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人文初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19/10/18 02:50:14

轩辕黄帝的中年坐像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血缘共祖。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
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究竟什么是“黄帝文化”,“黄帝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核是什么?五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经过了怎样的尊黄、崇黄潮?“黄帝文化”的当代价值又为何?
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解读黄帝文化的渊源、内涵、精神及当代价值,正是国人“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
4月1~4日,值戊子年清明公祭黄帝之时,由陕西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承办的“纪念人文初祖黄帝,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在古城西安举行。张岂之、石兴邦、张锦秋、周远清、楼宇烈、牟钟鉴、赵馥洁、王俊义、瞿林东等来自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六十余名学者围绕黄帝文化与中华文化之精神等论题展开了深入研讨。限于篇幅,本报整理其中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
为什么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
赵馥洁(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形象,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所谓“人文初祖”,是指黄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创者。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草昧未辟,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黄帝教民“兴事创业”,“治五气”,改造自然环境;“艺五种”,“佐五谷,养民人”,发展农业生产;制衣冠、造舟楫、用牛车、做弓箭、创医药,创造器物文明;立“礼法文度”,“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创官制、明财产、定婚嫁、立丧制,创立制度文明;造书契、绘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创建精神文明。史载黄帝时代的这些文明创造成就,虽然既不能毕其功于一个时代,也不能归其功于黄帝一人,但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却表达了中华民族对文明创造的赞美,对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对文明创造精神的崇尚。黄帝文化所蕴涵的崇尚文明创造的精神价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意识。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实质就是进行文明创造。故《尚书》有“睿哲文明”(《舜典》)之赞,《易传》有“天下文明”(《乾·文言》)、“刚健文明”(《大有·象》)之志,《荀子》有“不警文,谓之野”,“君子贱野而羞瘠”(《礼论》)之论。可见,黄帝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又培植了中华民族崇尚文明的人文精神。正如于右任先生1918年在谒黄帝陵诗中赞云:“独创文明开草昧,高悬日月识天颜。”
在关于黄帝的历史记述和神话传说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远古时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原始群落,每一群落都有自己特有的血统和文化。黄帝通过部落的迁徒和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促进了中原各部族的相互交往,促成了部落联盟的形成,“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于是乎黄帝统合了各部族的图腾信仰,形成了龙崇拜的图腾意识,确立了统一的对于天帝的信仰。在社会治理上,黄帝选贤任能,“得六相而天下治”(《管子·五行》)。“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史记·五帝本纪》);明确官员的职责,“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史记·历书》)。由于黄帝善于治世,社会呈现出了清明和谐的景象:“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淮南子·览冥训》)“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管子》)。而且,人与天地自然之间也充满了和谐:“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淮南子·览冥训》)。国与国之间也能和平相处,“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览冥训》)此外,黄帝梦游华胥的神话也表达了人们对民风淳朴,没有爱憎之分,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利害冲突和斗争杀戮,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史上是否有黄帝其人?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的传说,以往史学界在态度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直接引为信史,另一种是断然否定其史学价值,后者以“古史辩”派为代表。前者为信古派,后者为疑古派。近来学者推崇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努力超越“信古”和“疑古”,以求对古史获得一种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神话传说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神话可以不依赖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文学式的想像。传说则须以某些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节,虽说比神话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为历史资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贡献,但疑古太过,亦有偏失。许多人认为他们错在史料处理简单化和未能充分重视和利用更广泛的古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所以人们努力去引证古史资料,包括金文和各种考古新发现,以证明炎黄说和五帝说的历史真实性。我认为仅此是不够的。“疑古”派的错误不单在史料的运用鉴别上,更在理论的视野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话传说积淀着人们世代集体的历史记忆,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隐藏着历史真实信息;其二,缺少多视角尤其文化学视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话传说乃是先民构筑民族文化认同符号的重要方式,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没有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实证史学的狭隘框架,是无法做好的。用近代人类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去评论上古人类的精神活动,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看起来“科学”,实际上并不科学。
按照文化学的理念,神话与传说不应简单归结为非科学的思维,它乃是先民在当时条件下把握世界和保存历史的特殊方式。古史学者徐旭生在《中国传说的古史时代》中将神话与传说加以区别后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不仅是传说,对神话亦可作如是观。原始神话的文学色彩固然很浓,在其深层不也隐藏着历史的“质素”、“核心”吗?因此,神话与传说都可以纳入大史学的视野,成为研究上古史的有用资料。例如“三皇”的神话之一: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在神人英雄故事形式下,积淀着中华上古文明的阶段性演进(人工取火、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回溯。传说则比神话有更多的历史真实内涵,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于文字纪录的历史。
