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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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10/16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站
朱恒鹏
回乡探亲,遇土生老爹。老人年届八十,人生阅历丰富,且读书颇多,又兼关心时事,熟悉政府有关三农政策,村中威望极高。多年未曾谋面,老人见我甚是高兴,老少二人把酒话桑麻,聊得很是投缘。老人讲述一生经历,无意中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笔者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土改:终于拥有了自家的土地
“那可是个好辰光!” 说这话时老人眼中露出少见的光彩,“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我知道,那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这个话题很合我的兴趣,“就从土改开始,给我聊聊你这一辈子经过的事”。
“好!好!既然你愿意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就和你聊聊”,老人也颇有兴致。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分给大家,分得大致公平吧?”我问到。
“应该算很公平!基本都是平分的,比如,我们家和隔壁长庚家人口一样多,分得田地和牲口也就一样多,都是十亩地、一头牛。
“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了,我们两口子合计着一定要好好干,我们相信土地不会糊弄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收成!
“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亩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俩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一些。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你很会做买卖吧?”我记起老人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说不上很会,就是比别人多动点脑子。乡亲们都种黄瓜时,我就种西红柿!这样西红柿可以卖个好价钱,等来年大家都种西红柿了,我就种黄瓜,反正不随大流!这样,我们种的东西总能卖个好价钱!”
“很有市场意识嘛!”我恭维到。
“啥市场意识,我不懂,只是比别人多动点心思,腿脚勤快一些,多了解些情况。
“农闲时我们两口子就做豆油卖,一是赚点钱,二是可以做些豆饼喂牛,以及做肥料施到地里去。你知道地里施豆饼,地力增加的又明显又长久,比现在的化肥强多了。由于经常给地里施豆饼,我们家地力特别肥,要不产量咋能比别人家高出一大截!
“也就三、五年光景,我们家粮缸里装满了粮食!也攒了一些钱,我们又买了十亩地和一头牛,地多了,有时忙不过来,就要临时雇短工。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其他人家呢?”
“差别很大,”老人说道,“就拿我们家和长庚家来说吧。土改时同样是分得十亩地、一头牛,我们年龄一样,家里人口也一样,可也就三、五年光景,两家的境况差别就很大了。
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侍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
“两口子还特嘴馋,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说来两口子命也不好。土改第三年吧,他们大儿子莫名其妙的得了一场重病!治那病花了好多钱呢,他们哪有钱啊?最终不得不把十亩地都卖掉了。
还不错,尽管花了一大笔钱,那孩子的病最终治好了!可是病是治好了,他们却一无所有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新兴贫农。说来也是,土改刚刚几年呢,他们家就又没有地了,可是怨谁呢!怨只能怨老天爷捉弄人,干吗让他儿子得那么一场大病啊。不过说来老天爷挺对得起我,那几年我们全家就没有一个生病的,连头疼脑热的小病几乎都没有。
“造化弄人啊。”老人叹道。
“这其实很好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平等),首先是父母留给的初始物质财富很不一样,其次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形成的个人人生观有很大差异,再次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包括智力和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就是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最后一点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运气的差异吧。长庚儿子得病这事就是一件典型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些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因素中,唯一可以拉平的只有初始物质财富,就像你和长庚,土改给了你们一个平等的物质财富作为起点,但是其他因素无论如何是无法拉平的,特别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差异始终会存在,并显著地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也非常大,有时甚至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当然,在存在较完善的保险市场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可以有效地减少,但是却不可能完全消除。在个人的能力能够有效发挥并且个人的收益取决于自己的贡献的环境下,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环境,这些因素的差异必然最终导致个人财富、成就、地位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的环境下,即使物质财富的起点是一样的,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异也必然使得最终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即使最初的物质财富是一样的,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制度下(土地私有制就是这样的制度),那些无法拉平的个体差异必然会导致大家的收入出现差异,并导致最终的物质财富有很大差异。土改后几年你和长庚生活光景的差异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老人没有理会我的掉书袋,等我说完,又按照自己的思绪聊了起来。
二、人民公社:不是我不明白,这政策变化快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让大伙儿把土地、牲口、大农具全部入社,成为公社的集体财产,也就是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我不赞成这样做,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不公平。你想一想,我们家二十亩好地,两头膘肥体壮的大耕牛、两架地排车,还有那个小油坊,那可都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的,凭什么就成了大伙儿公有的?长庚家什么也没有,也成了公社社员,和我们公有我们入社的土地、牲畜和大农具,你说这公平吗?”说着说着,老汉有点激动起来。
“长庚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他们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公社。长庚还嘲笑我:‘怎么样?起五更睡半夜,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还不是给大伙儿了?你看我,觉没少睡,酒没少喝,现在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社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像我们这样家里地较多、有好牲口,劳力又多的人家就不痛快了。最初我坚决不同意入社,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不得不入了。有啥法子?可我尽管作不得声,心里却不服气,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公有了?那最初的十亩地一头牛是你政府分给我的,充公就充公吧,我认了。可另外那十亩地一头牛是我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挣来的,你凭什么充公?
