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皇甫平郎咸平温元凯茅于轼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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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派人物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

郑海泉

2008年10月30日


    编辑先生:您好!近期不但我国,连世界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它当然要牵扯到社会问题,我国的主流人物包括大经济学家纷纷提出见解,我虽然是一个草根非专业人士,但我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对经济与社会问题又感同身受,故当我与他们的见解有不同的地方,就大胆写了出来,半年来有七篇,我这样的文章不能像他们那样媒体都及时发表出来,它们没有争鸣的气概。贵网站能刊登‘非主流派’文章,草根的文章也有,故发给贵站,供选用。 郑海泉 08年10月28日

(一),通胀与资产泡沫——与吴敬琏商榷

    吴先生在‘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上做了中国这两个经济现象的演讲,见‘第一财经日报’08年4月21日A12版,认为我国这些问题是‘源自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就是简单化再生产和因此延伸出来的依靠出口的(外向型)模式。避免和解决的方法一是要搞高起点增长模式,二是提高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他的诊断与处方,既不那么全面,也不那么准确,不能‘照方抓药’,我认为仍然是简单化‘市场万能’的产物,虽然有些道理,但不能全听全信。

    先谈‘通胀’。 我国从去年到今年物价指标CPI都比较高,08年4月增涨率超过8%,与我国以前相当长时期物价‘基本稳定’十分不同,国家感到控制到4%难度很大。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通涨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发行的货币数值高于它的实际物质生产价值,所以发那么多钱买不到那么多东西,货币只能贬值才能达到‘平衡’,换句话说物价就要上涨,这个笼统的道理普通群众听了,也容易明白。物价上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实的某‘商品’的价格已经低于它今天的价值,就必须提高它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它的价值提高了,比如物品的质量高了,性能高了等,再或者是构成它的因素价格提高了,比如人工、原料、能源、税收等提高了。道理虽然简单,但要真正清楚准确统计出一个国家现实物质生产的价值(应该是它们到市场上的价格),以及要用钱来‘换’的‘东西’的价值,又没有那么简单。随便举一种物质产品,比如一市斤小麦,在今天的中国它应该值多少钱,市场上的价格七角多就科学准确吗?谁敢说他的算法能禁得起来自各方面的‘推敲’;‘职工’工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尤其那些可以决定自己拿多少钱的‘公务员’工资的增加与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增加或真正的‘劳动价值’,是不是和谐适度有没有公认的计算方法,至于有的人的‘出场费’是多少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就更‘没谱’;广告费该多少谁敢与‘大家’辩论和‘实验’?它却是物品价格的一部分;…。我这个非经济学领域的普通群众疑问多多,而且还猜想,国家发行多少纸币,差不多八成是‘跟着感觉走’,反正今天好像市场上的钱确实多得多了点。

    至于资产泡沫到底是什么含义,从吴先生演讲里我们看到的是指我国外贸顺差积累起来的那超过一万五千亿美圆,而且每天还在增加20亿美圆,而美圆要面临大幅度‘贬值’。我们‘购进’(应该说是‘收来’)美圆就要自己印相当数量的人民币,因为国内不用美圆,所以美国的美圆成为泡沫,就要带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也要成为泡沫。

    他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我国的发展模式长期是‘用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应该明确说是简单再生产的投资,低价值产品的增长,因为‘增加投资’也可以主要是对高起点项目的投资,或者是科学和谐的投资,不一定是…),故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又以增加低价值产品出口来释放,(因果应该反过来说,是因为这些产品容易出口才促成产能增加,或者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总成本低,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才积极在中国建厂,但市场需要却在国外,甚至原料也在外)。这样虽然来华开厂的老板、外国的销售商和消费者高兴,但外国制造相同产品的老板与生产者就要示威,因为你抢了人家的饭碗,人家这时就只讲‘民主’ 不讲市场的自由竞争,人家的政府就要找我们的别扭,难免要发生贸易摩擦;我们想买的东西别人的政府还不愿意卖,说要考虑‘政治问题’、‘安全问题’;他们倒是希望我们多买他们的民用飞机和转基因大豆、…,中国人又不能天天吃豆腐坐飞机,故只能收来纸币。于是我们因为顺差就‘购进’(收回来)大量的美圆作为‘外汇储备’,当然也包括购买(换成)他们的‘债券’。我听说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印美圆,因为美圆不但是国际通用,而且美国印多少可以与它生产了多少东西无关,今天也与它有多少黄金无关,甚至印多少既不是议会授权,也不是总统命令,买别人的东西钱不够银行就印,所以美圆就必然贬值,对欧元、日元、…全贬,相当长时期都在贬,只要你那里汇率市场化了,不固定;你要固定美国又给你施加巨大的压力,想法‘威胁’你,因为它是和你用美圆结算,有大量美圆储备的还真没有几个抗得住。美国这一手就曾经把日本等弄得很狼狈,我们今天就轮到面临这一局面。美国这么做整体看对美国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美国人肯定清楚,他们不傻。

   经我这么一‘理解’,乍一看,是很符合逻辑的。所以吴先生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不再搞那样的简单化增长,要提高技术含量,产能不会过剩,还可以使企业的利润水平提高;二,把人民币与美圆的比价提高,人民币升值,比如有专家认为从1/8.5提高到现在的1/7,还要再提高到1/6,据说当年日本提高得还多得多,换句话说把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你贬低多少我就提高多少,你有泡沫我却全是干货。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我们的出口明显减少,就再没有多少顺差,能大幅度降低美圆储备,至少不再大幅度增加。当然这样就要关闭相当数量的工厂。他认为我们早这样做,比如03年以前就把汇率市场化,就可能不会出问题;至于03年提了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他没有说。关于转变建设模式应该从78年开始,88年开始还是98年开始吴先生没有说,我们就理解成‘愈早愈好’吧;至于我们的高技术产品什么时候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真正能在市场上竞争,特别是在核心技术上可以取得一些‘市场份额’,从而开始得到说得过去的利润,以及这以前需要各种大量‘投资’怎么来,吴先生都没说。

