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光:边走边唱(中国青年报 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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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联秋和他的"兵"

化妆

台上台下

小男孩伟伟

排练
“快点快点!大家都利索一点。一会儿还要赶路,明天还要唱戏。”赵联秋单手掐腰催促道。
这是个五十开外的瘦小男人,披着一件深蓝色西服,脸藏在灯光打不到的地方。一支香烟闪烁着明暗火光。
低沉而沙哑的声音立显威力。舞台上,几个身穿迷彩服的男男女女马上停止了嬉闹,加入到劳动的队伍中。这支有着近40人的队伍,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数千件行头卸幕、装箱、装车的工作。
赵联秋有时也会搭把手,张罗着把行头归拢到位。但多数时候,作为一个草台班子——演员较少,道具、行头等较简陋的民营戏班——的班主,他更像一个将军,全盘指挥着他的战士冲锋陷阵。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也不放过任何一件物什。每件物什自有用途,少了一件,足以给本来井然有序的演出制造一场慌乱。
“收拾完了赶紧吃饭,吃完饭赶紧赶路。五六百里路呢,大家吃饱点,明儿清早吃不上饭。”班主又发号施令了。此时,已过零点。
饭是馒头就汤面,没有菜。半个小时后,大家收拾停当,上车赶路了。
一个草台班子的一次旅程,是从午夜开始的。    赶路
“干的就是这活,受的就是这罪,由不得你。”在赵联秋近40年的演艺生涯中,深夜赶路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台口(唱戏的合约)是早就写好的,他得掐着表赶路。不然,失去信誉,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目的地是20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榆社县河屿乡东清秀村。在那里,他率领的“长治戏协实验上党落子剧团”,将有5天9场戏的演出。
三辆车,两辆是载重货车,运送剧团的全部行头,剩下一辆是大巴车,运送演员。车都是赵联秋租来的。200多公里的路程,要花费掉他2000多元钱。这个价格,与他的班子唱一场戏的价格相当。
大巴车上挤满了人和红色的塑料桶。在这个班子里,每个人都有一个红桶,盖子上有编号或名字以示区别。这个塑料桶,除承担卸妆和洗漱时的盛水功能外,在旅途中,它还是装洗漱用品、碗筷、水壶、零食等的容器。由于大巴车的货舱有限,多数桶只好跟在主人身边。车上显得拥挤不堪。
司机在大家叽叽喳喳的嘈杂声中启程了。由于颠簸,尖叫声和善意的嘲笑声此起彼伏。在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戏班里,这样的笑声总会存在。尽管已是深夜,尽管他们在下午和晚上唱了两场,但年轻人的精力和激情并没被消耗完。在路上,他们还以各种方式,释放着他们的能量。
本来10公里外就是高速公路。但司机没有上高速,而是选择了一条国道。沿途没有遇到一个收费站。司机大概是为了节省过路费,而选择了一条熟悉的道路。但是国道路窄车多,路面破损严重,因此速度并不快。偶尔还会走错路。对此,赵联秋毫无怨言。什么样的价格只能买到什么样的服务。
车行一小时多,喧闹声逐渐平息。大家或互相靠着,或倚在靠背上打起了盹。有人睡不着,摸出了烟抽。密闭的空间内,立即充斥着一股呛人的香烟味道。但并没有人提出什么意见。该睡觉的睡觉,该小声说话的还在说话。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
有人从自己的桶里取出了方便面和碗筷。在颠簸的客车上,他熟练地将水壶中的开水倒进碗里。泡了片刻,便哧溜哧溜吃起来。也有人掏出水果来啃。车厢里的味道更加复杂了。
三个多小时后,涌来一股浓烈的柴油味。一些人被呛醒,小声询问怎么回事。司机停下车检查,不一会儿上来,告知是油管破裂。车瘫在半道上。
北方的夜,漆黑一片,悬着的几颗星星发出微弱的光,但对地面无济于事。跟在后面的货车大灯打在大巴后置的发动机上,光线散落开。但在如此漆黑的夜,在如此空旷的荒郊野外,这些散落在周边的光,都被黑暗吸走了。
