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任弼时突然病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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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联进行治疗后,任弼时的健康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
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作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正因为如此,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他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只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来听隆重盛典的实况转播。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在会诊的报告上,苏联医疗专家们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
身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别的领导人政务纷繁、旰食宵衣之际,自己却始终作为一个病号,成天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涉足范围不出病房和疗养院,内心十分苦恼。所以当他病情有所好转,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国,与战友们一起分担繁忙的政务。
5月,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可以回国适量地参与工作。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他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当时主管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傅连璋看了苏方的体检报告后,随即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有关任弼时病情的报告。
回国恢复工作后,忙碌的工作使病情加剧,终于不治
1949年春,任弼时与秘书王发武在北平
在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每天只是在家“练习工作”,不过2~4小时。然而,眼见新中国诞生初期纷繁的工作头绪,战争、经济、内政、外交,各位领袖都比建国前更为忙碌的情景;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局势骤然紧张,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休养状态,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毛泽东见任弼时信后,即作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4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月、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保健大夫们也奈何不得,只好依着他。这一年的10月1日,他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其他四位中央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检阅了三军将士及数十万游行群众,这使他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得到补偿。
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也参与议事拖到午夜。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任弼时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这一夜,他没能休息好,加之近一个时期的过度操劳和费神,使他次日拂晓即感到头疼和不适。
1949年冬,任弼时与李富春在北京
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力伯畏,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陈琮英打电话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力伯畏放下电话同傅连璋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任弼时家。
“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璋汇报,傅连璋马上就赶来了。”力伯畏回忆道。
傅连璋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邀请了几位中国的着名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璋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时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对力伯畏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埃”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未能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