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2008年)美国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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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2008年)

美国国防部

2008年1月3日

概述

    中国是一个具有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强国。它近年来的迅速崛起是今天的战略景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对该地区和世界来说具有重大涵义。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若论在中国的国家发展及其融入国际体系方面提供最多帮助、便利和鼓励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美国继续鼓励中国更多地分担维护全球体系的稳定、适应力与成长方面的责任,从而作为一个负责的国际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然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尤其是在其不断扩充的军事力量和这支力量可能会如何派上用场方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人民解放军正在寻求全面的改造,从一支用于在本国领土上打长期消耗战的人数众多的军队改造成能够在周边地区与高科技敌手打赢短期、高强度战争的军队——对这一策略,中国称之为准备打“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在远距离上维持军事力量的能力目前还很有限。但正如2006年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所说,中国“具有最大的潜力,可以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并将能够逐步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突破性军事技术投入战场。”

    中国的近期重点是准备应付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包括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这一重点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然而,对中国军事采购和战略思维的分析结果表明,北京还正在开发用来应付其它地区紧急情况,譬如资源或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冲突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军事改造的速度已经加快,范围已经扩大,其刺激因素是外国先进武器的采购、中国国内的国防和科技产业中的仍然很高的投资率,以及军队的组织和军事学说方面的影响深远的改革。中国军队不断扩展和改善的军事实力正在改变着东亚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战略实力的提高产生着超越了亚太地区范围的影响。

    表明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证据是部署了新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导弹。这种现代化正在使中国的战略打击实力得到提高。中国新兴的反接近(anti-access)/区域封锁(area denial)实力——例如它继续开发先进的巡航导弹、中程弹道导弹、用于攻击包括航母在内的海上舰只的反舰弹道导弹,以及2007年1月成功试验一件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武器——正从传统战场的海陆空维度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

    对于支撑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机、决策和关键实力,国际社会的了解很有限。对人民解放军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军事实力的宗旨与目标,中国领导人尚未做出详细的解释。例如,中国继续公布不完整的国防开支数字,其所参与的行动看来与其宣称的政策也不一致。中国的军事与安全事务方面的缺乏透明度使误解和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对稳定构成风险。这种局面将导致针对不明情况采取两边下注的策略。这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第一章

重要的事态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主席胡锦涛

    过去一年的几项重要的事态发展涉及国会在《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02款(公法106-65款)中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事态发展

中国共产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重申了“开放与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在中国发展其经济、军事、科学和文化国力的同时,谋求保持国内与本地区的稳定。

  党代会之后,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立即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从而跻身2012年的下一届党代会最高领导职位的接班人行列。党的领导人们还支持把胡锦涛的意识形态上的“科学发展观”(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需要并重)纳入到党章里。

  党代会前夕,有11位委员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3位委员被替换。新的中央军委委员有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解放军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和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国防部长曹刚川退役,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将保留国防部长头衔,大概一直到2008年3月为止。

  在临近17大的几个月里,军界领导人还被任命为7个军区当中5个军区的新的司令员。其中包括北京军区的房峰辉中将、广州军区的章沁生中将、南京军区的赵克石中将、兰州军区的王国生中将和沈阳军区的张又侠中将。这些新的司令员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重点,及其按照解放军演变中的职业军事教育大纲提拔比较年轻的、受过较好教育的、训练较为有素的军官的努力。

  在台湾问题上,胡主席的17大讲话没有强调军事威胁,而是阐明了继续实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敦促全党“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胡锦涛的讲话还包括表示愿意在北京的“一中”原则基础上与台湾举行协商,以“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台湾总统陈水扁拒绝接受这项建议。在2007年8月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讲话中,胡主席呼吁加快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加强兵员的训练,通过“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高作战能力。北京从90年代末开始使用这种语言,从而反映了中共经济增长与军事现代化并重的战略,而不是把一个摆在优先于另一个的位置上。

  2007年12月,中国宣布把海南省的西沙群岛的政府提升为称为“三沙市”的一个县级政府,对西沙、南沙和中沙群岛享有行政管辖权——这一领土要求引起了与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的争端。一位中国发言人声称,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的航道”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和实际管辖权。作为对中国声明的反应,几百名越南抗议者在河内的中国使馆外面举行示威。

中国军事力量方面的事态发展

    中国对其军事力量的长期和全面的改造正在使其兵力投放和反接近/区域封锁能力得到提高。与准备应付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的一项近期重点相一致,中国在台湾对面的各个军区部署了许多最先进的系统。中国说,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和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是人民解放军扩军的主要目标。信息化条件是以通信干扰、电子监视和精确打击武器为特征的作战环境。“一体化联合作战”是解放军有关多军种联合军事行动的术语。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弹道导弹计划。它正在开发和试验进攻性导弹,组建新的导弹部队,从质量上改进某些导弹系统,并开发对抗弹道导弹防御力量的方法。到2007年11月为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台湾对面的守军驻地部署了990到1070枚CSS-6和CSS-7短程弹道导弹。它正以每年100多枚导弹,包括这些导弹的射程、命中精度和有效载荷得到提高的改版导弹的速度扩大这支部队的规模。

  人民解放军正在采购大量命中精度很高的巡航导弹,譬如国产的、地面发射的东海-10陆地攻击巡航导弹、俄罗斯SS-N-22/“日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装备在中国也是从俄罗斯采购的两艘现代级和两艘“现代II型”级导弹驱逐舰上),以及SS-N-27B/“炽热”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装备在中国采购的12艘完全是俄罗斯建造的基洛级柴电动力潜艇当中的最后8艘上)。

  中国正在CSS-5中程弹道导弹的一种改版的基础上开发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作为其反接近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1500公里。融合到一个精密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中后,它就成为中国的反接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使解放军获得远距离攻击海上舰只,包括航母的实力。

  中国正通过添置生还能力较强的系统来实现较远射程的弹道导弹力量的现代化。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在第二炮兵的一些部队中部署东风-31和较远射程的东风-31A导弹。

  中国还正在研制新的潜射弹道导弹JL-2,以部署在新的“晋”级(094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上。JL-2预计将在2009-2010年度达到初始作战能力(IOC)。

    太空与反太空。中国正在开发一项多维度的计划,以限制或阻止其潜在的敌手在危机或冲突时刻动用以太空为基地的资源。虽然中国的商业太空计划肯定具有非军事的研究用途,但它却显示出具有直接军事应用的太空发射和控制能力。

  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试验了一件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武器,摧毁了自己的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这项未经宣布的试验表明,解放军有能力袭击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这项试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担忧。其所造成的残骸云朵危及到所有宇航国家的资产,并对人类的宇宙飞行构成危险。

  中国于2007年10月24日发射了其第一个绕月探测器。“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器于2007年11月5日到达月球轨道。这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显示出,中国能够实施复杂的航天活动——这种能力对太空对抗军事行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嫦娥一号”航天任务完成了探索月球的一项三阶段计划的第一阶段。这项计划包括中国于2012年启动一项无人驾驶月球车飞行任务和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的愿望。

  2007年10月,中国的一类航天测量船当中的第5艘“远望5号”——用于支援中国不断发展的航天计划,包括其不断扩展的航天发射活动的一艘远洋航天观测船——下水。

  中国于2007年发射了其第100枚长征系列火箭,并继续将一系列比较精密和多样的卫星送入轨道。中国正在开发经过改进的“长征5号”重型运载火箭。到2012年,这种火箭将能够把较大型的侦察卫星送入地球低轨道,或将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中国还正在海南岛修建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场。它期望着到2010年用国产的太阳同步和地球同步卫星(预期寿命分别为5年和15年)取代其库存中的所有外国生产的卫星。

  中国宣布了关于2008年发射15枚火箭和17颗卫星的计划。此外,中国还宣布打算启动第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神舟7号”将于2008年10月,即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发射。它突出显示了,航天事业的发展是民族自豪感的一个重要象征。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中所采用的大部分技术都是从俄罗斯的设备中衍生出来的。在具体的卫星有效载荷与应用方面,中国获得了俄罗斯的大力援助。

  中国领导人仍对中国的航天计划和航天对抗活动的军事用途保持沉默。

    电脑网络战实力。一年来,世界各地的许多电脑网络,包括美国政府网络,遭到了看来是源自中国境内的闯入。这些闯入活动所要求的许多技能和能力也是发动电脑网络袭击所必需的。虽然这些活动是否是解放军或中国政府的其它成分所为,或者得到其支持还不清楚,但是开发电脑网络战能力却与解放军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威性著述相符。

  2007年,国防部、美国政府的另外一些机构和部门以及与国防相关的智库和承包商遇到了多次电脑网络闯入。其中许多看来是源自中国境内。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德国的国内情报机构)副局长汉斯•埃尔马•兰贝格(Hans Elmar Remberg)公开指责中国赞助“几乎是每天的”电脑网络闯入活动。兰贝格说:“在世界各地,中国都在加紧搜集政治、军事、公司战略和科学情报,以尽可能快地弥补技术上的空白。”在提到有关中国渗透德国政府的电脑网络的报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必须共同遵守一系列博弈规则。”类似地,2007年9月,法国国防部秘书长德隆(Francis Delon)证实,政府的信息系统遭到了源自中国的袭击。

  除了政府之外,源自中国的明显的网络闯入还把工商企业当作目标。2007年11月,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总干事乔纳森•伊文斯警告300位金融机构负责人说,他们遭到了来自中国的、国家赞助的电脑网络利用。

    海军力量。中国海军包括74艘主要战舰、57艘攻击型潜艇、55艘中型和重型水陆两用舰只和49艘导弹海岸巡逻船。

  中国拥有一项活跃的航母研究与设计计划。如果中国领导层做出选择,中国的造船工业就能在本10年结束时开始建造一个国产平台。

  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利用天波和表面波超视距(OTH)雷达来提高自己的超视距瞄准能力,并正在开发射程和命中精度得到增强的导弹。

  两艘商级(093型)核动力攻击型潜艇(SSN)和一艘晋级(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可能很快就会与4艘较旧型号的汉级SSN和中国唯一的一艘夏级SSBN一起投入现役。

  中国的武库中大约有10艘宋级(039型)柴电动力攻击型潜艇(SS)。宋级SS是为了运载YJ-82(CSS-N-8)反舰巡航导弹(ASCM)而设计。据目前的估计,元级柴电动力攻击型潜艇已经全面投产,并将于2010年以前准备服役。

  解放军海军两年来获得了7艘新的国产水面战舰,包括装备着国产HHQ-9远程舰对空导弹(SAM)的两艘旅洋II级(052C型)导弹驱逐舰(DDG)、装备着俄制SA-N-20远程舰对空导弹的两艘旅洲级(051C型)导弹驱逐舰和3艘江凯II级(054A型)导弹护卫舰(FFG)(将用目前正在开发的垂直发射的中程HHQ-16海军舰对空导弹装备。这些战舰反映出,领导层很重视使中国海军获得先进的对空作战能力。缺乏这种能力历来都是这支舰队的弱点。

