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必将胎死于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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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必将胎死于中央党校

田忠国

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综合胡锦涛总书记的各种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人民民主。二,社会主义。三,经济上和谐发展。和谐发展就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要搞资本主义就没有和谐可言。这是由资本经济制度机制所决定的,不是由哪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的,因为,资本经济制度机制的核心内动力是强者,也就是资本拥有者的占有。去掉占有,就没有了资本制度机制。而毫无节制的占有,必然导致占有率膨胀式涌堵,是经济发展的致命内伤,没有什么和谐可言。为什么没有和谐可言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块饼十个人相对均衡分享,能够吃饱,并且,各自略有节余,但如果同样的一块饼,一个占有了70%以上,随着饼的增大,其占有率不断提高,这样的结果是,随着饼的放量增大,从总量上来说,饼是做大了,也就是发展了,但其余九人的分享率却在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得到的不是增多了,而是相对减少了。从这个角度说,就不能说发展了,而是相反,也就是说倒退了。

    不仅如此,由于占有率膨胀增长,必然破坏整个饼的生产、消费过程,最终导致消费链断裂,轻则发生经济危机,重则导致经济崩溃,引发一连的社会灾难、政治灾难。如果一个不断发生社会灾难,并最终引发政治灾难的经济机制,怎么会有社会和谐?我曾经无数次撰文指出,现代经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和谐、环境和谐、资源和谐,这三大和谐系统,又以社会和谐为首要。为什么是社会和谐为首要呢?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为了助推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相处,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心理环境,但如果一个社会有众多的人为生存不得不动刀子动枪,怎么和谐,又如何发展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从占有率膨胀式递增的(易经的数字模式)机模中发现,资本制度机制并非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佳模式,而是最劣模式,因为,所谓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崩溃、或社会暴力乃至暴力革命为代价的。对于我的观点,祝东力先生在“从思想的制高点俯瞰”一文中得到了佐证:

    “世界近代史的总体走向是从西方到东方,这个走向在地理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革命”的路线:从英国革命(17世纪)到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19世纪),再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0世纪),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会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巨浪般由西向东传递。另一方面,相反相成,从西方到东方还伸展着一条“资本”的路线:环地中海(文艺复兴时期)、北大西洋(16-19世纪)和亚太地区(20世纪末至今),依次成为近代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热点或中心。第一条“革命”的路线主要走陆路,它在解放了相关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潜力之后,也曾经形成新的异化和压迫。第二条“资本”的路线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导致了对美洲的种族灭绝、对非洲的大规模奴役,但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并传播了技术和文明。位于“远东”的中国,作为最后一个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大国,恰好是这两大政治、经贸路线的交汇点。”

    暴力革命不是平白无故的发生的,而是占有率膨胀式递增的必然结果,是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必然结果。令人倍感困惑的是,作为执政党重要的智囊之一的中共中央党校的陈文通先生,食民之禄,食党之薪,食国之俸,不去好好研究于国于民有利的经济机制问题,偏偏热衷于制造社会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制度机制,并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在野党,陈先生这个高级智囊人士,用此解构执政党的政治经济体系,为中国共产党谋取执政的机会,虽然不是高招,但也足可以解构执政者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夺取执政权创造了机会。但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陈先生解构执政党的政治经济体系,迫使社会发生暴力革命却又为何呢?

    我个人认为,中央党校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为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的为民执政,提供符合科学原理的政治经济智慧和执政智慧,并为传播符合科学原理的政治经济智慧和执政智慧而努力,绝对不应该成为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执政体系的急先锋和传播者,更不应该成为培养资本主义高级干部的训练者。我还认为,如果陈文通先生有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治追求,辞掉中央党校教授职务,宣传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我绝对没二话好说,因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思想的自由。
当然,陈先生可能会说,你还不是党员,无权参与党内讨论。我个认为,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坚持改革走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因此,这么重大的问题,就不能不争论了。

