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主信仰与移川孝感乡民冒籍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0/09/19 06:59:29
关于福主信仰与移川孝感乡民冒籍问题
村学究
【关 键 词】
黄州  麻城孝感乡
福主信仰
移民
寻根
冒籍
【内容提要】
在湖广填四川的移***动中,移民之众当推湖北,而湖北填川之民中,称来自麻城“孝感乡”者比比可见。对此现象古今不乏见疑者。本文以福主信仰事象的梳理陈述,试图破解“冒籍” 问题之谜。
【正    文】
历史上麻城及孝感乡民迁徙有二个主要流向,一是向省内周边州县移民,二是向四川移民。另还有少量向云、贵、陕、豫、湘等地移民。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多,颇受质疑,这说明入川之民以“孝感乡”为旗号者,其中必有讹称“孝感乡”籍者,或谓其“冒籍”。
本文以黄州、麻城本土福主信仰事象的梳陈,首次以民间信仰风俗用来破解“冒籍”问题之谜;所谓“礼”失而求诸于野是也。陈述未必得当,权当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福主其人其神
张七相公又称帝主、土主、福主、紫微侯。
传言张七相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光绪《麻城县志》载:“旧志福主神,宋时西蜀壁山县张氏,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其先人官大理评事,母杨夫人,崇敬三宝,喜施济,因是诞神。神生三月能言,七岁通诗文,尤好元理。有神人见而谓之曰:此子有夙因,应以童身证道显法。於楚年十七历游至麻城,见民间多淫祠,尽毁之。祠主诉官,系狱三年。值狱中火灾,神自知厄满,当出使自邑令,以能襄解释之。跨乌骓,执朱梃指火,火灭。遂西行至相公桥,人马飞升,望者见其止於五脑山,遂立庙山麓以祀之。岁苦旱潦祀之必应,民有疾厄祀之必痊,湖山险阻呼之必安,嗣续艰难祷之必吉。远近朝谒者无虚日。宋封紫微候,明封助国顺天王。国朝嘉庆敕加封灵感二字。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暨渝城、宜昌、沙市、汉口等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为祀。”由是可知福主信仰起源于宋代。神祗称为相公者实为鲜见,称有身份者为“相公”,是宋时的称呼习惯,也是对被称者的尊称,如话本《西湖三塔记》就说:“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统制官,姓奚,人皆呼为奚统制。”称岳飞为“岳相公”在宋代亦是惯例。从称呼可知福主信仰起源于宋代无讹。
另有版本称张七亦为商贾。“帝主张公名七。相传为初唐时四川壁山人。七岁好道,弱冠弃家至楚经商,以毁淫祠事,系麻城三年。梦受紫微法。岁旱,通霖,大灾熄火。明万历加威灵显化封号,清同治加灵感普救封号。麻城人尊为帝主,迁蜀者亦崇祀之。旧塑神像于三圣座侧,光绪中增修正殿于后,而以前殿作拜殿,始奉帝主像与三圣同竟。”[1]
又有称张七相公系“三国时西蜀车骑将军张飞转世”, “母杨夫人诞时,梦张桓侯人室,七星呈瑞,遂名瑞。”[2]
张瑞由人而神,又有历朝敕封,已俨然为一方正神,接受一方香火,庇佑一方人民。嘉靖时人梅国祯《募修五脑山墙垣序》称:“土主,邑福神。……民有水火、疾病、盗贼之警,辄呼神求福,神辄随所呼应之。或邑人寓他郡邑,及他郡邑人有水火、盗贼、疾病之警,亦辄呼求福,神亦辄应 ,由是天下之人皆知邑有土主神最灵也。”[3] 张瑞被尊为福主,还因他有兼济天下的博爱精神。