(二), 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

    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先生08年4月19日在浙江人文大学演讲,介绍他17年前在上海‘解放日报’用‘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皇甫平’为笔名,写了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四篇非常重要文章的背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坚定改革的思想,经邓‘南巡’讲话公开肯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没受89之后反对改革,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的‘舆论’阻挡,所以,推进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经济上巨大的胜利。周先生说那些文章是得到小平同志在上海(内部)谈话后‘奉邀’写的,这样讲,让人信服。十几年后的06年1月,周先生以同样的笔名写了‘改革不可动摇’,那是在我国广大民间‘舆论’也强烈要求对我们的改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周先生文章‘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没有错,错在我们没有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完善我们的法律体制和各方面体制,…。’(见‘北京青年报’,08年5月7日C2版)。06年的文章可以理解是周先生的独立见解,也是自己认为在那个时候应该站出来写。

    我在周先生写前四篇文章的时候,还在低头拉车,很少抬头看路,因为是搞机械学科的,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是‘糊涂’状态,今天经过有限的自学才多少有一点了解;周先生写后一篇文章时,我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改革结果就不那么糊涂了,退休后,集中精力抬头看路看了十来年。所以,看了报道周先生演讲的文章后,就产生了‘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的问题。恕我斗胆,前四篇和后一篇都缺点‘高度’。其实,我们大家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说话、演讲都很可能缺,缺是正常的,因为人既非‘圣贤’,世上又无完人,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在内,至于亚当 . 斯密、海耶克等也绝不例外,何况我们普通人,就怕我们不认识,最可怕是有的不承认,甚至不承认还要去找许多‘道理’。

    在提问前先统一一下是非标准: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在‘理论上’不能统一时,都要服从实践做出的判断,不能搞任何‘本本主义’,只把什么人说了什么,什么上写了什么拿来做根据作结论,比如过去用‘红宝书’,今天不用它又用‘理论’,它们固然重要,但都没有‘实践’权威。

    2,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如果今天对‘社’和‘资’还不清楚,总应该至少把这理解成要‘为全体公民服务’,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不管他是‘资产阶级’——富人,还是‘无产阶级’——穷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有人说那些‘代表’就是今天的权贵。我理解‘权贵’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特殊人物,他们既权且贵,大概与‘官僚资产阶级’差不多,但不等于什么‘书记’,也不等于什么‘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书记’和‘长’只权不贵,而且权还是有限的,连资本主义社会里都必须这样,社会主义就应该比他们更好才对。故一个当权者把权用于谋私,聚敛钱财,不但作威,还要作福,就必然成为权贵。

(三)郎咸平谈中国经济宏观调控议

    中国的GDP增涨速度在相当时期里都处在高于预期数值,一段时间都在控制‘过热’,但前两年中央的提法是‘有保有压’,已经表现出‘具体分析,分别对待’,既看到GDP的整体,也看到它的具体内容,真正要解决的是,应该降的要压下去,应该加快发展的要保证提速,即使是在同一领域,比如钢铁,压缩低品质钢,提高高品质钢。只看GDP增加速度到百分之几,或者维持在多少以上就说经济‘过热’,我认为不是科学的结论,一刀切地控制,比如‘紧缩银根’,‘调整利率’,…,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用医学语言就是没有‘辨证诊治’、‘对症下药’。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改善程度,必然影响发展速度。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部门领域繁多,相互关系复杂,它的发展不但与先天地域条件,后天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相互之间差别很大,还必然与社会性质和状况有关,而且还随时间而变化。按理说,国家在这方面要汇集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不但知识水平高,思维水平更重要;而且地区、省、国家要成立一个研究与执行的系统,相应直接对国家负责和与地方负责相互结合,当然国家全局在前,触角要到各地各领域,经常分析研究,真正看清楚问题,拿出科学准确的办法,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措施,才可能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结果,使全国的经济都均衡协调发展。这要靠市场自己根本不可能。

(四),温元凯先生您转得真快

    在我脑海里温元凯先生是一个有名的自然科学家,今天从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上得知,到美国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投资家。据他说,他当年的一名女研究生,现在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很可能是未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真是师生各自东西。温先生可以说是在事业有成后,而且年近半百才转换大领域,为什么要这样确实值得我们个人,更值得国家认真考虑。是好事,我们要把好事的条件创造得更好,使好事多多;不是绝对的好事,就要把路子理清,免得给个人与国家造成实际上的损失,尽管这可能不会振动社会。

    有的事情,仅就‘好’的范围讲,从‘或许有些好处’,到‘非常好’之间距离也非常之大,也应该把‘度’搞清楚,区别对待。特别是如果成‘风’后,好的往往就变得不大好,甚至就要振动社会。就拿温先生这事说,如果我们从事实际科学技术的人,相当大部分人在中年有一定成就时,都要放弃科学技术追求,转向经营‘物’或‘钱’,也就是‘商业’或‘金融’,以能更快更多赚钱为直接目的,甚至以最富有者为‘榜样’,恐怕就有些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说那些人在‘情商’与‘智商’上都不‘平衡’,只适宜‘啃书本’,都像陈景润那样,差一点拿下数学王冠上的宝石,可过去教书却不受学生欢迎,搞原来的工作就没有‘前途’。另外像小青年的追(演艺名)星,不要说有30%,40%成风,有10%就不得了。他们本人可能其他的事情不爱干甚至也不会干,却死心塌地追,还感觉良好,也许‘社会’没有‘感觉’,因为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也可能还很规矩,不惹是生非;有的领域对此还可能‘自鸣得意’,没有这一群追随者,那个领域就不那么热闹。可他们的家长怎么办?他们的‘后半生’怎么办?温先生是理工学校出身的,对我提这样的问题不难理解,就算是财经大学的教授,恐怕也不是以教育学生达到上‘福布斯富豪榜’为他们的教育根本,要真那样,成功率就太低了;降低些,成为中国能占有全国60%以上财富的那1%的人,这就有上千万,当然他们大都并不是财经院校的毕业生,虽然成功率高点,也同样不让人佩服,人们要说你那个学校是为少数人服务,不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不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进不去,也成不了。真要是那样,我这个一生从事教育的人,敢说那和大街上‘宣传’买彩票可以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一样,是在忽悠人;别的就不必多说了。