“五帝”传说有多种,表现出早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远祖认同上的差异。但由若干氏族集团交融而成的华夏族已经出现,以黄帝为共祖的中华民族的刍形逐渐明朗。《史记·五帝纪》所记载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乃是一种强势的祖源谱系,能表现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历史,为较多的人群所认同,在实际生活里起着凝聚族群的作用。考古学资料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逐步壮大。在这其中黄帝集团和炎帝集团及其合并起了轴心的作用。从黄帝起,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前后相续的古邦国(民族国家的前身),包括唐尧、虞舜时代,他们都自认为是黄帝、炎帝的子孙,构成较统一的历史与谱系。后来炎帝崇拜与神农氏崇拜合一,上升到“三皇”谱系,故“炎、黄”中“炎”在前,而“五帝”世纪从黄帝开始。黄帝是氏族社会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的主体族群的首领和代表,是中华民族共推的英雄祖先。既然当时的历史只能靠世代心口相传,而人们又普遍具有宗教意识,不能不使黄帝传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后来史家如司马迁不满足文学式的描绘,便把黄帝等五帝具体化为实人实事,把传说变成纪实,不免引起后人争议。这些都不妨碍我们透过“故事”,抓住背后最有价值的内涵: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他是族群的化身。因此,我们不必去烦琐考证其人其事的细节。
黄帝文化的当代价值
刘宝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黄帝文化没有黄帝时代形成的经典文本,有关传说史料是西周中期开始先后载入典籍的。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战国秦汉以来,黄帝文化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凝聚精神。
黄帝文化的精神孕育出众多中国学术流派。先秦诸子中有一个黄老学派,自然是黄帝文化孕育而生,然而与黄帝文化有关的绝不限于黄老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杂家都与黄帝文化有关,《左传》、《国语》、《周易》、《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管子》、《尉缭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纷纷引述黄帝文化的材料便是证据。《汉书·艺文志》收录的“黄帝书”书目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这类书有25种,不仅包括有《黄帝四经》等黄老学派的著作,还包括有历法书、阴阳家书、术数家数以及《黄帝内经》等多种医家著作。
黄帝文化的资源基本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有关黄帝与黄帝族史迹的传说史料,包括黄帝的文治武功、黄帝君臣的创造发明、黄帝族的社会生活的传说史料。这类史料虽然是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虽然在用文字记录下来之前长期口耳相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但是仍然保存着黄帝时代的史实,是研究黄帝与黄帝时代的依据。第二类,有关黄帝族后裔与中华民族关系的史料,包括黄帝后裔与华夏族、汉族、中国古今少数民族关系的史料。这类史料是在黄帝时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的,反映黄帝时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是研究黄帝与中华民族关系的依据。第三类,有关黄帝祭祀的资料,包括见于记载的古今祭祀黄帝的活动、礼仪和祭文。这类资料是从黄帝逝世至今积累起来的,反映中国人对黄帝的崇敬及中国人黄帝观念的历史变化,是研究中国人的黄帝观念的主要依据。第四类,有关黄帝的古迹、民俗和民间故事,包括实物遗存和文字记载。这类资源大多数见于明清以来的方志记载,形成时代很晚,是研究民间层面的黄帝文化的重要依据。第五类,以黄帝题写书名的古代著作,包括《黄帝四经》等先秦子书、《黄帝五家历》、《黄帝内经》等古代科技著作以及占梦书等古代数术书,主要属于古代学术与科技著作。研究这类著作有的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作为黄帝文化的资源,这类著作是阐发黄帝文化的开创精神的一种依据。
以上五类资源每一类都有重要价值,都不应该忽视。忽视第一类资源(有关黄帝与黄帝族史迹的传说史料),无法确定黄帝及黄帝时代的历史,黄帝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黄帝文化的精神就无从说起。忽视第二类资源(有关黄帝族后裔与中华民族关系的史料),无法说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文化便失去了它的特殊性,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重要理由。离开第三类资源(有关黄帝祭祀的资料),无法认识中国人的黄帝观念的传承和发展,无法了解黄帝文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发挥的政治作用。离开第四类资源(有关黄帝的古迹、民俗和民间故事),便无从得知黄帝文化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失去黄帝文化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不注意第五类资源(以黄帝题写书名的古代著作),便不能对于黄帝文化进行学术思想史、科技思想史层面的研究。
应该强调,黄帝文化的几类资源的学科属性不同,可以分别归属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属于历史学的又有属于史前史、古代史、近现代史的区别,还有属于社会史的区别。价值所在不同,必须恰当地运用它们,黄帝文化的研究才具有科学性。
史尊黄帝五次高潮
高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
战国 首次尊黄潮
夏人源于黄帝部族。《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夏本纪》:禹为“黄帝之玄孙”。《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黄帝作为始祖受到夏人的祭祀和崇奉。《国语·鲁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对黄帝的祭祀或许可以追溯到他去世以后不久。《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究竟有无左彻其人,有无左彻祭祀黄帝其事?已无从考证。我们只能大致推测:黄帝死后,黄帝族内有位名叫左彻的首领为缅怀黄帝的功德,为凝聚本族的部众,采取了一些方式祭祀黄帝,从而开启了绵延数千年的祭祀黄帝的历史。这样的推测不是毫无道理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此说来,“夏后氏禘黄帝”是有依据的,是对自己始祖的追念。
从商人的文化样态来看,确与西部文化不同,应该不是黄帝部族之后裔。甲骨文中有“黄”、“黄尹”、“黄示”、“黄林”,有“帝黄”而无“黄帝”。丁山先生认为“帝黄”即“黄帝”,可惜证据不足。商人在周代逐渐融入华夏族,为“炎黄子孙”这个共同体的壮大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商人本非炎黄子孙,但商人后裔却是炎黄子孙。
夏商周三族未必都是黄帝之后,他们与黄帝部族的关系有亲有疏,远近不同。相对而言,夏人和周人与黄帝的关系近一些,商人则远一些,虽说夏商周人的族源与祖先崇拜并不完全一样,但却都是在黄帝所开创的大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已初步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西周时,夏商周人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夏”、“华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到战国时,黄帝终于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共同尊奉的始祖。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录了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等远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其中帝系篇、氏姓篇梳理,罗列了炎黄世系与后裔,堪称我国谱牒、姓书之祖,《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元和姓纂》、《通志》、《古今姓氏书辨证》、《姓氏急就篇》、《万姓统谱》等多有称引。《世本》为我们展示的黄帝族谱,其血缘上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文化上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随着大一统趋势的出现和大一统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祖先认同意识的增强。秦灵公设上下畤祭黄帝、炎帝,齐威王铸敦铭记“高祖黄帝”,两个曾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的大国国君的尊黄行为极具象征意义。