福主祠庙在麻城西北五脑山,“四峰环拱,中峰独峙.神祠据焉。”[4]以五脑山为主庙,福主之祠庙广布县境,如:县西门外相公桥土(福)主庙、白果镇福主庙、木子店杨梅村福主庙 、墩阳土(福)主庙 、袁家河万家岗帝(福)主庙,沙井帝(福)主宫、东宜市福主庙等。
同时,福主祠庙又扩展到鄂东地区(相当于古齐安郡、黄州府辖地)各州县。如:黄冈县 “相公庙”帝(福)主宫[5] ; 蕲州云林宫(在胡家凉亭)“祀张七相公,即麻城所称 盖天帝主是也”[6];英山帝(福)主庙[7];黄梅福主庙为黄姓公建[8];大冶土主庙[9];从麻城分置的黄安县土主庙“在东关外,岁春秋二仲移祭,爵三、祝版一、帛一、羊一、豕一,行二跪六叩礼”[10]。蕲水(今浠水)福主庙[11];在浠水县策湖区。相传昔年外来商人多乘船来此地,为祈求神灵保佑而修福主寺和万年台。台系砖木结构,歇山重檐,白石为基。台前横梁浮雕二龙戏珠,柱挂楹联:“八角妆成,宛尔君臣父子;一声鼓出,居然儿女夫妻。”据传此联为进士胡坦斋撰,其学生乾隆年间翰林潘绍经书。台正中壁挂十六扇人物故事彩色瓷屏,乃景德镇瓷商于道光四年(1824年)所赠。上下马门额书“去往”、“来今”。台顶藻井绘八方盘龙,谓之“八封龙楼”。台前为斜坡地势,辟为可容万人观剧之场,后面观众视线不受阻挡。场地周围植梓、栎、枫树,巨枝参天,交相扶掖,构成天然凉棚。福主乡临策湖,滨长江,与黄梅、黄冈、红安、蕲春、蕲水、广济(今武穴市)、罗田、麻城等地商路相通,并与安微、江西一帆相连。每年3月15日财神会、5月12日关帝生期、8月14日福主寿辰,远近乡民皆来朝拜,农工商贾到此交易,商家集资接班唱戏,并抬福主和关帝像到戏场“看戏”。浠水县福主庙香火之盛不在麻城五脑山帝主庙之下。
由于黄麻之民对张七相公的崇举笃信,福主便成为鄂东地区共同信仰的区域性神祗。
麻城五脑山帝主庙属全真派道观。据研究道教人士介绍,“帝(福)主”即“三元大帝”,或称“三官尊神”。“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道教以天官为“上元一品九气天官紫微大帝”,“总主上宮诸天帝王、士圣高真、三罗万象星君”;地官即“中元二品七气地官清虚大帝”,“总主五岳帝君并治二十四治山、九土地皇、四维八极神君”;水官即“下元三品五气水官洞阴大帝”,“总主九江水帝、四渎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由于三官分别“总主”“诸天帝王”、“五岳帝君”、“九江水帝”,为天、地、水诸“帝”共同之“主”,故名“帝主”。依三官官品高低论,天官“一品”,理应居中为主神;地官、水官分别为“二品”和“三品”,自应分居在两则为配祀。由于帝(福)主地位崇高,各地修建之帝(福)主宫,帝(福)主神殿和法座均配祀地官、水官。[12]
楚黄之民信仰“三官”并将“天官大帝”奉为主神,这与“三官”的职掌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据记载,“地官”职掌“赦罪”,“水官”职掌“解厄”,拜他们可以消灾免难和改过自新。而“天官”则职掌“赐福”,拜他不但可求功名富贵,延年益寿,而且可以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因此,楚黄之民迁徙之处便建有帝(福)主宫,因而在鄂中、鄂西南乃至云、贵、川等地,有楚黄之民处便有帝(福)主宫(或称齐安会馆、黄州会馆)。于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楚黄之民,期盼对帝(福)主“天官”的祭拜,能给他们来功名富贵、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祭神如神在,他们的一切美好愿望和梦想,都寄托在这位职掌“赐福”的张七相公身上!