    温先生这次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堂’演讲主题如果是要告诉中国人:要敢于追求财富,要想去赚大钱,为此你就要走经商或金融的道路,因为我就是从搞实际科学转到这里来的。那他说的是‘大实话’,中国甚至比外国都现实。我们看,世界富豪榜上没有当官的,没有研究科学技术的,甚至都没有单纯生产物质产品的,主要是‘卖’东西的‘好手’,至少是工贸结合,胡润搞的中国版富豪榜也同样没有。在中国,做彩电的不如卖彩电的,种菜的不如卖菜的。您说,我以前研究的东西在中国能听懂的只二十人,世界上不过一、二百人;我今天来讲经济、金融,听的人就多得很,…(我换时髦的话说,市场大多了)。温先生把问题解释得很含蓄,我斗胆用温先生讲的东西发挥一下:如果我继续研究昆虫的什么排列,做教授,在美国一年正收入不过十万美圆上下,有幸得诺奖才一百多万美圆,不到一千万人民币,生活是不错但非常辛苦;我在美国听朋友劝买两百(美圆)股票(好像是中石油),几天(4天)就赚了八百(美圆),要是拿一万去买,…;然后了解了‘华尔街’,那是个能控制世界资本流动的地方…,于是就改攻金融,真还进了华尔街,…,成为经济学家,投资家,回中国来发展。

    今天温先生一年挣多少不方便说,也没有准。美国、中国在金融或投资领域的有‘风声’可参考。比如中国的国有银行负责人,他们还不是老板,看得见的年收入少的几百万,多的过千万;至于保险公司的、证券市场上的,他们实际都是经营‘钱’的,就更‘厉害’,不少财产都以亿计;如果他们自己和亲属再做点股票投资之类,就不知道收入有多少了。但他举了中国搞商业的例子,身价就比较清楚,比如中技校老师出身的希望饲料刘永好老板,初中文化、农民出身的国美电器黄光裕老板,还有文化程度不算多高的网络游戏陈天桥老板,网易丁磊老板,…等,他们今天的身价都超过百亿,而且谁都比温先生年轻得多!成功时间少的几年,多的也就十几年。如果再发挥下去,他们都已经在股市上了,今后增值到什么程度,真还‘前途无量’。可诺奖还能年年得?所以,几乎都到头了。扬振宁教授可以说明问题,他那年把全部积蓄捐给中国做科研基金,才30万美圆,在美国接近‘寒酸’。走什么路才能富多清楚!

    温先生曾经写书预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改革开放不可阻挡’,这被证明了;今天,对第二个‘中国大趋势’的内容认为是‘追求财富’。我认为这不用证明,肯定一百个正确,谁还跟钱过不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想钱也是假的,不然,你过去只‘打土豪’,就不要分田地,更不要去分‘浮财’。问题是怎么追求?根据温先生上面的说明,要从事商业或金融,至少你买股票总会吧。他说,美国二十种什么股票多少年涨了一百倍,中国丁磊那个股票在美国上市才多长时间就从五角多,涨过一百美圆,今后中国的绩优兰筹股,弄他个几十种,你买了它,就等好吧。中国去年有的不也卖到250多块吗?你要是拿到‘原始股’,就是250倍!你发行价拿到也能近30倍,所以,一发就要去抢。至于预测中国(上证)股市指数要涨到1万点,今年看来不准,以后一定能。对此我就相信,尽管当下很低迷,只是温先生不要说一定在多少时间以后。这种事,能真准的,有谁敢公开讲,有谁愿意公开讲?

    我是没有从搞自然科学转到经济或金融,脑子没多少转变,就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温先生。

    一, 经商从封建社会起就是出富豪的路子,金融也同样,资本主义社会把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这条路更宽,所以‘商’已经超过‘仕’、‘农’、‘工’、‘学’,高居第一,要想赚大钱就得去经商,连温先生这样学术很有成就,不是一般教授而是知名教授,也并不缺钱花都被‘吸引’过去,更不去说普通人,所以不用‘宣传’和证明。但问题是到富豪的成功率能有多大?实际上能允许有多大?恕我不敬,富商,不管经营物还是钱,本质上都是在敛钱,不是直接创造财富(钱),我甚至说社会未必真需要一些人在那里专门想方设法敛钱,虽然社会需要那样的‘流通’服务。故有人‘估计’说,一个富豪至少要五百个穷人‘支撑’。这里当然应该把对高科技的‘风险投资’排除在外,因为它的成功是惠及社会和大家,而且与生产直接挂钩,不是简单的‘流通’。就说温先生提出的股票,它涨多少倍,并不是那个企业赚了那么多倍,而是股票市场炒到了那么多倍,严格说是注进水,吹进气产生的结果,而这些水和气就是股民手中的钱,是幸运者赚倒霉者,智者赚愚者,牛市时是先进入者赚后进入者,熊市时是今天进入者赚明天追赶者。中国在股票市场上赚了大钱的有,有一个人从八千起家,到去年牛市登顶成十亿富翁,但因为倒霉而跳楼、犯罪、…也不是个别。据说吵股票,统计地看,赚的只10%左右,超过一半的持平,有30%左右要赔,大赚大赔都是极少数;短期牛市有,但非常熊的也常见。美国一个金融学家说,正常企业的股票每年有10%的利润就不错了,因为今天正常的企业能给资本带来这么多纯利润就不容易了(可能要扣去CPI),就是一个生产很‘先进’产品的企业,开始的利润高,但衰减很快,…。当然,股票通常要比银行利息高,甚至高很多,但有风险,难预料。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很少数的真实例子拿来当做普遍的规律,作为大家都可以去走的路?我们能不能只看成功的,不看失败的?像中国这样很不‘成熟’的股市,小股民的风险就太大了。

    我说一句外行话,说齐天,股市如果像中国这样,不实际分红利,只能消耗钱。因为给股市服务的各种元素(比如人员、机构等)要拿,名义我都叫管理费,其数量还不是很少;另外国家要拿,比如印花税,就算千分之一,中国一年下来,几百亿不算多,加起来姑且叫‘交易成本’,要一千亿不为多;而20万亿市值的股票,有没有2万亿真进入企业去创造真实的利润就很难说。因为按规定,上市那次的钱,发行者才可能拿去发展企业,只占全部股本1/3,其中个人股还是由个人支配,并不成为发展生产的资金;以后市场上股票的市场价值与发行者真实‘生产’就基本‘脱钩’,特别是股票的市场价与真实值相差很远的时候。股票在持股票的人手里仅是一种‘权证’,人们追它,价格上扬,弃它价格下滑,他本身不大能创造价值,如果能分利,那才是真的。去年5月前很牛的时候,ST 股票都成倍往上涨,它哪来的利润?就算有2万亿都进入企业而且都能产生10%利润可分来算。还有一个按票面价值分(比如一元),还是按上市价值分(比如5元)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按市场价值分。持有原始股2/3的企业那些人不会按市场价分,他们只要拿出‘同股同利’就能把人的嘴巴堵住。我们姑且按现时的1/10的2 万亿算,也才两千亿,扣除‘交易成本’,能分给二十万亿股市价值持股人的红利就只有1%,再多的全是水分!换一个角度,实际点说,通常一股就能分一角两角,你可是花几块几十块才买一股,才百分之几?最牛的茅台去年超过250,今天股票市场够低迷了仍然超过100,去年它每股分多少现金,今年能分多少,股民的实际利率是多少?因此,过去中国基本都不分红,而是配股,多是10配3,但配给股民的比市场价低,股民愿意,企业又圈了钱,实际上是在往股票里注水,企业收了钱是真的,别人就不好说。所以,‘金融专家’在股票上耍着花样聚敛钱财与为社会创造实际财富不是一个概念,不是同样的作用,而且说买股票就能赚大钱,就不是一个具有严谨科学观点的人说出来的话,温先生,您说呢?

