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语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20/09/19 06:32:30
对“搞破鞋”这个词语起源于何时,我没有考证过。但它显然是来自民间的语汇,
是中国文化中众多涉性的语汇中的一种。因为鞋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与此相关的还有井、锁等。而破鞋意味着女人性关系的混乱,搞则是指男人越出婚外的性关系。鞋是中国文化中
最古老的生活器物之一,在上古时期就有郑人买履的寓言,可见源远流长。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这一隐喻的说法也不断丰富着语汇,寻找着新的喻体。比如,在城市里汽车是人人都熟悉的交通工具,而公共汽车即是鞋的替代词。在革命文化的话语系统中,与此相关的说法是生活作风不好。这种说法因为更含蓄,因而也更启发人们的联想。都源于中古时期形成的女贞的性道德观念,而且只针对女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男人的性道德是非常宽松的,一夫多妻是基本的婚姻制度,所以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的说法。西风东渐导致了中国文化的震动,基督教文化中一夫一妻的制度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且成为具有法律效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在西方文化中,给这一制度中的男人以补偿的,是整个社会默认的情人,它起源于中世纪的骑士理想。而在中国,找情人也是属于“搞破鞋”的范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性道德观念开始松动,非婚的同居、婚外的性关系不那么不可容忍,但也只是相对男人而言,延续着中国男人多妻的集体无意识。女人基本上还是要在原有的婚姻关系中,承当着相夫教子的文化功能。嫁不出去的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有婚姻关系而红杏出墙也是被舆论所不容的。所以,在深圳等开放程度大的地区,养二奶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法律对之无能为力。
这种观念变化在语言中的反映,是涉性的语词开始变得温和。以第三者插足,代替了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撬(发qiang音)行”。这两种说法虽然仍然带有贬义,但不分性别,毕竟体现着两性关系间的平等,比起“搞破鞋”都进了一步。因为男人能搞“破鞋”是一种本事,而当“破鞋”的女人则几乎要承担所有的道德谴责。与此同时,对各种婚外的性关系,也有了详细的分类,各有不同的称谓。对于没有婚姻契约的性关系,形象的说法是找临时工。对 于未婚女人的性行为,在北京民间的说法是“搞补差”。虽然更加曲折,但是仍然透露出对女人非婚性关系的轻蔑。这个词语最早起源于文化革命后期的七十年代,为了解决大批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政府动员一些职工提前退休,作为对他们的经济补偿,许可他们到其它单位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以补足工资的差额。但是,我始终搞不明白的是,这一说法何以是针对给人当情人的女人。男人的性和感情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就到婚外去补偿还好明白,而未婚的女人好比原本没有工资的待业青年,何有差可补?反复思考终于明白,因为这种情人关系是临时的,而且不限于一个对象,多是在男人的妻子不在的时候。而对于年青女人勾引成功的男人,则报纸上也公开地称之为“摘桃子”,这个词语最早为中国人所熟悉,是由于毛泽东的一篇著名文章。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民化的性启蒙,而其丑陋与邪恶导致了一代人的性恐惧。最先开始的是游街,一些女人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了鞋子。这是最早听到“破鞋”这个说法,但也完全不懂其中的性隐喻,只知道“破鞋”指的是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那时候“破鞋”一词除了性关系混乱之外,还包括穿奇装异服等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内容。其次是漫画,从 刘少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到学校校长,他们的婚姻状况都被人们想象成色情的内容。两性之间的身体接触,被恶意地丑化着。再后来是大字报,其中有关性的内容吸引着最多的读者,
街上的顽童们欢天喜地地大声重复着关键性的句子。尽管如此,两性之间的关系仍在民间发
展着。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漂亮的高中女生和军宣队的一个解放军,在树林子里睡觉,被一
群顽童发现,召来大人把他们扭送到了派出所。那位解放军被调离,而那位女学生则在人们 的笑骂中抬不起头来。她的身后经常追着一群孩子,骂她是“破鞋”。关于她的故事则在女
生的悄悄话中流传,其中的一则是说她的母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为她和那个解放军放
风。