  中国正在继续建造其新的022型双体船式导弹巡逻船。这种船很可能会装备反舰巡航导弹。

    空军与防空。中国在台湾的不加油的作战射程内部署了490架作战飞机,并拥有可以将这一数量扩充几百架的机场容量。其中许多飞机都是较旧型号的升级型。然而,较新的和较为先进的飞机则占其武库中的越来越大的百分比。

现代化的FB-7A战斗轰炸机将为已经部署在中国空军中的F-10和苏-30MKK等其它多用途飞机和攻击机提供补充。

中国正在对其B-6轰炸机机群(最初是用俄罗斯的图-16改装的)进行升级,利用的是一种新的改版。投入使用后,它将装备一种新的远程巡航导弹。

2007年7月,解放军空军获得了4个大队的升级版的俄罗斯SA-20PMU-2远程(200公里)地对空导弹系统。另外4个大队的系统预计将于2008年交付使用。据报道,SA-20系统提供有限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能力。

  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在开发几个类型的空中预警机和控制(AEW&C)飞机。这包括以Y-8运输机为基础制造的KJ-200(用于空中预警和控制,以及情报搜集和海上监视)和在俄罗斯A-50飞机构架结构基础上研制的“空警”2000(KJ-2000)飞机。

    地面力量。解放军拥有大约125万地面部队兵员,其中40万人驻扎在台湾对面的3个军区。中国正在用新式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加强这些部队的力量。解放军地面部队所获得的新的实力包括现已部署在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的部队中的大约200辆98型和99型主战坦克。

    人民解放军军事学说方面的事态发展

2007年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公布了有关军事训练的年度方针。这一方针第一次把重点放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训练上。

解放军即将编制出一项新的《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并使之产生法律效力,以使其军事训练与其有关"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变革的憧憬相一致。这项新的大纲将强调合乎实际的训练条件、电磁与联合作战环境下的训练,以及把新的高科技融入到力量结构之中。

中国的民兵部队正从注重地面力量的一支支援部队转变为为地面部队、海军、航空兵和导弹部队提供支援的多军种力量。解放军还正在准备应付未来作战的训练中使民兵部队与现役部队相结合。中国的民兵部队的人数为1000万到1500万。使这支力量充分一体化将是一项挑战。

    国际军事交流、演习和互动

2007年3月,解放军海军的两艘导弹护卫舰参加了巴基斯坦在北阿拉伯海主办的"和平-07"多国海军演习。美国和另外7个国家的海军部队参加了演习。演习的重点是海上反恐。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4月对日本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就扩大经济联系和讨论军事交流及维护中国东海和平的机制问题达成协议。中日两国之间在东海地区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随后于2007年6月访日。这是两国间10年中的第一次高级别的防务领域访问。2007年11月,解放军海军的旅海级驱逐舰"深圳"号进行了中国对日本港口的首次访问。

2007年8月,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跨国兵力部署,将1600人的部队和装备部署到俄罗斯,以参加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举行的照本宣科的演习"和平使命2007"。
尽管中国一贯允许美国海军军舰在香港停泊,但2007年11月,北京却在最后时刻拒绝让美国的两艘扫雷舰"爱国者"号和"守护者"号驶入香港寻求补充燃料和躲避恶劣天气--这项决定不符合有关安全港的国际惯例。次日,北京又拒绝美国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在计划抵港度感恩节的当天进入香港港口。在美国采取外交策略后,中国扭转了这项决定,但为时已晚,该航母战斗群的舰只已经来不及接受。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任命赵京民少将为一项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派往西撒哈拉全民公决代表团(MINURSO)——的中国司令官。到2007年12月为止,中国参加了13项联合国维和使命,在全球范围部署了1800名官兵。

2007年11月,中国在达尔富尔部署了135名工兵(最终将达到315人的一支部队的一部分),作为加入"混合力量"的第一支不属于非洲联盟部队的分遣队。
2007年12月,中国和印度在中国境内举行了两国各自有100名人部队参加的、历时一周的"携手-2007"反恐演习。此前,即2007年4月,解放军和印度的海军在中国南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与这些事件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于2007年11月摧毁了不丹的一个三国交界地区附近的一处被遗弃的印度地堡。
力图获取先进技术,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已经确认,中国正在做出大规模的和范围广泛的努力,以从美国获取先进的技术。类似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官员也提到,中国是对美国构成间谍威胁的主要国家。2000年到2006年5月,该局发动了涉及非法向中国出口美国武器和技术的400多项调查。

2007年12月,一位加州居民因参与向中国非法出口夜视技术的一项计划而被判处两年徒刑和罚款。

隶属于俄罗斯宇航局的一个研究所的前所长因为把机密技术传递给中国而被判处11年半徒刑。据一位俄罗斯发言人说,这一信息可以被用于研制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台湾的防御能力及海峡两岸间局势的稳定

    2007年台海附近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武装事件。总的局势像2006年一样,仍是稳定的。然而,中国在该岛对面的军事集结和先进武力的部署并没有减缓。
而台湾自己最近则扭转了几年来防务开支不断减少的趋势。它还正在有选择实现军力现代化,并改善应急方面训练的总局面。但是,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

2005年,台湾领导人宣布计划到2008年,将防务开支增加到占GDP的3%。2007年6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一项长期推迟的、共计89亿美元左右、即约占GDP2.65%的防务预算,包括拨款购买P-3C“猎户座”飞机和“爱国者先进能力II型”(PAC-II)导弹的升级版--美国最初是2001年向台湾提供这些系统的。

  就2008年来说,台湾立法院于2007年12月通过了一项105亿美元的预算,即上调12%,包括拨款购买3批PAC-III防御性导弹连,以及就采购美制柴油动力潜艇问题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

  台湾还继续通过加强其危机处理结构、实行军事人员改革、提高联合能力和实现装备现代化来加强防务。

  在2007年4月进行的年度“汉光”演习期间,台湾首次宣布,它成功研制出一种陆地攻击巡航导弹,称为雄风-2E型(HF-IIE)。"国防部"--它说这种导弹是一种用于压制火力的、部署在岸上的战术导弹--声称,这是一种防御系统,只有在中国首先发动攻击后,它才会被用于打击具体的一系列军事目标。

  美国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公法96-8(1979年))的各项条款,继续提供防务物品、服务和训练方面的援助,以使台湾能够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

第二章

了解中国的战略

    “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 ——邓小平

概述

    中国领导人一直没有公开阐述一项简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明确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战略”。偶尔的战略宣布与中国实际的决策之间的联系也不明显,尤其是在危机或局势动荡的时期。虽然这种模糊性可能反映了隐藏自己意图和实力的一种故意的努力,就像上面提到的邓小平“24字方针”所暗示的那样,但这却可能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有关长期目标与目的的偏好问题上的真实的不确定性、分歧和争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学作者们无拘无束地汲取一系列古代和现代的来源,包括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上的经典战略家和中共的偶像。鉴于这种著述的范围很广,而且存在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解放军的作者们可能是在具体地为外国人的消费而写作,所以对解放军大战略的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尽管如此,仍然有可能就中国的战略做出一些笼统的概括,根据其战略传统、历史沿革、官方声明和论文,及其对某些军事实力和外交倡议的注重。

   “24字方针”

   20世纪90年代初,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97年逝世)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机构所做的指示被称为“24字方针”。虽然这一方针已经有了一定的演变,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和学者继续参考并引用邓小平讲话的核心成分,尤其是在中国外交事务与军事的背景下。总的来说,“24字方针”之所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项战略,即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回避过度沉重的国际负担,并长时期地增强中国的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未来的选择。

    胡锦涛主席自己的意识形态方案——“和谐世界”,即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多样性”与“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宣言——在2007年10月的第17次党代会上获得了支持。虽然“和谐世界”反映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基本论调和实施方面的演变,但是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推翻或者取代邓小平的“24字方针”。

    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

    中国的战略涉及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相互竞争的重点之间保持平衡,以及维持确保这种发展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说,2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是一个“20年的机遇期”,意思就是,本地区和国际上的条件一般来说将是和平的,并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获得地区主导地位及全球影响力的。

    在讨论战略的时候,解放军的领导人和战略家很少采用西方式的“目的-途径-手段”结构,而是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加以讨论。综合国力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者利用质量和数量上的变量来评估与衡量中国相对于别国的地位的概念。综合国力既包括软的、内部导向的国力指标——例如经济繁荣、国内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影响力——也包括硬的、外部导向的衡量标准,譬如一国的核武库的规模、领土、军事实力、外交影响力和国际声望等。正如综合国力的构成所表明,主观上把长处与弱点的内部和外部的方面联系起来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决策者们可能认为,内部动乱会招致敌对的外部势力——或者可能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同理,一项外部挑战也可能被看作与国内的敌人有联系。

    洞察中国的战略和重点

    中国领导人看来采纳了一系列思路清晰的、持久的战略重点,包括永久维持中共的统治、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保持国内的政局稳定、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确保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而不那么明确的则是北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制订的具体战略和计划、指导战略的制订与实施的决策结构,以及这些重点针对安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做出调整的方式与方向。

    政权的生存和共产党统治的永久维持影响着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展望,推动着其诸多选择。作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团结全体人民和动员政治上的支持方面的失败的替代,中共依靠经济上的业绩和民族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然而,这些措施都含有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起到破坏党的领导人保持政治上的控制力的努力的作用。例如,虽然中国领导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操纵舆论,转移国内批评的矛头,或者加强外交活动,譬如2004年举行的范围广泛的反日示威,或者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到误炸之后北京和中国的另外一些主要城市发生的反美示威,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抗议活动一旦开始就难以控制。类似地,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对中国领导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导致了经济不平等与混乱的加重、官员的腐败和环境恶化。

    为了保持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强调需要获得其它国家的市场和资源。除了这些经济重点之外,中国领导人还正在加强全球范围的双边和多边的政治关系,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确保本国的利益和偏好得到保护(例如在联合国和限制台湾的外交空间方面)。这些相互结合的和日益复杂的利益影响着中国对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国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彼此之间的外交和安全关系。经济发展在为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工作提供信息方面起着十分核心的作用。政权的合法地位、领土完整、国际政治权力、大国地位以及军事现代化,都受到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的根本影响。

    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内稳定影响着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周边地区——例如朝鲜、中亚地区、巴基斯坦和缅甸——潜在的不稳定性的看法。这些地方的局势动荡可能会升级或者外溢到中国境内。对领土和国内稳定的关注,还影响着北京在中国的陆地和海洋领土要求方面的对策,因为中国的主权所面临的任何挑战都可能削弱党的权威。中国近年来解决了与许多邻国,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然而,与日本在中国东海、与印度在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和与东南亚各国在中国南海地区的争端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偶尔地爆发。

    作为中国战略方面的因素的资源需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获得市场和自然资源,尤其是金属和矿物燃料的机会的依赖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的战略行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虽然预计中国将继续依靠煤炭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但是石油等液体燃料的消费量很可能会大大增加,主要因为运输部门中的增长。例如,中国的汽车拥有量预计将从2004年的2700万辆增加到2030年的将近4亿辆。中国计划到2010年把天然气的用量从占总消费量的3%增加到8%。类似地,中国还计划到2020年修建大约30个1000兆瓦的核电反应堆,从而使核发电从占总发电量的2%增加到6%——并促使中国寻求外国的铀供应。