福主崇拜:移民者的籍贯身份证
因战乱造成人口的巨量损失,狭乡之民纷纷流向宽乡。“麻城过籍”是在元末明初大规模战事平息后进行的,与湖北填四川平行推进,几无先后之分。麻城之民迁往毗邻州县耕垦,不仅使战乱后大量流失人口得以恢复,而且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最为缺乏的劳动力。如同治《汉川县志》记载说,自元末兵燹以来,“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道光《安陆县志》说:“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父老,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干余口。”孝感乡民在省内的迁移名之为“麻城过籍”。
现在的云梦人很多是明朝初年迁入的垦殖者的后裔。族谱反映,明初洪武年间的大批移民,或是“麻城过籍”至鄂东北后又迁出扩散,或是江西移民从江汉湖区辗转入境。[13]
“麻城过籍”一词迄今并无权威的解释,只能望文生义,理解为从麻城籍贯迁移过来的丁口,或从麻城迁移过来的人。方志资料亦认为,洪武年间,因“经元末之战,此盖战场也,戎马蹂踏,化为兵火之墟,而无复畛畦之迹”(同治《应山县志》),境内几无人烟。据本县流传的族谱所载,其始祖均于明朝上中叶由外地迁入,大部分为麻城移民,他们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民间所谓“麻城过籍”,即由此而来。[14]
所谓“麻城过籍”大抵如此。
“麻城过籍”者来到人地生疏的异乡,自然也会带来庇佑他们的神祗——福主张七相公。如:
孝感人还在神龛上供着“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的神位,以示自己的祖籍在麻城。[15]
明洪武初,徙黃(陂)麻(城)人充实之。于是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
[16]
民居堂屋龛中供奉的神位,既有天地君亲师、历代高曾祖,也有九天司命、七曲文昌、赠福财神、麻城土主。[17]
同治十一年的《安陆县志补》卷下《庙祀》云: “张七相公者,相传为麻城县人。余尝闻之先辈云,明洪武初徙黄麻人实德安编户七里,所以乡曲风俗多有于寝堂神龛前塑土主像,尸祝之者,盖不忘麻本云。”光绪《应城县志·杂类·摭遗》:“乡俗除夕改换春帖,例于神主左右题麻城土主张七相公,不解何故。或指为二人 ,非也。考《通志》云神姓张,行七 ,逸其名,故称张七相公也。传宋西蜀人,初游历麻城 ,见沿村多淫祠,毁之,系狱。邑有火灾,……遂至县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去。”
孝感县杨店驿乔家湾《乔氏族谱》卷一载,其先祖成德公于洪武四年率族从麻城孝感乡迁至孝感县,“村内各家神主旁,有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神位。相传前明在麻城时,倭匪滋事,土豪乘机抢掠,赖张七相公保护得全。感其德,至今供奉维虔。”
鄂州市竹桂堂周氏始祖文图公元季由江西迁湖北麻城,又由麻城迁武昌县(今鄂州)洪道乡。周氏迁鄂州的第四世祖先分别选择“雪昙庵”和“水月庵”两座寺庙所在的地方定居,逐步形成了两个家庭群。除了对两庵佛教神灵的信仰外,自麻城迁鄂州的周氏宗族还保留了在麻城时对“张七相公”的信仰,围绕着“张七相公”也形成了一个家族群落。随着后世子孙的繁衍散居,这些信仰渐被一些家庭遗忘。数年前,水月庵周氏所在的上周湾,对张七相公的信仰和祭祀也在恢复中,附近周氏的一些家庭也加入到这一信仰圈中,参加他们定期组织的“相公会”。[18]