看来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车上的人大都下车了。男女自觉分开,在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解决了“内急”。有些人凑到发动机前,看看怎么回事,随后就走开了。三三两两地说起什么,时不时发出一阵笑声。
边上一块田里种的是玉米,玉米棒子已经成形了。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想撇下几根来,但终于也没找到真正熟的,最后在大家的戏谑声中灰溜溜收场。在这个戏班里,一切期望的事情,如果最终没能实现,做事的人都会成为戏谑的对象。
司机尝试了各种办法,但依然没有解决油管破裂的问题。最后,他只好在油管上缠了一些棉线。但这根本就阻止不了柴油的泄露。发动机一打火,油管增压,柴油就四处喷射。
“凑乎走吧。”司机无奈地说。在这荒郊野外,在这个时刻,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但路还是要赶的。10多个小时后,这个班子就要在那个叫东清秀的村子里演出。
大巴车在柴油四射的情况下再次启动。
车厢里依然是一股浓烈的柴油味。有人顺手开了车窗。但在太行山之巅,8月间的夜里,寒气依然逼人。开了一会,靠近窗根儿的人就不干了,随手关上。但车里味道实在不好,一会又有人打开。车子就在这开开关关中行进。
“至少要多浪费一百多块的油钱。本来一趟就赚不了几个钱,这一下可要赔本了。”司机嘀咕道。
坐在司机后排的赵联秋没有搭这话茬,闭着眼睛养神。
早晨5点半,天色已泛亮,车子开进了东清秀村。一段旅程结束了。    安顿
“赶紧卸车,卸完了赶紧睡觉。”车刚一停下,脸色黝黑的赵联秋就蹿下了车。他依旧披着那件深色的西服,掐着腰指挥起来。坐了5个小时车,他的行动有些迟钝,目光也不像昨晚那样有神。
那些还梦游的人在这一声吆喝中动了起来。小伙子们爬到货车车厢上,开始卸行头。在蒙蒙亮的早晨,这支一身迷彩服的队伍,看起来煞是威风。
舞台前站了几个人,他们一大早就来迎接戏班子。
两名妇女在清扫着场地。地面没做硬化,两把扫帚挥舞几下,便扬起了灰尘。一旁的村干部骂骂咧咧地指责两个女人没有早点出来干活。女人高声辩解着,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卸车的工作就在尘土中展开了。
戏班里最小的成员,是一个还没满两周岁的小男孩。下车后,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熟睡,看来凉气和喧嚣并没有影响到他。
“家里没人看,我们只好带着他出来。”小家伙的母亲说。
母亲也只有26岁,随着拉板胡的丈夫来到了这个戏班子,现在也开始演一些唱词和对白并不太多的角色。在落子戏曲中,板胡是琴弦类最重要的乐器。
小家伙的出现,给这个班子带来了足够的乐趣。他为大家削减了一些疲乏困顿,甚至也削减了一些对生活的抱怨。
赵联秋找到一名村干部,要他落实住宿和做饭的地方。班子里的人坐了一宿的车,早晨又没有早点,大都又累又饿。晚上8点钟演出就要开始,因此,班主的当务之急是要自己的队伍补充睡眠和能量。
“榆社这里是个大台口,千万不能演砸了。”赵联秋说。
本来,他的活动地盘一般在晋东南,即长治、晋城一带。这次带着队伍来到北面200多公里外,是因为这里已经写了四五个台口。一旦第一个台口演砸,以后的台口能不能唱,就成了一个问题。
住宿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室里,做饭则借用小学的厨房。赵联秋挨着房间看了一圈,感觉有些不满意。他想找更多的单间,以保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休息环境。但事与愿违,这个村子只能给他提供这样的条件。他也只能无条件接受。即使像他这样在晋东南一带赫赫有名的草台班子,也是没有多少谈判资本的。
很快,戏班子的人拖着行李,陆陆续续地住进来。每人除了有一个红色塑料桶外,还有一个行李卷。这个防水的军用行李卷中,卷着他们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被褥,还裹有他们几乎全部的细软。
几对夫妻被安排到了单间。单身女性则安排在一个有床的房间。剩下的单身汉,住在了一间教室里。
