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飞龙:为什么说蒋介石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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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蒋介石也伟大?
东方飞龙
清末中国还是团结没分裂的时候就打不过日本。清朝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不仅割让台湾,日本还因此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正利用中国赔款高速发展。两国实力更是差距迅速加大。满清留下来的就是个烂摊子,然后中国经过又袁世凯复辟,各地军阀连年混战。那时中国是一个兵连祸结的年代。直系、皖系、奉系、桂系,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大大小小的各种新旧军阀蚁聚蜂起。彼此间抢地盘,争势力,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战事连绵不断。仅以四川为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战事达400余起。整个中华大地,从城区闹市,到穷乡僻壤 ,笼罩在一片弥漫的战火硝烟之中,人民苦不堪言……蒋介石两次指挥东征,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避免中国走向分裂,初步完成中国统一。蒋接手的实在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国库存银只有一百万美金。日俄两个帝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中国前狼后虎,国民党内部也在争权夺利派系繁多。当时是中央政府行政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几个省份,东北四省和内陆一些省份根本就不缴税的。当时北有张学良、宋哲元、阎锡山,南有李宗仁、陈济棠、龙云,西有刘湘、马鸿逵、杨虎城等地方势力,国事如麻,国人又是有名的不团结。《剑桥中华民国史》:“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1937年经过国民政府精心治理,中国拉进了和日本的差距,但两国实力还是不能比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亿元。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全球经济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全国(除东三省)工业产量1936年较1933年增长了近80%。农业上1936年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丰收,甚至一度出现了卖粮难、谷贱伤农现象。《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评价道:“1936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1935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1936年10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蒋介石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胡适在1935年8月说:“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这是代表当时大部分有识之士爱国志士的普遍认同的观点与看法。
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剑桥中华民国史》:“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蒋介石使中华有了凝聚力,逐渐发展壮大。当时中国只是个虚弱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丰富的资源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当时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13.6亿美元。而日本日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仅为日本的1/4。《铁火西北》这样说:“此时的中国刚从新军阀混战的噩耗中苏醒,国破民弱,百废待兴。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算:实收4.978亿元,实支,赤字达2.166亿!支出数为民国18年的1.78倍,17年的4.73倍。其中:军费3.166亿,债务费2.41亿元,教育经费0.1043亿元!国军正规军280万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55万人。军人是学生的5倍!军费是教育经费的的31倍。”《中国抗日战争史》这样说:“1930年度,日本军费为4.4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的战略物质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日本在不断扩大事变前,日军总兵力已扩充至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团23万人。”
可以说把中国是10几岁正在茁壮成长的孩子,当时日本就是工业化已成熟的茁壮青年。1937年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为4万吨,仅为日本1/145。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而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这些怎么和日本比?
中国唯一占优势的就是陆军的军队人数,但中国军队装备极其落后。就是正规军都和日本没发比。日军一个常备师团与一个中国调整师的相比,人员是中国的2倍,步骑枪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日本师团还有炮兵车和辎重车1000多辆,坦克24辆。而中国其他整理师及尚未整编各师的实力约为调整师的5至7成不等。由于运输工具缺乏,而征兵制又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所以中国军队在军需补给和人员补充等方面的能力极为薄弱,与日军相比差距极大。
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可以说当时中国海军弱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日本的海军是世界第三大国。日本海军当时共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正在制造。可以说日本海军可以任意在中国海岸线上登陆,这差距比满清对英法、对八国联军还有甲午战争对日本的时候要大得多。
中国空军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当时共有各种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因为依赖进口,缺乏零件的缘故,在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而当时日本陆军有飞机1480架,海军有飞机1220架。而这些飞机无论是作战性能,还是后勤保障、物质支援都要比中国强几个档次。
央视《社会记录---追思抗日无名英雄》主持人阿丘说:“有资料对抗战期间的敌我的军队力量进行统计比较:咱们的军队一个师平均有九千六百人,有步枪二千支,子弹每人二十发。日军的一个师团平均二万二千人,步枪九千支,每个士兵每月消耗子弹三百发;咱们的军队的轻重机枪六十挺,山炮五门,汽车二十辆,没有坦克和空中掩护。日军的轻重机枪六百挺,汽车一千辆,战马二千匹,山炮二百门,装甲车二十辆,日方当时有飞机总计两万架,军舰二百八十万吨,航空母舰至战争结束前有四十艘。战斗力根据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其战力相当于咱们的军队一个师。”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式,我们该怎么办?和日本硬拼?和日本打一场像男人般争斗的大会战决战?还是利用计谋迷惑敌人,慢慢把敌人引诱到中国以空间换时间打一场漫长的持久战?
当时中国的形势是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如果说宋、明在面对和势力和我们不相上下或不如我们的蒙古、满清都导致亡国。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失败都能成为英雄。那么领导我们打败强敌那不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吗?他本身不是比岳飞、文天祥、袁崇焕都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