“可想不开又有啥法子呢?家人劝我,集体了也有好处,大家一起干,只要人人都努力,合作得好,收成不一定比单干差。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理,尽管心里不痛快,最初在社里干活还是像原先在自家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可我发现一些社员不像我这样,他们比在自家干活时出工晚,收工却早,而且活计也干得马马虎虎,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磨洋工,有的甚至还偷粮食,我问一个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他反问我:‘我能拿多少?’,想了好久,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100来个劳动力,我每天早出工一个时辰,晚收工一个时辰,一年下来,能多打多少粮食?就算500斤吧,过去自家单干时,这多打的500斤粮食都是我们家的,每天多付出的两个时辰是值得的,可如今在公社里,多打的这500斤粮食100个人分,我只能得到5斤,每天多干两个时辰,一年下来才多得5斤,太不合算了。反过来看,我每天少干两个时辰,多睡点觉,损失什么呢?地里少打500斤粮食,如果是单干,损失全部是自家的,当然不合算,可是现在在社里,我个人只损失5斤粮食。每天多休息两个时辰,一年下来只损失5斤粮食,很合算的。我总算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活,勤快的人得不偿失,偷懒的却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多人一起干,多干了显不出来,少干了也看不出来,‘滥竽充数’说得不就是这个理吗?
“道理上讲如果能够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贡献分配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可以有效防止这一问题。但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做不到。那么多人混在一起,分散在那么大的农田里干活,监督起来非常困难,干活时用劲不用劲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干得认真不认真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监督的干部能看到什么?就是注意到了,注意到这里也就注意不到那里。况且就是发现谁偷懒了,干部也未必较真,说来他也不过是百十个社员中的一个,多打了粮食他又能多得几斤?得罪了人麻烦却都是自己的!所以,最终记工分的办法就是同样的劳动力、干同样的农活、干同样的时间就得同样的工分,这样的工分制度简单易执行,可是这样就意味着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谁还会多干?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大家都学会了偷懒,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都学会了和干部打游击,干部也都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唉,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惜活计不是那些活计,庄稼也不是那些庄稼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曾经那么勤快的农民竟然会变得那么懒!”
“如果把大家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块田地从播种到收割的整个生产过程,最终哪块田地收获的粮食多,负责这块土地的那组社员分的粮食就多。只要组分的足够小,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偷懒问题。”
“那不成了包产到组承包制、分田单干了吗?偷着试过,也很有效,可上面不允许。”
“嗯,那倒也是,如果一户作为一组,那就成了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了。”我接着说道,
“成立人民公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抽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以满足快速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为此必须变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为国家强力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但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严重低效率使这一目的大打折扣。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大的。其中一点就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农业收益分配制度的变化,更根本的是激励机制从而财富创造机制的变化。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产权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收益分配规则,收益分配规则决定了个人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所有个人的行为合在一起决定了全社会的经济绩效。人民公社这种制度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其严重缺乏促使其成员努力创造财富的有效激励。”
“最厉害的是搞大食堂的时候,粮食不分给各家各户了,全部送到公社食堂,大家一起吃,真正的大锅饭。五八年那年应该算个好年景,庄稼长得很好,可惜丰产不丰收,好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上来。”
“为什么?”
“大炼钢铁抽走了青壮年劳力,留下的老弱病残应付不了这么多农活,再加上大食堂导致大家大呼隆,反正收获了也不归自己,许多能收获的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是没见过那种情景啊,玉米棒子掉在地上社员都懒得捡起来。你恐怕想象不到一贯节俭的农民会那样糟蹋粮食。
“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
“饿死人了,上面知道这样干是不行的,开始允许公社把一些地分给社员自己种,这些地叫自留地,社员自种自收,不用交公,我们私下叫它‘保命田’。务实厚道一些的干部就尽可能多分给大家一点自留地。我们这里的干部较务实,还顺应农民的要求搞包产到户,也就是分田单干,我们家又分到了五亩责任田和一头牛,在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的归自家所有,这很像土改后那几年的情形了,只是田地不归自家所有。事实证明,还是各家单干有效,我们又开始起五更睡半夜了,尽管辛苦一些,可是能够吃饱饭了。这样干着也顺心,你多付出一份劳动,就会多拿一份粮食;你要偷懒,损失也全部由你自己担。为了增加地力,多打粮食,我又省吃俭用买了豆饼施到责任田了,本指望这样地力长久些,最终受益的是自己,可惜我这个人缺乏政治眼光,摸不准政府的脉。长庚那家伙就不像我这样,人家不给责任田施豆饼,那牛也拼死拼活的用,恨不得把它累死。我当时还嘲笑他不像一个过日子的,1966年春天我及时在责任田里播了种,盼望着秋天有个好收获,而长庚竟然不播种,我还奇怪这家伙不想过了,秋天准备喝西北风啊。