关于“麻城过籍”的传说,在鄂东北地区广为流传,而老孺皆知的是“闯麻城”。
“闯麻城”是鄂东北一带流行的一种竞技性的儿童游戏。
这种游戏的玩法是:一群小孩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然后相向站成横排,各排用手拉成人墙,由一方先齐声喊叫“天上雾沉沉,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开,河那边的哪个敢过来?”对方回应,接着一人出阵,用力冲向对方人墙,冲破了人墙,就可以为本队赢回一人;冲不破,就被对方留住,最后以一方赢对方大多数人为胜。这种竞技游戏,要求善于把住时机,选择好突破口,否则难以取胜。
传说这种游戏起源于元朝末年朱元璋在湖北与陈友谅的争战。当时朱、陈大战时,杀得湖广遍无人烟。百姓舍家奔逃聚集到麻城。不久,麻城也被朱元璋大军围住,形势十分危急。玉皇大帝不忍生灵涂炭,派张七相公来救麻城人的性命。张七相公坐在麻城的城墙上,身子足有近八丈高,脚穿两丈五的大草鞋,伸到护城河里戽水玩,手里拿了一根三丈长的旱烟袋吸烟。
兵士看了赶快报告朱元璋,朱元璋一见惊呼:“好大人,好大人(好大的一
个人)!”张七相公一笑:“我是小伢,我家大人还在家困瞌睡(睡觉)呢!”朱元璋一听,倒抽一口凉气,急忙撤兵,麻城就这样保住了。
“闯麻城”这种游戏多为男童参加。《闯麻城》儿歌还另有版本,如:
“天上一朵云,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开,带个小伢来!”
“天上满天星,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破,是个孬家伙。”
汤一介主编、高丙中所撰《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390页)亦有记载。
闯了麻城“吃麻糖”。 据说是元朝末年战争频繁,一次麻城被围时,守城军民来不及做饭,吃麻糖增加体力保住了城池,后来移民迁居到孝感,麻糖流传至今,名传大江南北,是民间的馈赠礼品。
笔者孩提时代虽生活在武汉,与小伙伴们玩“闯麻城”游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知“闯麻城”游戏并不仅仅流行于鄂东北。
传说麻城解围后,百姓迁居各处。当时孝感一带是一片荒芜之地,第一批人在年前迁来;第二批人在年三十晚上迁来;第三批来的人已过了年初一,好的地方都让前两批人占住了,只得在柞刺林里过年。至今孝感还有很多湾子叫张家刺林、李家刺林的。还有的人迁来时正逢下雨,就戴着斗笠吃年饭,
这种习俗也世代相传。[19]
因为麻城是这些移民的老家,所以孝感俗语将睡觉做梦说是“到麻城去了”。孝感人还在神龛上供着“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的神位,以示自己的祖籍在麻城。
福主信仰随着黄麻籍人的迁徙,在湖北各地也广有传播。如偏远的鄂西施南府治恩施县帝主宫,在县城北门外碧波峰之麓建有帝主宫[20];巴东帝主宫,“在治东半里,乾隆年建
,道光十八
年邑人孟大志等集资重建”[21];咸丰“地主宫在西门外,一在忠堡”[22];利川帝主宫在北门外[23]。
鄂西北郧阳府辖各县亦皆有黄州会馆。如郧县黄州会馆(座落在黄龙滩镇),是清代湖北黄州八县(黄安、黄梅、黄冈、蕲春、蕲水、麻城、罗田、广济)商人来郧经商的同乡所建。[24]
最偏远的郧西县也建有黄州会馆[25]供奉福主。
鄂省各府虽建有帝主宫,但已不同于孝感地区麻籍移民家祀福主,而是立庙公祀福主,建祠庙者且多为黄州府属各州县商贾之民。
