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一百本书之《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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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龟醯募窃兀谷四砸皇牵匏蚀印!读菏椤吩诒史ㄉ弦泊嬖谧徘试雒阑涠竦拿?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