠基于中国人口数量上的“市场预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全部破产。大批刀叉的需求者只是极少数富裕家庭,而刀叉在中国市场上的卖价,几乎还不够运费;棉睡帽不是“每个中国人一顶”,而是一顶也卖不出去;缺乏购买力的中国下层人民,仍然穿着自己家织的土布,因为他们没有金钱购买外国洋布,尽管洋布比土布好看得多。

  我重提这段历史,不是认为现在的外国商人会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而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近13亿中国人中,对外国商品有购买力的毕竟只是少数,6万亿存款的将近一半,集中在不到总人口的7%的人手中。所以如果要进行市场预测,恐怕得对消费群体进行细分。换句话说,马哈蒂尔先生所提到的棕榈油,不要说广大农村的农民没用过,我这个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中国人至今也没用过,不知道是食用油还是别的油。

  四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世纪。只有在这一个世纪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旗帜鲜明地将追求财富悬殊为社会与个人生存的终极目标。

  于是世界上的国家都在这条路上熙熙攘攘地呼啸着前行,有时候你碰着我,有时候我碰着你。但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争吵,还是任何经济组织的艰苦谈判,起始端与终端都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一个目标:经济利益。至于这一利益是用协议还是用别的形式实现,那就看参与各方的博奕方式与“议价能力”。这议价能力的背后,是各国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军事、人力资本与资源)。

  我们的邻国日本与我们几乎同时被西方世界的不速之客惊醒。但我们这只睡狮在《南京条约》上签完字以后仍然鼾睡如故,直到再过了20多年以后圆明园被焚以后才想起应该学习人家的军事技术,于是有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成果在30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而美国的“五月花号”舰艇1851年开到日本港湾以后,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志士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明治维新”。在艰苦卓绝的励精图治后,日本很快加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维新志士喋血菜市口,流亡海外,抱恨终天。再后来就是绵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死亡,然而血沃中原肥的只是劲草,没有花、也没有果。再后来的半个世纪,我们又在不停的阶级与路线斗争中消耗了30年,最后在面临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艰难的经济改革。

  三本外国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形象地说明了中国20年经济改革走过的历程。第一本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那时候中国人被粮票、布票、糖票、油票之类的票证困扰了三十多年,首要的是要解决物资短缺问题,让民众食有粮,穿有衣。其次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经济改革进行到80年代中后期,大家已经意识到政府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是斯蒂格勒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本书,因为我们中国人想知道在现有的改革路向下,中国经济改革还能走多远。

  世纪之交人们总爱用“新世纪”这一个词,似乎一切问题会随着年轮的滚动而消失和解决。而我则认为,现实是历史的累积与延伸。日历虽然翻开新的一页,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解决。

  我想对同胞们强调因研究腐败问题而声名卓著的南非行政管理学专家保罗·哈里森说的一句话:“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另一个是‘国家的软弱性’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只有切除腐败这只政治之癌,我们才能告别灾难深重的20世纪,在新世纪里稳步走好。

  请听听我国古代先哲们对于国家财富的解释吧。《老子》认为统治者的三宝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的理解是指统治者享受不敢为天下先)”,《孟子》认为,国有三宝,曰土地、人民、政事。

  一个国家的财富,毕竟不只是物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