游戏与传说、福主的祭祀形式,反映了古代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流徙情况,对于今天鄂东及鄂东北地区尚存的许多习俗来说,张七相公的家祀无疑是移民者的一种籍贯身份的证明。依“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制,只有麻城土著和认同并皈依这方热土的新移民,才会奉祀福主张七相公,并以“不忘麻本”来作为自已籍贯身份的标识。
福主信仰在四川
随着黄麻籍人的迁徙,福主信仰已由湖北传播至川鄂陕三边交界地带及西南的四川等地。如位于陕南的有:旬阳蜀河镇后坡黄州会馆,为清代“黄帮”(即黄州籍客商)所建,原名黄州帝主宫,与黄州会馆名并行通用。碑记云:黄州馆初为黄州“在蜀贸易之诸君倡举而成”,《旬阳县志》认为其始建时间不会早于清代中期[26]《修建蜀河口黄州会馆碑记》称光绪元年即1875年立石,无撰、书者姓名。碑存旬阳县蜀河镇黄州馆内。蜀河口为当时陕南东第一商业集镇,除黄州馆外,还有陕、豫、川、赣籍客商创建的陕西馆、河南馆、四川馆、江西馆以及船帮的杨泗庙等。诸会馆中,以黄州会馆建筑最为壮观。[27]
道光《石泉县志·祠祀志》记载:黄州会馆乾隆年间建,位于西关,供张真人。张真人即福主张七相公。紫阳县汉王城亦有黄州会馆[28]。与湖北紧邻的白河县,所建黄州会馆位于上河枣茨巷,建于清朝。敬奉“盖天帝主神位”,九月九日为会期,香火之盛居各会馆之首,在南台子置有公共墓地,有碑文曰:“黄州义地”。[29]
在四川,福主信仰主要在麻黄籍人中流行。麻黄籍人修建的会馆,有称齐安公所者,有称黄州会馆者,会馆既是地区性行帮工商机构,也是供奉福主的祠庙。
明清二朝的移民潮中,由于湖北籍人大量向西南地区移民,尤以四川地区为多,故同治《新宁县志》便称“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30]
蓝勇先生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中介绍,湖北许多州县的移民还有大量独立的会馆,最常见的便是湖广黄州人兴建的帝主宫,也称黄州会馆。其它见诸名录的湖北籍会馆名称还有:石阳会馆,成都和叙府的湖北黄陂人的会馆。靖天宫,绵阳的湖北武昌人会馆。夹江黑虎观,夹江的湖北会馆。梁山县威灵宫,黄州人会馆。护国寺,毕节、新宁和叙永湖广黄州人会馆。三圣宫,大竹的湖北黄州人会馆。楚武宫为湖北人会馆。福国寺,昆明黄州麻城会馆。[31]同治《新宁县志》也载:“护国祠.楚籍黄州人公建”。
在各省的移民中以湖北为最多,因此湖北会馆也多,在川湖北会馆至少有172所,而全国的湖北会馆总计219所,四川占了78.5%。在川省的172所湖北会馆中,大部分在川南,计86所;其次分布在成都府中心地区的有42所,其中最早的一所设于康熙十一年(本文作者按:据何智亚称,万县有建于明代的黄州会馆,已毁。[32]其余多设于18世纪;再其次是分布在成都府四周及西南部28所,亦多在雍正至嘉庆年间所建;而分布在川东的却最少,仅8所。[33]
湖广人在四川修建的会馆多,时间早,这或许与明朝嘉靖年间大学士张居正的提倡有关。张居正发起湖广籍在京为官人士,捐资兴建“湖广会馆”,为赴北京参加会试的同乡士子和求业的乡亲提供住所和方便,并以此作为联络湖广同乡感情和相互帮衬的活动场所。此举深受同乡认同和称赞,北京湖广会馆成为较早的同乡会馆之一,旅居外省州县的湖北人争相效仿,也是情理中事。
在四川的黄州会馆,不仅分布于各州县治所,甚至深入到乡里。如:
民国《大竹县志》记载了四川大竹县的湖广同乡会馆:三圣宫在城小东街,清乾隆五十二年建,祀川主、土主、药王。道光三年增修。同治十年并塑帝主像。原籍楚黄人祀之,一曰黄州会馆。光绪间两次补修。除川主官祭外,神会颇多(乡镇三圣宫十三。按:石河场、北季家场、高穴场、妈妈场、周家场、童家场、观音桥、长塘场、双合场、杨通庙、南李家场、石滓滩土主庙、牌坊坝各一)。黄州亦湖广属郡,旧同一馆,后以微有争执,黄籍人始募资增修三圣官,作为黄州会馆。