    二, 温先生提出个人成功的条件,比我看到的都全面,很好,对指导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安排自己十分重要。不过我认为,对听众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要看到,完全具备那些条件很不容易,有的条件一个人一生都非常难,也就是说,同时具备‘充要条件’,达到高点对一个具体的人几率几乎为零,我不说绝对话‘不可能’。比如,丁磊遇到了他的‘贵人’,外国一个‘风险投资者’,可有网易构思甚至都做起来的并非丁磊一人,别人还遇得到吗?就说国美电器的黄光裕,他发财的主观条件可以说很多人具备,或都可以学,诺大一个中国不就是再出来一个‘大中’,但张老板好像要了130亿就把它卖给国美黄老板了,再一个是‘苏宁’,还能再出来吗?这与十来亿中国人比,不如‘买体彩中大奖’可能性大。我有一个‘胡思乱想’,如果家电生产行业联合起来,也走‘国美’起步的路,而且是一种更彻底的单一领域的产销结合的‘仓储超市’:家电生产者联合起来开店卖自己的产品,组织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必须要组织2-3家,以体现不能垄断经营,而且内部是既联合又独立核算,不吃大锅饭,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不吃,生产者彼此也不吃,在确实保证各自合理利益的原则下协商,进出自由;不要豪华门店(国美等今天已经不是了),也不用像国美、大中、苏宁他们那样,在北京主要街道上距离几十米就一家,有实物店,后来也有网上交易,也都送货上门,把‘经营成本’降到和早期国美一样,还只要国美2/3-1/2的销售利润,至于售后服务我生产者还不如你销售者?这样的店肯定同早期的国美一样,顾客比店员多得多(今天国美已经反过来了),你国美、苏宁今天还有多少‘戏’?我不是说黄老板不是富翁了,而是说他走的路再就不通了,更不可能有‘后来人’了;要是再早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国美老板,更没有大中老板、苏宁电器。可惜电视机生产厂他们那时是紧俏商品,利润可观,没有居安思危的远见。要是他们真像我说的这样做,你家用电器商人还敢去压迫生产商人,要他们非把出厂价压低到几乎没有利润不可?你总不能说我卖彩电比你做彩电门槛高、技术难度大,我要拿大头。销售商把生产商扩大(提高)再生产的路挤压得非常之小,这实际伤害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我真希望是中国的家电行业协会早成立,而且是他们中的人提出自己搞联合仓储式销售,中国多几个上百万年薪的总经理,但黄老板等亿万富翁就不一定能出现,对中国人民或许更好,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坏处,我也乐意宣传这个,你商人讨厌我也不在乎。

    次生的问题是,有的人当他不具备某些条件时,他就要在‘放弃’和‘不顾一切’中选,只要有部分人选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就肯定给社会带来‘麻烦’。我们今天社会上那么多因为道德滑坡而产生的问题,无不跟想追求巨大财富想当大款但又不具备充分条件有关。当然,我不是要否定温先生宣传人们要敢于‘追求财富’,不要像前30年那样,羞于富有。也不是要人们在一个职业上‘吊死’,但他批评中国人有不容忍富人的传统心理,其‘莫须有’的成分就太重!其实,在正派的也就是大多数群众心里,对富有的人是承认的,甚至是羡慕、敬重的,少数‘君子’也不过‘不以为然’而已;笼统仇恨富人是有的人的恶意叫嚷,我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才会那样,其实他们内心巴不得自己也成为富豪,只不过现实不是。那些农民起义领袖,当然今天也有,他们‘打赢了’有几个的家庭不成为新富豪?要不然就是富人和其御用文人为富人声誉不佳开脱,想把脏水泼给别人。广大老百姓真正仇恨的是富人的‘不仁’,一方面来钱不正、不当,其次有钱后不知所以,用时髦的话说是,除了有钱外,什么都没有,用文雅点的话说是,只有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财富。

    我提这个问题的中心意思是,追求财富不但可以,而且要提倡,选择更换成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也要有勇气,只不要只考虑个人,不要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组织上’安在那里就永远在那里‘发光’,甘当‘螺丝钉’;可惜的是,那些代表组织的人有几个是甘当螺丝钉的。但对大家说你能以亿万富翁为目标来做这样的事,恐怕从各方面去说,都不大妥当。与此类似,有人宣传一个外国名人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人给‘补充’说,成天想当元帅的士兵不会是好士兵。我说,能当成元帅的士兵世界上也没几个!

    三,我不知道温先生到中国来宣传个人要走经济或金融的道路才能发财的时候,怎样考虑一个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作为曾经是大学著名教授的温先生,因为作为教育工作者,天职是教人‘做人和作事’,而且做人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在早期资本主义,为个人发财鸣锣开道的人可以首先算亚当 . 斯密,他写了充分开发个人利益的‘国富论’,推动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他的理论和我们有的人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本质一样,但他为什么不把他的书取名‘发财论’,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他也写了人有关社会责任的另外一本书,讲的就是‘道德情感论’。 我认为,可惜,他没有把这两种有机结合起来,使很多学者都只自发地偏爱他的‘国富论’,使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点有点‘泛滥成灾’。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先进者’比如比尔 . 盖茨,他们认为对富有者的要求是要做财富的‘管家’,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这原因就是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他就放弃了自己580亿美圆财产,不给子女,而是做社会发展基金,使那笔钱对社会能发挥最大的‘正面效果’,而且辞职专门做这件事。科学泰斗说,人是为了奉献和创造,不是为了索取。我认为聚敛是索取的‘皎皎者’,与创造财富没有多少关系。

