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遗体土葬奉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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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孙中山逝世后,先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尔后遗体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在这期间,遗体历经风险,以至传出多种不同的说法:张作霖派人焚烧了孙中山遗体;棺柩烧坏了一角,遗体变色,不得不进行土葬;孙中山遗体在解放前早已被蒋介石运到了台湾等等。针对种种传说,知情者撰文,披露真情,以破谣传。 ww
孙中山
的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之后,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中央社稷坛大殿安放,以作公祭。在奉移时,没有用杠夫,而是由当时在京的孙中山亲属和国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陈树人等,分组轮流举运。
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是建于明永乐19年,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祈祷丰年的场所。今日,作为一代伟人的公祭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搭建。在公园大门、社稷坛石门和拜殿门口都搭建了素雅的三彩牌楼,并适当地配有彩绸彩球。灵堂上扎了灵龛,灵龛的圈门上雕出了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挑上悬着长短彩绸、绣球,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柩盖上覆以青天白日旗,柩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遗像。上端悬匾“有志竟成”,两旁挂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灵龛两旁摆着青松翠柏、鲜花。灵堂内还设有苫席,并按中国传统习惯,男左女右排列,灵位东侧(上首)为:戴恩赛(孙中山的女婿)、宋子文(孙中山的内弟)、孙哲生公子、孔祥熙(孙中山的襟丈);灵位西侧(下首)为:孔夫人(孙中山夫人的姐姐)、孙哲生夫人。此外,还有在此轮流守灵的政府文武官员。
从公祭开始,仅一周时间,公祭处共收花圈7000余个,挽联5900余幅,横条幅500余件,唁电唁函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计746823人,机关团体1254个。其规模之盛大,礼仪之隆重,影响之远,这在民国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公园公祭之后,经治丧处黄开文、许世英、李烈钧、戴天仇等互相协商之后,定于4月2日上午11时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待南京中山陵完工后,再正式奉安。
4月2日,北京城各机关、团体、学校、铺户、住户均挂半旗致哀。上午8时起,北京西长安街至中央公园门口、天安门一带,由治丧处分段分片地插上了白旗,作为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殡人员集合的标志。政府派出的陆、海军护灵仪仗队、北平警察保安队,先后按次序排列整齐,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花圈队则在公园南门 “公理战胜”牌坊集合,人各手持花圈一个,等候起灵。
殡列行进时,宋庆龄夫人在灵车后边乘坐第一辆双马驾辕的黑车,车顶上扎着黑彩球。其他送殡官员的女眷所乘的四轮马车车顶上,一律扎白彩球。
殡列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等街道时,市民们均不约而同地肃立在便道上,主动脱帽,行注目礼。城中礼炮哀鸣,一派肃穆,三架飞机,绕空护送。在行进中,群众高呼口号:“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场面十分悲壮。
灵车抵达海淀时,有培元小学、西郊小学、西郊女学等校师生列队行礼致祭。车经玉泉山、山口扎有素彩牌楼一座,上面嵌以“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字样;不远又有小牌楼一座,标以“哀音”二字。
下午4时25分,灵柩抵达香山碧云寺,山门外有香山慈幼院男、女学生千余人,他们均身穿青制服,手执素花束,列队迎灵。另有清华童子军一大队,每人俱穿土黄军服,胸章、肩章。队色及佩戴齐整,颈上系蓝、白两色的领巾,头戴大沿帽,手执军棍,阵容整肃。当灵车开过时,全体童子军在一声口令下,均以左手举军棍,右手三指合拢(代表智、仁、勇的精神)放在军棍前行礼。顿时,鼓乐大作。此外,中法大学、绅商市民团体纷纷用松柏枝、鲜花、纸花临时搭了大牌楼。
因香山碧云寺坐落在山上,为使孙中山先生灵车能够平稳地运上去,事先顺着山道,台阶用木板搭成长坡,当灵车到碧云寺后,由执绋的人们挽曳而上,很平稳地将灵车运至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
碧云寺各院门早已搭起牌楼,挂满挽联。二重门牌楼的挽联是:“空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民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塔龛内的长联是:“功高华盛顿,识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4时30分,在庄严的哀乐声中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被安居于金刚宝塔内。
孙中山先生遗体暂居北京西山碧云寺,是等待南京中山陵竣工后再奉移。但不想孙中山遗体在碧云寺暂放期间,竟多次遭到奉系军阀势力的威胁。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胜后,即以武力为后盾,再次插手北京政权。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的第二天,即与冯玉祥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权。
当时,北京处于奉系军阀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势力远在南方的广东,碧云寺守护孙中山灵榇的只有几名卫士。
张作霖的奉军入京后,胡作非为,常有士兵在西山恣意捣乱。
1926年4月,一群奉军士兵来到碧云寺闲游,看见灵堂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一个奉军士兵问守灵卫士:“这像上是什么人?”