教室里一片脏乱,地上全是灰尘和垃圾。显然村里并没有派人给戏班子收拾一下。一个小伙子捡起一把扫帚扫了起来。尘土飞扬,他也没洒一点水。等灰尘落下去,几个男团员各自找位置铺开了自己的行李卷。一个12岁的小男孩,躺在一处角落里,头一沾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
戏班厨师在厨房里发起了牢骚,说这个村子的村委会太刻薄,甚至没有人给他帮厨。他要负责近40个人的伙食,一个人实在招架不了。“哪个村不给安排几个帮忙的?”他嚷嚷道。
然后他走到外面,找村里的干部要人。“谁出钱呀?”一个村干部反问道。
“总不能我们出吧?”厨师交涉无果,悻悻地走开了。
不过,村里最终还是协调了一名妇女帮忙。厨师还想再多争取个把人手,但村里最终没有答应。即使有了助手,也够他忙活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对这个村子一直没有好印象。
舞台上还留有几个人。戏班子里年纪最大的,是个敲锣的老汉,64岁。因为身体佝偻,行动不便,所以他每次就在舞台上安置自己的铺位。他一般选择舞台的右后侧。左后侧则是一个岁数比他稍小的老汉,他负责为演员宽衣配戴。其余的人,晚上睡在舞台中间,负责守夜,以防发生事故。
上午10点过,在舞台上睡觉的几个小伙子醒了,便开始布置舞台。箱子怎么摆,绳子怎么搭,幕怎么挂,桌子椅子怎么放,乐队的位置、音响的位置,一切都有讲究。
这些小伙子们已经不知道布置过多少次了,每个曲目都铭刻在心,每道工序都牢记不忘。所以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便已收拾停当,所有行头都摆放得有板有眼。
一声口哨声吹响,这是厨师开饭的信号。“开饭了,走。”一个小伙子说。    生计
东清秀村,100余户,400多人,只是个很小的村子。村子中央有一个小舞台,修建于1951年,但这个舞台只能容纳几个人表演,如今已失去了实用价值。现在的舞台则在村外,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不过依然很小,照戏班子的话说,“跑不开”。
山西的村子,大抵都有舞台。有人调查过,至今山西保存的古戏台有400多座,最古老的距今已有800余年。建国后,各地又修建了不少新戏台。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村仍把修戏台当成是一件大事。在这片土地上,自宋代以来的传统,一直未曾断过,也很难打破。
舞台和庙会有关。庙会的日期是固定的,一年中只有一次,各村时间不同。庙会的日子,大抵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某神仙的某个纪念日。比如,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公的诞日,农历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的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孙思邈的出生日。
在举行庙会的时候,地方一定要给神仙送上一份厚礼,而唱大戏就是必备的礼物之一。因此,在山西,“没有舞台的村子很少见,有舞台不唱戏的村子也很少见。”
除庙会外,地方上逢大的集会,也会请戏班子唱戏。另外,生诞寿日、婚丧嫁娶的堂会也是有的。不过,现在请戏班子的人家还是比较少的。毕竟,唱大戏的开支实在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但煤矿的盘活,又为戏班子开辟了一块市场。凡庆典活动,煤矿总要唱上几天大戏。
山西的戏曲剧种也丰富多彩。“大戏”有四大梆子:南有起源于蒲州(今永济县)的蒲州梆子,是山西梆子戏中最古老的剧种。中有晋中的中路梆子,即“晋剧”。北有晋北一带的北路梆子。这三种戏曲一脉相承。晋东南则有起源于古上党郡泽、潞二州的上党梆子。
另外,山西还有一些“小戏”,比如上党落子、晋南眉户和道情等。赵联秋领导的这个落子剧团,唱的就是地方戏曲中的小戏。这种从河北武安流传过来,吸收了一些大剧种艺术形式的剧种,一般是“上不了台面”的。
因毗邻河南,豫剧(又称河南梆子)也成为晋东南一带流行的剧种之一。一些老人对豫剧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地戏曲的喜爱。
赵联秋的竞争对手很多,大都是来自民间的草台班子。仅晋东南一带,本地成长的草台班子就有四五十家。毗邻的河北和河南,也有戏班子来山西抢市场。业内人士估计,在长治晋城一带,活跃的豫剧班子不下40家,“几乎占领了晋东南的半壁江山”。