    我也认为, 作为一个人,他选‘卖东西’,不管是‘商业’还是‘金融’作为自己的‘职业’,要把其他人的钱尽可能赚到自己的手里,或者把别人的机会抢到自己手里成为富翁,而且手段非常地道和磊落,是可以的,我只承认到‘可以’为止。但如果有人向大家宣传说,‘卖东西’才能成为富翁,不做其他行业,改行去卖东西,特别又非常会宣传,效果还非常好,那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就要出问题,宣传者就没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谁来生产东西?而且一个人卖,要很多人生产才够,不然就太‘暴利’了;如果卖东西的富有,生产东西的就不能富有,那就没有人愿意去生产东西,你还有东西可卖吗?何况都去卖东西就必然竞争非常剧烈,卖东西还能有大利润吗?…。就温先生的思维能力而言,只要跳出个人,不脱离社会实际,这些问题是不难发现的,也是很难解的。我相信温先生在过去给学生上课时,绝对不会做出像这样在逻辑上很不严格的论述的。我们今天不但资本主义里的先进学者实质上已经提出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不只看个人如何,我国更非常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想,至于有人提出‘均富’,就更不可能单提‘卖东西’一条道路,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才行,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如此。鉴于此,我确实很难理解温先生来中国宣传您改行有什么先进性或社会意义。中国有些‘教授’、‘专家’,今天很爱到处发表‘高论’,但常有‘哗众取宠’之心,少有‘实事求是’之意。比如有一个省电视台自己的节目广告上宣传,他们请一个得奖的中年数学家某人做专题讲座,他能教人‘每周赚一千万’,演讲者和组织者就谈不上对听众和社会有什么责任心,学术价值几乎为零,愿温先生不是如此。

    四,其实,温先生举的那些富豪,在他们的‘门下’有很多人,与老板比,富有程度相差也十分悬殊,比如国美电器里普通职工与其他行业的普通职工并没有太多的差别,那些人肯定99%以上一辈子也与黄老板不能缩小距离,但你不能说他们与老板的职业性质完全不同,也不能说他们与黄老板起家时主观条件个个相差十万八千里,其中也会有人想成为(黄)老板,但能如愿的有几?如果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给人们提出发财的道路,结合温先生后来提出的十大发财‘机会’或‘领域’,我建议改一种说法:

    一个人如果想从目前的经济收入水平自己就能主动提高一大步,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多谋出路,极而言之就改变到商业或金融领域里去。当然商业的路子宽,门槛也能够低,金融则不然,非普通人能及。商业要敢于在‘量大面广’的产品上创新,因为没有大就没有大利润,商业只有走‘薄利’才能‘多销’,面广才能成量大,最好是全中国人人都需要,天天都需要就盖帽了;要做到价廉、薄利就一定要把一切营销环节和费用减到最小。创新才能够独占鳌头,抢得先机。刘永好、黄光裕等就把握了这种条件,虽然他们既没有高科技,也没有大本钱,更没有大‘贵人’,本身也不是独创的奇思妙想,成功的核心一个是把‘经营成本’减到极小,虽然‘超市’早已有之,但他应用得好,如果他把搞网络的人请来,建立‘国美网易’就更好;不很严格地说,中国几乎所有的 ‘短期’大成功人士,这都是必要条件。不过近两年分别从事进口废品纸利用和高级房产的两位女老板,才搞的不是人人需要的东西,但纸的面也相当大,她又垄断了美国的货源;高级房产品的价格非常高,利润率相当可观,做成一笔利润就十分可观,可惜的是,此二人可学性极低。

    刘老板把营养学普通知识第一个用到饲料里,不是只用在人的食品里,把传统做饲料的粗放方法提高了一步,使原料利用效率提高一大步,配方根据动物生长需要,把大家都忽视的事情抓住了,既有‘物美价廉’的优点,又得到非常广阔的市场,但这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知识。要是温先生当时就去搞,因为温先在分析物质成分上比刘老板高明不知多少倍,对氨基酸等的了解,在时间上,在深度、宽度上刘老板也不能比,…,可能今天中国的饲料大王就叫温老板,不是刘老板了。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学习了知识就要努力去用,一用就能给社会创造财富,自己就能得到回报,你理解成发财也可以。甚至就是普通知识也可能有大用,不一定非要多高深的知识,学问高的可能干大事,学问不大的,未必就不能干大事,关键在于你有心,何况富豪榜上没有几个院士、博士;就是干小事,也能给你增加财富,…。所以,我们的政府、老师、领导和个人一定要非常重视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只重视理论,只看重‘论文’,轻视实践,误国、误民、误己!非常可惜,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这种错误之风却一直甚嚣尘上!

    其次,重要的方法是要非常迅速做大,把面广牢牢抓住,不然大家都上来了,发大财就不可能了,因为你那个东西‘门槛’并不高,又不可能用‘专利’保护;‘上市’是今天迅速做大的必由之路,国美上市马上身价就从十多亿变成一百多亿,圈来大量的资本就可以上规模、上档次、…,拉大与同行的差距,扩大市场占有率,能赚更多的钱。

    不管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找出路,比如选温先生已提出的十种,你也可以自己去另外发掘,彻底另找出路,都必须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尽力还包括‘充电’、对机会的敏感和果断。但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十二分努力,但不能单凭主观愿望,不达巨富目的就不顾一切,…,那就有害无益,会弄巧成拙、鸡飞蛋打。自己多高道行,就修多大的菩萨。

    我认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对其他发财领域同样适用。

    五,有一些经济领域的说法我也不太理解,可能是为了说明发财在中国是有希望的,温先生说,中国有一千万财产的人就有一千万。这就是说,他们共计有一百万亿私人财产。中国07年GDP才二十四万亿,它里面还包括二次、三次分配,严格讲是重复计算,而且那些被消耗了的就不能积累下来成为谁的财富,也不能算,真要一起摆出来统计,真实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公有财产当然不能算;实际是外国投资者所有,也应该扣去,中国今天这个数量还不是很少。而私人财产,一定是要能拿出来实际验收的东西,哪怕是有水分的股票。所以,私人这一百万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有必要说清楚。我估计,这个数值几乎接近97年到07年GDP的总合,要是每年国家的GDP的一半让他们拿去,恐怕就得要全部改革开放30年时间才行。一个国家GDP有一半给不到1%的人拿去,要怎么理解才能明白?真要是这样,这样的社会还应该存在下去吗?据说,资本主义国家要把GDP的40-70%分配给人民,中国07年和近几年都不到15%;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拿的不多,才10%左右,中国政府拿的超过30%,中国政府的‘开销’也确实大,光房子、车子、宴请、考察一年都远超过一万亿、…,官员也太多,管的事情也多。以前,我看到说中国不到1%的人占有全国60%的财产,但他们没有说真实数量是多少,我就理解成全国人民都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算,得出是这样的结果,说明贫富差别程度很大。不知道温先生在看待和处理数据时,今天处理经济学领域和过去处理自然科学领域是不是同样的严密认真,一定要能经得起大家推敲,自然科学还要接受验证,不能过分估算。