卫士回答说:“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先生。”
这个士兵听后,眼睛一瞪,竟张口大骂“什么总统”,随后拔出手枪就想对孙中山的遗像开枪。
守灵卫士见状,赶忙上去好言相劝,奉军中一些明白事理的士兵也力加劝阻,那士兵才收起枪来作罢。
当时负责守护西山灵堂的副官黄惠龙,担心奉军还会来闹事,便命令卫士们把灵堂的铁门关闭,守灵卫士身穿便衣守在碧云寺金刚塔内,在暗中守护灵柩。后来黄惠龙调走,李荣接任守灵处主任,风声更紧。那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军阀被彻底打垮,奉军也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9月18日,奉系军阀张宗昌到北京开会,竟然提出:南军总是打胜仗,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要求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祸国殃民的张宗昌,真是可恶至极。张宗昌是近代军阀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字效坤,乳名“田”,1882年3月4日生于山东省掖县路旺乡祝家村一个贫穷的吹鼓手家庭。曾为土匪,绰号“狗肉将军”。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光复军团长。1916年被袁世凯收买,派人暗杀陈其美。
1917年8月,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北洋政府大总统,张宗昌随冯进京,初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但张宗昌不惯于总统侍从的拘束,不久改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
1926年7月9日,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打响,这直接威胁着北洋各系军阀的命运。北伐军所向披靡,在两湖和赣闽战场上先后打败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奉张亟谋对策,张宗昌在9月奉张作霖召开的“讨赤”军事会议上力排固守北方之议,坚持主张南下,得到奉张的同意。但是,以军阀私利为灵魂的张宗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心态:他属奉系,但非嫡系,不甘心完全受奉张的驱使,时思寻机脱奉自立;他援吴(佩孚)而又想抢占吴的地盘;他援孙(传芳)但又念念不忘不到一年前被孙氏赶出苏皖的“一箭之仇”;他仇视革命,“素以反赤为职志”,却又一度接受杨度所提“背奉附南”的建议。但是他最终还是与北伐军为敌到底。
1927年6月18日,张宗昌与孙传芳等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了“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诸玉璞的直鲁联军分别被编为“安国军”第二、第七方面军。6月下旬,张宗昌在鲁南、鲁西连吃败仗。7月反攻蒋军一度得手,重占徐州。8月,孙传芳在津浦线南段反攻蒋军不利,张、诸军则在陇海线上与冯玉祥部国民联军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拉锯战。10月,因张宗昌以重金收买国民联军刘镇华部旅长姜明玉叛变,诱擒冯部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姜之倒戈,使张宗昌赢得了马牧集之役的小胜。但总的来说,张宗昌吃亏还是大的,损失还是惨重的。
张宗昌在南方打败仗,却责怪孙中山的停灵之地,真是岂有此理。他在1927年9月18日来北京开会时,信口雌黄地说:南军打胜仗,是因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好,为了能打胜仗,就应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是一个极迷信风水的人,他听了张宗昌的建议一拍即合,幸亏杨宇霆从旁劝止,才暂时作罢。杨宇霆,原名玉亭,字徽阁,后改邻葛,有以诸葛亮自况之意,因而在政界有“小诸葛”之称。杨宇霆在奉系军阀集团中,曾任奉天省督军署参谋长、奉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兵工厂督办和江苏省督办等要职。他在张作霖身边,为张出谋划策,赞襄政务,参与机要,位同首辅,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
在张宗昌提议毁掉孙中山遗体时,当时的“少帅”张学良也在北京。他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张学良对孙中山十分尊敬,他当面警告张宗昌不准胡来,还通知警察厅加强防范。张学良还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并表示他可以护送到天津,处于当时南北战争的情况下,移灵南京很不安全,也不可能。
正是由于孙中山遗体处于险境,特别是在报纸上刊出关于孙中山遗体的谣传消息后,社会上的闲杂人士更是谣传不断:有人说,张作霖派人去烧孙中山遗体,幸亏张学良骑马赶到,才得以制止此事;有人说,棺柩被烧毁了一角,遗体开始变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孙中山遗体土葬了。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香山守灵处主任李荣,针对谣传,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这个报告是李荣在事后根据当时的日记写的,因此,真实可信。此报告存于中山陵园档案中。