    中国目前每天消费大约758万桶石油。从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石油的第三大进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中国目前53%的石油依靠进口(2007年头三个季度每天大约进口404万桶),石油进口的绝大部分通过海运,途经马六甲海峡。到2015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增加到每天1000-1200万桶。中国还正在与俄罗斯合作铺设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的石油管道,其日输送能力将为160万桶,以确保中国能够继续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并减轻在石油进口方面对海运的依赖。

    2004年,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将于2008年完成的第一阶段将储备1亿桶,即相当于中国25天的石油净进口。第二阶段计划增加2亿桶,即达到42天左右的净进口量。2010年以后,第三阶段的工作可能会使净储备量增加到5亿桶左右。但是,没有中国的运输和物流网络的大大改善,总储备量可能不足以对严重的供应中断起到缓冲作用。

    中国对外国能源进口的依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影响了其战略和政策。就在1996年,中国70%的石油进口还主要依靠阿曼、也门和印尼三国。从那时以来,中国谋求与包括乍得、埃及、印尼、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委内瑞拉在内的一系列供应国签订长期的供应合同。2006年,中国最大的三个供应国是沙特阿拉伯(占16%)、安哥拉(占16%)和伊朗(占12%)。2007年头9个月,中国的原油进口的6%来自苏丹。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的一半稍多一点来自中东,将近1/4来自非洲。

    中国的领土争端

    从1998年以来,中国解决了与6个邻国的11场领土争端。然而,在专属经济区和可能的丰富石油与天然气储藏的所有权问题上,继续存在争端,其中包括中国东海地区的大约7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和多达1000亿桶的石油。这一储量促成了与日本之间的摩擦。日本坚持认为,划分专属经济区的应当是一条等距离的直线,而中国则主张实行超过等距离线,把延长的大陆架范围扩大到冲绳海沟——几乎就是延伸到日本海岸。在中国南海,中国要求对西沙和南沙群岛享有排他性的主权——对这种要求,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提出异议。2007年12月,中国宣布建立“三沙市”,以便要求对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的航道”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南海在有关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考虑中起着重要作用。运往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原油供应的80%以上都途经中国南海——因此,这些国家特别依赖中国南海的航道。2007年,越南报告说,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与解放军海军一再发生冲突。4月间,越南的海岸警卫队报告说,解放军海军的船只抓获了4艘越南渔船,对41名渔民进行了拘留和罚款。7月份,一艘解放军海军船只向越南渔船开火,据说击沉了一艘船,击毙了一名渔民,打伤了另外几人。

    虽然中国努力避免这些争端破坏地区关系,但是中国官员的言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坚持自己在这些地区的领土要求的决心。例如,胡锦涛主席2006年10月对印度进行的基本上很成功的访问前夕,中国大使孙玉玺对印度报界说:“你们所说的阿鲁纳恰尔邦全都是中国领土……我们对其全部提出领土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立场。”2007年11月,尽管一年来双边关系得到了普遍的改善,但是中国部队还是无视印度官员的抗议,摧毁了不丹境内的三国交界地区附近的一处被遗弃的印度地堡。

    中国还寻求在各种海外的能源资产和投资方面占有股份,尽管这种股份与国际上的大石油公司相比数额仍然很小。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投资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苏丹和北非、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及北美洲的另外20多个国家的石油经营活动(油田开发以及管道和炼油厂项目)。

    北京对确保获得能源供应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力量规划不得而知。然而很显然,这种担忧影响着中国有关国防规划问题的思维。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在描述安全环境方面明确地说:“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白皮书还把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界定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

    人民解放军看来正在就如何把这些任务转变成军事学术的演变、资源的配置、力量结构的变革以及应急计划进行辩论。然而,中国目前远距离投放和维持兵力的能力仍然有限。因此,起码在近期和中期内,解放军将面临其野心和实力之间的差距。它目前既没有能力动用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外国能源投资的安全,也无法保卫十分重要的航道免遭阻断。

    展望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谋求消除这一差距,通过开发:更远距离的力量投放,包括航母的研制;远征军的作战;潜水作战;防空作战;远程精确打击;海上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远征军的后勤和前方基地建设;训练与演习,尤其是在外海上;以及在国外发挥更加积极的军事影响。

    影响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因素

    自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展,并克服了许多发展方面的难题。在30年中,这些改革使几亿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加强了国内的稳定,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虽然中国继续面临许多问题,但是中共的成就不容忽视。

    美国欢迎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然而,种种力量——其中一些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控制范围——可能会使中国偏离和平的道路。中国谋求什么发展道路或者走上什么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决定。影响这种选择的有一系列的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会赋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而且也会对这种能力形成制约。

    经济学。对中国成为一个地区和全球强国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仍是中共在民众中获得合法地位的基础,并且为其军事扩张和现代化提供担保。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石。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许多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使中共获得了支持,并为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根本的弱点(例如人民币比价过低、不良贷款、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威胁着经济增长的继续。经济上的冲击、挫折,或者哪怕是经济增长稍微放慢,都可能会导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严重的动乱,从而可能会带来对民族主义的更大的依赖性,以便保持民众对中共的支持。资源需求的出人意料的增加、对劳动与制造业的需求的不断萎缩、全球性的资源短缺或价格冲击,或者获取资源的机会受到限制,也可能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前景和行为,并可能会迫使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资源配置方面的重点,包括军队的这方面的重点。由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复杂的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经济矫正或者衰退方面经验有限,所以说不定他们的反应将会缓和暂时的混乱还是使之加重。

   人口压力。人口方面的变化和社会的紊乱正在给已经很虚弱的社会保障网造成紧张。人口压力今后将会加重,从而对中国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能力造成结构性的制约。从2000年到2030年,4亿多人——超过美国的总人口的人数——将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这种变迁的结果是,预计中国将占这一时期全球建筑业的一半以上。中国的人口还正在迅速老龄化。到2025年,中国的年长公民将由1.46亿增加到大约2.9亿。满足庞大的年长公民人口的需要将对中共保持经济增长,也许还对巩固国内稳定的能力构成挑战,从而使国防预算增加。

    国内的政治压力。中共领导人面临着民众对改善政府的反应能力和问责机制的要求,从而对其维持国内稳定及其对政权的垄断的能力构成挑战。北京的反应一直是实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广开言路,听取专家——偶尔还有公众——的意见,正如在中国各地出现的非政府组织所表明。这些组织的重点是解决人民关注的问题,同时维护一党专制。然而,不同政见仍然是不法行为,媒体和互联网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独立的工会受到压制,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遭到镇压,该政权所不承认的宗教组织继续受到骚扰。中共对中国境内的任何未经批准的组织都很警觉,即使一个组织是不过问政治的也是如此,因为它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为有组织的反对派提供便利。

    受过良好教育的、要求进一步参与政治决策和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可能会对中共不允许独立的政治组织或者不同政见存在的做法构成挑战。中国人民正在寻求途径获取和传播党的新闻检查官试图封锁的信息。党是否能够应付这种渴望和挑战还不清楚。这一问题可能会破坏北京对国内控制和稳定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大战略的影响。

   腐败问题。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是普遍的、结构性的和持续不断的,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参与以及法治的薄弱。2001年,65%的贪污案件涉及多位官员,从而证明了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沆瀣一气的独立的精英阶层网络的活动。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家审计署查出了贪污和非法挪用的公款1700亿美元。学术界的研究估算,2003年腐败造成的直接代价达到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这一数额相当于中国宣布的当年国防预算的两倍以上。腐败还直接影响到解放军。为了干部的提拔和晋升的贪污受贿、未经批准的合同和项目以及武器的采购都被解放军确认为腐败问题。北京迄今为止的反应着重于运用刑事诉讼来吓阻恶劣的行为。由于腐败,中国省政府的运输厅厅长有一半已经被判刑(一些已经被处决)。上海市的共产党负责人陈良宇由于被指控非法挪用上海市的社会保险基金而于2006年9月被解职。虽然中国的公开行动表明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加强了,但是反腐败措施的实行仍然不力。

    环境问题。世界银行2007年在与中国环保当局协商的情况下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了以下结论:

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户外空气和水的污染所造成的卫生和非卫生方面的总代价每年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即相当于中国GDP的5.8%左右)。

空气污染,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导致肺部疾病,包括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上升,因而导致旷工和辍学程度的加重。

水的污染也造成癌症和疾病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在5岁以下儿童当中。这也使中国的缺水问题恶化,从而使缺水造成的总的代价达到相当于GDP的1%左右。
中国领导人担心,这些环境问题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共卫生、社会稳定和国际形象,从而削弱中共的地位。2006年春季,中国的最高环保官员周生贤宣布,2005年发生了5.1万起与污染相关的抗议活动(几乎每周1000起)。中国的污染和林木的滥砍滥伐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中国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都遭受了中国燃烧煤炭的发电厂所产生的酸雨和源自戈壁沙漠的黄色沙尘暴的侵害。中国的公开行动,譬如逮捕政府官员和新的环境控制措施,表明了认识上的加深。但是,中国领导人能否应付环境恶化,把它当作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即使不是战略问题来对待,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海峡两岸关系的动态。人民解放军迫在眉睫的军事担忧仍然是与台湾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军事干预的前景。中国目前的对台战略看来是要遏制并防止它所认为的台北走向法理独立,而不是寻求在近期内解决问题。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的军事实力或者政治愿望如果被认为发生变化,或者大陆或台湾内部的政局有所改变,都可能会使北京对自身的利益和自己所偏好的行动方针做出不同的估算。

    地区问题上的担忧。由于中国近在咫尺,或者由于它是世界上许多“热点”(例如台湾、朝鲜、缅甸、南沙群岛、钓鱼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问题)的有关方面,所以中国领导人谋求防止可能会外溢到中国境内并扰乱经济发展或者国内稳定的、本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地区力量对比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部署格局的改变,从而很可能会给邻国带来后果。这种变化的例子包括朝鲜半岛发生事变(例如北朝鲜的垮台)、将会对北京构成近期和长期的安全挑战的中亚地区的民主革命、与日本关系的滑坡,从而导致双方不信任的加重,或者中国获取外国资源并将其运回国内的能力被认为受到威胁。相反,如果与日本的关系出现好转,大概就会导致积极的事态发展,譬如相互信任的加深和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

第三章

中国的军事战略与学说

    “……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 ——胡锦涛主席

概述

    解放军的理论家们为军事学说推动下的改革制订了一个框架,以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概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以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的较大距离上实施准确无误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的军事经验,尤其是“持久自由”行动与“伊拉克自由”行动前夕和包括这些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苏联及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还有解放军自己的作战历史,中国正在全面改造自己的军队。

    虽然这些改革的速度快、规模大,但是解放军仍然没有受到考验,这种作战经验的缺乏使外部对其在满足自己军事学说的野心方面的进展的评估难度增加。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基本上都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以致可能会做出引发危机或者使之恶化的错误估算。因此,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他们当中的内部评估与决策。这种失算的发生还可能会由于根据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或者脱离现代战场实际情况的所谓“科学的”作战模型提供的建议做出处理危机的决策。