九十年代的人们已经很少上个时代人们的道德激情,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对宽松,各种被压抑着的民间话语重新兴起,流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从域外传入的性幽默,又启发了中国男人的想象力,各种各样的黄色笑话广为流传。这固然仍然是文明压抑的结果,但毕竟体现了对抗压抑的自我调节能力。把压抑导致的攻击性消解在说笑中,这表现出现代人的智慧。大家在一起说说黄色笑话,比互相窥视隐私要好,至少可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搞破鞋”这一词语正在公众的话语系统中消失,但还保持在民间的语汇里。比如某大城市有一破产企业协会,被那个城市的居民心照不宣地简称为“破协”(谐鞋音)。这里已经完全没有道德谴责的恶意,而是一种纯粹的幽默。
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词语的意思是指两个人在一起谈心,其中的一个必须比另一个政治水平高,通
过他的帮助和影响,使另一个迅速进步。而“红”是所有革命文化的共同象征。革命领袖是红太阳,坚决保卫革命领袖的青年自称是红卫兵。军人的领章与帽徽,都是一片单纯的红色。只管读书不问政治的人,被批评为只专不红。狂热地宣传革命思想的观念艺术都有一个红的前缀,比如红海洋、红宝书。在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要画上一个红叉子。就像中国封建社会时,以黄为贵一样,红色是新中国最高贵的颜色。这种观念的形成,有来自域外的首先发明。因为红是鲜血的颜色,蕴涵着暴力,而被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所偏爱。中国人对于它 的崇拜的另一个源头,则是原始的萨满教。因为红是最鲜艳的颜色,而使原始人相信它有驱邪镇妖的能力。这两种文化源头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当代最丰富的政治话语内容。五十年代已经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更是以话语暴力的形式,把它发展到极端。194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名字里有一个红字的为数不少。而在相对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通常是用与红同义的
丹字或彤字。
“一帮一”这种形式,最早是由解放军发明的。后来由于最高层的提倡,而向全国推广,由此迅速普及到全国各地。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
人在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支左(即支持左派)使他们取代了各级政府的职能。军事管制是平息各种骚乱的不二法门。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处于被优
待的地位。到处都贴着军人优先的标语,连他们的家属也都趾高气扬。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
,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参军,军服是最时髦的服装。记得小学同学里有一个军干子弟,长年
穿一件褪了色有四个兜的旧军装,整天挂着两筒大鼻涕,学习一塌糊涂。文化革命以后,他的这身行头成为最珍贵的服装。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高贵的血统,还可以证明他父亲资历很深。那是最早期的军装,是普通棉布的,只有解放初期的军人才拥有。而另一种时尚,则是追逐
军装式样与颜色的变化。取代平纹棉布的是不容易掉色的人字呢军装,的确良发明出来之后
国防绿又取而代之,到文化革命后期的时候,比较上层的军干子弟中开始流行将校呢制服、 毛领大衣与将校靴。这更使一般的平民子弟不可企及,以前的各种样式还可以勉强摹仿制作
,仿军绿棉布和塑料的军服扣子,曾经一度畅销,价钱也还可以接受。而将校呢则是一般家
庭无法问津的,商店里也很少出售。
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社交是被不成文的舆论所非难的。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把男女之间的接触,给出了一个革命化政治化的限定。这使一部分男知青立刻活跃起来。在此
之前,他们只能以看老乡的方式,或者求人办事的借口,来女知青的宿舍。即使是真的搞对象,也只能在黑夜里偷偷摸摸地进行。这回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约女知青。为了表示光明正大,一男一女通常是在众人的视线可以企及的地方,比如集 体宿舍的门前。一开始的时候通常是腼腆的,而且带着没话找话的尴尬。从形体到表情,都
是僵硬的。加上装腔作势的一本正经,更显得滑稽可笑。用北京民间的说法,就是假门假式。
这个词语是彻底地消失了,在八九十年代的语汇里找不到同义的说法。只是在八十年代的初期,整个社会都在呼吁青年问题,教育落后青年成为一个持久的话题,当时有一个模范人物朱伯儒,事迹中最感人的一项就是以信任感化了一个小偷。还有一出很出名的话剧,也是帮助教育女流氓的。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报道,女团干部不顾社会偏见,主动嫁给刑满释放的男青年。这或和“文革”当中“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相似,但是走得更远。那时候只限于思想帮 助,这回是连身体都要付出,完全是不计得失的奉献,正和八十年代整个社会要求女人牺牲的主流话语相吻合。
红五类与黑五类
在阶级社会里,出身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财产、荣誉与地位。特别是在中国这