    六,温先生批评中国的教育思想落后,这个结论我很赞成。具体内容非常多,温先生只随便提到一点点,不过我仍然有些‘补充’。确实过去只重视智商,不重视情商,只会啃书本,不会‘处世为人’,这肯定不好,使有的人的才能不能很好发挥,还十分严重地影响集体智慧的发挥;我要补充说,要都重视,都要有切实有效的培养措施,但同样要因材施教,因职业不同而不同,不能走到非常会为人处世,但科学技术上却不甚了了,都是刘邦那样的‘组织’人才,却没有萧何、张良、韩信那样精于干实事的人才,千万不要从一种片面性走到另外一种片面性。因为温先生在外久了,不太了解中国今天的大学里,认真把刻苦学习、钻研科学技术知识,认真养成严谨踏实作风当一回事的已经难得了,学生们对‘很现实’的东西很上劲。再说,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也不可能都是能培养成全才的料,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怪才’、‘偏才’也有大用,我们社会的领导者、组织者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首先提高自己,成为学习的模范。

    其次,温先生主张要把中国的学生送到美国去提高,我也赞成,应该说,今天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我们也同样要有正确的观点,一方面美国的东西不是什么都适合中国,另外一方面你对美国东西中的真正‘精品’不一定有准确的理解,并学到手,再拿到中国来科学地应用。中国有相当一批人从美国学习经济、金融回来,今天他们有的年龄都超过六-七十岁,有的才三-四十岁,在国家的重要部门担任要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派经济人物。但他们不少人并没有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不少是‘市场万能论’、‘唯GDP论’、‘私有万能论’、…的鼓吹者,是哈耶克的忠实弟子。好像这些东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属于‘片面观点’了,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全部,也不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我甚至都认为已经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主流派的先进观点。温先生是否知道中国的‘郎、顾之争’?那就是‘外生外长’美国培养的华旖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与包括‘土生土长’的以及‘海归’们关于管理层收购(MBO)的‘大论战’,甚至还要对簿公堂,那些人本质上搞的是损害公有财产去肥私人(管理层),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与外国保护国有资产的根本原则不同,他们的政府也不敢随便就把国有资产,也就是纳税人的钱让私人耍个花样就弄去;有一个从美国回来在香港当教授的张五常,不少人非常吹捧他,可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表的谬论多多,他在鼓吹市场的时候,我都怀疑他是否学习过‘逻辑学’;到美国深造的‘吴市场’,在中国算一个经济学‘大家’,有很高的地位,但我感觉他对社会的经济问题,除了‘市场’外就不知道还有别的,是不是他只知道经济学里只有海耶克,弗里德曼,没有凯恩斯,美国只有里根,也没有老、小罗斯福总统,难怪和他一起学习工科的大学同学(他一生都在搞工程,没有转行)评价他:在计划经济时代挺计划经济时没把计划经济真弄清楚,现在挺市场经济,同样没把市场经济弄清楚。…。我愿意告诉温先生,那些人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眼里,形象或多或少都不太好,虽然我们老百姓说话不管用。但我相信,温先生也不希望这样去学习美国。因为那既不是美国过去经济的全部,更不是美国今天经济的全部,更不好说是对中国最好的主张。

    七,凤凰台主持人为配合先生的演讲,说要‘藏富于民’,您俩都认为民富国才强,这也算‘公理’,可遇到我这个死脑筋,还是有问题请教。‘民富’里的民是包括全体中多少比例的公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算不算在内,他们怎样才能富;其次什么算‘富’,因为张五常否认中国贫富悬殊时,说中国的农民都有彩电、冰箱了,一个月600元的工作随便找还能说农民没富起来?最后标志贫富差别程度的基尼系数应该是多少才好?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稳定与否的标尺,要是社会都不稳定,那个国家还能强大?虽然张五常不承认基尼系数,或别人算的都不对,并不能否定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可的这个重要指标和结论。不然,我真不好表态支不支持您们那个‘无须辩驳’的治国格言。因为温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与我理解的‘民富’这个目标不大联系得上,那很可能只适合少数人,多数人很难,中国也难。

    再说,如温先生所言,中国今天已经把一百万亿财富藏在了大约1%的人里,是大约全国每年GDP的五倍,加上政府每年还拿了不少,中国就应该已经非常强大了吧?何况我们才算了60%,还有40%没算,大约有66万亿,加在一起,‘民间’就有7-8倍全国GDP。温先生和我都算自然科学‘出身’,您也是大学老师,能习惯我这样‘较真’,因为大学生,特别是一流大学里的大学生,什么深刻、细致,甚至牛角尖问题都能提出来,我们不非常严格地准备,一旦被学生问住,实在不好。

(08 . 8 .17 )

    一个多月后,美国因为次贷危机而‘地震’,并引发金融海啸,投资资本经营的甚至包括银行不少要‘破产’,华尔街的精英声名狼藉,工作人员要大量失业,进一步会导致经济危机,波及世界,非常富有的冰岛甚至要‘国家破产’,不知道温先生还有没有十足的底气再宣传自己的改行致富观点?不过,我仍然承认,危机过后,还是做‘钱’的买卖的人最赚钱,最富有,但肯定不能像过去那样邪乎,那样有恃无恐,当然仍仅仅只会是少数人能成。

(五),政府要不要救房市

(六)要政府‘救市’说明什么?

