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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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茶的历史

       普洱茶以其历史上的集散地--普洱县命名。唐朝时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清代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唐朝的普洱茶,已经销往四面八方。
    宋朝时,除了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洱茶,是上乘的"紧团茶",又称"圆茶"。宋朝名士王禹在品尝了芬芳浓郁的普洱茶后,写了一首赞美诗:"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诗中所指"圆如皓月",就是普洱紧团茶。
   元朝时称普洱为普茶,那时的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的"金齿"、"白夷"(指傣族) 条里写道:"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贸易"。民间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各贩于普洱。……由来久矣"。
        "普洱茶"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正式载入史书则在明代。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新纂云南通志》指出:"'普洱'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明朝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此时,以"六大茶山"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干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普洱府志》记载道:"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况。
        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 万担之多。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 年),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兴旺,仅慢撒茶山 (易武)就年产5干余担。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山马道驮钧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茶马古道随之兴旺,现今还有思茅卡房高酒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公里:有思茅三冢村外茶马古道、那柯里茶马古道,断续30公里;普洱茶庵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公里,石上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派往云南的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以加强行政统治),在普洱设置"普洱府治",在攸乐山(现为景洪市基诺族乡,六大茶山之首)设置"攸乐同知",驻军5百,防守茶山,征收茶捐。在勐海、勐遮、易武、倚邦等茶山,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专管粮食、茶叶交易。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同知,设置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官茶局,在 "六大茶山"分设"官茶子局",负责管理茶叶税收和收购。在普洱府道设茶厂、茶局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改历代民间贩卖交易为官府管理贸易,普洱便成为茶叶精制、进贡、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于是,普洱茶这一美名便威震天下。正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所云:"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可谓大钱矣"。
      《云南通志》、《普洱府志》和《大清一统志》都有"蛮民杂居,以茶为市,仰食茶山"的记载。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普洱茶的产销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普洱,市场繁荣,国内每年都有千余名藏族商人到此买茶。印度、缅甸、锡兰、暹罗、柬埔寨、安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奔走在千山万水之间,马铃 牛梆之声,终年不绝于耳。 

   清朝后期,由于苛捐杂税太重,普洱茶开始出现衰落。据清《普洱府志》记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规定茶捐每百斤茶为"一引",每引收税3钱2分,这一年颁发"茶引"3千,收税银960两。此后每年都有增加,最多曾达1万引,收税银3200两。由于茶捐越来越重,茶农受损,茶商无利,以至 "普洱产茶,颇为民害"(《续云南通志稿》卷 54)。
         到清朝末年,茶税更重。官府设置茶官,控制茶叶贸易,收取茶税。随后又开"洋关",增收"落地厘金",每l两银价值的茶叶加收2分茶税。茶农不堪重赋,便弃茶另谋他业,马帮也改走他途。六大茶山敷遭火患,茶树焚毁,疾病流行,植茶之农,死亡甚伙,致茶产锐减过半,六大茶山逐渐萧条,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由年产8万担减至5万担。
         进入20世纪,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呈下降趋势。在设置"思普沿边行政总局"期间 (公元1913-1928年),由于政局较稳定,对茶叶生产销售采取"民营、宫茶合办"的经营方式,茶农和茶商有利可图,茶叶年量不再下降,保持5万担的水平。
        公元1929年至1938年,云南省地方政府将西双版纳改为县治,茶叶生产是"官办民营",茶商设庄制茶,民间运销,政府收税。公元1930年,每公斤茶叶收税滇币3元。公元1936年增至5元, 公元1938年更高达8元。加上公元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与普洱茶竞争,普洱茶向东南亚的出口受到影响,年产量降至3万多担。
        抗日战争期间,茶叶外销路线被切断,社会动荡,茶农四迁,茶庄倒闭,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由国民党经济部所属的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地方陆系(陆崇仁)财团所属佛海茶厂垄断,年产茶降到3万2干多担。
        抗战结束,中茶公司回迁南京,遂由陆系财团独家垄断,后又合并改称"人企公司"。解放前夕,公司将资产转移,生产急剧下降,茶叶年产量仅达5干余担,跌至最低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发展普洱茶的生产,相继在各县成立茶叶公司,在各茶区设立茶叶收购站,提高茶叶收购价格,建立茶叶科研机构,用科学理论指导茶农生产管理,积极改造老茶园,创建新茶区,茶叶产量逐年提高。到1952年,西双版纳州共发展新茶园 32000亩,改变了古老茶区的布局,建立国营茶厂,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茶叶的内在品质,为进一步发展普洱茶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