民国二十四年《云阳志·祠庙》记载全县有会馆54座。其中帝主宫(湖北黄州帮建)15个。
《金堂县志》载,帝主宫俗名黄州馆,在同兴乡场镇中部,占地1806平方米,四合院布局。为清初湖北麻城、黄州会馆,从碑刻来看,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或更早。
………
黄州会馆多供奉福主。如:
1933年重修《安县志》:
安县会馆分布全县场镇,共47处,有湖广馆、黄州馆(帝主宫)
民国21年《北川县志》卷2“会馆”:
帝主官(供帝主神像,为湖北黄州人会馆,俗曰黄州馆,乾隆九年建)。
民国17年《续修大竹县志》卷3“祠祀志·郡祀”:
祀土主,原籍楚黄(州)人祀之,一曰黄州会馆;
………
黄州会馆尽管供奉着福主,但会馆已成为工商机构。黄州会馆由“黄帮”出资兴建,“黄帮”者,顾名思义,谓之黄州籍商帮也。就地区而言,属于古代湖北黄州府的黄安、黄冈、黄梅、稀水、蕲春、麻城、罗田、广济等八县的商贾。以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平台,牟取着间接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便是
“黄帮”与帝主宫的关系。有竹枝词讽曰:
黄州帝主宫原盛,字号川河最有声。
竞把头衔捐得到,神仙也自爱功名。[34]
“黄帮”们不遗余力抬高福主身价,然后挟神自重,其功利目的昭然见之。
虽同为奉祀福主,这显然与明初移民至鄂东北、江汉平原之麻籍人家,户户供祭张七相公有着质的不同。
问题与商兑
孝感乡人填蜀,不仅《南溪县志》颇为质疑,而民国《荣县志》对“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人川,人人言然”的疑惑也是呼之欲出的。
不仅古人对此颇为质疑,今人亦大有质疑者。如雷兵先生之《清代 “湖广填四川 ”质疑》(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陈世松先生的《大迁徒: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都有颇有见地的质疑意见。而本文是继其后的又一质疑。
诚如陈世松先生所言:“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同上参见第59页)。
在有明一代的湖北填川,为便于分析,按本文对福主信仰展示的实例,应分三段论之。
一是方志、家乘所载洪武四年前的移民,其时四川尚不在朱明版图,移民多属明氏政权招徕或安置军属之民。在这拔移民中,必有部分麻城籍移民。张七相公在宋代已是麻城一隅的地方主神,家家户户皆供奉之。为何填川的这部分麻城籍移民,不见记载供奉张七相公?这或许与明玉珍有信仰明教背景有关,这些从龙之臣、从龙之民大约是不愿与明氏信仰相悖抵而不公开供奉张七相公。对此,暂权当作此解释,更深层的原因有待专家们点拨。
二是明朝前期的移川之民,年代为洪武年间。此间麻城人亦同步在向省内鄂东北、江汉平原移民。大量实例证明,向省内鄂东北、江汉平原迁移之麻城人,“于是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而同期“过籍”至四川者,为何不见“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
三是洪武以后至明末以致清代的填川麻城籍民,这部分移民中麻城土著甚少,而江右迁来之民极多。这部分移民或在麻城居住了至少二代以上,虽不是麻城旧户,而称之为“土著”当不为过。鄂州竹桂堂周氏始祖文图公元季由江西迁湖北麻城,又由麻城迁武昌县(今鄂州)洪道乡,其迁徒与麻城新“土著”的迁徙十分相似。周氏迁鄂州的第四世祖先保留了在麻城时对张七相公信仰,仍是家家供奉。为何此时段的麻城填川之民并不见家家供奉福主张七相公?