    军事战略指针

    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或者《国家军事战略》等相当的文件。因此,对于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路以及影响到解放军的力量结构或军事学说的应急计划,外界观察家没有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称为“新时期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一系列总的原则和指针,以规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用兵。然而,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战略方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

    学术研究的结果表明,现行的“方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从而反映出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这些方针为过去10年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1993年的“方针”所依据的是对全球军事变革的快速所做出的不断的评估——也许包括从美国和盟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的教训。这一方针的内容最近得到了修改,以更新中国对自身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性质的看法,把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汲取的教训融合到一起,从为现代和信息时代的战争“建设”军队转变为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进行训练。

    “方针”中的作战或者“积极防御”组成部分主张,中国采取防御性军事战略,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参战只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采取主动和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这一方针主张(在军事战役中)采取积极防御,但重点放在积极进攻中的采取主动上面。只有这样,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

    以攻为守

    北京有关侵犯其主权或领土的袭击的定义是模糊的。中国的现代战法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案例研究。在这些案例研究中,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一种战略防御措施。例如,中国提到,它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是“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文件还把与印度(1962年)、苏联(1969年)和越南(1979年)之间的边界冲突说成是“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在动武保护和推进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领土要求(例如台湾问题和尚未得到解决的边境或者海上的领土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采取军事上的先发制人、预防或者高压手段。

    中国的战略层次上的军事理论确立了看来是自相矛盾的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掌握主动权”。但是,权威性著作《军事战略学》却阐明,有关敌人打击的定义并不局限于常规的动能军事行动。敌人的“打击”而是也可以用政治术语来定义。因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不意味着消极地等待敌人来犯……并不意味着放弃战役或者战术行动中的‘占优势的机会’,因为必须把政治层次上的‘第一枪’与战术层次上的‘第一枪’区别开来。”
“如果任何国家或组织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就有权在战术层次上‘开第一枪’。”

    上述节选表明了中国战略思维的两重性,及其为在战略水平上的防御性姿态的掩饰下、在作战和战术水平上采取进攻性——或者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的做法。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能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有限动武的选择。解放军的战役理论把这些选择界定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或者“非接触的”战法——政治高压手段的一种延伸。1995年 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举行的水陆演习和导弹发射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 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与导弹打击、针对敌方领导人和破坏活动的有的放矢的袭击等有限的动能选择。这种著述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目标,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

    解放军正在开发和实施有关“积极防御”战法和新的多军种作战方法。

    海军作战。“积极防御”的海军组成部分称为“近海防御战略”。解放军海军有3项主要使命:抵御海上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海事权利。解放军海军有关海上行动的军事学说注重6项进攻性和防御性战役:封锁、抗海通信线路、海基对陆攻击、反舰、海上运输护航,以及海军基地的守卫。

    地面作战。在“积极防御”指导下,地面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国的边境,确保国内稳定和实施地区力量投放。解放军地面部队正从分布在国内7个军区的一支静止的防御力量——注重阵地性、机动性、城市性和山区进攻性战役;海岸防御战役和登陆战役——转变为为在中国周边地区作战而组织和装备起来的、机动性较强的力量。中国的地面力量重视一体化作战(尤其是在与航空兵部队联合行动的情况下)、远距离的机动能力、“快节奏”行动和特别行动。这支力量的改革模式所依据的是俄罗斯的军事学说和美军的战术。

    空中作战。解放军空军正从一支陆地上空的、有限的领土防御力量转变成能够承担起进攻和防御两方面任务实施近海作战的、把美俄空军当作楷模的、较为灵活敏捷的力量。其任务的重点领域包括空中打击、防空和导弹防御、预警和侦察,以及战略机动性。解放军空军还在“联合反空袭”战役方面承担主要任务。这种战役突出显示了解放军理论中的攻防两重性,因此具有战略防御性。但在作战和战术层次上,它要求袭击敌方基地和海军。

    人民武装警察(武警)

    武警大约有66万人,是为完成协防和警察执法任务而组建的。协防部队负责边境安全、消防和包括反恐在内的国内安全。警察执法部队包括负责黄金、林业、水力发电和通信安全的部队。近年来,武警还支援了救灾行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电力工程、公路、隧道和桥梁的修建等)。在战时,武警负责支援解放军作战,主要是在国内安全方面,从而使解放军能够集中力量完成作战任务。武警可能还负责保卫后勤和运输,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设施。

    武警参加了与解放军等部队的联合演习,完成了包括医疗救援、侦察和空中巡逻、防空及反恐在内的各种任务。武警还参加了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它国家的交流,并为驻伊拉克和阿富汗使馆提供安全保障而部署。

    太空作战。中国目前并不具有单独的太空作战任务。太空作战而是构成所有作战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刊物《中国军事科学》说:“正是在太空,信息时代的作战将成为重点。”具体而言,基于太空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对于联合作战和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以及作战的协调至关重要。因此,解放军正在获得技术,以提高中国基于太空的C4ISR能力,并正在开发袭击敌方太空资源的能力。解放军的著述强调必须“摧毁、破坏和干扰敌人的侦查/监视和通信卫星。”这表明,这种系统以及导航和预警卫星可能被列为袭击的最初目标,以“使敌人成为瞎子和聋子。……”

    2007年1月对一件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武器的试验表明,解放军对太空对抗系统的兴趣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除了这次反卫星武器试验所显示出的“动能杀伤”能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开发对卫星及其地面辅助基础设施进行干扰、使之丧失视觉或者其它方面的能力的实力。

    采取全面的作战观点

    20年来,解放军的文职和军事战略家就现代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辩论。这些辩论利用了解放军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有关“军事革命”、“非对称作战”和“信息化”战争的视角。这种辩论显示出,中国对作战的非动能手段感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学工具在解放军的理论和战争规划中的作用的加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文件《军事战略学》显示出有关作战的一项全面的、多维度的观点。它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赛。”

    200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三种战法”的观念,从而强调了现代战争中的非动能选择的重要性:

心理战法:利用宣传、诡计、威胁和高压手段来影响敌人的认识与决策能力。
传媒战法:散布信息,以影响舆论和获得国内与国际听/观众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支持。
法律战法:利用国际法和国内法来获得国际支持和处理中国的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的政治影响。

    正在对这些“战法”加以发展,以便同其它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一起运用。例如,中国已经把其法律战法概念融入到其影响国际舆论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的努力之中,从而放弃了长期以来接受的有关航行自由和领土限度的规范,而把主权范围扩大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

    解放军军事战略中的保密性和诡计

    解放军有关军事学说的著述阐明了战略诡计的一项工作性定义,即“(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以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方式,付出人力物力的最小代价,造成各种假象,从而(为自己确立)战略优势地位。”除了信息作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封锁之外,解放军还利用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战略和诡计在中国军事学说中所起到的一贯作用。最近几十年,在解放军内部重新兴起了对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古代军事人物及其经典著作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了诡计的核心重要性。

    在中国的军事与安全机构守口如瓶的趋势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需求将会如何发生矛盾的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的成功取决于透明的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尽管存在这种矛盾,但是中共对守口如瓶的制度性注重与解放军采取否认和诡计来掩盖军队现代化及其部署共同作用,助长了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缺乏透明的,从而可能会导致外界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的错误估计或者误解。相应地,中国领导人对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好处的过高的信心也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己对危机的错误估计。此外,指挥官们用来对付敌人的技巧常常也被用于放慢解放军内部的坏消息的披露,或者将其掩盖起来。因此,守口如瓶与施展诡计可能会起到不仅使敌人,而且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的作用。

    非对称战争

    由于中国寻找通过避实就虚来挫败敌人的途径,孙子和孙膑等古典军事战略家重新流行起来。解放军的战略和军事著作注重识别力量较弱的军队可能会用以打败力量较强的军队的军事技术与学说。由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1999年的“联盟力量”行动,解放军的军事战略家强调采取非对称对策,以建立与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公平竞争的条件。

    “杀手锏”计划

    作为中国的非对称战略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开发了称为“杀手锏”计划的能力,旨在使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对技术上占优势的敌手获得有利地位,从而改变战争的发展方向。从1999年以来,这一术语一直比较频繁地出现在解放军的刊物上,尤其是在提到在与台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与美国作战的时候。
什么样的平台具体命名为“杀手锏”还不清楚。然而对想要将其派上什么用场及其产生的效应的描述,与解放军的非对称战略相一致。在这一背景下,被命名为“杀手锏”的系统很可能是新的技术和以富于创新性的方式得到应用的比较陈旧的技术的一种混合。

“占有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肯定并非毫无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目的必须是直接找到利用强大敌人弱点的战术。”《解放军报》(1999年)

“非核高科技的应用能够带来类似于核武器的战略效应,与此同时,它也能避免跨越核门槛可能会造成的巨大的政治风险。……网络信息时代到来后,引起普遍关注的事情包括信息作战与信息作战战略。”《军事战略学》(2001年)

    中国在非对称作战方面所采取的战法的一些要素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在内的潜水作战系统、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特种部队以及“三种战法”概念的非动能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美军和盟军从1991年以来的作战实践,北京希望学习一些领域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对其加以仿效,同时在其它领域中寻找可以通过非对称手段加以利用的、可以察觉的弱点,从而制订未来战争的战法。中国在非对称作战方面的一些目前的思维的例子包括:

  太空对抗:解放军开发了各种动能和非动能武器和干扰设备,以削弱或剥夺敌人利用以太空为基地的平台的能力。中国还正在研究和部署兵力,以破坏卫星的活动或者其功能,而又不造成物理上的损坏。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卫星干扰设备、动能武器、高能雷达、高能微波武器、离子束武器和电磁脉冲武器,以用于太空对抗。

  导弹/C4ISR:通过把先进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与一个现代的C4ISR的结构相结合,人民解放军正在寻求形成一种能力,即通过危及或打击航母、后勤枢纽和本地区的基地来削弱潜在敌手的力量的生成与维持。

  “非接触”战法:中国目前在非对称作战方面的思维的一个例子体现在一项称为“非接触”的军事理论之中。该理论寻求通过寻找跨越军事边界或限度的辅助性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实例包括:针对民用和军用网络——尤其是通信和后勤枢纽——的电脑网络作战;“第五纵队”袭击,包括破坏和颠覆、对金融基础设施的袭击等;以及信息作战。

第四章

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2006年中国的国防》

概述

    中国领导人已经阐明了自己的意图,并配置了资源,以寻求基础广泛的军事改造,包括全军范围的职业化、训练的改进、更加生机勃勃的联合实战演习,以及加速现代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开发和获取。中国军队所注重的是确保能够阻止台湾独立,如果北京决定采取这种对策,要能够迫使该岛按照北京的条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为建立一支能够实现范围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目标的军队奠定基础。

    美国情报界估计,中国要等到本10年结束或者更晚的时候,才能培养出一支能够打败规模有限的敌手的现代军队。在2015年以前,中国将无法在远离本国的地方投送和维持哪怕是很少的部队;在进入下个世纪很久以后,它才能在作战中投送和维持大部队。在形成这种实力方面,中国领导人强调采取非对称战略来发挥中国的优势,同时通过所谓的“杀手锏”计划(例如太空对抗和网络作战计划)利用潜在对手的可以察觉的弱点。解放军希望最终把军种一级的实力与一个指挥、控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综合系统、一个新的指挥结构以及一个联合后勤系统相结合。然而,它继续面临着军种间合作和联合演习及作战的实际经验方面的不足。
新出现的区域封锁 /反接近能力