西汉 二次尊黄高潮
秦汉时期形成了以辽阔的封建王朝统治版图为基础的疆域一统,以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一统,以农耕生产为特色的经济一统,以杂糅了各家学说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一统。西汉初年出现了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尊崇黄帝的高潮,其主要标志就是黄老学的盛行和《史记》的诞生。
汉武帝虽然将黄老学从政治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但他对黄帝却崇敬有加。当然武帝崇敬的黄帝并不是什么道家的创始人,而是得道升天的远古圣王,是仙化了的黄帝。从战国起,就有一批方士将黄帝等远古人物说成是神通广大、长生不老的神仙,从而将历史神话化,创造了一套黄帝等人的神话谱系。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了两汉历史上的首次封禅大典,此后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又先后五次封禅,创下了帝王封禅之最。
两汉时期最尊崇黄帝的非王莽莫属。“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元后传》)王莽曾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汉书·王莽传》)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是黄帝、虞舜之后,黄帝是自己的初祖,毫无疑问是在为自己找寻代汉的依据及合法性,这与战国时取代了姜齐的齐威王铸敦刻铭宣扬“高祖黄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真正把黄帝民族始祖的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翻开《史记》,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黄帝在民族大交融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曹魏自称汉相曹参之后,陈寿引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马氏在追溯家世时亦称“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晋书·宣帝纪》)是与不是无从稽考,由此可知时人确有攀附黄帝,自认黄帝子孙之习惯。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的帝王、贵族更热衷于以炎黄子孙自居。
黄帝在唐人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宰相李德裕曾上疏敬宗曰:“臣闻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旧唐书·李德裕传》)黄帝和孔子并列圣人之首,成为中国文化的偶像。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黄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
宋代黄老道流行,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他曾对大臣们宣称自己梦见了天尊,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宋史·礼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下诏“崇饰诸州黄帝祠庙”,翌年“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宋史·真宗本纪》),“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详细罗列了各种姓氏之来源,其中源自姬姓的有30余姓。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完全统一。元朝统治者面对比自己多出许多倍的汉人,不得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尊崇黄帝便在其中。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诸帝皆派遣官员祭祀过黄帝陵。清代对黄帝的崇祀有增无减,自顺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统帝溥仪外,皆遣官致祭过黄帝陵,致祭次数远胜前朝。
辛亥革命时期 第三次尊黄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西方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中华民族开始由自在转向自觉,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尊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使用黄帝纪年,自称黄帝子孙,谒祭黄帝陵,推崇黄帝为国魂,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尊崇黄帝的高潮。
1908年9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开会,决定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会议推举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黄帝陵文》,并约定邻省在陕同盟会员共往。大家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30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当恭读祭文时,大家无不激动万分,有的甚至失声痛哭。
抗日战争时期 尊崇黄帝第四个高潮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候。黄帝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黄帝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尊崇黄帝进入第四个高潮期。
改革开放时期 第五次尊黄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文化曾一度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里,没有黄帝的位置。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的伟大征程,包括黄帝在内的传统资源重新受到重视。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说道:“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此后,海外华人纷纷回祖国探亲访友,投资建厂,“炎黄子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从1980年起恢复了每年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活动,陕西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近年来祭陵活动越来越隆重,河南新郑、浙江缙云等地也举行纪念黄帝的活动。第五次尊崇黄帝高潮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结果。
2005年4~7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内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内地的第一站就是黄帝陵。他反复强调“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见宋楚瑜时说:“两岸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新党主席郁慕明说:“新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反对分裂国土,坚持反对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矢志不渝,始终如一。”
尊崇黄帝的前两次高潮恰为中华民族的滥觞和形成期(先秦秦汉时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正值中华民族的危机与抗争期(清末至民国时期),第五次高潮适逢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改革开放时期),二者若合符节,绝非巧合。纵观中华民族滥觞、形成、发展、自觉、复兴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与中华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