而对“公家”的县级剧团,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建国初成立的县一级剧团,在吃了30年的“大锅饭”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1985年,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中,就曾指出艺术表演团体存在五个方面急需改革的问题,比如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布局不合理等。不过,多次改革后的县级剧团,并不能完全在市场上站住脚。
赵联秋曾担任过长治市郊区剧团的团长。剧团搞市场化经营,基本上是自负盈亏。即使能写到台口,但因人员多,历史负担重,成员的收入也比不上草台班子。结果,一部分名角流失到民间,剧团的竞争力也就越来越小。他也感觉到没前途,辞职“下了海”。先是帮别人写台口(给戏班子揽活),去年与人合伙接手了目前的这个班子。
虽然唱的是小戏,虽然竞争很激烈,但赵联秋的班子市场依旧很好。除冬天是淡季外,其余的时间,台口从来就没缺过。价格上,由于他的班子戏唱得不错,他本人的活动能力也较强,自然就比别的班子要高一些。
东清秀村没有庙会,唱戏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虽然早在1997年国家就开展了文化、科技和卫生“三下乡”活动,但文化的脚步很少走到这里。偶尔一场老电影,或者一台晚会,但毕竟没有唱戏那么气派,那么热闹,那么有氛围。
“老百姓想请剧团,可是村里没有钱,我们请不起。”村主任刘斌说。
他表示,这个村子几乎没有任何公共收入。在他上任之前,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室。他上任后,开始发展旅游,得到了上级支持,拨了一部分款下来,他才整修了一间办公室。目前,在一个由仓库改造成的大办公室里,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办公桌各占据一隅。
村里最近的一台戏是2005年。那一年,一个民间戏班子,因为找不到台口,流落到东清秀村,班主央求村主任让他们演出,混口饭吃。结果,那个戏班子以2000元的价格给村里唱了7场戏。“这点钱通常只够唱一场戏的。”刘斌笑着说。
如今的这台戏,是村里一个阔佬出钱唱的。“人家有钱了,让我们高兴高兴。”一个年轻人说。
村里对此也有别的说法。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村子,在3年之后,又唱开戏了:5天9场。通常情况下,一个台口是4天7场戏。
赵联秋想提前拿到一点钱,就打发副团长申晓云去找刘斌交涉。“没钱。唱完了再说吧。”村主任一句话就把申晓云给打发了。
这个上党地区的名角有些不悦,但又不能强要。“看看我们唱戏的,多难呀。”她扮了一个鬼脸。    磁石
第一场演出安排在晚上,剧目是上党落子传统的《杨七娘》。各种角色轮番上场,说唱哭喊,枪来棍去,锣鼓喧天,煞是热闹。
舞台前的空地上坐满了人,一直蔓延到空地北侧的篮球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有老人、年轻人和小孩,不下五六百人。不过,安心坐着观赏的,大都是中老年人。有个眼神不太好的中年人,甚至借助手机的视频在观赏。舞台上精彩的表演总能换得他们羞涩的掌声。
“年轻人都不喜欢看戏。他们喜欢看歌舞。”赵联秋说。他从事戏曲40年,最终名头也出来了,却发现观众越来越少了,因此时时“感到悲哀”。
不过,露天广场上还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一些是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甚至开着小轿车从外村赶过来的。男男女女凑在一起,说说笑笑。
“我看不懂。”一个从外村来的小伙子直言不讳,“电视就那几个连续剧,又长又臭,广告又讨厌,没什么看头。在家里待着又没事,不如出来凑凑热闹。”
他坐在摩托车上,四处张望着。“我们村来了好几个呢,他们不知跑哪里去了。有的是和对象一起来的。”
顺着他的目光看,不远处,几个男女正在说笑嬉闹。看得出,他很期待加入他们。
“要是搞台晚会就好了。告诉我,什么时候有晚会?”他问道。
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失落。不过,他表示以后还会来,毕竟这里“热闹嘛”。