样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出身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上古时期就不用说了,贵族占有着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故《诗经》里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名句,《左 传·曹刿论战》中有“食肉者鄙,未能远谋”的经典细节。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更是严格
周密。这经常是诱发朝代变化的社会根源,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它的弊端,作为让步不断地实行一些改革。比如,官员由单纯的世袭到科举考试。到了近代,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洗礼的欧洲文化的强制性入侵,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为了救国图强,才实行了平民化的改革。但这不等于出身的意识不再存在,只是换了一些内涵,或者说是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政治上的暴发户,取代了封建官僚地主的地位。而新式大学的毕业生,也取代了旧式功名的状元榜眼们。留洋回来的,要比土生土长的更吃香。政治的联姻依然存在,通常是军政与商政的结合,或者是同一行业中门当户对的选择。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门第与出身也仍然是重要的。当时的新式女青年,时兴找留 学生,留日的还不行,一定要找留英美的。这种风气带到了台湾,一直保持到七八十年代
。有一本杂志上曾经有过一个报道,某著名女校的毕业生聚会,她们打的标语是,我们嫁了多少哈佛的博士,数字是三位以上。
1949年以后的内地,经历了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出身却比任何时期都重要,一直到文化大 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如果出身不好,在升学、就业以及婚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要受影响。七十年代末风气才逐渐扭转,先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使海外关系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带来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的实惠。其后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考试制度中政审的尺度放宽。这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一股怀旧的风气,人们重新阐释着血统的价值,都把自己的祖上说得越富有越光荣。家族意识空前地强,一直发展到不惜重金修坟造墓,而且政府屡禁不绝愈演愈烈。这种现象在南方尤其普遍,在东北这样儒教文化影响相对薄弱而殖民文化影响又较深的地区则比较罕见,或者基本没有。那里的人们更重视现实的经济效益,“疯狂的君子兰”曾经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时,中国人向钱看的典型事件。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则带来
了又一轮阶级关系的变动。个体户是最早暴富的人,他们通常是一些底层市民,长期处于政治经济体制之外,生活无着,所以最初是被人们瞧不起的,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地位,
首先引起了高干阶层的愤怒,因为个体户实际上正在取代他们往昔优越的经济地位。突然意识到钱是可以这样赚的时候,他们及其子女才平息了自己的怒气,转而利用手里的特权和社会关系,或者倒卖稀有物资或者卖批件,迅速进入了新贵的阶层。当“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立即高兴地说,让谁先富起来?就是让我们先
富起来。这很有点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情况,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化。不仅中国,苏联解体之后,在新的经济体制中,首先富起来的也是原先的特权阶层,党委书记们摇身一变都成了公司的经理,利用原有的贸易渠道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差额,非常神速地发达了。他们被称为俄罗斯新贵,或者委婉地被叫作新俄罗斯人。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的活跃释放出了民间的活力。最早富起来的人们当中,有不少起于底层。特别是席卷全国的商潮,改变了不少中国
人的价值观念,钱正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杠杆。此外,权力与金钱的联姻,也迅速地蔓延,
导致了吏治的腐败。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就是最早揭露了通过儿女联姻的方式,金钱与
权力的交易。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经商也蔚然成风,这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对个体户