自洪武以后的填川麻城籍民,不仅不见家家供奉福主张七相公,为何也不见“闯麻城”的儿童游戏、童谣流传?
明玉珍是随州人,元末至洪武九年前后,随州属黄州路。[35]
因此明玉珍部多黃州(含麻城)、孝感(此处指今孝感地级市所辖区域)人是很自然的。元末明初群雄逐鹿之际,一部分麻城人追隨麻城籍义军首领邹普胜(邹普胜任天完政权及陈友谅大汉政权太师,后被陈友谅谋杀),一部分死于战乱及避难他乡;一部分随明玉珍入川。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那么,究竟有多少麻城人随明玉珍进川?又有多少孝感乡人在此间进川?《麻城县志·人口》(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称麻城县最早的人口记载是洪武二十四年,其时麻城县有15809户, 105112口,约为每户6口,而这十余万口大多数是战乱基本平息后由江西迁来的移民。以此为据推估,元末明初麻城县可提供的迁川人口,除去因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填川的、拟向省内邻近州县迁移的,迁川人口可能不足万人。这与40多万人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因此,移川之民的冒籍现象是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早在洪武年间的移民中就应存在着冒籍现象,更遑论其后朝的冒籍了。恕再引陈世松先生一段话:“如果明初移民人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1470年)就撤销了,其间相距已有200多年,这时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 ”[36]
中国人重史。因此,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麻城及孝感乡民的子孙们,发思古之幽情而寻根问祖是理所当然的。然检点填川之麻城及孝感乡之民,其家谱竟无一记载奉祀福主“张七相公”者,这是怀疑谱主祖籍是否为麻城(孝感乡)的依据之一。张七相公亦不是随意可祭祀的,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接受当地文化,成为“土著”之一员后,方会接受祭祀张七相公。此乃区别冒籍、新民和老民、土著之重要文化标识。四川之民到麻城(孝感乡)寻根,诚为好事,而找错祖宗也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1]
民国《大竹县志·祠祀志·群祀》。
[2] 光绪《黄州府志·建置 · 坛庙·土主神祠》。
[3] 康熙《麻城县志·艺文志上》。
[4]
乾隆《麻城县志》上卷4。
[5]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黄州府》。
[6] 光绪《蕲州志·寺观》。
[7] 民国 《英山县志·寺观》。
[8] 光绪《黄梅县志·寺观》。
[9] 同治《大冶县志·祠祀》。
[10] 光绪《黄安县志·祀典志》。
[11] 光绪《蕲水县志·外志 · 寺观》。
[12]
参见左启:郪城王爷庙帝主宫及其神祗考述。《宗教学研究》2001年 第2期
44页。
[13] 《云梦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47页。
[14] 《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90页。
[15]
萧放编著:《荆山楚水的民俗与旅游》。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5年,65页。
[16]《孝感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4页。
[17] 《云梦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517页。
[18]
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212页。
[19]
萧放编著:《荆山楚水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64-65页。
[20]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21]
同治《巴东县志·建置志·寺观》。
[22]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23]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24] 《十堰文史》
第1辑。1991年, 272页。
[25]
乾隆《郧西县志·寺观》记载,黄州会馆在郧西县南门外,此处为郧西县最重要的商业区。
[26]
张沛主编:《旬阳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545页。
[27]
张沛编著:《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258页。
[28] 《紫阳县志·文化志》三秦出版社。1989年,631页。
[29] 《白河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19页。
[30] 《新宁县志·庙坛》。
[31]
蓝勇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09页。
[32]
何智亚著 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 重庆出版社, 2006. 62页。
[33]
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560页。
[34]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 2647页。
[35] 参见《元史·本纪·世祖第十七》、同治《随州志·沿革》。
[36]
陈世松著《大迁徒: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