    我个人认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党内形成了共识,请实行票决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人民群众投票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命运。人民群众不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命运,我都绝对服从。并且,为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竭尽心力,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人民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道路,我都会尽我所能,提供机制原理的智慧支持。虽然两种制度有不同的机制,但两种机制我都有深刻的理解并通晓其不同的运作方法。但是,我坚决反对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到人民大众的头上。

   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到人民大众的头上,也就是由中央党校陈文通等类先生决策,科学发展观必将胎死于中央党校。因为,“由民作主,寻找科学理性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民众有权向官员问责,有权监督官员,有权罢免官员,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由官僚精英作主,不准民众说话,不准批评缺点错误,纠正错误,更不准监督官员欺压百姓,胡作非为,这就是反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摘自“中国经济学思想文化批判”一文)。

    我还认为,由中央党校陈文通等先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高论,在社会上引起的思想混乱,中央党校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陈先生的言论,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党校?如果代表陈先生个人的观点,陈先生就不应该在中央党校任职,如果代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就应该换牌子,而且自己挣钱自己吃,国家和民众不应该养吃他喝他还在算计他的教授们。这是基本的道理,对么,陈先生们?试问,世界上有谁愿意白养一个专门谋算自己的“高智商”的人呢?当然,换牌子是不需要中央批示的,因为,你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了,何需要中国共产党批示?中国共产党能够批示的只能是自己的党校。


 

 

 

发件人:"wangmiao711"   2009-01-05 20:06:25 +0800 收件人: "wangmiao711" 抄送:标题: 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论坛”专栏 各位师友:您好,我们新开的“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论坛”专栏已于2008年底正式推出,现已发表专栏文章3篇,现将这些文章发给您,请您参考并参与讨论。祝您新年快乐!中国改革报 王淼 2009年元月5日

利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

孔保罗

2008年12月

    迄今为止,对于金融危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在传统经济学的范围内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用社会问题来化解。实际上金融危机完全可以无需政府投入任何资金,而用社会基本问题来化解,对当前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这里我们简单说明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的基本模式。

    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选择虽然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对农民工问题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可是这种解决只是立足于向农民工提供传统意义上的保障。而由于资金匮乏和一系列制度的限制,目前这种保障极为有限,因此农民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可以预言:如果继续按照这一模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那么至少在未来10 年农民工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其实农民工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根据中国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 岁;中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2%,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 元~800 元之间。农民工每月收入在300 元以下的占3.58%,300 元~500 元的占29.26%,500 元~800 元的占39.26%,800 元以上的占27.90%。从以上的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处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年龄;如果农民工可以获得良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他们可以有相对美好的未来———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这些多出的收入足以支付职业教育的费用。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按照联合国残疾人统计的标准,残疾人一般不会超过5%,而且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康复的。

    由此可见:至少95%以上的农民工都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因此农民工根本无需西方式社会保障———救济性保障,他们需要的是接受职业教育。因此可以也应该让他们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保障。更为具体地说就是:①为每一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工提供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需事先支付任何费用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②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期间还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这一工资的标准可以参考当地生活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③同时享受医疗保障,对于这种医疗保障也无需农民工支付任何费用;④职业教育与培训结束,可以继续获得寻找适合工作的全程服务;⑤寻找适合工作期间仍旧无需事先支付费用,并可以继续预支未来的工资;⑥同时继续享受医疗保障(仍旧无需他们支付费用);⑦找到工作之后逐步偿还全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费用、寻找适合工作全程服务的费用、实际支出的医疗保障费用、预支的工资及其全部利息。互助循环保障:农民工以未来收入自我保障的基本实施模式要使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必须首先贷款给农民工———解决农民工的个人资金链问题。但是这种贷款不能沿用大学生国家助学贷款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互助循环贷款担保和互助循环保障模式。

    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向金融体系贷款,再支付给农民工,使每一个农民工可以无需事先支付任何学费接受职业教育,在读书期间还可以预支工资,待他们形成还款能力之后再逐步偿还,则可以完美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在操作模式上的局限性。