的偏见。意识到发财的不都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新兴的白领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阶层。
这影响到人们门第观念的转变,没有经济实力的空头衔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文化革命以前
的高干与高知,日益趋于没落。有一个小品,曾经非常简练地概括出这种门第观念变化的历
史:“七十年代的姑娘爱出身,八十年代的姑娘爱文凭,九十年代的姑娘爱经营。”
“红五类”与“黑五类”是文化革命时最基本的门第区别。所谓红五类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革命职员,而黑五类则是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
右派分子。其实在实际掌握的政策中,还有一些更细的分类。比如,资本家也属于黑五类的范畴,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也都属于不被信任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处于两者之间
的,比如中农和富裕中农,政治清白的知识分子等。在“文革”的初期,1949年以后培养出
来的
知识分子,还是依靠的对象,受冲击的主要是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他们通常被冠之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各个单位的“文革”小组,大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 个阶层被彻底打入另册,是在1974年“反复辟回潮”的运动中。当时有一个显赫的人物,特
别强调要注意那些在党内有职务、业务上又是骨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
人物。这些阶层中最稳定的是“工、农、兵”,除非少数爬得太高的人,在政治的变动中

了下来,比如曾经位及副主席的王洪文,绝大多数的“工、农、兵”,依然信守着“爬得
高、摔得焦”的格言,缺少政治冒险的激情。九十年代初使万人空巷的一部肥皂剧《渴望》中的刘大妈,她的生活信条,代表了典型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而最不稳定的阶层则是革命 干部,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就可能被揪出来。今天还在挨斗,出了牛棚就可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这就使出身的含义,需要不停地解释。还有一些界限也是需要特别深究的,出
身成份究竟是按照爷爷那一辈算呢,还是应该按照父亲那一辈算。在参军和提干等一系列情况下,查祖宗三代是一贯的做法。从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许多大学的保密专业政审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一般的就业和升学,如果也这样深究的话,恐怕就要“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就有了不断的调整和补充。此外来自民间的不满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首先是 在知识分子当中,当时著名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引起了不少青年
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遇罗克烈士就是针对这种血统论写了《论出身》的雄文,而惨遭死刑的结局。一味的镇压已经没有效果,因此才有了政策上的调整。首先是重申“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继而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反复申
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大学重新开始招生的时候,虽然
明确规定以群众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但还有一条是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说“黑五类”出身的人,只要政治表现好的话也属于可以考虑的范围。其次,则 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专门发了一个“五十四”号文件,明确说明出身成份应该按父亲算。
在九十年代新一轮的阶级变动中,“红五类”和“黑五类”的门第观念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以金钱为标准的新的势利。“红五类”的词语是彻底地消失了,它实在是不得人心。就是在一代人怀旧的风气中,也没有人愿意重提这种耻辱。在商业的大潮中,京城里开设了不少以“老三届”、“北大荒”、“黑土地”为名的餐馆,却没有一家是以“红五类”命
名。有意思的是“黑五类”却成为了注册的商标,并且是系列产品,其中包括“南方黑芝麻
糊系列”、“南方黑豆奶系列”、“南方黑麦片系列”、“南方黑芝麻汤圆系列”和“黑八
珍系列”。这除了系列品牌的巧合之外,显然也带有幽默的成分。这个词语虽然进入了商业
的潮流,但就其原初的含义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语词也应该算是消失了。
粮本粮票、购货本、布票及其它票证