    作为其台海局势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安排各种措施的重点,以便在台海未来的任何危机中对第三方的干预形成威慑或者进行对抗。中国在应付这一挑战方面的对策的重点,就是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所提到的破坏性能力:一些部队和作战理念,旨在使敌手不敢把兵力部署在一个战区,或对其进入加以封锁,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内剥夺敌人在一个战区内的行动自由(区域封锁)。在这一背景下,解放军看来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开发对可能会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或在该地区活动的军队——尤其是空军或海军——实施远程拦截或袭击的能力。中国的区域封锁/反接近力量越来越多地相互重叠,从而提供了多层次的进攻系统,对海洋、航空、航天和网络空间四方面加以利用。

    解放军的计划人员重点对水面舰只进行远程瞄准。对兵力结构目前和预测中的改进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近期内,中国正在寻求获得通过分层次的防御体系危及水面舰只的能力。该体系的范围达到了“第二岛链”(即从日本向东部和南部以及越过关岛向西太平洋扩展的各个岛屿)。投资的明显的一个重点领域涉及把基于CSS-5(东风-21)飞机架构的、常规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与用于确定目标的地理方位并对其跟踪的C4ISR和用于在汪洋大海上打击水面舰只或者其岸上辅助性基础设施的、末端寻的的舰载制导系统结合起来。由于这种能力在本地区的一场危机中所提供的先发制人和高压手段,所以它尤其重要。

    中国的军事分析人员还断定,现代战争中的潜在弱点是后勤和动员,因为其对得到准确协调的运输、通信和后勤网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威胁到本地区的基地和后勤枢纽,中国可能会动用其短程/中程弹道导弹、陆地攻击巡航导弹、特种部队和电脑网络攻击。由于空中加油而获得能力的攻击机可能会利用装备着各种末端寻的弹头的、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打击远距离目标。

    中国新近获得的局部海上封锁能力——水雷、潜艇、海上攻击飞机和装备着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的现代水面战舰——为远程反接近系统提供辅助性的防御体系。对“基洛”级、“宋”级、“商”级和“元”级潜艇的获取和开发表明了解放军对潜水作战在海上封锁方面用途的重视。例如,采购“现代II型”级导弹驱逐舰和装备着远程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舰对空导弹系统的国产的“旅洋I型”/“旅洋II型”导弹驱逐舰表明,中国的重点仍然是结合机动的广域空中控制来改进对舰作战。

    反接近/区域封锁体系的空中和防空组成部分包括HQ-9、SA-10、SA-20(据报道,其防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能力有限)等地(舰)对空导弹和射程得到延长的SA-20PMU2导弹系统。北京还将利用俄制和国产的第四代飞机(例如苏-27和苏-30的改版,以及国产的F-10多用途战斗机)。解放军海军将采用装备着AS-17/Kh-31A反舰导弹的、俄制苏-30MK2战斗机。俄制伊尔-78等空中加油平台的获取,将使装备着精确打击武器的解放军空军和海军攻击机的作战航程延长,从而加强对远离中国海岸的水面(地面)力量和空军、基地以及后勤枢纽的威胁。此外,包括以色列制造的“哈比”飞机在内的较远航程的无人机(UAV)和无人战斗机(UCAV)的获得使中国的远程侦察和攻击方面的选择得到了拓展。

    一项新近制订的区域封锁/反接近战略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电磁和信息领域。解放军的文章作者经常提到现代战争中控制信息的必要性,有时称之为“信息封锁”或“信息主宰”。中国正在改善信息和作战安全,开发电子战和信息战能力,以及封锁和诡计的施展。中国的“信息封锁”观念很可能设想到在包括外空在内的现代战斗空间的所有维度上利用军事和非军事的国力工具。

战略能力

     核力量的结构。 中国正在对其战略力量进行质量和数量上的改进。这些改进目前包括大约20枚基于发射井的、使用液体燃料的CSS-4洲际弹道导弹(它们构成了危及美国大陆目标的主要的核打击手段)、大约20枚使用液体燃料的、射程有限的CSS-3洲际弹道导弹、15至20枚使用液态燃料的CSS-2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50枚以上的CSS-5公路机动的、使用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用于执行本地区的威慑任务),以及装备在“夏”级核潜艇上的JL-1潜射弹道导弹(但“夏”级核潜艇的运行状况是值得质疑的)。

    到2010年,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很可能会包括得到加强的CSS-4、CSS-3、CSS-5导弹;即将部署在第二炮兵部队中的、使用固体燃料的、公路机动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多达5艘的“金”级核潜艇。其中每艘都携带10到12枚JL-2潜射弹道导弹。由于增添了具有核能力的、机动能力的和生还能力较强的力量,加上中国正在研究的防御弹道导弹的对抗措施——包括机动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ARV)、多目标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MIRV)、假目标、防雷达箔条、电子干扰、隔热和反卫星武器——中国的威慑力量将得到加强,其实施战略打击的能力将得到提高。类似地,能够执行核任务的新的空中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也会增强中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灵活性和效力。

    机动能力较强的系统的采用将对中国领导层构成指挥和控制方面的新的挑战,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与宣布和部署权力相关的一系列不同的变量。例如,解放军在与海上的潜艇通信方面的能力很有限。解放军海军在管理执行战略巡逻任务的核潜艇舰队方面也毫无经验。关于控制着中国的陆基核力量的第二炮兵可能会如何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有限的洞见可以从导弹部队最近的训练情况中获得。正如中国的国有报界所说,这些训练已经开始。训练中所设想的情况包括导弹连与上级失去通信联系等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指挥官就必须选择替代性的发射方位。

    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说:1)中国核力量的宗旨是“使别国不敢对中国动用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2)中国“坚持进行自卫反击和对核武器进行有限开发的原则”;以及3)中国“从未参与,而且永远也不会参与与任何别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这项文件重申了中国坚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明确政策,并且说,中国“无条件地承诺不对非核武器国家或者无核武器地区动用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军事理论材料表明,中国的核力量所承担的另外一些使命包括对针对中国的核资产的进攻或常规进攻实施产生类似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应的威慑、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通过限制别国以核威胁对中国进行高压胁迫的能力范围来增强中国的行动自由。

    鉴于中国的核力量的上述使命,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适用的条件是不明确的。中国政府提出公开和私下的保证,即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军事学说方面的材料表明,解放军内部是支持这一政策的。尽管如此,军事和非军事人员举行的有关中国核军事理论前途的学术辩论,对“不首先使用”政策是支持还是背离了中国的核威慑,以及是否应当继续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从而加重了中国对其核力量的战略意图的模糊性。

太空与太空对抗。

    中国的太空活动和能力,包括反卫星计划,对在台湾海峡的应急情况及其以外地方实施反接近/区域封锁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进一步认为,开发太空和太空对抗能力正在使国家的声望提高,而且像核武器一样,展示了中国世界强国的特色。

    侦察。 中国正在建立具有军事用途的先进的图像、侦察和地球资源体系。其实例包括“资源-2”系列、“遥感-1”和“遥感-2”、“海洋-1B”、CBERS-1和-2卫星以及环境灾难和环境监视卫星体系。在环境卫星项目范围内,中国计划发射11颗具有视觉、红外线、多光谱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能力的卫星。在今后10年里,北京很可能会部署雷达、海洋勘测和高清晰度的照相侦察卫星。中国目前大概会依靠商业卫星图像,对现有的覆盖面提供补充。

    导航和计时。 中国向中国和周边地区上空发射了4颗精确度为20米的“北斗”卫星。中国还利用GPS和GLONASS导航卫星系统,并投资于欧盟的“伽利略”导航系统。然而,参加“伽利略”计划的非欧洲国家的角色尚未确定,因为欧洲人正集中精力解决内部的筹资问题。

    载人航天计划和月球计划。 2005年10月,中国完成了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航天员在太空进行了首批实验。2007年10月,中国发射了其第一个月球轨道探测器“嫦娥一号”。报纸的报道说,中国将于2008年进行首次太空行走,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进行飞船会合和对接。中国的目标是建成载人太空站,并实施登月,两件事都在2020年以前办到。

     通信。 在通信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卫星,包括从INTELSAT和INMASAT等外国提供商处获得的一些卫星。中国可能正在开发一个数据中转卫星系统,以便为全球范围的覆盖提供支持。据报道,中国还获得了能够支持对驻军提供迅速的数据传输的移动数据接收设备。

    小型卫星。 从2000年以来,中国发射了一些小型卫星,包括海洋学研究、图像和环境研究卫星。中国还建立了用于专门用途的小型卫星设计和生产设施。中国正在开发微型卫星——重量不到100公斤——用于遥感以及图像和雷达卫星的网络。这些发展可能会使中国的卫星力量在其覆盖面遭到任何破坏的情况下得以迅速恢复或扩展,只要推进器的供应充足。北京开发反应迅速的小型航天发射运载工具的工作目前看来陷于停顿。

    反卫星武器。 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试验了一枚瞄准一颗中国气象卫星的、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导弹,从而显示出攻击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的能力。这个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系统是一项旨在在爆发危机或冲突时限制或阻止使用基于太空的资源的多维度计划的组成部分。

     在解放军国防大学2005年出版的《联合战役太空作战》一书中,作者袁泽禄上校写道:

    “太空震慑打击的目的是对敌人产生威慑,而不是挑起敌人迎战。因此,打击的选择目标必须少而精……[例如]瞄准重要的信息来源、指挥和控制中心、通信枢纽等目标。这将会震撼对手的组织的作战体系,给对手的决策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中国的核武库长期以来一直为北京提供一种固有的反卫星能力。然而近年来,北京一直谋求实施一项强有力的和多方面的太空对抗计划。90年代末从乌克兰获得的UHF频带卫星通信干扰机和大概属于国产的系统使中国今天能够干扰常用的卫星通信频带和GPS接收机。除了2007年1月份展示的垂直发射的反卫星导弹计划之外,中国还正在开发另外一些技术和理论,涉及到动能(杀伤)武器和定向能(例如激光和无线电频率)武器,以执行反卫星任务。中国谈到了其载人航天和登月计划。它正在提高自己追踪和识别卫星的能力——有效和精确的太空对抗行动的一项先决条件。

     信息战。 中国的军事思想家对信息战的著述颇多。他们显示出了对其方法和用途的深刻认识。例如,2006年11月《解放军报》评论员说:“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中克敌制胜机制的突出表达方式是,我们能否利用各种手段获得信息和确保信息的有效传播,能否充分利用信息的可渗透性、共享性和连接性,以实现物资、能源和信息的有机结合,形成综合战斗力,以及能否采取有效手段削弱敌方的信息优势和降低敌人信息装备的行动效率。”

    解放军正在投资于电子对抗措施、针对电子袭击(例如电子和红外线假目标、角度反射镜和假目标发生器等)的防御力量,以及电脑网络作战等。中国的电脑网络作战理念包括电脑网络的袭击、防御和利用。解放军认为,电脑网络作战对在冲突中及早获得“电磁主导地位”至关重要。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具有一项正式的电脑网络作战理论,但解放军的理论家们杜撰了“网电一体战”一词,以设计采用电子战、电脑网络作战和动能打击来破坏为敌手的作战和力量投送能力提供支持的战场网络信息系统。

