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物的意义(中国青年报 200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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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民间文物的意义
2005年12月21日
梁子民 毕文昌
梁:最近,去澳门参加了一个题为“历史与记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女博物学家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是全球著名的“大屠杀博物馆”策展人之一。据她介绍,大屠杀博物馆不采用纳粹党的视角留下的资料,而采用受害的犹太人留下的文物。但这方面的文物很少,都保存在私人手里,有的已经是受害人的传家宝,很难搜集。比如一个犹太囚徒被打碎的眼镜,一个犹太孤儿当时的布娃娃。这些实物,无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毕:犹太人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堪称我们的榜样。中国也有许多珍贵的文物,流散在民间,现在还没有引起博物馆和博物学家的重视。对文物的看法,其实和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观念相关。像那位以色列专家,在她眼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东西,都有意义。可是,在我们许多人眼里,许多重要的东西反而失去了意义。巴金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其实也是同样的历史眼光。历史可以靠历史学家来写,但书面的历史和当时的文物还是有差异,因为文物更直观。书写的历史容易造假,但在文物上造假就比较难。我希望学生能多到博物馆去看看,虽然我们的博物馆观念还不理想,比如陈列方式和文物的选择,都有一些局限。但只要是实物,就可能从中看出不同的东西,别人的引导很难干扰。
梁:我有同感。就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林木教授,他保存着一张自己在1965年的中考考卷,是一份珍贵的民间文物。当时,他是1965年的初中毕业生,中考时数学98分,语文92分,政治90分,三科平均93分。当时是百分制,这个分数是很高的。当时重庆最好的三中录取线是平均83分。他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却落榜了。原因是他的出身不好,父亲加入过国民党,是劳改释放人员。
毕:当时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但在实际生活中,家庭出身几乎是决定一切的。研究历史,不能光看当时的文件。如果只看书面的条文,而没有文物意识,不参考当事人的回忆,就会与真实的历史脱节。
梁:林木当时表现没问题,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有一位邓鹏教授,1978年高考是四川的文科状元,他主编了一套名叫《魂系大巴山》的重庆1964年、1965年老知青回忆录,和林木具有同样命运的100多人回忆了当年的遭遇,书中选了60多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在中考或高考时落榜了,只好选择到大巴山当知青。
毕:这套书我也看了,让人感慨。本来我以为,100年来,中国的招生制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按考试成绩录取,民国时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一种是按政治身份录取。最典型的“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看起来这样分类太简单。上世纪60年代有一段,又考试,又不按成绩录取。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可以参加考试,但他们的试卷被打入另册,成绩再好也白搭。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段令人心酸的插曲。邓鹏是历史学家,他把《重庆市教育局关于1964年中等学校招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的通知》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1964年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等文件作为附录,很有史家眼光。从中可以看出文件和潜规则的落差。如果仅仅从文件本身看,出身不好表现好也可以录取,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出身成了惟一的标准,再表现也没有用。这说明政策条文是虚伪的,潜规则才是实在的。
梁:不只是上世纪60年代有这种潜规则。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还有人因为政审落榜。我就认识好几个。1978年才结束了这种荒唐的录取标准。这要归功于胡耀邦。可惜到了1979年,新的教育部长又拿出了年龄限制,历史留给这一代不幸者改变命运的机会太少了。
毕:1977年恢复高考时,北大招收的法律系学生都是经过政审的,如果没有实物,以后有些问题会说不清楚。可以设想,如果能拿出一张当时北大法律系招生的政审表格,至少可以解读出目前中国法律主导力量的早期经历。了解这样的历史,对于以后观察中国法律的进步程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顾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出林木这份考卷的文物价值。当时,这种考卷是很多的。可惜当事人都看不到。凑巧的是,“文革”时武斗很混乱,一个同学从29中的库房里看到林木的考卷,就把它拿出来,给了林木。林木保存至今,就成了珍贵的民间文物。
梁:民间文物流散出来有各种渠道。前些年,李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杜高的人事档案。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民间文物。现在已经整理成书,名叫《一纸苍凉》。
毕:博物馆意识,不光是收藏文物。我们保存文物,就是敬重历史,也是判断历史,评价历史。除了巴金的建议外,是不是可以建立“胡风博物馆”?建立“反右派运动”博物馆?我以为都是可以考虑的。关于后一点,我自己就有准备,多年来收集的有关“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文献,已经有近百册。除了图书和杂志,还有实物。比如当时右派的检查书和大字报等等。
梁:关键是要有博物馆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再反观历史,就可能从许多习以为常的事件或器物中看出历史的意义。收藏文物就是收藏历史。有些历史问题我们也许没有条件展开研究,但可以保存历史的标本,为后来者留下研究的线索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