粮本粮票、购货本、布票的通行,大概是起源于五十年代前期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
销政策。当时可能是为了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而实行定量供应。其它的票证则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物资紧缺情况,不时地进行调整,而且各地有各地通行票证的不同内容,随着市 场情况的变化而时有时无。比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东北连烟都要发票,“文革”时期
,则
连鸡蛋和豆腐也发票,票证之多简直数不清楚。在困难时期的北京,洗衣粉和肥皂也是凭票供应的,买高级点心是根据级别发票的。当时有一首童谣唱到:“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
头上茅房,一拉拉了高级屎,忘了带高级纸。”在“文革”时期的北京,买煤要用煤证,一
直延
续到八十年代。“文革”时因为一些轻工业产品短缺,北京发行过工业券。大到买自行车小到买 块把的确凉衣料,都要使用这种工业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取消。别的城市则是发自行车
票、缝纫机票等等,一般都是名牌的货物。一直到八十年代,短缺的物资还是分配到各单位,由领导说了算,或者是主管部门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布票是在八十年代初取消的,粮本和粮票使用得时间最长,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取消。购货本在不同的时期供应的货物不同,在
“文革”前的北京,里面包括每月一人一两芝麻酱、二两碱面等。逢年过节的时候,每人有一两
黄花菜和木耳,每户有半斤花生。在最困难的时期,连买菜都要用购货本,一人一天二两菜。
粮票分地方和全国通用的,地方和地方的用法也不一样。北京的粮票里不含定量供应的油,油另有油票,此外粮票中又分面票、米票和粮票,每月根据比例凭粮本分发。河北的粮票则分得没有这样细,油票包括在里面。这样虽然领粮票的时候比较省事,可在使用的时候则很麻烦,必须同时带上好几个口袋和油瓶子,一次把各种东西买齐全。各地的粮票基本上分十斤、五斤、二斤、一斤、半斤、二两和一两数种,只有上海发行的粮票中有半两的,人们通常以这个例子嘲笑上海人过日子的精细。除此之外还有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各地通行使用。当时的定额一般是,一个男职工每月三十斤,一个女职工每月二十八斤。其他重工业的职工则根据情况增加,而家庭妇女和其它没有职业的人,每月只有二十四斤。布票基本按地方发行,每人每年十七八尺。六十年代生产出一些混纺的布,每尺只收三寸布票。最初只有 白、灰和绿几种颜色,后来又有了其它各色的维棉布。这使好多家庭主妇松了一口气,买白的做被里,或者染了做衣服。黄的和灰的则可以做衣服裤子,但穿在身上皱皱巴巴的。军
用布票是全国通用的,这使一些军队家属有了优越感,可以到带领服装潮流的北京和上海买
衣服。因为棉布定量供应,也就使有劳保的单位显出了优越性,工作服曾经是许多人向往的
服装。白线的手套也是珍贵的,工人们常常积攒下来,拆下织成袜子和线衣线裤。从六十年
代开始,从日本进口化肥尿素,袋子是尼龙的,有点像毛料,非常结实。有的人就把它染黑
了做裤子,但是上面印着的字迹是盖不住的,仍然可以看出来。于是就有一首民谣流传:“
某某县真叫富,一个一条料子裤,前日本,后尿素。”
从文化革命中开始,为了鼓励大家节约粮食,北京就有奖励政策。专门有一个小本,用
于储存粮票,到达一定数额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般供应以外的短缺食品,这使不少人家,都积蓄了不少粮票。当九十年代初,有消息要取消粮票敞开粮食市场的时候,曾经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恐慌。大家都纷纷抛出手里的存货,换鸡蛋换各种塑料制品,粮票一度像货币一样流通。收藏家们也开始忙碌,四处搜集各地和各种面值的粮票。那些得到消息晚的人,便惋惜粮票都砸在手里了。
这些东西终于成为历史文物了,人可以生活得轻松一些。与之相关的语词也开始被人们遗忘,电脑最新版本的汉字词库里,已经找不到布票和油票这些词了,只有粮票保留着。九十年代代之而起的,是商场里为了促销自己发行的各种优惠券,它们打进了政府机关和各种国家级的会议。单位三八节不再发宣传材料和实物,而是发一定面值的购物券,指定到某家商场购 物。妇女代表大会的重要节目,是到著名的商场无限制地打折购物,发放某个高档精品店的优惠券。这些策略一开始是挺有效的,很能刺激消费。但是,渐渐的人们发现,所有打折的商品,其实还是比早市和晚市中要贵。终于明白这是商家的诡计,把原先的价钱提高再打折。加上其它政策的调整,人们的消费方向发生了变化,购买力开始下降。竞争的激烈,破产
的店家纷纷抛出存货,到处都是二元店、六元店之类的招牌,这些优惠券也逐渐失去了效

。大家都学会了货比三家,有的甚至比到外地和外国。据说天津的餐饮业比北京便宜得多,不少北京人办结婚酒席的时候,开着车拉着亲朋好友到天津,所有的费用比在北京办事还要便宜得多。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的穷人到香港买衣服,香港的穷人到深圳买衣服,深圳的穷人到北京买衣服,北京的穷人到保定买衣服。大概还可以以此类推,直到直接到产地和厂家 购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家庭主妇们购物所需的时间大大地增加了。特别是对于繁忙的工薪阶层的人来说,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走进一个指定的店,拿出需要的票证,随口说出要购买的东西,连价钱也不问,交了钱扭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