     解放军成立了信息战部队,以开发病毒,用于袭击敌人的电脑系统和网络,并制订战术和措施来保护友好的电脑系统和网络。2005年,解放军开始把进攻性电脑网络作战纳入到其演习当中,主要是针对敌人网络的初步打击方面的演习。

力量投送——超出台海范围的现代化

     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说:“必须重视在新世纪中的这个新阶段,要有效地执行我军的历史使命……许多军事敌对行动的准备工作都必须以实质性的方式进行,……必须在应付多种安全威胁和完成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军事使命方面加强竞争力。”

     中国继续投资于旨在加强更远航程的力量投送的军事计划。中国军事实力发展方面目前的趋势是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重要因素,并可能会使中国获得能够在亚洲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远远超出台海范围——的一支军队。由于来自别国的直接威胁明显缺乏,所以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军事力量的用途仍不得而知。这些实力将使北京获得更多的选择,以实施军事胁迫,并获取外交上的优势,推进本国利益,解决存在的争端。

     官方文件和中国军事战略家的著作显示,北京正越来越多地考察台湾以外的战略局势。一些解放军分析人士探讨了台湾在扩大中国的海上“防御”范围和提高其影响本地区海上航道的能力方面的地缘政治价值。例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学》(2000年)说:

    “假如台湾与大陆疏远,不仅我们的天然海上防御体系会失去深度,以致向外部势力敞开海上大门,而且一个领海和海洋自然资源丰富的广袤地区将落入他人之手。……对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外贸和运输航线将暴露在分离主义分子和敌军的监视和威胁之下,中国将永远被封锁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以西的地方。”

     与此相似,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也对资源和运输联系的问题表示担忧。它说:“与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国际航线相关的安全问题不断增多。”与此相关的愿望是保护在中亚的能源投资。如果该地区出现局势动荡,这也可能会促使中国进行军事投入或干预。在海洋领土问题上与日本之间依然存在的分歧,以及在南中国海上的斯普拉特利全部或部分领土问题上与几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争端,可能会导致这些地区的局势再次出现紧张。同样,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可能会造成一场地区危机,从而使中国面临采取外交还是军事对策的抉择。

    对中国获取武器活动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中国在扩军的时候眼光超越了台湾的范围。例如,部署在中国各地的装备着射程达到整个战区范围的常规导弹的新的导弹部队可能会被用于台湾以外的各种应急情况。机载预警、控制和空中加油计划将使空战范围扩展到南中国海。

    先进的驱逐舰和潜艇反映了北京在远至和超越第二岛链的范围内保护和推进自己的海上利益的欲望。由于采用了新的装备、部队一级的战术得到改进,以及联合作战的协调性得到提高,所以潜在的远征军(3个航空兵师、两个两栖步兵师、两个海军陆战旅,大约7个特种部队作战群和第二炮兵的一支有一个团规模的侦察兵部队)正在得到加强。在长期里,中国的C4ISR,包括基于太空的和天波超视距遥感器,可能会使北京能够识别、追踪和瞄准西太平洋纵深地带的军事活动。

第五章

用于军队现代化的资源

    “建立军民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配合、集成创新的军民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使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基础有机结合,军民高新技术双向顺畅转移。” ——胡锦涛主席

概述

    解放军用于现代化的资源包括国内的防务开支、国防工业的国内开发,以及外国技术的获取——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经济业绩的推动。随着中国国内的国防工业成熟起来,中国正在获取主要来自俄罗斯的外国的武器和技术,以填补能力方面的近期空白。中国还从民用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中获得好处,从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家赞助的工业间谍活动中获得技术知识和专门知识,以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支持军事研究、开发与获取。北京的长期目标是形成能够满足解放军现代化需要、并在全球武器贸易中能够与顶级生产国竞争的、完全本国的国防工业部门。中国在通信等领域中已经具有与国际上的主要防务公司竞争的能力。

军事开支方面的变化趋势

     2007年3月4日,北京宣布将其军事预算增加17.8%,增加到45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后来被中国国务院修改为459.9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9.47%。2007年宣布的军事预算继续维持了官方预算超过经济总增长的年度增加的趋势。对1996年到2006年期间中国预算数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GDP的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国防预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1.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9.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

    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一项类似的分析说,1990年到2005年期间,国防预算的平均增长率为9.6%,而同期中国的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了9.7%。然而,1996年至2006年的数据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衡量标准,因为它涵盖了1995年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后的时期,把第9和第10个5年计划时期(分别为1996年至2000年和2001年至2005年)包括在内。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波斯湾战争以后的解放军现代化努力的重振。

对中国实际军事开支的估计

    中国已经公布的国防预算并不包括开支的很大类别,其中包括战略力量、对外采购、与军事相关的研发,以及中国的准军事力量方面的开支。由于缺乏会计的透明度和中国摆脱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型不完全,所以准确估计中国的军事开支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其结果是,外部对中国军事开支的估计有很大差别。国防部估计,中国2007年与军事相关的总开支可能在970亿到1390亿美元之间。

    除了国防部之外,许多智库和学术机构也提出有关中国军事开支的各种分析,运用替代性方法来估计与国防相关的开支和拨款流以及各种模型,以便把这些估计结果换算成美元。虽然专家们在中国军事开支的确切数额问题上有分歧,但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北京对其国防开支的报告数字严重过低。

    多年来,美国等国一直敦促中国增强国防开支方面的透明度。2007年8月31日,中国宣布开始就其军事开支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年度报告。中国尚未透露它是将依据美国、北约组织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中国的邻国所使用的联合国标准化报告格式提交报告呢,还是采用用途较小的简化报告格式。

    支援国内军事生产和对外采购的预算增加,使每个军种的现代化都加快了,其证据如下:

一代代新的、具有生还能力的核导弹,不仅包括陆基的,而且还有海基的,不但能够瞄准本地区各大国,而且还有美国;
国产的先进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
先进的攻击型和弹道导弹潜艇及其相关武器;
用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先进俄制飞机和精确打击武器;
执行多种任务的F-10战斗机的国内开发;
先进的俄制导弹驱逐舰和国产版本的新式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两栖登陆舰;
现代的远程机动性防空系统,以及
为加强军事人员的职业作风和提高其生活质量而实行的计划。

中国不断发展的国防工业

    从9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有的国防和与国防相关的公司经历了基础广泛的改造。北京正在努力改善商业实践,改革官僚机构,缩短开发的时间进度,提升质量控制,并增加军事订单的生产能力。

    北京还注重国防与非国防部门的结合,以发挥最新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市场上的作用,并增加中国不断扩展的科技基础的产出。由于外国武器和技术的直接获取的加强作用,这些改革使中国能够开发和生产导弹、战斗机和战舰等先进武器系统。

    效率和能力不断提高 。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说,在整个与国防相关的科技和工业范围内,2005年的产值、附加值和总收益比上年分别增加了24.3%、20.7%和21.6%。起码在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2006年-2010年),中国与国防相关的工业将继续得益于:

来自外国合资企业的技术与技能的转让;
研究、开发和采购方面的政府拨款的增加;
载人航天计划,包括计划中使用的船只和跟踪站;
外国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合法与非法的获取;

与一些学术机构的伙伴关系的加强,从而使学生的招聘和现有员工的技术培训得到改善;以及越来越多的回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获得的海外培训与经验。

    军民融合。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中共第十七次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所表达,中国领导集体的首要重点之一就是开发一个服务于军民两方面需要的、军民两用的技术与工业创新基础:“建立和完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中国的国防工业一直得益于与中国迅速扩展到民用经济和科技部门,尤其是其中有机会获得外国技术的成分之间的融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中国的研发开支从1995年以来一直以每年19%的比率增加,2005年达到300亿美元。经合组织估计,虽然中国在研发、人力资源和研发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投资,但是它在建设一个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单个的国防部门中的进展看来和每个部门与全球的生产和研发链的相对融合——通过中国的民用经济——相关。例如,造船和国防电子工业部门得益于中国在推出商业航运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主导作用。这些部门10年来的进展是最大的。包括华为、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在内的信息技术公司与解放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研发方面相互合作。商用的现成技术,譬如电脑网络开关和路由器,越来越多地为解放军提供标志着前沿科技水平的电信设备。

    与此形成对照,在民用经济中没有合作伙伴的、生产国防专用微电子产品的企业、譬如雷达和武器子系统领域中的企业所取得的进展比较缓慢。航空和兵工部门由于缺乏通过外国跨国公司和国内工业之间的合作获得的附带收益而遭受了类似的损失。

    外国技术的获取。到2007年10月为止,中国在2007年中已经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以上的武器协议,而2006年则为1亿美元左右。这标志着与近年来相比的急剧下滑。中国最近几年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武器采购国之一。有关购买俄罗斯的几个主要的武器系统的正在进行的谈判表明,这一趋势可能是短暂的。

    俄罗斯仍是中国主要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提供国,向其出售了先进的战斗机、导弹系统、潜艇和驱逐舰。中国的几项生产计划依靠俄罗斯的零部件。它购买了俄罗斯武器设计的生产权,并正在就购买几个先进的系统进行谈判。俄罗斯在许多武器和航天系统的技术、设计和材料支援方面与中国合作。

后勤改革

     10年来,人民解放军提高了自己对本国境内和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支援能力。作战机动能力方面频繁的训练、指挥、控制和协调能力、职业化标准化方面的改进,以及仓储系统的改革使解放军动员和支援局部军事行动的总的能力得到提高。自动化的后勤体系与解放军的指挥和控制体系的之间,以及民用物流能力与解放军的支援体系之间的融合,会使这种能力进一步提高。

    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远征后勤能力,解放军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投送和维持军事行动的能力会受到限制。首当其冲的是通过海上或空中运送和保持一个师以上的地面部队和装备的能力。据估计,解放军海军的一次性海空运兵能力为1万人左右的一个步兵师及其装备。同样,如果解放军空军的所有大型运输机都投入使用并具有空投的设备,一次空运中就能运送大约5000名伞兵,而如果同时运载部队的装备,空运能力就会低得多。解放军的空中加油能力是有限的,只能支援少量的战斗机。解放军海军已经获得了远距离部署方面的途中补给和维持的一定能力,但由于补给船只很少,所以这种能力仍然受到限制。
由于解放军在今后10年更换过时的飞机和船只,并调整作战理论,以考虑到新的能力,所以其兵力投送能力仍将是有限的。这些变化将要求合理设计后勤装备和训练。这些方面的能力的开发将会颇费时间和资金。虽然外国生产的装备和维修零部件以及民用部门都可能会帮助填补近期出现的空白,但是如果继续依赖并非有机结合的资源,就会阻碍解放军在长期里维持大规模的作战的能力。