    首先,这种贷款数量极其巨大,实施这种贷款,银行的工作量极小。更为重要的是,对金融信贷体系而言,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任何风险———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在信用上超过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它是最优质贷款。有了这种贷款,金融信贷体系的贷款结构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优化。第二,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资金流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至少超过若干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稳妥的流动出路,这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更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突破这一困境,尤其是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是亟须解决的问题。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和大学生用未来收入解决当前的暂时性困难,就可以使若干万亿资金突破流动困境。

    第三,就本质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提供贷款给每一个农民工,让他们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实现自我就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天然责任。

    第四,化解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短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这种短缺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它在本质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而向农民工提供贷款,使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为农民工提供任何救济,甚至于无需提供低保(除非永久性的绝对贫困者),因为农民工需要悉数偿还全部费用,这就可以节约巨大开支。而且贷款者越多,社会保障支出就越小,获益越大。

    第五,化解贷款坏账损失。提供贷款给农民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坏账———这是由于农民工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造成的。但这种坏账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因此农民工伤残人士的比例会更低),与社会保障体系所节约的费用相比较,实在不成比例,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贷款的农民工越多,社会保障节约的开支就越大,坏账的化解就越不是问题。

    第六,向银行贷款,再支付给农民工,待他们形成还款能力之后逐步偿还,并不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赖账问题,因为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强制性收费体系———它可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这一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赖账。

    第七,迅速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所周知,中国社会保障的建设在农村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广大农民根本无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可以纳入也不能获得全面保障。这种困难是因为资金短缺造成的。可以预言:中国不可能在未来10 年之内建立起可以覆盖全部农民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在10 年之后建立起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西方社会经济由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退变为发展缓慢的地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保障的资金消耗已经占到其GDP 的30%左右,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发展活力窒息。但是采用互助循环保障,让每一个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就可以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一套全民和全面的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一体系的效果比西方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优异:它既可以覆盖每一个农民工,而且使他们得到更为优异的社会保障,更可以化解社会保障运作所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为农民工提供贷款是社会保障体系走出资金短缺困境不可或缺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全部社会成员实现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也才能救自己。

    空前的社会消费革命与金融危机的化解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事先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可以彻底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从根本上来看,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就必须大幅度扩大内需。当前中国刺激民众用储蓄来消费,以拉动内需困难重重。因为虽然居民储蓄已经达到十八万亿人民币的高水平,可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支付能力极其有限———他们并不是不敢或不愿消费,而是没有支付能力,数亿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具有支付职业教育费用的能力,绝大多数就不会去仓促就业,而是去接受职业教育了。更何况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即使有一定的储蓄,其消费也受到极大的未来需求的严格制约。所以刺激民众消费来拉动内需迄今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效果。可是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支付费用而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将彻底改变上述状况。这种改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超前消费。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而是用农民工未来的收入消费,因此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消费。②资金巨大。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实现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所带来的超前消费量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初步估算:目前农民工总数为2 亿,这种消费估计在10 万亿人民币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巨大的超前消费无疑将从根本上全面拉动中国的内需。③非常安全。这种超前消费不会导致社会的过度超前消费,不会产生次贷危机一样的风险。④非常合理。这种超前消费所导致的内需增长不是建立在刺激消费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就业保障、职业教育及医疗保障基础上的,是必需的和完全合理的,不会产生刺激经济不当而引起的风险。恰恰相反,这种超前消费如果不能实现,对社会经济合理发展却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制约。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就业、医疗以及教育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农民工的储蓄意识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因为无需再以储蓄的方式来应对失业、教育和医疗费用问题。这必将使人们从不敢消费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造成他们用现在的储蓄来消费。这种消费究竟会达到什么数量级,我们现在无法知晓,然而我们估计,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20%,也就是说在1.8 万亿元~3.6万亿元人民币之间。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数量———它对内需的增长也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此外,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实现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将会导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在完全平民化基础上的彻底产业化,这种产业化和农民工的超前消费,至少可以直接给中国经济带来十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绿色GDP 的增长。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实现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之后,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更为安全稳定超高速增长期,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彻底化解,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益匪浅———世界各国都会以中国为榜样来开展社会保障的改革,并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化解金融危机和发展经济。(中国改革报2008 年12 月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