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晋城,或者其他地方,问问当地一些经常赶场的鼓乐手就会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喜欢晚会,尤其是“带点黄色”的晚会。在晋东南,即使是当地传统的“八音会”,赶场子时都会带上歌手,“有些就靠色情表演吸引人”。一个好的晚会班子,一场演出的费用就在1万元上下。这几乎相当于一个草台班子3天5场戏的收入。
小孩子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男孩们几乎人手一支玩具枪,个个都挂着笑。他们大都玩到很晚。有几个小男孩,甚至玩到谢幕时才回家。
在戏班子到达东清秀村的当天,恰逢山西省城太原的一个夏令营到此活动。晚上,这个夏令营在戏班子居住的小学院子里搞了一个篝火晚会,由一个省城的老师,组织本村的小学生和太原来的小学生联谊。
太原来的小朋友,在他们的同龄人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艺。而本地的小朋友,则显得腼腆和羞涩。
“我不喜欢和他们玩。”一个当地小学生明确表示。他说自己虽然喜欢篝火晚会这种新颖的形式,但在省城来的小朋友面前,感觉“不自在”。所以,晚会没有结束,他就偷偷溜出来,跑回家拿上玩具枪到舞台前玩耍。
这里也是小商贩的天堂。早在下午的时候,一些小贩就出来摆摊了。不过,因为是第一天,做买卖的还并不太多。此后几天,附近做买卖的都陆续赶了过来,或骑自行车,或开三轮车,或开小型载重车。他们自发地在进村的马路上形成了一个长达50米的集市。有卖小吃的,有卖布匹的,有卖农具的。农村需要的一切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除卖吃食的外,其余的小贩一般都会在日落之前离开,第二天再过来。
一部分外来的小贩甚至就在这里住下了。一个卖瓜子花生零食的老太太来自10公里外,每天中午她啃馒头,晚上到熟人家里吃口热饭,一直经营到谢幕,然后到熟人家“将就”一晚上。有一天,她甚至“靠着山墙睡了一宿”。
收入也的确没让这些小商贩失望。一个卖铁器的,平时在20多公里外的县城摆摊,每天的营业额不超过300元。但在东清秀村摆摊的这几天,几乎每天的营业额都比以前翻一番,而成本增加无几。本村的一个小卖铺,平时流水也就是四五百元,但戏班子来的第一天,流水就上升到 2000元。
一个当地人也开始出来卖油炸火腿肠。“平均一天能卖200来根。”她满意地说。
那种批发只要三四角钱的小火腿肠,抛开成本,每根还有将近5角钱的赚头。这意味着,小摊一天能赚到100多元钱。对于这个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多元的村子来说,1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唱戏,像是一块磁石,把周围的各色人等都吸引过来了。村里一些家庭,陆续有亲戚赶过来。这个在封闭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使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很多年后,仍是农村维系和扩大社会交往的重要时机之一。另一个重要时机,则是春节后的窜亲戚。这些时候,主人备好酒菜,亲友聚在一起喝上几杯,热闹几天,其乐融融。
“这是村里的盛会。”大学生村官贺广秀评价道。她在东清秀村工作一年,还从没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    转战
对戏班子的人来说,最忙的当属赶台口前后那几个小时,因为有数千件的行头需要整理。其他时间则比较轻松,从晚上谢幕到第二天下午,都是休息时间。部分人早起会吊嗓子练功,上午则是许多人的娱乐时段,他们总会找出各种乐子,调剂一下生活。
玩得最多的是流行全国的“斗地主”,三个人一伙,很容易凑起来。有时会带点彩头,不过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工资都不是太高,赢了输了心里都会不好受。
两岁的小男孩伟伟总会在上午出现在舞台上。他一出现,总会有人逗他玩。这个小男孩已经能熟练地翻跟斗了,还会咿呀咿呀地喊上几嗓子。旁边看热闹的,不时鼓励他再来几个。
“这个小萝卜头将来也是块唱戏的料。”赵联秋经常开玩笑说。