    以色列曾经向中国供应先进的军事技术。然而,2005年,以色列开始改善政府对向中国的出口的监管,通过加强对军事出口的控制,制订对军民两用出口的控制措施,并加强了外交部在与出口相关的决策中的作用。以色列议会也采取了积极的举措,于2007年7月通过了国防出口控制法,于2007年12月开始实施了与这项法律相关的法规。美国期待着在这些新的程序的继续实施和有效执法方面与以色列政府合作。

     从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对欧盟各国施压,迫使其取消对中国的致命武器出售的禁运。欧盟的这项禁运是针对中国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而实施的。在2004年欧盟与中国峰会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欧盟和中国领导人承诺努力取消这项禁运。虽然这个问题仍然正式列入欧盟的议程,但是欧盟成员国在近期内取消这项禁运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中国继续做出有条不紊的努力,以便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商业交易,从国外获取军民两用技术和军事技术。许多军民两用技术,譬如软件、集成电路、电脑、电子设备、半导体、电信设备和信息安全系统,对于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建立在信息和网络基础上的军队至关重要。几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律案件突出显示了中国通过以重要的科学家和商人为对象非法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例如导弹、成像、半导体和潜艇技术)的努力。美国洲际交易所官员认为,中国的咄咄逼人和范围广泛的间谍活动是对美国技术的主要威胁。从2000年到2006年5月,洲际交易所发动了涉及向中国非法出口美国武器和技术的400多项调查,从而导致居住在美国的几名违法者因违反出口管理法和武器出口控制法而被定罪。

    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外国技术的几个重要领域包括制导与控制系统、汽轮机技术,以及支撑技术,譬如精密机床和先进的诊断及法医设备、对迅速的放样来说至关重要的应用和工艺、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和逆向设计。

     逐个部门的分析。跨越中国国防工业各个部门的进展一直是不均匀的。生产的趋势和资源的配置看来偏重于导弹和航天系统,其次是海军资源(水面和潜水两方面)、飞机和地面部队的军用物资等。然而在所有领域中,中国都正在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和大批量生产(surge production)能力。

    导弹和航天工业:中国开发和生产各种先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空对空和地对空导弹。中国的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主要的最后组装和火箭发动机生产工厂当中的许多,最近几年都得到改进,从而提高了总的生产能力。除了供应给中国军队之外,这些完善的系统和导弹技术还可以由中国企业出口。这些系统的大批量生产还可以使短程弹道导弹的产量大大提高,也许还使中程弹道导弹的年产量翻一番。中国的航天发射运载工具工业正在得到扩展,以支持卫星发射服务和载人航天计划。

    海军军工:中国经营着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机勃勃的商业和海军造船工业。中国是世界上造船的第三大国,仅次于日本和韩国。造船厂的现代化和扩建使中国总的造船能力增加,从而给所有类型的海军项目都带来相应的好处。这些项目包括潜艇、水面战舰、包括有关建造航母的倡议在内的海军航空以及两栖/海运-空运资源。中国继续依靠外国供应商提供部分推进部件,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提供火力控制系统、巡航导弹、舰队空导弹、鱼雷系统、传感器以及其它先进的电子设备。模块造船技术将使中国能够把生产活动分散在若干地点,从而不仅提高可以同时生产的船只的生产效率,而且还有其数量。中国已经显示出对潜艇和水陆两用船只进行大批量生产的能力。

    地面力量军工:中国地面部队的现代化包括开发和生产新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解放军地面部队的几乎每个领域中都取得了进展。中国还开发了满足大批量生产要求的生产能力。中国继续依靠外国合作伙伴来填补可能会限制实际的大批量生产的重要技术能力方面的空白。

航母开发的情况

    看来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建造航母。然而,近年来的证据越来越多地显示,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推进一项航母计划。例如,从2006年年初开始,由于中国第11个五年计划的公布,中国的国有媒体报道了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关于中国打算建造航母的讲话——包括当时的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2007年3月的一项讲话。对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继续进行的翻修表明,中国可能会选择把这个平台用于训练目的。此外,俄罗斯报纸报道说,中国想要获得俄制的苏-33航母运载战斗机。2006年10月,俄罗斯报纸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斥资25亿美元采购多达50架这种飞机的初步谈判正在进行。然而,一直没有宣布有关采购这种飞机的一项合同。

    政府内外的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在2015年以前可能不会拥有一艘国产的现役航母。然而,中国造船能力的提高以及这项计划所获得的大量外国援助可能会使这种预测改变。

    航空工业:中国的商用和军用航空工业已经从生产苏联早期模式的飞机的直接仿制品进展到开发和生产国产飞机,包括比较陈旧的飞机的改进版和新式的第四代战斗机。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已经引进了高度精密的和技术上先进的机床和电子设备,以及可以用于生产军用飞机的其它零部件。由于依赖外国提供飞机的发动机与航空电子设备,以及熟练人员和设施的缺乏,中国的飞机工业的大批量生产能力将受到限制。

 展望未来:趋势和预测

    国务院2006年2月公布的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谋求“到2020年”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创新型社会”。这项计划把中国的科技重点定义为“基础研究”、“尖端技术”、“重要领域和重点课题”,以及“重大专项”——全都具有军事用途。

    基础研究。作为拓展基础研究能力的范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确认了具有军事用途的五个领域,认为这些是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和拨款的重大战略需要或科研计划:材料设计与制造、极端环境条件下的制造、航空与航天机械、信息技术开发和纳米技术研究。在这最后一个领域中,中国已经从5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纳米技术和工艺方面的研究或拨款,转变为在政府总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

    尖端技术。中国注重以下技术的迅速开发:

信息技术:重点包括智能感应技术,尤其是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
新材料:重点包括智能材料与结构、高温超导技术,以及高效能源材料技术。
先进制造:重点包括氢能源和燃料电池技术、替代性燃料和先进车辆技术。
海洋技术:重点包括海洋环境的三维监测技术、快速、多参数的海底勘测技术,以及深海作业技术。
激光与航空航天技术也是重中之重。

    重要领域和重点课题。中国已经确认了具有提供技术突破、清除跨行业技术障碍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潜力的某些工业和技术系列。具体而言,中国的国防工业正在寻求获得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和防务技术。实例包括雷达、太空对抗实力、可靠的C4ISR、智能材料和隐形技术。

    重大专项。中国还确认了16个“重大专项”。它计划在这些方面开发和拓展国产能力。这些包括:核心电子零部件、高端万能芯片和操作系统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级数字控制机床、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卫星、载人航天和月球探索。

第六章

军队现代化与台海安全 

    “近年来,台海局势日益复杂严峻……我军……加紧准备军事斗争,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

概述

    台海的安全形势基本上取决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互动。美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均可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中国正越来越能够通过外交施压和经济手段来胁迫台湾,而无需诉诸武力。同时,中国已将它的一些经济增长部分用作支持军力增强的资金,从而使它的军队能够向台湾直接施压。除了使军队拥有新的能力外,中国还可能同时正在制定一些无需入侵(必要时则发动攻击)即可迫使台湾就范的作战理念。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开支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致使台湾当局越发迫切需要为维持本岛的自卫能力而付出必要的财政开支。上述趋势对台湾的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而在此前,台湾安全的基础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力越过100海里宽的台湾海峡投送力量,岛屿防卫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台军自身在科技方面占优,以及美国有可能干涉。

    美国依照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已在着手帮助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除提供适当的防卫物资和服务、以便使台湾能够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外,美国国防部还通过推动美国武装部队转型和对全球军力分布态势进行调整,维持着抵制北京方面使用武力或胁迫手段来改变台海地区未来形势的能力。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台湾已做出一些重要举措,以提高它的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强它的军官和士官队伍,储备战时物资,并完善各种危机反应能力。2007年6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份总额为89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包括:斥资购买12架P-3C海上巡逻机,对6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进行升级,购买3架TP-3A 飞机的备用零件和144套SM-2海基防空导弹,并开始研讨购买8艘柴油动力潜艇的可行性。此外,台湾当局还批准在未来三年内购买一些精确制导武器,包括:218枚AMRAAM 空对空导弹,235 枚“小牛”空对地导弹,以及60枚“鱼叉”反舰巡航导弹(Harpoon Block II)。台湾立法机构还于2007年12月为2008年度通过了一份总额为105亿美元的预算案,比上年增加了12%,其中包括投资研究并进而设计、制造一艘柴油动力潜艇,以便与随后出台的产品竞标合同相呼应。总体而言,面对北京方面军力的不断增强,这些改进措施已经增强了台湾的防卫优势。

中国的台海战略

    鉴于相信局势正向统一的目标不断推进,以及为冲突所付出的代价大于收益,北京方面似乎正准备推迟统一进程。就近期而言,北京方面的目标是阻止台湾走向“急独”,同时继续坚持在这一框架下和平解决问题:赋予台湾高度的自治地位,以换取它与大陆统一。中国的领导人们正通过运用综合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和军事手段于一体的强制性战略来贯彻这一政策。尽管北京期望和平解决问题,并倾向于这一结果,但解放军仍在针对台湾继续部署的短程弹道导弹、提高两栖作战能力和部署现代化的远程防空武器系统。这些都表明:北京不愿放弃使用武力。

    大陆此前常警告将使用武力对付台湾,但这种局面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回应台湾就其政治地位所发表的言论和采取的行动,解放军力量的变化,以及北京对其它国家与台湾关系的观察,情势已随着时间的迁延而发生了变化。这些情况,或者说“红线”,包括:正式宣布台湾独立;不明确的“趋向独立”的举动;外部力量干预台湾内部事务;无限期推迟已中断的关于海峡两岸统一的对话;台湾获得核武器;台湾的内部动乱。2005年3月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第8条声称:如果“分裂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北京将采取“非和平手段”。

    这些“红线”的含糊性似乎是有意为之的,从而使北京能够灵活决定其回应的性质、时间表和形式。除这种含混的情势外,北京政权内部的政治因素也可能影响北京方面的决策,但这些情况常不为外部人士所知。

北京对台动武的途径

    解放军能够通过先进程度越来越高的军事途径来对台动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首先将采用一种衡量过的、明智的、深思熟虑的方式,其特点是:发出信号,表明已准备动用武力以试图胁迫台湾;随后,以战略欺骗所需的最快行动速度精心地进行军力集结。另有一些人士估计,中国更有可能采取这种动武途径:放弃掉深思熟虑的准备工作,以更有利于达到战略上的突然性,并争取在美国或其它国家能够做出反应前迅速强行施加一个军事或政治解决方案。如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北京将谋求阻遏可能出现的美国方面的干预;如未能延迟这种干预,则将谋求通过一场非对称性、有限或快速的战争来击败美国,或者在冲突旷日持久、战斗僵持不下的状态下谋求政治解决。

    有限使用武力或选择“非战争”手段。中国可能使用多种致命的、惩戒性的或破坏性的军事手段对台湾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同时还可能辅以公开和秘密的经济和政治性行动。这种战争将包括动用中国海军打击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设施,从而动摇台湾民众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心。与之类似,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也将渗透到台湾岛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实施暗中破坏,或者将台湾领导层作为袭击目标。

    空中打击和导弹攻击。进行有限的短程弹道导弹袭击和精确打击,打击目标是台湾的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航空航天器材和通讯设施,从而有助于发动一场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压制台湾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的战争,还可能摧毁台湾民众的战斗意志。