“很快,承包制受到了批判,责任田和耕牛又被收回,又回到了生产队一起上工一起收工大呼隆的做法。我再次受到了长庚的嘲笑,说我不长记性,豆饼又浪费了吧,牛又成了给大家养的吧,等等。我也觉得自己很笨,嘲笑自己‘只知低头干活,不知抬头看路’。可是心里很不理解,为什么努力干活、善待土地的我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长庚这家伙还这样教育年轻人:‘小子们,做人可别像你土生老爹那样,拼死拼活的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地是侍候得很好,牲口也养的好,可是到头来自家也没有多得到什么,日子过得还不和大伙儿一个样吗?你们看我,哪儿舒服咱躲哪儿,觉没少睡,活没多干,最终怎样?日子一点也不比土生家差。’村里的年轻人对他的话很以为然,个顶个的比着谁懒,都认为我的做法挺傻。”
“是啊,对私有财产的随意侵害,关键还不是对当事人生产积极性的严重打击,而是给年轻一代形成的负面信念和社会预期,那就是勤奋劳动、诚实经营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培养的不是一种积极创造财富的社会信念,而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分食别人蛋糕的心态。换句话说,严格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不仅仅激励当事人诚实经营、努力工作,还鼓励一代代的年轻人形成良好的人生信念,它既提高当期的社会效率,提高财富的积累速度,还会促进未来的效率提高和财富积累。短短二百年,美国就积累了那么多的国民财富,成为世界上老百姓最富,国力最强的国家,良好的私人财产制度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正是这种受到严格保护的私人财产制度和不容置疑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信念使得美国连绵不绝的出现福特、摩根、斯隆、巴菲特、盖茨这些不仅个人发家致富、而且极大地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企业家、投资家。”
等我说完,老人继续说道:
“幸亏这次没有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的田地里大家依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可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那时攒下的时间和力气没有多少用处。现在大家都用到了自留地里。有点好肥料大家也尽可能偷偷地施到自留地中。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干到七、八点时再到生产队的地里去和大家大呼隆,下午太阳还没下山就收工,然后跑到自留地里再干上一个时辰,这样每天在生产队里省下的时间和力气用到了自家的自留地中。不止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这样做。我们曾经估算过,自留地的亩产量大约是生产队亩产量的五六倍。幸亏有了自留地,否则难保不再饿死人。但我们真的想不明白,给自己干活大家这样努力,为什么非要让大家一起大呼隆呢?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让人人有吃有穿的嘛。”
三、家庭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就这样一直过了十多年,尽管没有再饿死人,可是大家的日子挺艰难。穷则思变,有些地方又悄悄搞起了分田到户家庭承包制,听说提出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初上面也不允许。可是逐渐的政策改变了,好像是1980年,中央文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责任制了,我们这里再次开始分田到户,我们家又分得了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口鱼塘,长庚家也是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片山林。记得最初的承包期是三年。说实话,已经吃过两次亏了,这次我们都担心政策还会变,所以这次我没再施豆饼。豆饼这样的好肥料还是用到自留地里,责任田中多用化肥。用化肥当时增产效果好,只是用久了地力会下降。承包的鱼塘中我也没敢放鱼苗,怕花了钱长大了再被充公,而是拼命地把鱼塘里的鱼捞上来卖掉,我当时的想法是争取在政策改变前把鱼捞光,一条也不留下。长庚的做法和我一样,还夸我终于长记性了,他把承包林中的大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材,小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柴,你看看,这哪像过日子的样?”
“你们这叫掠夺性经营,听说当时有人以此为证据反对家庭承包制,说这种掠夺式经营模式证明了农民的短视,说什么小农经济没有前途,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
“他们那是瞎掰。农民一点也不短视,你只给了我三年的承包期,我怎么看长远?况且此前政策反复变。我们短视是因为没有给我们一个能够追求的长期利益。两千多年前的孟子都知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什么是恒产?可以长期拥有的财产!什么是恒心,着眼于长远好好过日子!不让我们拥有恒产,我们怎么会有恒心?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就会在哪里瞎嚷嚷!”说着说着,老汉又有点激动。
“是啊,这么短的承包期以及政策要变的预期根本不能激励农民爱惜地力并对土地投资。经济学家相信,‘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没有不合理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选择’。农民的理性程度丝毫不弱于别人。许多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其实都是农民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你们涸泽而渔,不是不理性,而是没有长期利益可以追求。”
“我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法子,这是一种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做法。可是我们已经吃够了政策多变的亏了。我们又左右不了政策,前面的教训告诉大伙儿我们只能这样做。
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情况不一样了,1982年年初中央说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后来文件又明确说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再后来更是改为30年以上,这次看来政策不会变了。
望着空荡荡的鱼塘和光秃秃的山林,我们哭笑不得,看来老皇历不管用了。我赶紧买了鱼苗放到池塘中,长庚也买了树苗栽到了山上,我们又开始精心侍候土地和耕牛,它们也没有亏待我们,靠着这些承包的责任田、鱼塘和山林,我们盖上了一座座砖瓦房,过上了天天吃白馍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露出了笑容。
“施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看来这种土地制度是很好的了?”我知道这个问题争议很多,正好了解一下老人的看法。
“那倒不见得。要我说家庭承包制取得这么大的效果,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太差了,只要能改掉它,几乎怎么改都会提高效率。”
“那你觉得那种土地制度最好呢?”
“这事说来复杂了,过段时间你不是还来吗?留待下回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