这份报告中写道:当时,北京的报纸上又纷纷谣传土匪将要烧毁孙中山遗体,守灵处主任李荣为此十分担心。他曾想托人南下报告,但又觉得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帮不了忙,这时他想到了为孙中山治病的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医院,他想借外国势力来保护遗体。于是,李荣亲自到协和医院去找院长刘瑞恒,请协和医院以孙中山遗体有变,需运回医院治理为名,暂时予以保护。不料刘瑞恒胆小怕事,不敢负责,李荣哀求几次,刘瑞恒就是不答应。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荣只好决定把孙中山先生遗体转移到山洞里。他向协和医院的潘医生要了一些防腐药水,又从中法中学取回了孙中山最初曾用的一具美式小棺,于1927年11月25日深夜两点半,召集全体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楠木大棺中取出,用药棉裹好,然后移入美式小棺中,放置于水泉山洞里藏了起来。
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6月4日张作霖的奉军退出北京,接着,国民党的军队就进入北京。6月7日夜里,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碧云寺灵堂中。
孙中山遗体虽然经过几番波折,但并未损坏。1928年1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迎榇专员抵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由守灵卫士开启棺盖,目睹孙中山“容貌清洁,毫未改动”。直到1929年5月31日封棺前,中外各界人士曾有不少人瞻仰了孙中山遗容,也都没有发现遗体有丝毫损坏。
有人说因为遗体损坏了,所以才决定改为土葬。实际上,早在1925年8月,葬事筹备处向美商订购的铜棺就运到上海,宋庆龄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就已经决定土葬,两年以后才发生遗体经历风险的事,可见不存在所谓遗体遭损坏改土葬的事。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落成。5月18日7点20分,宋庆龄在孙科夫人陈淑英的搀扶下,登上碧云寺最高处的金刚宝座塔。
宋庆龄跨进石塔,在孙中山灵前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流着泪,用手指着灵柩。卫士们知道她是在示意要瞻仰遗容,便拿开覆棺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此时宋庆龄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抚棺痛哭,大声喊道:“总理!今天我来到您的身边,您却往哪里去了!您听得见我在喊您吗?”众人见此,赶忙劝慰她。
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了遗体改殓仪式。改殓前协和医院史蒂芬在孙中山遗体上遍洒贵重的防腐药物,头发上施以特制发膏,用象牙梳理整齐。遗容上擦上特制的橄榄油。随后,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林森等将遗体从楠木棺中抬起,更换殓衣。先将孙中山周身裹上白绸,外穿蓝色缎袍,套上黑马褂,戴上白手套,脚穿丝袜,云头朝日鞋,头戴大礼帽。随后,孙中山遗体奉移到美式铜棺中。当时《申报》载,孙中山“面目如生前静睡一般”。
5月26日,北平30万人衔哀恭送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在封棺时,宋庆龄凝视遗容许久之后,才将棺顶盖上,并与家人将铜棺上的螺丝钉拧紧,在棺上覆上党旗、国旗,三鞠躬礼成,封棺完毕。6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
孙中山先生遗体自从入葬中山陵以后,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动过。但是,有些人却谣传孙中山遗体移到了陪都“重庆”。还有人说,孙中山遗体在解放前已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
带着种种传闻,周描坤曾于1986年采访了孙中山生前的贴身卫士范良,当时,范良是唯一在世的孙中山贴身卫士,又是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过建陵工作、安葬时抬过灵柩、安葬后长期守陵的唯一代表,是孙中山葬事的历史见证人。
范良说,安葬在中山陵的棺椁是紫铜棺,大小与北京那具水晶棺差不多,约1厘米厚,上面是水晶玻璃盖。透过水晶玻璃,只见孙先生身着黑色马褂,蓝色长袍,脚上是黑色布靴,神态安详地仰卧在蓝色的弹簧垫上,身体两边用许多丝棉球固定,两脚中间安放着一只约33厘米高、直径20厘米左右的大口康熙年间瓷瓶,里面存放着火化了的内脏,用一块红色绸布扎口。密封前,又盖上了紫铜棺盖,棺盖上面刻有梅花图案,很精致。6月2日上午开始密封,前后5天。墓穴四周为长岗石墓圹,墓圹外边是一尺多宽的隔层,再外边还有一道坚固的墙面。密封位置在墓圹的中部略靠上,先用钢筋条,钢筋条上面是钢丝网,箍紧后又铺一层油毛毡,最后用混凝土密封。这样,上部为日本著名雕刻家高琪所精心刻制的孙先生卧像,下部是孙先生长眠的紫铜棺。密封工作非常细致,我始终在现场。墓内、棺材里没有随葬品。