    海上隔离或封锁。北京方面可能宣布,正在驶向台湾各港口的船只必须停靠大陆港口,在驶向台湾前先接受安全检查。北京方面还可能试图通过宣布在进行军事或导弹演习,将台海地区封锁,封闭进入台湾港口的航路,以禁止船只进入台湾港口,迫使商运航路改道,从而收到与封锁相同的效果——这与1995-96年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如出一辙。

    尽管传统的海上隔离或封锁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更大,但对解放军的海军的能力要求也较高。解放军的一些学术著作认为,成本较低的措施包括:空中封锁、导弹袭击、布雷及另一些堵塞港口的方法,以及其它一些以较小代价获得可观效果的办法。中国的精英人士可能会低估因试图限制台海航运而引发的国际压力和军事行动升级的风险。

 威慑的要素

    中国在若干层面上受到威慑,因而不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首先,中国尚未拥有军事上的实力,可以胸有成竹地实现其在台湾岛内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在面临美国干预前景的情况下。此外,如果爆发矛头指向中国的存在的一场叛乱,可能会使解放军的兵力在许多年里卷入禁区。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还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日本等国在和平解决两岸争端之中的利益。

    北京在做出估算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与台湾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可能会造成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战争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台湾是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如果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就会破坏台湾的经济基础结构,从而导致很高的重建成本。国际上的制裁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场冲突还会严重损害北京在天安门事件以后的历年中一直努力营造的形象,并影响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面临对奥运会的抵制,并可能会失去举办的机会。一场冲突还可能会引发大陆的国内动乱。对于这种应急情况,北京在其计划中看来已经加以考虑。最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一场把美国卷入进来的冲突会造成两国之间的一种长期敌对的关系——这种结果不会对中国有利。
两栖登陆作战。按照中国的“联合登岛作战”设想,两栖登陆是相当复杂的军事行动,将有赖于联合封锁、后方支援、从属性的后勤行动、电子战以及空中和海上支援——在实践和空间上都要协同一致——以突破或围困台军的岸防设施,建立和确保滩头阵地,向预定的登陆地点运送人员和物资,随后发起进攻,以分割、夺取和占领主要目标和/或全岛。

    解放军目前能够发动多种形式的两栖作战(全面进攻台湾除外)。中国军队除进行季节性的例行两栖登陆训练外,没有多少公开的军事准备;它能够进攻台湾占据的某个小岛(如东沙群岛或太平岛)。这种对防守薄弱岛屿的有限进攻会展示军事能力和政治决心,获得货真价实的领土收获,并可能被描绘为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克制。但是,这种行动蕴含明显的——可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政治风险,因为它可能激怒台湾民众和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

    解放军如果进攻距大陆较近的、防卫力量居中的岛屿(如金门和马祖),尽管这并未超出它的能力,但这要求它进行的后勤和军事准备会远远超出例行训练的范围。

    大规模两栖进攻是最为复杂的军事行动形式之一,要有大量的后勤支援,因而需要进行难度很大的军事演习。它的成功取决于掌握紧邻战场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补给物资和岸上支援物资的迅速集结,以及此后源源不断的支援。进攻台湾将是对中国未经考验的部队的能力的严峻考验,而招来国际干预也几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些压力,加上中国军队的战斗损耗,进行城市作战和反游击战所要担负的复杂任务(假设登陆成功,得以突破岸防阵地),使得中国的领导层将为登陆进攻台湾而冒很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台湾只要进行适度的、有的放矢的投资,以加强设施建设,提高防卫能力,就能相当有效地减弱北京方面达到目的的能力。

专题:

人民解放军军队现代化领域中的人力资本

    “……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拥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    ——《2004年中国的国防》

概述

    人民解放军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注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官队伍。解放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许多投资都在2004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阐述,被作为“人才战略工程”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注重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改革。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了训练和教育改革以及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改善福利的重要性。全军范围的人员素质的提高将继续与范围广泛的军队结构、军事学说和训练方面的改革并驾齐驱,因为解放军的目标是建设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一支军队。

强调改革

    中国正在努力将其军队从以人数为重的军队改造成一支拥有高素质的官兵、结构合理、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军队。为了满足这些新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各项计划,以重振其军官队伍,加强职业军事教育,改革其士官计划,制订有关训练和演习的新的指导方针,并改善官兵的生活质量。虽然中央军委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讨论实施人力资本计划,但是解放军的人事制度的改善最近才变得明显。

    最近几年的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指针反映出90年代末以来解放军一直重视加强国内外训练以及军事和非军事教育相互的融合,以便为国防的需要提供支撑。人民解放军还开始更加注重军队的军官和士官队伍内部的士气和福利,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其人事制度并使之实现现代化,以便把实现军队合理化、改善生活质量、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军人的教育水平和反腐倡廉等项改革包括在内。

    士官的培养。2005年,中央军委批准了《关于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规定,从2005年起,士官队伍的人选必须起码受过高中教育、掌握专业技能,并且必须接受继续教育和训练课程。一些士官还必须承担解放军内部一般由军官承担的技术和管理职务。

中国的兵役制

    人民解放军所采用的兵役制不同于西方的做法。解放军的兵役制不是笼统地规定达到某个年龄的公民必须服役,而是实行一种“征兵”的制度。按照这一制度,解放军确立所需征兵的人数,然后向地方政府下达征兵定额。地方政府负责提供规定人数的士兵或水兵。如果志愿兵的人数达不到定额——尽管政府努力劝说或说服征兵人选——地方政府官员就可能会强迫不情愿的个人入伍。中国并不公布有关新兵当中被强迫入伍、而不是志愿者的人数所占比例的数据。据估计,解放军和武警每年的征兵定额都为50万人。绝大多数士官都来自义务兵。成为士官,他们将选择继续在解放军中服役。

    改革士官队伍的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对最近关于把所有军种的服役期都缩短为两年的决定做出补充,并取代先前的制度,即规定义务兵可以自愿地延长服役时间。应征入伍的士兵现在可以服役长达30年。这样一来就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心兵源,使解放军能够吸收专业知识和经验。

    军官的晋升和培养。为了缔造一支职业的和掌握技术的军官队伍,人民解放军正在改革其军官的晋升和提拔标准。这些领域历来容易出现腐败。贪污受贿和任人唯亲不仅滋生不满情绪,而且可能会导致不合格的军官得到提升。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突出显示了解放军改革指挥官的考核、选拔和任命过程的努力。这些改革的意图很可能是加强职业作风,确立标准做法和减少凭借腐败的晋升。

    拓展教育。由于中国的迅速扩军,必须做出并行不悖的努力,以改善其负责操作复杂装备的军官和士兵的教育和训练。通过士官学校和军事学院实现继续教育,以及部队的训练和远程教育也得到了实施。军营中的夜校迅速增多。由于许多士官都曾经是顶多受过8年教育的义务兵,所以士官教育的发展将颇费时间。解放军的教育改革正在进行,以改进基于电脑的军事训练。解放军还建立了虚拟实验室、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校园。

    中国表示担心,解放军中很低的教育水平对军队的作战实力和职业作风产生不利的影响。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2003年开始实施的“人才战略工程”计划,是为了到2020年培养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和掌握技术的军官队伍而做出的一项努力。这项工程旨在培养和留住军事院校毕业的高素质人才,并吸引非军事大学的毕业生。为此目的,解放军正在实施经过改进的训练计划,加强与非军事大学的合作,并增加军饷,以增强同私营部门的薪水竞争的能力。

    除了从私营部门招兵以外,解放军还正在努力在非军事大学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从而为其职业军事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化和教学大纲的改革提供补充。2007年,总政治部人事部说:“1000多名军官正在名牌大学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虽然这一数字与解放军的总规模相比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这项计划如果与非军事院校毕业生的招募相结合,发展的潜力值得注意。

    实战训练。解放军现代化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军事训练的实战性和质量。2006年的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宣布,训练工作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并包含大量信息,以便为解放军迎战技术先进的敌手做出更好的准备。解放军总参谋部2007年的训练大纲说,解放军期望训练的场景尽可能与实战条件相似。解放军正在努力把假想敌融合到自己的演习之中,在一些情况下还在训练安排中迫使军官不得不放弃照本宣科的演习计划,从而提高训练的实战水平。解放军还增加了军种联合演习。虽然这些努力往往建立在减少冲突,而不是实际的联合作战基础上,但是它们的确表明,解放军正在努力使官兵们为满足未来战场的需要做好准备。此外,解放军正在利用模拟器来延长训练时间和进行更多的指挥岗位演习,以增强军官们的计划和决策能力。

    生活质量。中国的国防开支部分地反映出,军事人员的军饷增加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解放军还重视军营中的生活质量,包括改善军人伙食的营养质量,提供新的军装和装备,建设与生态更为相宜的军营,并为边远地区提供更好的医疗支援。此外,解放军还改善了自己的福利计划,包括保险、医疗需要、住房和增加退役军官的退役金。

    文职人员。解放军重视制订一项现代化的文职人员招募制度,注重招募和留住科技专业人员等技术专家。解放军还实行了一项鼓励机制,奖励专业性的技能和业绩,包括增加用于聘用合同制文职人员的预算。此外还为在自己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制订了早日晋升、授予荣誉勋章和延长休假的计划。
军队结构的合理化。作为军队结构合理化努力的一部分,解放军裁减了总的军官队伍人数,同时增加了士官和合同制文职人员的人数。解放军还精简机构,关闭了一些训练组织,同时调整了各个司令部和军区指挥的指挥岗位,从而实现了教育体制的合理化。

    政治工作。人民解放军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尤其是有关自己历史使命的教育,加上“战斗精神”和“荣辱”观。解放军强调提高政治指导员的能力,加强军队内部的纪律性,以完成解放军的各项任务。解放军的政工体系在战时预期的任务并没有得到外界观察家的充分理解。

    反腐倡廉。解放军并没有公布有关腐败问题的具体数据。但它宣称腐败活动是狠狠打击的对象。解放军宣称,它在第10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的审计工作为解放军挽回了8.4亿美元的损失,其中一些挽回的损失大概是腐败调查的结果。在2004年接受审计的团级以上的大约1000名军官当中,5.2%被确定为未加具体说明的违规行为。根据中国的文献,这些失踪款项多数被归咎于未经批准的合同和工程。腐败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为获得晋升而行贿。这些问题可能促使解放军的审计计划在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期间得到加强。按照这一计划,解放军打算在一项“反腐倡廉”运动中对4000名军官进行审计。其它官方调查包括在士官的选拔过程中的腐败,以及建筑工程的招标和武器的采购。

展望未来

    中国的改革旨在满足解放军使能够更好地使用正在开发和获取的现代装备、武器系统与平台的称职军官走上军队的工作岗位的需要。很大一部分改革的重点,是开发一个以具备满足对才华横溢的高素质个人的需要的一系列技能的人员为对象的、现代化的招兵制度。然而,在实施改革的时候,解放军很可能将继续面临着若干问题。例如,解放军自己承认,军事训练继续受到仅仅“走形式”的部队、严重的照本宣科和训练实战性匮乏的损害。解放军将必须弥补这些不足,才能使人力资本的改革在全军范围得到长期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