大部分时间里,赵联秋是开心的,他想尽量给集体生活带来一点笑声。一般吃饭的时候,他和大伙一样,找个阴凉处蹲着吃。一会儿,他就冒出一个笑话,说到得意处,还站起来模仿一些动作,逗得大家哈哈笑。
然而在大家看不见的时间,他却愁眉不展。按照计划,戏班子这趟“远征”能小赚一笔。但在东清秀村演出两天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原定的下一个台口,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取消演出。而再下一个台口,是在一周以后了。
这一下,赵联秋陷入了两难境地:回去再来,显然要赔本;留在此地,住的地儿都没有。
班子里逐渐传开了这个事,大家情绪都不乐观。没有台口,他们最担心自己的工资能不能兑现。
在一天晚上演出前,赵联秋给大家开了一个鼓气会。“我就是好将军,我们不能打败仗。不管有没有台口,我给大家照常发工资。”他严肃地说。
和大多数草台班子不一样,赵联秋的班子实行的是月薪制。一年赶场八个月,无论有活儿没活儿,戏班子的人总要拿到数额不等的工资。而别的班子,大都采用计件制,每唱一场,拿一场的钱。赵联秋不想这样,因为“人心不稳定”、“人员流动大”,对戏班子的声誉有影响。这位武生出身的班主,想打造一支“叫得响”的专业队伍,和吃财政饭的长治市一些知名剧团一决高下,成为一个品牌。
戏班子的投入也不小。前前后后,这个班子的几个股东,已经投入了十多万元。而目前,部分行头也得马上换了。现在的这一套行头,是以6万元买的二手货,有些已经不能再凑合了。
好在天不绝人路。几通电话后,他找到了当地一个写台口的人(俗称“揽头”,即给戏班子找活的人,劳务费通常为戏班子总酬劳的20%),搭了好几百元的饭钱,终于写了一个台口,尽管7场戏只有9000元。
赵联秋黝黑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东清秀村的最后一场演出即将开始,赵联秋和申晓云找到村主任刘斌,想要结清账。
“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来一段歌舞,昨天晚上唱得太短了。”刘斌说。
“你们的舞台太小,台步走不开,时间当然短了。我们没有歌舞,要不清唱一段吧。”申晓云说。她不敢得罪这个村主任,因为款子还在他手中。
最后,申晓云答应班子的人清唱三段。谈判结束。
类似的刁难随时都有。在下一个台口韩村,赵联秋和他的队伍又面临了刁难。“唱不好扣钱,唱好了没奖。”韩村的村支书说。
在韩村的第一场,戏班子的《杨七娘》赢来了热烈的掌声,赵联秋才松了一口气。虽然以前也有人这么和他说过,但最终并没有这么做,他担心韩村的村支书和他动真格。
“唱戏越来越难干了。市场是不小,可市场也在变。要是戏曲再不改进,恐怕以后就不行了。有的村现在就不请戏班子,改请歌舞团了。”赵联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果树”。
他表示,戏班子的剧本已经严重落伍,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以至于观众越来越少。而写剧本的人,稿费又拿不多,所以也不愿意写。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以后的戏剧要向荒唐戏发展。”赵联秋断言。
他曾看过一个段子。在戏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和一个精通法律的现代律师碰在了一起,二人各自围绕自己的理念展开了种种故事,包袱不断,笑料百出。“这样的戏就对了,观众喜欢看,可是没人写呀。”他说。
在东清秀村唱完,第二天一早,戏班子的人开始卸幕装车。但是联系好的大巴车迟迟没有出现。在这个距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临时联络又不可能。此地距下一个台口,路程在50公里以上,当晚就要演,时间相当紧。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坐在满载行头的货车上,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汽车在黄土高坡上蜿蜒,欢笑撒了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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