    中国的股市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从前年的‘飙升’,去年中到顶,然后一直下滑,今天低迷到要政府出来救市的程度;房市的状态同样。那些‘市场万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些反复强调政府不能干预经济的理论家们,今天也无可奈何要求政府出手,他们还顾不顾自己的‘学术脸面’?在我看来,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给市场万能理论一个无情的耳光,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只有‘无形的手’是玩不好社会的经济的,片面性不是科学,更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片面性有时看起来‘简便有效’,能‘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近来美国的经济形势也很糟糕,经济学家、财政部长、总统都要政府拿钱出来救市,提出用7000亿美圆的方法,但因实施细则的分歧,以及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宗旨不符,众议院以票数没过半未能通过,总统说还要努力说服议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出钱注资金融来挽救银行和股市以稳定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我相信美国也必然走这条路,只不过在实施细则上还要进一步协商而已。因为如果政府不救,市场自己救不了自己,灾难是自由市场里的某些精英人物搞出来的,别人谁愿意冒风险来救,何况谁也没有这样大的财力。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经济危机,都是以社会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而度过,我相信这中间也有发财的,当然,最后都是政府出来收拾残局。这次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人投反对票,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不出面救就能解决问题,是这样做与他们党的‘大市场小政府’宗旨不符。如果政府救,那就是大政府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小了,甚至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非常肤浅的。看来这个党的人很有意思,国家、社会、乃至公民大众的利益可以不顾,党的宗旨是至高无上的。我就不明白,美国人选这样的党来管理国家,他们真就放心,也许是选民们认为怎么说就怎么作比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好,因为你知道他要做什么;而说得怪好听,但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甚至做的与说的完全相反,那才最可怕。我国台湾的民进党,特别是陈水扁就是这样,上台前反别人的贪腐,上台后不但经济没搞好,自己贪腐更厉害,甚至无赖之极,也无耻之极。

(七),茅于轼,您应该去看‘单眼病’

   苏中杰先生文章‘思维的陷阱和学术骗子’一文里说,有的人思维是单眼,只能看一点,看不见其他的点,在这样的思维里,世界万物不是全白,就是全黑,只看见一种颜色。茅先生前几天在凤凰台‘三人行’节目里谈世界近来的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理论有没有关系时,绝口否认与市场经济理论有干系,并宣传市场理论的优点,对其忠诚、崇拜和迷信程度让我惊叹!故建议他应该去看‘单眼病’,不然,真会让我们这些外行人‘跌破眼镜’。

    今天世界上无论是有名的市场经济理论专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承认自由市场理论不‘完善’,由于它捅出了今天波及全世界的金融海啸,可能带来经济危机,只能由政府出来救,市场自己救不了自己,而且要政府,也就是全体人民拿出大量的钱来才可能行,不只是发几个规定,下几条‘命令’,如果不能完全救了,很多人要倒霉,甚至国家都要宣布破产。这是真正的科学经济规律在‘惩罚’经济领域里的片面理论,不是什么人的什么偏见。但确实有人说笑话:这是要‘社会主义’来救‘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救‘市场经济’。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他们在说笑话,是因为‘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的市场理论家海耶克及其弟子们如何如何了,要丢到历史的‘棺材’里,张五常还要给它订最后一个钉子;‘计划经济’也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简直罪该万死,一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不就这样吗?

    茅先生在今天这个‘非议’市场经济理论并要认真‘检讨’市场经济理论的缺点的潮流面前‘力排众议’,真算胆识过人。理由是什么,由于节目时间关系,他只说了三点,而且解释得也很不‘充分’。他既然公开说了,我有不同看法,就不得不也说说。他说的三点如下:一是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计划经济是‘集中决策’,分散就比集中好。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多少都是自己决定,自己才清楚;政府怎么能去决定?像过去政府决定一个人吃几斤粮食,穿几尺布,这是他个人的事,政府怎么决定得好?

    他的这个见解,说明他思维的‘眼睛’有三种毛病,一是单眼病,只看到单个的生产者是怎么决定自己的生产,没看到今天社会的大量生产已经社会化,单靠一个人就不大可能看得清楚整体生产与需要的正确关系,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想要多少常常不能如愿,今天中国农民的个体化生产就是这样,而以不同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负责任的基层政府有宏观指导,甚至具体‘帮忙’就大不一样。今天茅先生不难调查,中国农民是分散个人决策日子过得好(有利),还是有集体味道的决策效果好?当然您不能专门把那些‘瞎指挥’的例子,特别是公社时期瞎指挥的例子拿来说事,因为我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事实反驳,这样违背看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原则的低级错误,大专家茅先生不会犯的。何况今天的生产要考虑或遵守的东西多了,一个人很难考虑,甚至知道了也不一定会考虑,可是从社会的利益看又必须考虑。二是老花眼,远的看得还清楚,近的就看得不那么清楚。比如在几十年前海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非常‘得势’时看得清楚,一、两百多年前亚当 . 斯密时期看得更清楚,近来这个理论就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都捅出大漏子时就看不清楚,就不用说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在身边的中国出现的事例就更看不清楚。三是白内障,怎么看都看不准确,比如他看到的计划经济就是规定每人吃几斤粮食,用几尺布,真是天大的笑话。那明明是在物资非常缺乏的时候,政府为了保证每人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供应,采取的权宜办法,千方百计弄到那么多粮食,再可靠地供给大家,难道在当时用市场的办法能解决得更好吗?难道您没听说,解放军包围长春时‘市场上’一个馒头要一个大洋一个吗?在定量供应的严重时期,实际也有市场价,那个价格普通老百姓接受得起吗?当中国的供应好转后不都自然取消了吗?您能说取消了就不是计划经济?您茅先生不是清清楚楚经历过吗?为什么还要用这来‘描写’计划经济呢?如果茅先生说都推入市场就不这样了,确实,78年以后中国的购买证件(票)逐渐消失了,那还同时伴有经济体制变化的原因,即使这样,您又怎样回答上一个问题呢?有必要提醒茅先生,就是在非常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是什么都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政府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也不是都不用权力去管,比如不让中国的公司买美国的尤尼科石油,难道他们尊重自由买卖、采用市场的价格杠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万能理论,给中国人民在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等领域带来的苦难您真不知道吗?您不是住在‘天堂’上吧?

    与第二、第三个眼病有关的是,远的常常‘情况’比较简单,彼此有关的地区狭窄、部门不多、…,容易看清楚、看全面;近的就复杂多了,看清楚、看全面难多了。美国今天捅漏子的金融虚拟经济,美国那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没看出来,而很少数人预言可能出麻烦,并没引起重视。

    二是说市场经济有理性人的前提。什么是理性人,就是他有去追求利润的天性(当然是愈大的利润,追求的动力愈大),通过利润来为社会服务,原因是个人得利润,社会的生产就发展,故每个人都努力用利润在为社会服务,社会当然就好。他还反问道,人都不为自己的利润,不都成为怪物,…,那世界将会如何?

