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是如何平反的(中国新闻周刊 20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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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是如何平反的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2日12:04  中国新闻周刊
曾涛:“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块去。”
★ 本刊记者/李杨 杨中旭
1978年11月15日中午。北京京西宾馆。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胡在电话中说,“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于光远上楼后,看到胡绩伟、杨西光、曾涛都在。胡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曾是新华社社长,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兹事体大,希望听听于光远的意见。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邓小平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于光远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各种信息了然于胸。他注意到,北京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这等于把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说法翻了过来。
经过反复斟酌,于光远投了一张赞成票。
常委扩大会上的一张小纸条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宣武饭店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市委在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对这一问题表了态,不过,方式有些特别。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了这个会。《炎黄春秋》主编徐庆全专门就此采访过周鸿书。据周鸿书回忆,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话。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悼念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庆全专门对天安门事件做过研究,他分析,这段话虽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5个字,但3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之所以不提“天安门事件”5个字,是因为有顾虑。
于光远在《大转折》一书中分析了北京市委的这种顾虑:北京市委“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于光远“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
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光远的“估量”。林乎加接受徐庆全采访时说,“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林乎加、贾庭三参加了会议。
敏感的新华社记者
按照惯例,新华社北京分社列席北京市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周鸿书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敏感地意识到其中蕴藏的重要新闻价值。
于是,一散会,周鸿书就跑到新华社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又去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
“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周鸿书说。
回到分社,周鸿书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又多了一层考虑。他想,虽然杜导正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一旦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那这段话就发不出来了。
于是,周鸿书决定,还是写一个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把贾庭三的这段话埋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他想在稿子送审时,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
11月14日晚,周鸿书把稿子送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左右,毛联珏打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但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于是,周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又给杜导正打电话,说了毛联珏的态度。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周鸿书密切关注着这条消息的媒体落地情况。听新闻联播,没有他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只有《北京日报》透露了这个消息。
周鸿书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发消息?
通稿怎么发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发出电讯搞,以便第二天媒体采用。但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么做,原来,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新华社总社领导还没拿定主意。
杜导正曾向徐庆全讲过当年那则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情况。徐庆全忆述,杜导正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于是,杜导正就和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单发一个电讯稿。事涉重大,国内部将稿子送给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穆青审定。穆青表示支持,但说,还要和一把手曾涛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通了电话。
15日,周鸿书接到总社电话,要他立刻回总社开会,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电话还说,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这个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
周鸿书立刻赶到总社,杜导正以及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都在。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商量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按照原来周鸿书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另一个方案是把贾庭三的那段话单发,但大家担心通不过审查。
周鸿书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说,“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既单发,还不用送审。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最后,杜导正拍板:做两个方案,一个摘出来单发,一个放在导语里,最后送给穆青审定。
由于周鸿书比较熟悉情况,后来,单发的稿子就由周鸿书执笔。
根据穆青的回忆,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了一个长标题,确切但不醒目。后来,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标题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此后,穆青和曾涛又通了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才把题目最后定下来。
这天午饭过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就新华社电讯稿的事,征求了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的意见。
要不要请示中央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徐庆全和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傅颐,专门就“天安门事件”问题采访过林乎加。据林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征求他的意见时说,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稿,问行不行?林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我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和穆青之间,就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往来不断。他俩商量的结果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等于给否了。
据穆青回忆,曾涛当时给他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放了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很多老同志都支持,呼声很高。这样,曾涛和穆青才下了决心。
穆青还透露一个有趣的细节。晚上7点临发稿前,曾涛又打电话给他,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后来,林乎加给曾涛打了电话,问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当时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新华社电讯稿发出以后,大家一直关心着华国锋的反应。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于光远撰文记述了这天晚上,他和曾涛通的一个电话。曾涛给于光远打来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于光远向曾涛道喜,说:“这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9条决定。第一条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的平反。 ★
(本文及上文部分参考《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http://news.sina.com.cn/c/2008-10-22/1204165032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