范良针对香港《文汇报》刊登的,关于有关部门用现代先进仪器测定,孙中山遗体已缩短了一寸左右,其它一切完好的消息说,这件事我也觉得奇怪,有关中山陵的活动一般都要通过陵园管理处,然而这件事我们管理处的一千多名干部、职工却一个都不知道。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来宁,我问他这则消息的出处来自何处,他只是说:“确有此事”,但没有正面回答我。所以,我们都认为在国家有关部门没有证实之前,只能当做“参考消息”,究竟有无缩短,是否完好,有待测试证实。
范良对蒋介石一度想把孙中山的遗体移到“陪都”重庆,这个传闻作了回答。他说,确有这回事。蒋介石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先生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侵华日军攻破上海、苏州两道防线,蒋介石曾想把先生的遗体带到重庆去。当时设计陵墓的工程师认为陵墓比较坚固,再移灵怕损坏灵柩和遗体,移灵之事没能如愿。
说实在的,要移也是可以的,从墓穴周围的隔层下去,在旁边打洞取灵柩不是很困难的事。我想主要还是工程师不愿破陵,同时也考虑到日本慑于世界舆论的压力,谅他们不敢在孙先生的陵墓上轻举妄动。历史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国民党撤离南京前夕,林森到中山陵对我们说;“总理遗体不能移动,你们要保护好总理陵墓。”80名卫士都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言书上签了字。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还在不在中山陵?这本来是一个无庸置疑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却谣传孙中山的遗体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范良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在他口述记录的《我为中山先生守陵》一文中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留守人员,我被任命为总理陵墓代理拱卫处长,负责警卫工作。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并没有来过问中山陵之事,孙科先生在离宁前曾来谒陵。我请示他:‘共产党军队渡江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孙科说: ‘毛泽东、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你认识周先生吧!你不要跑开,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我又问:‘武器怎么办?’孙科说:‘枪可以交掉。’于是,我根据他的指示,动员拱卫处人员不要离开。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奉命守陵和看护陵园的建筑和林木的,大家先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以后,我担心守陵部队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在解放军尚未进城前,就命令大家徒手站岗,武器全部入库存放。”
“4月24日清晨,解放军的刘志诚团政委率领一个营战士来到中山陵与我谈判,我即主动把守护中山陵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把枪支弹药造册交给了他。从此,中山陵全部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南京解放后,我们卫队曾和解放军一道站岗护陵。我一直守卫在中山先生的身边。”
此外,在中山陵的职工和退休职工中,还有不少人解放前就在中山陵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未曾动过。
在中山陵园档案史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1月10日,即淮海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国父陵园拱卫处召开会议。决定将紫金山后山各分驻所除每所留3 人徒手巡护外,其余全部调到山南,编为三个中队,加强对陵墓的守卫。不久,国父陵园奉命紧急疏散,为保卫孙中山陵寝,拱卫处全体官兵奉命留守,计官佐24 人,士兵335人。4月23日,即南京解放的当天下午三时,拱卫处召开紧急会议,由范良主持,决定将各分驻所集中,加强对陵墓的守卫,并规定“日间巡哨岗仪一律仅带刺刀,夜间除门岗外,暂不出巡。”《1949年中山陵园拱卫处半年工作总结》中写道:“自4月24日南京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5师有一团进驻陵园,我们都未离开岗位。当日,该团刘政委就召集我们干部讲话,并谆谆嘱咐我们照常安心工作,担任维护中山先生陵园秩序。”中山陵园的平静交接,证明孙中山先生遗体是得到安全保护的。
再者,从蒋介石死后安厝来看,孙中山遗体不可能运到台湾。蒋介石生前曾自选墓地,1946年他曾在中山陵西侧的紫霞湖附近,自选一处墓址,并筑正气亭为标志。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死后并没有安葬,而是安厝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南面的慈湖行馆。据台湾《蒋公哀思录》记载:“慈湖陵寝只是蒋公暂厝之地,……因为南京才是蒋可以含笑安息的地方。”
蒋介石尚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南京紫金山,所谓孙中山遗体已迁到台湾的谣言可以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