    我先借一句‘名言’回答后面的问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被灭了,世界可能‘安静’多了,有关人的一切问题都消失了。可能茅先生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说人人都没有利润,社会也就什么都没有。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您茅先生不理解的东西不能说就不存在,您茅先生认为必然的东西,并不一定存在,你茅先生假定的东西,未必就存在。茅先生的‘理性人’是从海耶克那搬来的,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是不是能无条件成立,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一、两百年前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到今天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经过逐步‘修正’达到‘相当完善’的现代资本主义,答案都是否定的,今天还不是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否定,而是道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自己在否定,茅先生只要有一点点客观态度看文献、看电视都知道;当然您‘死不认帐’,谁也没有办法。个人与集体,企业与社会之间都是辨证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物,不但彼此千差万别,甚至是一个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的动物,何况这里面还有来于高于、量变质变等比较深奥的哲学,故不在这里讨论,我只建议茅先生去问一问企业管人事的老总,他是不是愿意聘一个一心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人,不说业务能力,他忠诚可信吗?能形成他们需要的‘团队精神’?企业都这样的人,企业能发展吗?是企业整体发展了,个人才能发展,还是让每个人拼命发展自己,追求高报酬(钱)企业就自然发展起来了? 社会与企业的关系比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茅先生能说美国的‘两房’放‘次贷’不是在拼命追求高利润吗?他俩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福音’还是祸害?

    三是市场要自由交换,就必然是双方都有利。茅先生没直接说计划经济是分配,别人分给你就不一定是你愿意的,所以市场比计划好。这确实如此;不过你能肯定人都能够清楚准确判断什么是自己的最大利益吗?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甚至规劝吗?我们还不说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不一样。但他后来又说双方有利,有可能给第三方带来不利,像毒奶粉,原奶供应方与奶粉生产方都得到利,但消费方就受害(不仅如此)。他没来得及说明市场自己怎么就能够可靠避免伤害第三方,我相信他说明不了,因为这样的问题世界上都不是市场自己解决的,要靠有力、有为的政府。也就是说不是靠那只‘无形的手’,而是靠那只‘上帝之手’。据说,社会要制定法律、规则以规范人的行为,都不是依靠人的‘理性’、‘道德’或‘修养’,而是相反,否则,法律、规则都是多余的。所以中国有领导人吹嘘‘自律’,依靠‘自律’,那纯粹是在说梦话,因为有几十年的事实摆在那里,甚至整个历史都如此,并没有因为你强调,就真正自律了,贪污、腐败、…就减少了。茅先生自己举出毒奶粉,证明他没说梦话,承认无形之手并不万能,但却陷入逻辑矛盾之中,不能自圆其说。只能说明市场自由交换是必要的,但它不能保证对别人不造成伤害,更不能保证对社会肯定有利,故不能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不需要外力‘帮助’。资本主义经过非常痛苦的过程,建立了必要的政府管理才能变得比较好。只建立在非常理想的前提下,其预想的美好结果常常是不可靠的。

    严格说,第二、第三都不是用眼睛看的问题,还要用脑子去想,所以茅先生还不能光去看眼科的病。

    我在这里借机会给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一个我很想搞明白的问题,科学、准确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有人提了,我是赞成的,说社会就是‘人’的整体,一切从他们(最根本又最具体,最长远又最现实,最个性又最和谐,…)的利益出发与终结就是‘社会主义’,这才是根,是干,‘计划’只是个枝叶,市场同样只是个枝叶;深入地说,今天对计划(经济)的真谛都没搞清楚。在一定的范围,甚至所有制都不是根,但绝对的私有制就绝对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对应,一切从资本的最大增值(利润的最大化)出发与终结就是‘资本主义’。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是不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深入、细致下去内容非常丰富,也许能把非常多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国际关系问题。我说的只是‘方向’,具体解决好恐怕要很多代人,很长的时间,中间难免要争论与摇摆。我认为,要在根、干上统一,如只局限在枝叶上,会争论没完,摇摆不定,严重时要打得你死我活。 (08 . 10 . 25 .)

    今天(08 . 10 . 28 .)茅先生在‘三人行’节目里继续他的谈话,给主持人和许老师‘解答’问题。我听后,对他的‘立场’和思维方法可以说真看清楚了,故对他的一贯言论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甚至当一个新问题出来,他会怎样表态都敢‘预测’了。他是站在‘新兴’民营企业家的立场上认识问题,他的理论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今天站在企业家立场是可以的,不像在30年前,人们不能去评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也不用评说,可以等这次危机过后,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是怎么评论的,他们的政府要怎样完善对经济的管理。我只想就茅先生的逻辑思维的片面性再强调一下,不然普通听众会被搞糊涂。

    他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看甚至你不提出事实反驳他都会否认其他的面。在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上,请看他有什么观点:有人受益,只要别人没受损,就没关系,他‘正当’挣的,…。这里他应该首先把不损害别人说清楚,否则,我就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蒙混人的烟雾。其实,大家说的就是中国今天正当的人不太多,不同程度不正当的多了些,而他就要借有正当来为不正当掩护,故他要‘为富人说话’,当然就不会承认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原罪’,你看他什么时候主动揭露、批判过不正当的富人,把他们与正当的严格分开?

    他认为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主持人和许老师说是‘共同’创造的,他就退步说,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要知道今天有的大企业,企业家人数很少,一线兰领和低层白领,中高层管理的白领,甚至包括‘总经理’,都是‘打工者’,那个企业产生的财富主要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资本和各种生产劳动,脑力的、体力的、脑体力结合的价值能是茅先生说的那样?没有科学根据!如果真要那样,就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革命’,茅先生你想没想过?

    人只要财富有改善,就要快乐,不能去比,比就肯定不快乐,参加奥运人很多,但得金牌的很少,就不是得金牌的才快乐,而是参加的都快乐,重在参与。这挨得上吗?根据他的逻辑,农民工不管你月工资300,400,我老板月收入多少万,你们都要快乐,你们留在农村,一个月能拿到300,400吗? 茅先生,你要不要直接说是我老板‘养活’了你们?

    茅先生在谈论30年前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平等问题立场和观点也是一样的。我认为要科学地评论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化,不然要陷入片面性,肯定争论不休。这里,只说茅先生对今天的看法,他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上、你只要自己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不要去管别人怎么富,(意思是不要管他平等不平等),而政治权利的改善却没有,…,他认为经济上,政治上差别永远都难解决,因为差别是必然的,经济上不用说,政治上个人职务有大小,权利就有大小。这里概念模糊混乱,更谈不上具体分析。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支持茅先生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